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文】躁鬱症的心理概念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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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漫畫《精神專科弱井醫生》共4話談躁鬱症的故事
故事蠻長的,但講的都很精準,包括治療的部分
有興趣者可以上網自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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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理
我們把情緒當成一種能量狀態,而能量需要保持平衡
接著把「時間軸」加進來,以「年」為單位
主角因童年父母不在而被瞧不起,故拼命努力要成為有成就的人
他長期積極、亢進、過度努力鮮少睡眠的做事(躁--無所不能的狀態)
即使有負面情緒、身體勞累也都不放鬆與休息
長年累月後,最後一根稻草打擊,撐住的狀態垮了
過度付出的能量,,現在被討債了
於是身心進入「鬱--無法動彈的狀態」,強制休息
且自此身心的調整脫離了理性,它要走自己的路
產生無意識的交替週期
用一個概念說,意識不能再控制一切
意識的管轄範圍被裁減,情緒與壓力的無意識彷彿另一個人了
這也是後來建議學習「共存」,而非「整合」或「管理」的治療概念
也許,期許另一段長年累月後,無意識的身心願意再給意識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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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診
躁的時候不會看醫生,鬱的時候比較像是生病
在診間的醫生便很容易誤判是「憂鬱症」
開出來的抗憂鬱藥會壓制情緒
無形中加強了「躁」的再度形成
原本的轉換間隔被藥物破壞,間隔時間變短,反覆情形變多
人會對自己失去信心,放棄治療,無意識只好完全接管
這些表徵在外人看來就會是很嚴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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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療
治療之路非常長,這是因為累積成病的時間也很長。
心理、關係、生理和環境都需要重新調整與設定,實際治療時則反過來由環境、生理、關係和心理開始。
從劇情中會知道,住院僅是第一階段,出院後要有中途機構協助(台灣這部分好像並不明確),還要有家人陪伴,心理專業晤談(心理重建,人生重設),要有團隊協助病人,一起與他的無意識相處。慢慢地、逐漸地才能回到普通生活。
對生這個病的人而言,學習重整過去經驗、學習依賴他人、學習情緒調解與照顧很重要,而更重要的關鍵是「病識感」,要知道與接受自己的狀態無法再控制一切,他要學習與掌管情緒/壓力的無意識「共存」,適時求助,好好照顧自己。
整個療程都很不容易,看過這些知識與故事的我們此刻就要善待自己喔,有疑惑、異狀也要求助專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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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有位仁兄說,從1980年代以來,雙北的稅賦貢獻就佔了全台的一半以上。他認為台南也好、高雄也好,對於雙北的建設是沒有貢獻度的,而雙北對於其它縣市也不存在有壓迫與剝奪的關係。
我個人認為這個想法大有問題,必須加以反駁。
首先,稅賦來自於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這種東西,帳面是一團混沌的,很難用人為的行政區域來界定。例如說,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油總公司的登記地址都在台北市信義區。但眾所皆知地,中油絕大部份的生產活動,與雇用的員工,當然還有產生的污染,都在高雄,但稅收貢獻卻被算在台北的頭上。同樣地,台塑的總公司登記地址在台北市松山區,但絕大部份的生產活動,也是在雲林和高雄。
那我們該說,是誰真正貢獻了這筆稅收呢?這本帳怎麼算?
當然幾十年來,政府或多或少都有做出相應的調整。例如說營業稅依照經濟活動發生的地點來核實計算。又例如說,陳菊市長以高雄氣爆為契機,與中央政府政治角力,最後讓中油、台塑等石化業大鱷的總公司登記地址改成高雄,為高雄爭取統籌分配稅款取得優勢。
但地方首長角力來角力去,能夠影響的只有統籌分配稅款,而事實上統籌分配款並不是地方歲出的全部,甚至不是過半的大部份。統籌款能夠給地方的日常政務帶來一點滋潤,但要做重大建設是遠遠不夠的。
真正決定地方的發展命運的,是重大建設項目裡面,來自中央的專案補助。
台灣的財政制度其實是很強幹弱枝的,地方上要有什麼重大建設,沒有中央政府點頭和出大部份的錢,根本就免談。例如說預算數千億的台北捷運,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對,你沒聽錯,那時候還有省政府)出錢,台北市自己是不可能獨力完成的。
而長期以來,尤其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什麼重大基礎建設,捷運也好、治水也好,甚至是最不起眼的污水接管工程,都是中央出錢、台北先做;稅金上繳中央等於送給台北使用。其他地方往往比台北落後個二十年以上,整整是一代人的時間。
算是我超譯吧!如果照那位仁兄的邏輯,稅收貢獻度高的縣市,就理應享有更多的公共建設。那會造成什麼結果呢?雙北稅收高,獲得中央更多的公共建設挹注;更多的公共建設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更多的經濟機會吸引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與經濟活動又帶來更多的稅收。如此這般,正向循環一直持續下去。
結果呢?往北部擠的人,每天幹譙 #高競爭高房價;留在家鄉的人,每天幹譙 #低就業低薪資。整個國家的人民都過得不開心。
經濟學有一個ㄅㄆㄇ等級的基本原理,就是「#邊際效用遞減」。一個餓極了的人,你給他一碗白飯,就能夠得到極大的好處;而對一個已經吃太飽的人,你給他一桌滿漢全席,對他的意義也趨近於零。同樣的邏輯,中央政府一直把資源灌給已經過飽和發展的台北市,台北市也突破不了發展的瓶頸。得到的效益,遠不如適度分配給其他區域。這樣花錢,顯然沒有花在刀子口上。
我看了一下這位仁兄的公開檔案,他似乎比較抱持一種「藍綠一樣爛」的態度,而且頗有憤世嫉俗的味道,也許他在台北過得並不是太如意。
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少見,我的朋友圈裡面就有很多,而且這些人還不見得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有不少是傾向於時力或民眾黨的。
當他們一邊鄙視中南部,一邊轉貼類似「打房圓夢家」之類的罐頭文宣的時候,我只能在旁邊苦笑。他們沒有參透的一點是,這種不幸福感,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正是他們邏輯視為理所當然的這種不平衡。
更糟糕的,是他們甚至常常鑽牛角尖式地怪罪其他縣市都不努力,老是在佔台北便宜;而一旦有中南部的大型公共建設案出爐,他們又少不了要膝反射式地酸幾句「肉桶政治」、「政策買票」、「利益分贓」。
很妙的是,抱持這種論調的,還不一定是土生土長的台北市民,蠻多是從中南部「北漂」到台北的高學歷中產階級。
台灣已經是一個發展相當不均衡的國家,如果中央政府再不扮演一個平衡的角色,不但不利於台灣的全球競爭力,也無助於提昇國民的整體幸福。而往好處想,政府注重區域平衡,並不是在剝奪台北人的權益,而是讓全國人民有更多的選擇。
(圖片來源:《出租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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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天主教法國巴黎學院(The Catholic Institute of Paris),「地緣政治和國際安全」研究所,並在台灣政治大學進修深造的外籍人士雨果.提爾尼(Hugo Tierny),3月1日在《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網路媒體,發表一篇專文名為「228大屠殺:台灣的出生證書?」(The 228 Massacre: The Birth Certificate of a Nation?),內容指出,對許多人而言,1947年的228事件,烙印在台灣人歷史記憶裡面,成為國家認同的里程碑,也象徵著台灣人與中國人走上分道揚鑣之路。
如果不瞭解228事件,人們恐怕很難想像台灣人為何抱持跟中國保持距離的「共同渴盼」,以及對於台海關係抱持的「疑慮」觀點,因此真切探索背後的歷史「元素」(elements)以及政經文化制度的差異「顏色」(color),成了洞識兩岸分歧的必備之鑰。
值此228事件剛剛屆滿70週年之際,該專文提出綜覽觀點指出,日本在二戰失利後的1945年「實質撤離」台灣,並非將台灣主權交給中華民國(即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此一重大差異,不可混為一談;如果逕予認為「暫時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等同於擁有對台灣法律主權(de jure),則是嚴重誤解;事實上直到今天的台灣主權,並未交給任何人(譯註:台灣人在國際法上,有權自決自己的未來前途)。
大陸人對台灣既愛又恨
二戰期間的台灣工業,曾遭到空襲轟炸損害,卻能免於大規模破壞。當時第一批中國國民黨(KMT)軍隊在1945年10月登陸之後,他們經歷一番奇遇景象,看見一片富庶,幾乎是完好無缺的廣大農村土地,人民卻說著日語。這讓中國人很快就對台灣人產生不信賴感;也嫉妒台灣為何能免於戰火破壞?並對台灣人遭到日本文化玷污感到不恥。
台灣經濟的(相對)富庶,公共衛生條件,以及社會秩序良好,讓來台的中國人印象深刻;然而,這類優異社會指標,在K黨抵台之後,急速變色。1)、中國政權關閉了台灣的基礎輕工業,以及其它相關重工業的設備機具,並將其移往中國。2)、糧食也很快就出現短缺,僅管台灣在二戰期間並沒有經歷嚴重損害。3)、公共衛生方面,也呈現崩解,瘟疫(bubonic plague,即腹股溝淋巴結鼠疫)、霍亂等疫病開始流行;原因是中國軍人把這些傳染源帶進來。清楚明白,行政公署長官陳儀的治台無能,導致社會秩序、運輸,以及公衛全面敗壞失靈。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貪污盛行,公共預算混亂編列,台灣長官陳儀還試著實施社會主義控制經濟,強調國家的強大支配權,此一作法遭到台灣人反對。其它的不當治理,還包括有,K黨將中國文化以及反共思想帶進台灣,藉以強化其統治正當性;並壓制任何有別於中國的文化與活動,來強化其代表「中國法統」,鞏固在台統治;這時台灣這個基地對K黨而言,有著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意涵。台灣社會必須「中國化」,才能去除「台灣民族」思想,也讓K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有機會代表「正統中國」。
狗去豬來
一些台灣人,視中國軍人為盜匪、落後、不識字,以及骯髒的觀感。曾有當年的故事流傳著,中國士兵們注視著裝有傳送帶,用以卸貨、裝貨或搬運糧食入庫的的升降機,起卸機,卻不明白其如何運作的機械原理。中國士兵也讓台灣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他們犯下騷擾女性、性侵,以及殺人等諸多惡行。1947年K黨來台之後的社會秩序、治安等問題嚴重惡化;犯罪率呈現幾何級數攀升。K黨佔領期間,台灣人還被貼上「漢奸」(即通敵者、與共產黨勾結)、「外國人」等污名。上述台灣人的種種不滿,被陳儀錯誤解讀為造反;事實上,當時處境無奈的台灣人,只要求日本撤離台灣之後,能夠得到更好的社會治理;結果適得其反,K黨的不善治理,以及貪污盛行,激起當時台灣人的滿腔怒火,從而點燃228的抗暴火藥庫。
228記憶對台灣人而言,有些人從包容角度來解讀,認為主要問題是「不當治理」;從事實結果論而言,則是制度、文化不同所帶來的「錯謬悲劇」。事件後果演變,則指向台灣人想要建造,與中國保持距離的認同觀。
基於土地認同立場,僅管台灣人當時在殖民統治之下,卻不願意(不樂於看到)日本戰敗;另一些人則視之為,戰敗意味著「回歸祖國」(或許是一椿好事),當時的台灣人曾在這2種矛盾心情下搖擺。然而,國民黨1945年「暫時接管」所進行的軍事、政治,以及經濟統治,遠比日本殖民還差勁,隨後1947年的228事件更粉碎了台灣人,對這個「想像祖國」僅存的一丁點期盼。
脫離中國的集體意議
到了1947年3月底,228起義事件,僅管大抵被K黨軍隊鎮壓下來,卻在台灣社會留下深刻的傷痕烙印,並在台灣的「後獨裁時代」,成為台灣人長期緬懷的歷史記憶。正如知名的法國在台學者史坦弗.柯格夫(Stéphane Corcuff)所言:根植於大屠殺的228事件,成了台獨運動的出生證明,並在海外台灣人社團之間,以「反中國」、「反蔣介石」形式,推動台灣從中華民國脫離的「獨立運動」。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在今年的228事件70週年,承諾將繼續推動228軍事鎮壓的新調查。過去K黨手中仍握有堆積如山的檔案文件,蓄意掩蓋歷史真相,不予公開;然而,探究228真相已成為台灣人的追尋「集體記憶」的主流民意。228慘痛史,有助於勾勒台灣民族史觀,強化台灣本土中心意識。台灣人從228事件,歷經數10年來演進,書寫出不同於中國的文化認同;僅管有些人對此趨勢不予認同,此一台灣本土認同運動已蔚然興盛。
台灣史上經歷多次慘痛的歷史經驗,加上其後的民主化運動,推進台灣人追求歷史真相浪潮,並激盪出新的契機與活力。中共如果繼續採取鬼祟奧步戰術,意圖塗消台灣人的獨特認同史觀,只會讓多數台灣人看破手腳,認為中共與當年228事件加害者的K黨,都是一脈相承,繼承同樣專制暴力血源的法統衣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