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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膏嘛......那的確是早期遷台漢人一段黑暗史，不過，這是距今幾百年以上的事了，看到不少人直接推到漢人很噁心，身為漢人的自己感到羞愧，神父覺得有點過度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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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於番膏的口述歷史多半從客家人而來，可能和生活圈互相重疊容易產生衝突有關，所以如果在劇中女主角聽到，「年輕人，要買番仔膏嗎」（不知道是不是講台語），她可能不只會感到驚恐，也可能會感到羞愧，如果她被設定成「原、客」混血這一個角色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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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不用想像幾百年前的漢人有多文明，特別是遷台的人多半是在對岸生活過不下去的底層人居多，同時期的中國即有將人肉當藥品的風俗，例如治療肺癆、毒瘡、眼疾等等，應是有人將中國的陋習帶來台灣，而在台灣，這種迷信多半在特定區域居多，如南投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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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或者是《台灣教會公報》的〈埔社消息〉，還是日治時期的《台灣風俗誌》，也多半都是南投廳埔裏社，「埔里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臺灣日記與稟啟》，顯示和生存範疇和族群衝突相關，多半出於一種報復心態，也不是只要是「番」都必須殺來吃，這樣盲目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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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傳即為胡適的父親，有人說他是見證這吃人肉惡行的外地官員，一副文明端視野蠻喟嘆的樣子，事實上，他恐怕也是參與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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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兵民如果人人皆欲殺番，皆能殺番，番必畏殺而不敢輕出。從此民與番各分疆界，漸相安於無事，轉各得以遂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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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日記也記載著，原住民人很多，官兵打不過，「無論此等零星單弱之防勇，斷斷不能堵禦兇番出草殺人..」，並說官員軟弱，害怕番人專門懲罰自己人，「且有使之不能殺番者，撫墾局是也，撫墾局畏番如虎狼，待番如驕子....兇番託名就撫，任意出沒，伺機殺我民、我勇，則視為固然，不聞不問．」、「我勇、我民偶殺一兇番，通事必播弄其間...通事更以危言恫嚇，迫令營勇、居民出賄與和....於是防勇深藏堡中不敢出，番出殺人越肆無忌憚．」這些記述都可以看出當時的原民對峙的情況，而官方基本上沒太大的作用，漢人方面覺得自己處於弱勢，被出草的人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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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迷信是，這是為了「防出草」，當地人認為只要吃了高山原住民，身上就有「番人味」，這樣子高山原住民聞到同類的味道，就不會傷害自己，這也可以看出一方出草，一方報復吃人肉，兩族群生活領域的競爭和對等衝突，而非單方面的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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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肉最早的記述，來自於清國官方，沈保禎的「開山撫番」策略，台灣鎮總兵吳光亮率領清軍與台灣原住民奇密（奇美）社人爆發激戰，清兵打不贏，吳光亮就設酒席假意款待，等到對方酒醉無力反抗的時候，就加以槍殺，這個就是著名的「大港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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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吳光亮是廣東人，清國軍事人物，他率領的廣東飛虎軍，將所擊斃的阿美族壯丁烹煮食盡，他的飛虎軍多為廣東客家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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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像單方面屠殺，還是由中國政府官方開的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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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ＰＴＴ上的中國人把番膏事件拿來抵制轉型正義，合理化中正紀念堂，並宣稱是閩南人殺原住民，民進黨怎麼不道歉？並說這是原民刻在ＤＮＡ的恐懼跟憎恨，所以不信任民進黨，亦有人拿「打著一個生番卡好做一年田」，說這是台語俗諺，所以都是所謂閩南人幹的，不然怎麼會有台語諺語？把漢人對原住民的惡行，簡化成全體漢人都如此，漢人都是閩南人，閩南人就是現在一堆台灣本土派支持者，拿來攻擊特定族群，稱閩南人很噁心，甚至合理化不分族群施予打壓的黨國，這就十分荒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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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種「萬惡歸閩南」的邏輯，基本上，閩南亦是種蔑稱，通常我會稱之為Hô-ló人，中文可稱為河洛，就連這個稱呼都要被醜化成中國對於蠻族的蔑稱貉獠，羅織不相干而且不存在的故事，可見某些人對於那個時代的Hô-ló人以及這個時代的Hô-ló人極度貶抑之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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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著一個生番卡好做一年田」這是台語俗諺嗎？並不是，這段來自於《台灣教會公報》的〈埔社消息〉，由曾持衡牧師用台語記述，原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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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光我欲去城內禮拜，就看那個生番的身屍放在欲去城內的路邊，我對遐過也有看見無頭的生番。是時，有百多人圍著看，有的舉刀要欲割生番肉，總是那時有人在顧，勿准因割。到日午我對城內轉來，在路泥有遇著人拿生番肉，行到放生番身屍的所在，只有剩那些腸子佇在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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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人拿伊的肉欲去吃，講那個肉真好吃，也真有補；有的拿心肝講做葯真好，可治心氣病，真有應效；有的拿伊的膽，講可做刀傷、槍傷的葯，真好用。那粒膽值銀三十元。有的拿腳腕那二塊屈做腳風的葯，真妙用；有的拿骨頭欲焢膠，講那個骨焢膠可做葯治寒熱病，真好用。照我的甲伊請問，殺著生番通身軀隴有路用，只有大腸、小腸與頭毛沒用若定，其餘無一點點浪費，殺著一個生番卡贏打著幾若隻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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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眾人著派一百石稻給他，這是聽到的例規，又那個身屍也是眾人真愛用。打著一個生番卡好做一年田，也有得眾人所謳咾。想著那些人真奇怪，愛吃生番肉，比吃鹿肉卡愛。真正是目瞅未曾看見、耳孔未曾聽見，這號的新聞真正是稀罕的消息。未有受教化的生番，只有愛殺人的頭來做好閒、勇猛、榮光、歡喜。有受教化的人，殺著生番不若得到一百石稻，也使眾人謳咾、歡喜；通身軀隴甲伊吃了了，想真，生番人真厲害，比番又卡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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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著一個生番卡好做一年田」這是其中的一句，曾持衡用來形容當地風俗的荒謬，由於全文他都是用台語文來寫，剪出其中一句，反倒變成「哪個族群的人可以讀通這段方言文」，變成流傳的「台語俗諺」了，曾持衡說的是，他去城內做禮拜，看到一群人在割生番肉，他覺得那些人真奇怪，鹿肉不吃去吃人肉，他本人從來沒有看過這種事，聽過這種事，只有在這裡見到這種稀罕的消息，明明殺人吃人肉，還被其他人稱讚，他說，未受教化的生番，只有砍人頭而已，「來做好閒、勇猛、榮光、歡喜」，有受教化的人，殺了人還不如得到許多稻子，讓眾人歡喜稱讚，把人家的身體都吃光，這些人簡直比番還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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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人對殺了番人的人送稻子，曾持衡覺得莫名，殺人的行為居然勝過捕鹿和種稻的收穫，這是對於當地習俗感到的不公正，明明是壞事還被眾人稱讚，令他看不下去，所以用台語記錄下來，他說明了自己不曾聽聞過這種事，如今卻看到，可以知道這不是一種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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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用台語寫的，操台語的人以一個觀察者身分深切的反省，反倒變成都是所有說台語的人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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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漢人對於原住民的壓迫和侵墾，這都是現代人必須加以反思和反省的事，不過仍然要知其脈絡，如果簡化成要台灣人自己自我嫌惡，或者用惡來合理化惡，因為你們祖先曾經做了不好的事，所以更沒有資格，去反抗其他外來者的壓迫，你們的痛苦是應得的，應該乖乖接受，所有人都應該接受中國的統治，中國的思想反而是文明的，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是為了要教化你們這群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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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種吃人的習俗正是由中國傳遞而來，無知和迷信，正是我們應該鄙棄的，所以才要去中國化，要知道，中國直到近代都還在食人肉，例如文革時期的廣西文革吃人狂潮，距離現在也不過才５０年，當時帶領吃人肉的還做了高官，跟台灣古代這種基於生存競爭，無知或糧食缺乏的情形不同，他們是為了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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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１９４９年，一群中國國民黨軍，以整個政府的體制，對於島上所有人進行殖民一樣，他們殘害虐待島上的人，是為了樹立權威，強調自身優越性，甚至是為了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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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是不能比擬的，但都應該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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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台灣人，該如何面對百年前過往這段原漢衝突史呢？侵占了別人土地，被出草，害怕被出草所以報復，有一部分人甚至吃人肉，以為這樣就能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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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只有懺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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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份懺悔，然後讓我們更加團結，這是一部由各種傷害、無奈和不能彼此理解，所填充起來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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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這份自私，讓我們只想著自己，現在不同於以往，讓我們可以想到其他人，而他們現在都是我們的家人，住在同一個島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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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是，從個人到所有人，現在的我們，更加應該守護這座島嶼，ＢＲＯＴＨＥＲ．

颱風天，讀書天。這個月的書量，不排開都不知道竟如此可觀，分了三趟才全數將這些抱到房間地上，有幾本甚至還未買齊，七月果真是我們出版市場的一級戰區。即使大家仍舊保持觀望態度，不太放心前往公共場所，包括書店，景氣也尚未回升，但見到這麼多質量並重的書籍持續推陳出新，還是感到自己屬於相當幸運的族群之一。有趣的是，原來今年酷暑之下的色系是落在藍色、綠色與黑色構築出的區塊裡，視覺上果然沁涼許多，下面就依序來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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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順位，當然是老早介紹過的本月選書，Richard Powers《#樹冠上 》。一部關於樹木與人類命運、無可挽回遺憾和心靈救贖的生態史詩巨著。全書宛如盤古巨樹般自樹根揭開半世紀美國西北部的伐木浩劫，帶出九名主角與最後一片原生林木之間生死相繫的命運。當中包括青年藝術家、華裔女工程師、心理學博士生、專利法律師夫婦、越戰退役上尉、半身不遂的 IT 科技鉅子、言語障礙的植物學家，以及一名曾因縱情玩樂觸電身亡但死而復生的女大學生，據說銀閃閃的樹靈在幽冥中對她說話，伸出援手，將她拉回人世。全書以樹根、樹幹、樹冠、樹籽為架構，鋪陳九位主人翁的個人生命，如何與樹木命運環環相扣，彼此交會激盪的故事，當中記錄環境運動現場，辯證環境倫理困境，意在突顯當今地球最基本且最具破壞性的衝突，即人類與自然的對立。然而樹木智慧浩大、緩慢、互連、共生、獨具創見、別出心裁，可惜只有少數人發現並相信那個世界，深受吸引，因而捲入災禍，卻義無反顧。這本普立茲得獎小說更從植物學、認知心理學、法律、人工智慧、環境倫理等各層面書寫樹木的智慧，不僅是有史以來寫樹寫得最好的小說，也是最好看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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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有掛名推薦的幾本書籍，相當榮幸擔任博客來試讀偵探來賓的《#消失的匿名小說家》（https://bit.ly/3wVDKut），所有選擇隱姓埋名的暢銷作家，幾乎都存在無法與旁人言說的理由，這位莫德迪克森，性別不明、身份成謎，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處女作《密西西比狐步舞》好似橫空出世，橫掃各大排行榜。身為編輯助理的芙羅倫斯，生在美國一個平庸家庭，一直懷有作家夢，因此來到紐約，自視甚高又缺乏自信的她不願主動離開這個圈子，覺得自己缺乏伯樂，並非技不如人。在命運的安排下，一轉眼她已拎著打包妥善的行李遠離市區，斬斷與外界所有聯繫，芙羅倫斯成為在全世界唯二得知莫德迪克森真實身分的人，以助理身份戰戰兢兢身兼編輯與作家之間的橋梁，與崇拜多時的偶像同住一個屋簷下，如此人生的轉捩點，似乎不只是迎向夢寐以求的新生活，更與理想中的自己靠近了一大步，即將展開一趟久違的摩洛哥探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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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為《#巴黎圖書館》，嗜書如命的歐蒂兒不顧警察局長父親的反對，進入巴黎的美國圖書館工作，遇見了形形色色的館員與讀者，也和英國大使館專員的妻子瑪格麗特成為摯友，還與年輕警察保羅陷入熱戀。但甜蜜平靜的日子稍縱即逝，巴黎轉眼間蒙上戰爭的陰影，人心惶惶中，圖書館長芮德女士堅持每日正常開館，並寄出數萬本書到戰地前線和醫院鼓舞士氣。隨著局勢愈來愈壞，巴黎落入納粹的統治。但歐蒂兒和瑪格麗特仍嘗試穿越重重檢查哨，偷偷將違禁書籍送到猶太讀者手中。然而，瑪格麗特卻在一次送書途中被捕，藉由答應當納粹軍官的情人才得以脫身。歐蒂兒既感激好友與她分享因特權得來的物資，又無法壓抑嫉妒輕視的心理，忍不住將秘密說出口，卻不知這將摧毀摯友的人生，更將讓自己的餘生滿懷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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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房間》作者愛瑪唐納修呼應時事的新作《#星空下的隔離病房》，創作靈感來自作者 2018 年所讀到關於西班牙流感的史料，初稿完成之後便遇上 COVID-19 疫情侵襲歐美，這部小說的切時性和寫實色彩得到眾多讀者與書評家所肯定。1918 年愛爾蘭同時蔓延著獨立運動的烽火與致命的流感疫情，都柏林的醫院每日湧入發燒咳嗽的病患、送走一具具面色青黑的屍體，只能靠著勞累不堪的醫護人員與教會的救濟勉強維持運行。在正規產房之外，一間狹窄而簡陋的儲藏室被院方劃為臨時隔離區，所有出現流感症狀的待產婦女都將集中於此，由婦產科護士茱莉亞和熱心卻缺乏醫療訓練的助手布芮蒂，照顧三名病況不穩又即將臨盆的病患。在物資缺乏又孤立無援的絕境中，茱莉亞帶著布芮蒂奮力協助這些產婦準備迎接新生兒的來臨，傾聽她們的憂慮、孤獨與恐懼，卻難以阻止擴散的疫情與產程中的併發症威脅她們與胎兒的生命。而後，一位醫術精湛但背景成謎的女醫生走進病房，挽救性命危急的難產病患，但緝捕叛亂份子的警察也隨後闖進醫院搜索，使得陰鬱的院內更加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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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因電影而結識的同道好友也出書了，相當幸運能為 彭紹宇 Peng ShaoYu 的《#黑盒子裡的夢：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擔任推薦人，長期閱讀他的優質影評至今，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曾受邀書寫多個觀影專欄，他的觀看範疇豐富多元，對影視動向、時事議題擁有敏銳的觀察。他的文字則具敏感共情的性格，擅於捕捉人物間埋藏的幽微互動，憐惜故事背後勾勒的細密情思。本書收錄 40 篇觀影筆記、兩本書籍閱讀心得，以及兩篇影視產業現況分析。從南韓商業類型片《一九八七》到歐洲藝術片《痛苦與榮耀》，從切合全球政治的《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到台灣新導演作品《返校》、《怪胎》、《蚵豐村》，同時涵納近年廣受好評的《婚姻故事》、《機智醫生生活》、《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等話。「黑盒子」既指電影院，也似飛航紀錄器，見證了觀影者在故事中的無盡追索。翻開這本書、參與飛行的我們才知道，原來故事裡頭追逐的每一道身影，皆是自己。電影，就是通往內在宇宙的那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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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贈書活動的「#卡繆反抗三部曲」套書《#瘟疫》、《#反抗者》、《#正義者》仍得再提一次，除了《反抗者》已於 2014 年發行之外，三本同樣皆為翻譯品質保證的嚴慧瑩法文直譯。卡繆在他的札記裡規畫其創作預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荒謬」系列，第二階段是「反抗」系列，第三階段是「審判」，第四階段是「愛」。可惜卡繆在第三階段創作初期便因車禍過世，第三階段只有小說《第一人》的殘稿，完整呈現的僅只前兩系列的作品。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異鄉人》、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戲劇《卡里古拉》與《誤會》。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我們眼前的卡繆反抗三部曲套書，將卡繆的作品以他理想中規畫的方式來呈現，還原當年其發表作品的順序，三種類型的作品互相支援互相辯證，較為完整呈現作家的創作概念。另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的另一本著作《#第二把劍：五月故事》也悄悄上市，一名女記者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針對他的文章，但不只是針對他而已，甚至指控他的母親其實是納粹的追隨者。他知道，他不能坐視不管，他必須為他母親復仇，不計一切代價，因為有些事情依靠法律並不一定能夠獲得解決，於是乎，受迫害者需要第二把劍，一把正義之劍，來消弭體制外的仇恨。以書寫做為銘刻，第二把劍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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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如我，《鬥陣俱樂部》作者恰克帕拉尼克的兩本作品也不容忽視，《#鬥陣寫作俱樂部》是他給新手作家的教戰手冊。從影響他至深的「寫作工作坊」談起，強調社群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性，包括對觀眾大聲朗讀作品的好處，以及彼此間透過討論、反覆實驗而激盪出的暢銷小說寫作原則。除了經典分析、技術指導，也分享宣傳、撰寫廣告文案等當代作家的生活面貌，以及一條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視的真理：所有的寫作者都是孤獨愛好者，但寫作這件事情，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團體戰。更想讀他的《#革命的那一天》，敘述新的社會學理論興起，人們相信年輕男性對社會有害，政府計畫將全國年輕男性送上戰場，一鼓作氣將他們全都炸死。於此同時，神祕小書煽動著革命的號角也終於響起 ── 那一天，原先的掌權者、菁英，以及媒體記者都遭到殘忍殺害，所有權力關係重新洗牌，人們建立起三大完美王國：高加索邦、黑托邦、同志亞，不再有父權社會的壓迫、被白人欺凌的有色人種，以及遭異性戀排擠的同志族群。《鬥陣俱樂部》出版後二十二年，帕拉尼克訪談許多極端分子寫就《革命的那一天》，彷彿延續了未竟的「破壞計畫」。他自言，這本書將讓所有人備受冒犯：從偏見、歧視到陰謀論與分裂主義，他刻畫出只顧個人利益的政客，以及民粹、假新聞、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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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亦為重點書，韓國性暴力事件全紀錄：《我是金智恩》與《您已登入N號房》。《#我是金智恩：揭發安熙正，權勢性侵受害者的劫後重生》敘述「金智恩」這個名字，因「安熙正性暴力受害者」而為世人所知。她在遭受四次性侵及數不盡的性騷擾、猥褻後，決定挺身而出，揭發南韓政治明星安熙正的惡行，她的勇氣卻沒有得到世界的諒解，反而遭受更多無情質疑。沒有人在乎金智恩是個必須為生計奔波、不能失業的約聘職，是遭到同事性騷擾，卻被告誡要以大局為重的女性，是上司說 YES 她就不能說 NO，必須絕對封口的「殉葬組」，而在那一切之前 ── 金智恩也是一個人。聆聽她的吶喊，正視她的遭遇，這是我們應該實現的正義。《#您已登入N號房：韓國史上最大宗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追蹤團火花」直擊實錄》，在 Telegram 聊天室裡，加害者散佈非法拍攝影像、脅迫未成年自拍，惡意合成熟人照片，發表性騷擾及厭女言論，甚至以此獲利。加害者毫無愧意，事先擬好撤退守則；被害者飽受威脅，獨自恐懼，甚至成為玩物也一無所知；旁觀者從起初的震驚、真相的刺激，最後隨著時間，遺忘那個黑暗的平行世界。N 號房事件最初報案人、首位報導者 ──「追蹤團火花」現身說法，這是「記者」火與煓，對 N 號房事件誓不放棄的心路歷程，更是「女性」火與煓，意識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勇於發聲的成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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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 RBG 的支持者，在改編電影與紀錄片後，此本《「#我反對！」不恐龍大法官 RBG 第一手珍貴訪談錄：橫跨近 30 年，13 場關於愛、自由、人生及法律的對話》等了好久，此書作者 Jeffrey Rosen 為美國國家憲法中心主任兼執行長，也是她的好友，藉由多年來一系列與金斯柏格的對談，呈現最有血有肉的 RBG，讓人一覽這位不平凡的女性平易近人且不為人知的一面，和她在法律執行面向上無比縝密、超越時代的思索。對談從九○年代開始，延續到川普時代：剖析「羅訴韋德案」的利弊；笑談與丈夫的鶼鰈情深；分析 #MeToo 運動的崛起；討論最希望被推翻的判決；也分享如何擁有充實又富有同理心的人生，以及她對最高法院的未來展望。這部難能可貴的訪談錄展現了真實的金斯伯格，一個擁有鋼鐵般決心，以最高標準要求自我，同時竭盡畢生所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偉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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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本厚厚的 Pip Williams《#失落詞詞典》，被譽為今年最好看的歷史小說。故事設定於 1857 年，倫敦語文學會決定展開一個百年大計畫：編纂一部史上最權威、完整的英語大詞典。以詹姆斯莫瑞博士為首組成的詞典編纂師團隊，公開向天下徵求詞彙，並於牛津建造「累牘院」做為工作室。每天，雪片般的詞彙從世界各地寄來，由詞典編纂師一一檢視、篩選，並寫下最終定義。詞典編纂師的女兒艾絲玫尼克爾在文字的包圍下長大，從小就對詞彙情有獨鍾，每當遇到挫折，某個詞彙的定義總帶給她救贖。但最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被男性編纂師們忽略、鄙視或丟棄的詞彙，而這些詞絕大多數是關於女性。「經血」是骯髒不潔、「陰道」是猥褻詞彙，而女僕、廚娘經常使用的詞彙，沒有一個被收錄在大詞典中。她開始偷偷收集這些被她稱為「失落詞」的詞彙，她從累牘院中拿走被詞典編纂師淘汰、遺忘的詞彙，決定自己寫下從市場、妓女、女僕那邊聽到的各種用詞，並將她們口中的話語化為正式引文。這些詞彙靜靜躺在箱中許多年，直到婦女運動、一次大戰接連爆發，新的可能在歷史的波瀾中悄然生發。那是文字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戰爭迫在眉睫、女性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而在宛如隔絕所有外界紛擾的累牘院中，實則見證著一切的歷史流轉。本書故事基於真實事件，透過瑰麗的文字與翔實考察，鮮活重現出詞典編纂師的工作與大詞典的編輯細節，更講述了在充滿巨變的十九至二十世紀，一個隱藏在男性書寫歷史背後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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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相當感興趣的兩部華文作品，臺灣史小說名家陳耀昌的《#島之曦》，是繼《福爾摩沙三族記》、《傀儡花》後的重磅力作。隨作家之筆，彷若回到日治時期，體會了「臺灣社運先鋒」盧丙丁及「臺灣歌唱藝術家」林氏好伉儷之間的才情、使命與志業，也認識了引領臺灣文化啟蒙運動的「臺灣文化協會」，以及政治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風起雲湧與興衰歷程。全書以主角盧丙丁串出那一代掀起「臺灣意識」的各行各路知識份子，呈現 1920 至 1930 那個臺灣社會運動最蓬勃的年代，穿插漢生病奮鬥史；同時也藉歌唱藝術家林氏好的故事，帶出曲盤時期流行音樂盛況，生動刻劃著那個臺灣意識最蓬勃、心靈最熾烈的時代。其次為時報文學首獎白樵的第一本作品《#末日儲藏室》，跨越同志、異性戀、異文化議題的小說，探討了後殖民、強權、跨文化等主題。曾經留學法國的白樵當年因一場重病，在巴黎送急診室，昏迷兩個月，與死神擦身而過，脖子留下了插管的痕跡，他笑稱：「這是巴黎給我的刺青。」雖然不得不放棄當地的學業，歸國後仍努力寫作，屢獲大獎。八篇短篇小說切分為三輯：從描繪掙扎於歐洲生活各式角色的「他者」，翻轉自我身世的「邊界」，最後讓渡於台北「我城」的回歸之旅。白樵的文字乍看十分華麗，實則以冷靜視角包裹著濃烈的情感，透過篇篇迷人的小說，不但坦露青春回憶與情慾冒險，同時也如多面稜角鏡般，呈現他對東西文化消長以及殖民位階的探索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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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屋大賞第二名的作品也在最近的新書裡，《山茶花文具店》、《蝸牛食堂》之後小川糸帶來了生涯最觸動人心的小說《#獅子的點心》。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你想吃什麼呢？雫離開了一手拉拔自己長大的父親，獨自一人生活並努力對抗病魔。某天，醫生向她宣告了餘命，瀨戶內海的檸檬島上的獅子家園，是雫選擇度過餘生的地方。在平靜的島嶼風光中，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每個星期日，獅子家園都會安排「點心時間」，讓入住者能再次品嚐到充滿回憶的點心，但雫遲遲沒有做出選擇。還有另一本看起來相當有趣的犯罪小說《#好女孩的謀殺調查報告》，五年前，17 歲少女安蒂無端失蹤，警方斷定安蒂的男友沙爾是殺人凶手，這位唯一凶嫌卻在數天後被人發現自殺身亡，警方也草草結案。根據統計，在所有失蹤案當中，只有 1% 不曾找到失蹤者，0.25% 失蹤者尋獲時已經死亡。五年後，少女小琵為了寫學校報告，大膽重提整座小鎮都避而不談的安蒂案，更打算為死去的沙爾平反。根據失蹤案當晚一場聚會，小琵在臉書貼文、通聯紀錄中推敲出，當晚說謊的不止一人，安蒂生前不為人知的祕密更一一暴露而出。隨著蒐集來的日記、對話紀錄、關係人訪談，嫌疑犯名單愈來愈長，逐步接近校園人際關係和小鎮生活的黑暗面。她開始意識到，調查結果可能會傷害到還活著的人，更重要的，在收到一張又一張威脅紙條之後，她開始擔憂，自己有辦法活到親手揭露真凶的那一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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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兩本，其中一本是尚未正式介紹過的電影相關作品《#奉俊昊上層與下層的背後》，從近年的《寄生上流》、《玉子》、《末日列車》，到早年的《非常母親》、《駭人怪物》、《殺人回憶》、《綁架門口狗》，韓國重量級影評人李東振就奉俊昊二十年間所拍攝出的七部長片，深入剖析其電影語言、作品思想，收錄精采影評、完整訪談，帶領觀眾一起踏上這條以電影為媒介的社會與人性探索之路。另一本為屬於讀詩人的圖像小說《#辛波絲卡拼貼人生》，以傳記、報導、訪談為底，用漫畫、拼貼和詩句佈局，明快呈現辛波絲卡的人生跑馬燈。就像翻閱一本人生快照，從中能見辛波絲卡的感情、交友、嗜好、寫作、工作、政治立場和獲獎經歷。作為敘事主線的水彩漫畫，既有印象派的朦朧，又有表現主義的大膽；犀利又詼諧的黑白攝影拼貼則具有轉場功能，兩者銜接，將辛波絲卡平凡又壯麗的生命軌跡流暢地小說化。傳記和創作的疊加、漫畫和拼貼的銜接、詩句和人生的交融，多樣化的藝術形式讓本書不僅止於用圖像訴說詩人的生平，更以小見大地彰顯了詩歌和拼貼、拼貼和人生、人生和詩歌的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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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部分節錄自出版社書介。）

索忍尼辛：

荒唐嗎？古怪嗎？不可理喻嗎？沒有甚麼不可理解，這正是「作為說服手段的鎮壓」。

俗話說：先打麻雀和烏鴉，到頭就能打到白天鵝。逐個打，最後總能打中要找的目標。大規模鎮壓的首要意義就在於，真正厲害的和隱藏得很深的人單個兒是抓不到的，在大規模的鎮壓中就會落網和滅亡。

為了找理由抓捕偶然或預定的對象，再荒誕無稽的罪名也能羅織出來。

話又說回來，在大多數場合下，並不是非要羅織這些異想天開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簡便的標準罪名彙編，探員只需要從裡面挑選出一至兩項，然後像在信封上貼郵票似地貼上去就可以了：

—破壞領導威信；
—對集體農莊持否定態度；
—對公債持否定態度（哪個正常人持肯定態度？）；
—對史太林憲法持否定態度；
—對黨的（當前）措施持否定態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國；
—等等。

黏貼這些價值不等的郵票是一項單調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探員只需要接連不斷地有犧牲品送上門以不至於浪費時間就行了。行動特派員向各地區、各部隊、運輸部門、學校實行攤派搜羅犧牲品的任務。為了不使行動特派員費神，告密制度便大派用場。

告密是獄外人與人之間進行鬥爭的X光超級武器：只要把一條看不見細細的光束指向敵人，他就必然倒下，這辦法從不失靈。我不記得這類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監獄裡聽說過很多在互相清算中利用到告密的事例：丈夫用這辦法收拾失去他歡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婦，或情婦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婦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種郵票中，探員最常用的是第10分條——煽動反革命（現改為反蘇）。如果後代子孫有朝一日讀到史太林時代的偵查和審判案卷，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些反蘇煽動者們竟然是一些多麼不知疲倦的心靈手巧之能人啊！他們利用一根縫衣針和一頂破帽子，利用拖淨的地板或者沒洗的內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過分帶表情或者不帶表情的眼神，利用顱裡的無聲的思想、秘密日記裡的詞句、談情說愛的短簡、廁所牆壁上的題字，就可以搞反蘇的煽動大業。他們在公路上和鄉間土路上，在火災現場上，在集市上，在廚房裡，在家裡喝茶時，在被窩裡耳語時，都在進行煽動。只有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頂得住這樣的煽動攻勢：

裁縫放下手裡的針，因為怕丟，便把它別在牆上的報紙上，正好戳進了卡岡諾維奇的眼珠子。顧客發現了。五十八條，十年（恐怖行為罪）。

女售貨員收到分貨員送來的商品，手邊沒有別的紙，就在一張報紙上記帳。肥皂的塊數正好寫在史太林同志的腦門上。五十八條，十年。

拖拉機手為了暖腳，扯下一張介紹某個最高蘇維埃候選人的佈告，墊在單薄的鞋子裡。女清潔工（她負責監看這些佈告）發現少了一張，在他鞋裡找到了。煽動反革命，十年……

五十八條的第10分條是很大眾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能享用。有家室的和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黃花閨女、運動員和殘廢、醉漢和滴酒不沾的、有眼的和無珠的、有私人汽車的和求人施捨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無論工作日還是星期天，清晨還是夜晚，在班上還是在家裡，在樓道裡，在地鐵車站上，在密林中，在劇場休息時以及在日蝕的時候，都可以同樣便利地給自己掙來一個第10分條。

在大眾化方面，能和第10分條媲美的只有第12分條——「不檢舉」，換句話說就是「知情不報」。上面說過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得到第12分條，但更省事，連嘴也不用張，筆也不用拿。你一動也不動，分條會自己找上門來！而所判的刑照樣是十年監禁，附加五年「籠口」（剝奪權利）。

「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趕進勞改營的政治犯替代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萬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然而，這些並非由於信念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由於命運的隨意撥弄而被驅趕進鐵絲網裡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絲毫沒有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清白無辜而變得堅強起來。也許正因為這種意識突出了他們處境的荒謬性，反而使他們感到更沉重的壓抑。他們更多地依戀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麼信念，所以絕對表現不出什麼犧牲決心、團結一致和戰鬥精神。還在蹲監獄的時候，整整一監室的他們這類人竟可以任憑兩三個流鼻涕的小偷對他們劫掠和蹂躪。到了勞改營裡，這類人已經完全崩潰，他們隨時準備著在監頭和盜竊犯的棍棒下、在作業班長的拳頭下低頭彎腰，他們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學會勞改營的哲學（互不聯繫，各顧自己，互相欺騙）以及勞改營的語言。

伊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離所的女社會黨人，看到這裡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驚訝。在她的記憶裡，政治犯們曾經是有東西會與人共享的，而現在每人只顧自己活，只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腰骨——從此再也沒有什麼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餿槽，驅趕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諺語這麼說：餓極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裡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只要做出很少很少的一點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並且團結起來，就可以得救。

有時候整批送來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反而得到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儘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麼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連俄國人也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幾個人的衣服，好幾次打劫了他們的麵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干涉，但長官們自然是只當沒有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級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的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你們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發誓明志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只是一個開始。勞改點長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自己可能找上麻煩。此後兩天，他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伙食恢復正常標準，把他們調離勞改點。

為了鬥爭和勝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麼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的了。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與盜竊犯及日常慣犯混雜起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單獨聚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麼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種人早已根據案卷上的特別標記被單獨剔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離所，在地下室裡槍斃。

然而根據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早就想到：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湧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比沙皇時期更多，並且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與前面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現在，社會黨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則困難得不可比擬，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黨人，只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倒進一千五百萬人的刑事犯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徵。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受難和死亡，只是因為不願放棄信仰。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麼坐牢，在信念上卻毫不動搖！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

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作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的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女兒——那些被投豺餵虎的女教徒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基督徒。成百萬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無聲地死去，像蠟燭似的只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優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較多」嗎？沙俄可曾有過這麼多政治犯？它連萬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在扼殺政治犯的工作上是做得如此乾淨，這樣不留旁證，關於其中這些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