關於 土木堡之變後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自古低賤的商人、戲子如何爬到現在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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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遠古以來，就貶低商人地位。向來社會階級分布，皆以士農工商為基準。即便是武則天當妃子時期，她的父親因為是商人，所以依然不能穿著除了商人規範以外的其他顏色服飾，為此其父還忿忿不已。這種商人社會地位低下的狀態，直到明代土木堡之變後，才發生巨大的變化。

明初，朱元璋由於是社會底層出身，深怕又一個底層翻身的他，為整個社會設計了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嚴明階級制度。從服裝的樣式、顏色、配件，到路上誰撞見了誰，誰讓誰等等制度。在明初這到制度確實有效的管理了整個社會，直到土木堡之變。

其實原因不只是土木堡之變，也關於明代其實相比於過去，人口增加，加上社會相對唐宋元等時代來得穩定，整體經濟像是坐了直衝雲霄的火箭一樣起飛。這樣的情況下，商人自是賺飽了錢。賺飽了錢之後，就想著要讓孩子去讀書當官，改變社會階級。但土木堡之變後，朝廷開放「國子監生」可以用買的，然後各路商人還不趕快買爆。

另一個問題是，明代朝廷給的俸祿太少了。所以許多的中下層官員，收入真的不高，遠不如那些買官的商人二代。因為社會穩定，所以人人都熱愛消費流行服飾，因此「僭越」階級規定的人也變得越來越多。因為這種僭越是從下而上的，所以從中下層官員到上級官員，也不得不僭越些規矩，已重新樹立自己的威信。

又因為社會實在過於穩定，商人賺的錢實在太多，穿得也實在太好。所以當我們看明代的電視劇時，從畫面中出現個珠光寶氣的中年肥男子，你還真很難說他到底是商人? 還是大官? 還是兩者皆是?

至於戲子，也因為明代社會逐漸穩定。許多戲班都靠著人民越來越強的消費實力，而逐漸發了筆大財。不過戲子社會地位的改變，恐怕要等到19世紀末了，那又是另一則故事了。

對本文內容感興趣者，可詳閱巫仁恕《品味奢華》

決定明代命運的北京保衛戰 | 知史現場

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八月初，蒙古瓦剌大軍在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擊敗明朝北伐大軍，御駕親征的明英宗被俘虜，史稱土木堡之變。明軍主力潰散之際，瓦剌首領也先，挾持著明朝皇帝，集結大軍準備直取北京。就在此時，一位書生挺身而出，奇蹟般打敗了蒙古大軍。

于謙（1398－1457年），進士出身，本來只是兵部左侍郎，負責兵部的管理事宜。土木堡之變後，監國郕王朱祁鈺召集群臣商議攻防之策。當時有不少人鼓吹南遷，于謙厲聲呵斥，指一旦南遷就大勢不保了。郕王一聽，明白北京不可失，於是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籌劃京師防禦。當時，明軍主力幾近覆滅，剩下的殘兵不足十萬。于謙立刻集合各地尚可調用的軍隊，火速前往支援備戰。于謙明白必須穩定人心，方有機會贏得戰事。於是決定先擁護郕王為帝，向也先表示挾持皇帝威迫明朝不會得逞。

十月初一，瓦剌仍軍分三路大舉進攻明朝京師。短短數日就攻破數個關口，直逼北京。而為了保持戰鬥士氣，于謙向全軍下達了連坐法，凡臨陣逃脫者皆斬，迫使軍隊全力迎戰。十月十一日，瓦剌軍抵達北京城下，並且以被俘的英宗脅迫明軍投降。但于謙沒有理會，反而設下埋伏，引誘瓦剌軍進攻北京城的德勝門。瓦剌軍出動萬餘騎軍進攻，殊不知一進入伏擊圈就被神機營以火炮、火銃血洗；瓦剌軍大敗，就連也先之弟孛羅也中炮身亡。之後數次戰鬥，于謙統率各路明軍奮勇抗擊，屢次大破瓦剌軍。終於在十一月，瓦剌軍傷亡慘重，退出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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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版讀起來更好讀。齋主我向來看到消費史的書籍就愛不釋手，因為沒有甚麼比人類的消費行為，更能深刻理解社會的樣貌。此次閱讀《品味奢華》著實收穫良多，因其內容豐富，齋主僅能從其中擷取片段內容撰寫本文。實在也沒想到這篇文章，被我列入有品有閒系列文續寫的一篇。若你對本文有興趣，歡迎你也閱讀該系列文，若你對本書有興趣，也請你千萬買一本來支持。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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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品味奢華》一書，透過具體紀載，探討晚明社會的消費文化。作者指出晚明社會已經形成「消費社會」，並且以士大夫的消費文化變動，對比社會各階層關係之轉變，重新建構社會活靈活現的樣貌。本書以多項消費行為為例，如乘轎、服裝、家具、旅遊及飲食等，帶領讀者思考為什麼禮制法律的約束，遠遠跟不上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

明代早期因為多年不安定，包含改朝換代、政變加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政局相對不穩定，在這樣的態勢下，經濟自然無法穩定成長，所以禮法制度得以維持。在中葉後，由於政局穩定、人民富庶，加上資訊傳播迅速，社會自然形成各類奢侈品消費或炫耀性消費，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

「炫耀性消費」的概念，過去齋主《有品有閒》系列文中，有過詳盡的討論。這概念是由經濟學家范伯倫於19世紀末之《有閒階級論》中提出。意指消費者之所以購買該商品，並不單單因為其「實用性」或「使用價值」而選擇購買，更多購買的緣由是「想要區分與大眾的不同」，或者說是某種階級優越性。因此商品價格越高，未必會因此乏人問津，有些人反而會購買原因，恰恰是因其高昂到其他人負擔不起的售價。購買這類商品，被視作《有閒》。而後20世紀中葉，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更延伸這類概念，將資本分作經濟、文化、社會及象徵四種形式，換句話說有人是為了彰顯文化而購買，有人是為了人際關係而購買，更有人只是為了必須身分而不得不買。對此觀念有興趣者，歡迎延伸閱讀齋主過去的文章，在此不贅述。

明朝初期，不管是太祖朱元璋或成祖朱棣，都制定了許多禮法制度，其目的除了要重新樹立朝廷權威之外，也為了重新建立社會的倫理秩序。光是服飾一項，太祖便訂立了許多規範，從帝后將相到販夫走卒，都制定了相關規範，從圖樣、顏色、布料甚至是袖子長短都有相關規定。在這樣的規定下，自然社會上看起來井然有序，社會上各種職業和階級都一目暸然。

在乘轎文化上更是如此。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大明會典》明定無論官轎與民轎都不得雕飾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 幔。轎子比同車製，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轎 子比同車製，並不許用雲頭。而後洪武六年又列。令凡舟車坐轎、除紅漆外。許雜色漆飾。五品以上、車用青幔。餘並不許。其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轎子不但針對社會的階級差異訂立詳細規範，甚至對於民間用轎也早有相關規定。

乘轎與服飾文化，是本書著墨最深之篇章。確實明初朝廷對於各類事務的規範都十分詳盡，也或許符合當時社會民情和消費水準，但社會政局穩定發展，帶動的勢必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在生活越趨富裕的情況下，過去依據當時民情所訂立的相關規範，自是跟不上經濟發展。因此明中葉之後，富裕所帶來的奢侈消費習慣席捲民間，許多過去所訂立的階級規範，也在一次次的衝擊下逐漸破裂。

因為經濟能力的提升，服飾已不再只是彰顯經濟能力，更多的是為了顯現消費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穩定發展的社會，必然產生許多資本主義下富賈商人。中國社會向來崇儒而貶商，這些經濟水平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自然無法接受社會地位連官職最低的芝麻官都不如，這怎麼可能為消費能力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所接受。易位思考就很好懂，過去經濟能力差，只購買得起朝廷所規定的衣物，現在富甲天下了，難道還要依照規定購買過去那些爛衣服嗎? 人性使然，自然不會如此，因而開始模仿士大夫的穿著規定，只要保留相當的灰色地帶得以規避法律即可。事實上類似的行為並不只是發生在新富階級上，廣大的庶民百姓也因為經濟發展而提高了消費能力，也進而開始模仿那些較有社會地位者的穿著，不管模仿對象為士大夫或為新富階級。

明代因為政局穩定加上經濟發展，有著大量階級流動的需求。事實上朝廷也確實開放了比過往朝代更多的官位，甚至土木堡之變後還開放了商人能合法買官，但終生沒官做的儒生仍如過江之鯽。即便順利考上科舉，也未必真就能悠哉一世。

下層士人的社會地位著實尷尬。論財力他們遠遠比不上那些新富階級，論權力當然更比不上中高級官員，而好不容易考上了官，有了社會地位之後，榮華富貴也沒跟著來，反而發現日常生活中穿得比自己好的人多得是，甚至多數商賈和富二代，根本沒正眼瞧過自己一眼。晚明時「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除了買官所得到的官位之外，也多有士大夫從商而後致富者，因此在法規上實在難有明確的劃分和定義。對於下層士人來說，要保有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並不容易。

在大眾眼中，士大夫依然擁有社會階級和地位，因此士大夫更是成為大眾模仿的對象。因為經濟消費能力的提升，市井小民都在學習士大夫的穿著，儒服頭巾絲毫不足奇。即便嘉靖7年(1528)朝廷規定忠靖巾只能於某些士大夫所用，但到了萬曆年間(1563~1620)時，已為社會大眾用，甚至連衙門差役和算命師都在用。許多原本只有士大夫能用的服飾，平民百姓模仿也就罷了，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區域，許多被社會認定的底層職業，如奴僕、戲子、差役等都在仿傚。如此境況，可試想底層士人之社會處境。

士大夫雖然經濟能力不如人，權力也不如人，但在文化解釋權上還有一席之地。為了區別與其他仿效士大夫的平民百姓的差異，士大夫們開始利用在文化資本上的優勢創新服飾，進而維持其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如前文所述之忠靖巾(冠)原為官員專用，後來生員也跟著使用，連平民老百姓也都跟著僭用，儒生為了區分與大眾的不同，加以裝飾修改，更名「凌雲巾」，以區分地位差異。

政治經濟穩定的發展，打造富庶的晚明生活。富庶的平民生活，才有能力模仿上層階級穿著，這種模仿他人穿著的行為，直接創造了時尚流行服飾。正因為流行時時刻刻在改變，禮制階級也隨之變得模糊而不可分。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專錦衣華服，那真正區分社會階級的，也只剩下成本更高的其他「炫耀性消費」了。

比起服裝打扮來說，乘轎文化更是變化許多。明代初期便對乘轎者的身分階級及樣式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城市化等影響，許多農村的剩餘人力都到了都市發展，龐大的勞動力帶動了乘轎服務的興盛。明初期的士大夫原本都騎馬或騎驢，但飼養良馬成本太高，多人共飼一馬也時有所聞，隨著城市勞動力上升，乘轎服務的價格比馬匹來得便宜太多，而轎子也遠比騎馬來得舒服快意，並且來得更氣派。

明代之初，乘轎文化尚未如此興盛時，朱元璋便針對文武大臣有乘轎騎馬等相關規定。太祖認為建國不易，武官需維持強健體魄和武術修習的生活，因此規定武官只可騎馬不可乘轎，只有文官大臣得以乘轎。聽起來立意良善，但唯獨出了個問題，那就是小文官也是騎馬，這讓武官直接被文官大臣比了下去，便是官勳再大的將軍也不能乘轎。事後想來，這或許是明代初期君主刻意為之，讓文臣大於武官，避免再興戰事，穩定社會發展的手段之一。但隨著社會穩定發展，武官帶兵的需求漸少，加上這些大將軍也終究會老，總會有被皇帝破例賜轎的一天，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越來越多的武勳大臣都被破例准轎，慢慢這件事情也不怎麼稀奇了。

明代初期，對於乘轎者的身分是有嚴格規定的，只有三品官以上方可乘轎。但規定畢竟是老東西，隨著經濟水準的發展，乘得起轎子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規定也就隨之被打破了。前文提到明代「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許多富人讓孩子當官，許多當官的也變成了大商人，這些人的孩子也當然要循著相同的道路，若不是大商人就是考科舉。試想在如此優渥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又怎麼可能接受百多年前不准乘轎的規定呢? 是以明朝後期，除了考上舉人的也在乘轎，甚至連單純的富二代考生也在乘轎。試想以這樣的社會風氣，不難想像中高階級以上者，大多都靠著轎子代步，乘轎文化早已見怪不怪。

乘轎成為了彰顯社會地位的「炫耀性消費」。前文所提到的流行服裝，因為產量上升而售價降低，進而導致社會上幾乎人人消費得起，無可再以服飾差異區分彼此階級上的不同，因此門檻較高的乘轎，成為士商階級證明自身優越的最佳方式。

本書除了服飾、乘轎之外，也討論了家具、旅遊和飲食等面向，但都脫不了因為消費能力增加而出現的僭越，或是既有身分地位的人為了保有優越性，選擇了排斥廣大平民百姓的新樣式或新方法並重新建構其社會地位等相關論述，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不過本書真正帶給我啟示的，卻反而是對當代民主制度的思考。

為什麼當代的民主制度主張人人平等，法律上不再有階級上的差異? 人人平等或許是個口號，也因為平等是寫在憲法中的前提，導致我們鮮少思考這類問題。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權自由上，這種基礎個體的自由，建構了自由經濟市場。就如同晚明因為經濟發展快速，雖然不是民主政體，但市場消費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資訊流通得太快，產品發展得太快，消費者的心也改變得太快，這類自由市場無法靠著過往禮法制度硬性規定。這種硬性規定，反而成為人民刻意打破並效仿的法則，加上國家又怎麼可能有這麼多行政資源，成天針對這些不遵循禮法來逐一取締或執法?

或許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相同的消費革命或僭越並沒有發生在古代? 我們無可得知，只能給個粗糙的說法，可能是因為科技進步的速度太慢，交通技術的匱乏，甚至是經濟成長的幅度不夠，不足以在短短數十年間出現改變社會的大變化。反觀如今社會，短短數年間的變化，不管是產業轉型、供應鏈的改變、生產方式的革新等等，都不是16世紀的明朝人能想像的。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靠著硬性禮法制度來管理?

民主制度取消了貴族特權，卻也成就了所有人民成為貴族的機會。正因為人人眼中都是機會，所以才會出現諸多浮誇到無可理解的炫富行為。這些「炫耀性消費」對民主社會來說是良好的象徵，正因階級沒有固化，民眾有階級翻轉的機會，所以才有追求幸福或分享成功的舉動。

那些存於民主制度中的惡俗消費舉動，諸如嘻哈歌手在勞斯萊斯裏頭撒鈔票、建商各種封官晉爵的建案名稱、整形診所廣告上每個看起來都一樣的複製塑膠人、臉書直播中充斥的盜版名牌精品、商標比臉還大的POLO衫、開賓士C300但加油只能加300元、排氣聲又大又難聽的汽車、下雨天還要悉心保護的名牌包，以及電視機上各種談財務自由的發財節目的等惡俗行為，皆是平日裡看不慣的惡俗。這些行為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其實這些行為的背後，都是某個市井小民在這自由社會中，表達幸福的一種方式。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人人都有自我的幸福得以追尋，民主制度才得以穩定成長。若人人都沒有表達幸福或成功的衝動，代表社會的階級固化已久，這股內心的抑鬱累積於內部過久，必定會導致一波巨大變動，例如戰爭或革命。

綜觀台灣十數年來，「炫耀性消費」是越來越多，不但許多年輕人每年都準備要出國遊玩，平時假日也不忘要去高級餐廳用餐，也追逐各類時尚或3C精品。這些需求也誕生了各類旅遊、美食和開箱部落客。雖然品質、品味和方式，不見得是社會上廣泛能接受的，甚至多數旅遊或美食內容也難入真正內行人的法眼，但這些資訊的出現和整理，代表整個社會是富裕且有能力追尋幸福的，更代表台灣政治和經濟是穩定成長的。這無疑是件好事。

我很推薦這本《品味奢華》給所有齋友。我沒有想過這本書的內容，帶給我許多啟發，甚至讓我重新反觀台灣社會的現貌，進而產生了更多的信心，和更樂觀的態度。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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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昭寺是西藏現存最輝煌的吐蕃時期的建築，也是西藏現存最古老的土木結構建築，開創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廟布局規式。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建築風格，成為藏式宗教建築的千古典範。西藏的寺院多數歸屬於某一藏傳佛教教派，而大昭寺則是各教派共尊的神聖寺院。西藏政教合一之後，「噶廈」的政府機構也設在大昭寺內。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籤」儀式歷來在大昭寺進行，1995年，十世班禪靈童轉世的金瓶掣籤儀式也是在這裡舉行的。藏族人民有「先有大昭寺，後有拉薩城」之說，大昭寺在拉薩市具有中心地位，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也是社會生活層面的。環大昭寺內中心的釋迦牟尼佛殿一圈稱為「囊廓」，環大昭寺外牆一圈稱為「八廓」。以大昭寺為中心，將布達拉宮、藥王山、小昭寺包括進來的一大圈稱為「林廓」。這從內到外的三個環型，便是藏民們行轉經儀式的路線。大昭寺的布局方位與漢族寺院不同，其主殿是坐東面西的。主殿高四層，兩側列有配殿，布局結構上再現了佛教中曼陀羅（曼荼羅）壇城的宇宙理想模式。寺院內的佛殿主要有釋迦牟尼殿、宗喀巴大師殿、松贊干布殿、班旦拉姆殿（格魯派的護法神）、神羊熱姆傑姆殿、藏王殿等等。寺內各種木雕、壁畫精美絕倫，空氣中瀰漫著酥油香氣，藏民們神情虔誠地參拜轉經。大昭寺內保存有大量珍貴文物，為藏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此外，在大昭寺門前廣場上樹立的唐蕃會盟碑見證了漢藏人民的深厚友情，勸人恤出痘碑（為清朝乾隆年間駐藏大臣和琳（和珅之弟）在西藏救治天花患者及改變葬俗而立）則見證了清朝對西藏的關懷。勸人恤出痘碑旁邊的公主柳相傳為唐朝文成公主手植。
布達拉宮 （藏語：པོ་ཏ་ལ，藏語拼音：bo da la，威利：po ta la）坐落在中國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區西北的瑪布日山（紅山）上，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宮堡式建築群，最初是吐蕃王朝贊普松贊干布興建。於17世紀重建後，成為歷代達賴喇嘛的冬宮居所，為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整座宮殿具有鮮明的藏族風格，依山而建，氣勢雄偉。宮中收藏了無數的珍寶，為一座藝術殿堂。1961年納入中國國務院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布達拉宮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或譯「普陀珞珈」，為梵文「Potalaka」之音譯，意為「小白花樹」、「光明海島」等，佛教傳說中爲觀世音菩薩的常住道場，原位於印度南部，浙江舟山的普陀山之名亦源於此。公元7世紀初，松贊干布統一西藏，定都拉薩，建立起強大的吐蕃政權。641年，他與尼泊爾塔庫里王朝和中原唐王朝聯姻，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在瑪布日山上修建了宮殿，但經費來自文成公主自唐長安帶至西藏拉薩的嫁粧。因為松贊干布把觀世音菩薩作為自己的本尊佛，所以就用佛經中菩薩的住地「布達拉」來給宮殿命名，稱作「布達拉宮」。當時的布達拉宮有大小房屋一千間，但是在赤松德贊統治時期遭遇雷火燒毀了一部分。

『浦添城』是琉球王國尚氏王朝的第一個皇居，也是王陵所在地
但因為地震等天災被破壞，而後遷到現今的首里城
然而二戰時期，沖繩淪為戰場，『浦添城』變成廢墟
『浦添城』漸漸被世人遺忘，也未納入世界文化遺產中

近年來，因為電影『鋼鐵英雄』Hacksaw Ridge 而翻紅
此地正是二戰時期沖繩島戰役的重要戰場
現實中的主角 Desmond T. Doss 也曾於1995年重回『浦添城跡』
揮別歷史的悲傷、讚頌這位英雄，『浦添城跡』的觀光正復興中！

在一旁的『浦添大公園』也是親子同遊沖繩必來的景點之一
近百米的超長溜滑梯，讓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很盡興！

跟著“豪の島”的腳步，玩沖繩準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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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 “豪” (日語發音：GO~)
是台大土木所的研究生
目前在琉球大學度過一年的交換生活

在這邊分享自己的故事、遇到的人
給各位不一樣的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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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ent from Taipei, Taiwan.
Spending a year, living in Okin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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