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外籍學生可以領五倍卷嗎 在 名為變態的神父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神父的鹽
七月到了,鬼門開,各式各樣的鬼魅跑了出來.
有柯文哲要陳佩琪擔任精神領袖,有陳玉珍嚷嚷著要去東沙島干預國防,有太空人邱淑媞跑出來吶喊,「重手傷害基層,如何打仗?」,她發表一篇官場現形記,批評彰化衛生局被政風調查,她語帶諷刺地,扮演起她心目中的指揮中心,「長官明明就說入境不驗,怎麼還有人白目去驗?」、「更不要說前陣子的萬人篩檢了,撈出一堆漏網之魚,害主張不檢驗的大官顏面無光,如此 『犯上』、怎不罪大惡極呢?」彷彿彰化衛生局被調查,只是因為彰化篩了確診個案,戳破了中央所隱瞞的疫情,所以令大官不悅.
邱淑媞喜孜孜的發出警訊,宛若當年她太空裝傳來的「嗶嗶」聲,大聲的警告全國,氧氣筒的氧氣不足,要多多補充.
接著,有台民黨立委蔡璧如接力,「陳時中此舉是防疫神話被戳破而惱羞成怒,用政風行為迫害國家人才,糟蹋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苦心,重挫第一線防疫士氣」
又有羅智強痛批「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登高一呼「陳時中下台!」
這一連串完美的演出,如果照著各大國民黨、台民黨串聯的劇本走,恐怕陳時中被胡亂罵了一番,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既然是惡人,就乖乖下台,連辯駁都不用,我們不想聽,台灣人傻呼呼的,拆了自己防疫的屏障,照著他們完全沒有根據,也無風險評估,充滿不確定性的普篩邏輯走,說是普篩,不如說是亂篩.於是台灣從防疫第一的文明島國,將進入國民黨指揮,民進黨負責的黑暗時代,全島恐怕成為一群無知學者的實驗場.
在這亂流之中,不得不佩服聯合報,刊載一連串的組合拳,諸如「台灣輸出病毒」、「政府查辦『吹哨者』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陳時中下令調查彰化衛生局 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政風查彰化衛局 施文儀:啼笑皆非」、「陳時中不普篩真相 『健保三倍券』讓醫護淪醫奴」、「【重磅快評】陳時中令政風查吹哨者 怕防疫神話倒了?」
加上種種引用過氣政客的話語當作一種至理名言的深度報導,不具名主筆室的各種謬論,其出手之快、狠、準,堪稱中華民國媒體界中,無人能出其右的「王八拳」王者,我想,連紅媒中時都甘拜下風.
不過邱淑媞倒是點出了一個重點,
「中央發布案例後被質疑入境無症狀不是不採檢嗎?次日宣布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已下令政風進行調查.」
是阿,當初不是同一批人,質疑案485,來自美國的少年,「不是沒有普篩嗎?無症狀為何可以在居家檢疫第11天接受採檢?」把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罵個臭頭,嘲諷「滾動式篩檢」、「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時鐘就是可以搖可以擺」,甚至,「跟共產黨一樣,能蓋就蓋,抓到亂蓋.」
結果,被發現這並不是指揮中心的本意,是彰化縣衛生局的獨斷,陳時中請政風處徹查,又變成,
「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由此可知,這一幫人眼中,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任何行為,都可以描述成「跟共產黨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鬥爭手法.
我只看到一群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把對方抹成跟自己一樣下賤.
形容彰化衛生局長是「吹哨人」,又說「牙醫當衛福部長,台大公衛只能當衛生局長」,諷刺陳時中不懂專業,好像忘了這個牙醫,如何帶領台灣人度過險境,換得世界上風雨飄搖,美麗之島卻得以免除疫病的榮景,而這將病毒阻絕境外的功績,竟然比不上僅只是篩到一名還在隔離中的確診者,這樣目光,狹小如豆.
葉彥伯是否為吹哨人呢?這樣的比喻,似乎是種混淆,吹哨者(Whistleblower),又可以稱為扒糞者,舉報者,告密人,換句話說,是揭露一個組織內部非法的、不誠實的或者有不正當行為的人,吹哨的行為有分幾種,對內揭露,或者對外揭露,吹哨人可以選擇將有關資料交予第三方組織,吹哨人往往容易遭受被吹哨者的報復性打擊.
我們看彰化衛生局違法實施普篩,甚至不讓指揮中心知情,將還在隔離中的人抓出來實施核酸檢測,要他們自行到醫院,而當中還發生了採檢防護不確實,使受驗者置入傳染的風險之中,例如自行用走路、騎腳踏車去醫院,甚至照x光片,前一人測完,後一人立即躺下的情況.
在這邊有個謬誤存在,雖然葉彥伯不斷強調一切依照中央程序,或者有人不斷引述陳時中所稱,受檢者自行搭車、家人陪同去受檢沒有問題,甚至跳針到磐石艦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狡辯.
陳時中所稱的情況,是在cdc或者衛生局照著正當程序,請人去受驗的情況,這是特殊情況,彰化衛生局自作主張,還找了1500人離家檢驗,這本身就是來源不正當的毒樹果,不應該叫出去的,你叫出去,使之曝露在額外的風險之中,那就不是正常情況可以將之合理化的,而1500例,又加強了這種風險,這是很明顯的例外凌駕通則,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這就是看到救護車闖紅燈,所以每個人通通都可以闖紅燈一樣,是去語境的謬誤.
我們不會將隔離者擅自外出,自己開車,就等同於依照正常指示下開車前往檢驗,或者說,因為指揮中心請人開車自行前往,就等於隔離者開車這件事沒有風險,而不能被指出.
而又有基層的護理師爆料,長官為了研究要我們去欺騙民眾,FB上請居家檢疫的民眾去採檢是真的事情,他們那時覺得不可思議,但又不能對外說什麼.
而彰化另一件萬人抗體檢測報告,也是逼迫衛生所人員打電話請出關的民眾來抽,若民眾不來,還要寫檢討報告.
亦有醫護人員出面指稱,彰化衛生局為了普篩研究,強迫基層醫護抽血,「突然要篩檢彰化境內醫護人員有無感染肺結核,所以大家只能配合,也都被抽了兩管血、皮下測試.但我們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有被拿去做跟肺炎相關的研究,問題是,問卷單張上完全沒有跟肺炎相關的文字說明,實在很難接受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作法…」
由此可見,真正的吹哨人,是這些醫護,甚至是陳時中,他請第三方政風處調查,卻遭受報復性打擊,而彰化擅自違法普篩的行為,一開始被懷疑是指揮中心幹的,被指控標準不一,當指揮中心調查的時候,又是指揮中心不對,被指控是共產黨、東廠.
這群人,就是不管對或錯,一律都是指揮中心不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防疫,而是要把防疫的主責者弄垮,而完全不顧是否會使台灣疫情蔓延,連自己也受害,這些人,完全就是一群母親的子宮裡,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孩,急著扯掉母親的子宮,認為自己就能加快出生,其實是快速死亡,既任性,又悲哀.
怎麼看,都是這一群智障,把吹簫的人當成在吹哨,而吹哨人試圖吹起哨子的時候,他們急著打擊他,扯下他的哨子,塞在闖禍者的嘴裡,他們害怕真相被揭露,所以惡人先告狀,要讓真正的吹哨人淹死在謊言裡面,讓世界填滿他們美妙的簫聲.
不如這麼說,國民黨這些人,台民黨的四趴白共,還有聯合報的主筆室,真的是會下地獄的阿.
為何說,「彰化模式」是行不通的呢?
雖然他篩出了還在隔離中的一人,但是篩了1400人才得出了那麼1位,顯然成本效益不成正比,篩檢能量是有限的,這樣子假公濟私,任意普篩的結果,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這麼一點研究中的自滿,故意挑病毒量最高的時候,硬要隔離者出來篩檢,使群眾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是以,有隔離一天就被抓出來篩的,三天被抓出來篩的,還有十天被抓出來篩的,浮動的標準,彰化衛生局說了算,如此為篩而篩,製造出多少破口呢?
又,「彰化模式」跑出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從吹哨人的口中看出端倪,一名彰化民眾,沒有症狀時,被要求篩檢,等到出現症況的時候,又因為已經過14天,只能自行到急診篩檢,而且還要自費.
由此來看,這樣的篩檢,並不是聚焦在防疫,或者以患者本身需求為出發點,而是聚焦在衛生所的需求,他們希望能篩出病毒而已.
這有什麼差別呢?當你只是單純的為了篩出病毒,就跟手術開刀只是為了數據,而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一樣,人將不是人,只是被篩檢的有機體,為了篩出無症狀感染者的一個病毒,將應該被篩檢的,有症狀高風險的人置若罔聞,甚至為了追求篩出病毒,而將患者容易出現病毒的情境,曝露在群眾的風險之中,捨本,而逐末,即使篩到了一個,但是漏接了好幾個,甚至主動製造破口,「檢疫能量是有限的」,依照「彰化模式」,就是把能量打在無症狀者身上,而分散了有症狀者的能量,其對照的例子,應是比利時工程師,他在台灣的接觸者全為陰性,而肺部病毒存在時間至少3個月以上,感染地應在英國或比利時,他們抓的,就是這個沒被發現,但體內存有病毒的「無症狀傳染者」,研判他會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病毒傳播,造成社區感染,然而,這位工程師顯然並沒有造成傳染跡象,而且本身的抗體毒值正下降中,所以「無症狀傳染者」是否會造成真正的損害,有待商榷,當他出現症狀時,有可能會被篩檢到,他沒出現時,不具感染力,有自行康復的可能.
是否要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改變整體策略?但可以知道的是,就算改變策略也不會是「彰化模式」,他比較像普篩前進行的前置實驗,以研究為目的,導致檢疫能量一半分給正常的情境,一半分給不為人知的「類普篩」情境,減少有症狀者的篩檢機會,給無症狀者較多的篩檢機會,這無疑是為了大海,放棄漱口杯,但任誰都知道,漱口杯撈針比大海撈針還來的有效率,「彰化模式」稱不上是「精準篩檢」,他是不精準的,不但不適用彰化,也不適用全台灣.
誠如彰化縣長王惠美所說,「都是經過我王惠美同意的,要不要一併來把我調查一下,十歲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篩出來,他就在社區趴趴走,他是不是一個未爆彈,那我們這樣做哪裡錯.」
這是假定,十歲孩子出現症狀後,不會被篩檢到,在隔離期間或隔離之後,十歲孩子被遺漏之後,會是無症狀的傳播者,然而,現行檢疫有其科學根據,普篩邏輯的彰化模式,存在太多的假設和推論,而且沒有效率,更有根本的公平性問題,和造成指揮系統混亂的問題.
部分民眾的心理,對於普篩的期待是,能確定自己有沒有病,而免除恐懼,對於無症狀者的篩檢,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是彰化?還有一個人可以篩兩次,一次精準篩檢、一次萬人篩檢,而萬人篩檢表面上是研究,實則有顯著的目的性,要求政府普篩,改變現行防疫策略,而這份即將到來(?)的報告,反而像是想把防疫主導權操之在己的政治籌碼,用來威脅和推翻現行檢疫政策,滿足少數群眾的「政府隱瞞疫情」、「無症狀傳染者到處造成社區傳播」、「民進黨政府蓋牌」的想像.
而到了報告應該公布的時候,卻搶先蓋牌了,彰化推給台大公衛主導,台大公衛稱代表他個人,這個彰化萬人血清檢驗報告,還沒經過同儕審查,也不確定受檢者是否知情同意,科技部表示,當初申請計畫內容並未包含血清抗體調查計畫,而報告也沒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如果要進行無症狀的額外篩檢,也應該是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台北、新北,什麼時候會是彰化?而王惠美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錢是中央出的」,簡直是慷全民之慨,這個縣長領導下的彰化縣,不服從防疫指揮,使系統混亂,私下普篩,又稱所有的案例都在電腦上,這種浮報的案例,不會造成系統混淆,導致指揮中心誤判嗎?為何要使全台灣人置入風險,然後彰化縣好處全拿?生雞蛋無,放雞屎有,飼料又吃得特別多,這個縣長是不是自認為彰化縣好就好,全台灣死人無所謂?
何等短淺的眼光,卻自稱超前部署,何等自私的思維,卻說是在守護全民健康.
可謂是,惠美一人爽,全台火葬場.
王惠美如要負責,就應該現在下台負責.
而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權稱「搞不懂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台灣怎麼了?很難過!」又搖頭晃腦地表示「如果所有縣市都可以如此積極檢測找出無症狀者,就可以堵住這類型個案進一步傳播,讓疫情不致於擴散到社區.」
這是顯著的公私不分,將少數集團的個人利益,替代掉整體公眾福祉,明明為了私利,卻說成是為了大家,明明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卻指控整個台灣有問題,這樣的謊言,不但自私,而且卑鄙,乃至於如果全台灣都照著「彰化模式」去「積極檢測」,那不出三天,全台即將淪陷,若每個人都偷天換日,陽奉陰違,隱瞞指揮中心,私自檢測,各行其是,上情下不達,下情上不通,則防疫必將癱瘓,檢疫能量必然會虛擲,被分食殆盡,當境外阻絕一垮,那就真的趁了這些智障的意,台灣社區感染流行,只能開始普篩.
管子曰,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指揮中心一開始的令發不出去,這叫滅;發到了中途即停滯,這叫擁;下面的聲音傳不到上面去,這叫塞,下面的聲音傳到一半,變成全然不相干的玩意兒,叫做侵.
至於詹長權此類學者,看起來像個學者,其實根本是教宗,無論是說什麼比利時工程師在台灣感染,還是彰化違法普篩莫名跑出來圍事,責推台灣人,或者是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整日宣稱有無症狀感染者,要普篩,後來又強調自己從未使用「普篩」一詞,然而,無論是「陳秀熙建議 台灣應盡快展開新冠肺炎普篩」、「比利時工程師入境三個月後感染 陳秀熙:凸顯入境普篩重要性」,都可看出他如老媽一般,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而「全面實施境外檢測」、「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陳秀熙:在快篩抗體試劑」、「陳秀熙尤其推崇德國大規模社區篩檢」、「抗體快篩是全世界現在思考的防疫重點,也是台灣最快五、六月以後無法迴避的議題.」、「過去我們是採用症狀的篩檢,我一直講的是說,我講的是擴大檢查,在境外的擴大檢查,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篩,加二階段的確診的核酸系列.」無一不是普篩或者入境普篩的邏輯,都是要改變現實的篩檢制度.
而這兩個自稱台大公衛學者,又提倡減少居家檢疫天數,增加檢疫次數,如冰島不分對象,兩次篩檢配合居家檢疫五天,以入境普篩替代14天檢疫隔離.
五月的時候,疫情趨緩,開始有解封的聲浪,詹長權表示,冰島是全球每單位人口檢測做最多的國家,冰島和目前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入境需檢疫14天的規定,不過,冰島政府預計在6月15日前決定,讓到達的旅客都接受核酸檢測,只要結果為陰性就可入境,不必再檢疫14天.
陳秀熙表示,解封後要思考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全世界已經有多地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計畫,檢測計畫變成取代14天檢疫的方法.並稱因應未來可能有大量境外移入個案,要配合血清監測計畫.
六月份的時候,發生日本女留學生在台染疫事件,疫情轉而嚴峻,「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台大公衛:下階段防疫可借鏡冰島『代替14天檢疫隔離』」陳秀熙表示,「該名女學生2月入境台灣,6月下旬返國在機場檢疫遭到確診,其間有4個月時間,要說2月先遭感染入境持續維持無症狀,機會非常的低.」暗示在台灣被感染,但事實上,日本女學生在台接觸者全為陰性,7月時自費篩檢亦顯示為陰性.
陳秀熙指出,透過日本女學生個案,應該重新考量入境檢測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檢討,另他也提到,台灣社會很在意是否零確診破功,應該慢慢轉成著重於「零新冠重症、死亡個案」.詹長權則進一步說,「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又講起冰島來,「他們已經開始入境檢測替代14天隔離檢疫」.
7月的時候,疫情又趨緩,詹長權又建議,台灣邊境解封可比照冰島,採取入境檢測或14天隔離檢疫兩者擇一的方式.
8月份,台灣一例返港的女性確診,又掀起台灣輸出病毒的聲浪,然而,該返港女性第一次採檢為陰性,第二次為陽性,在港居家檢疫曾逃跑,被香港列為本土病例,亦有越南移工,自台返國被確診為陽性,事後通知,是在越南隔離時被傳染.
陳秀熙表示,建議採取「精準入境」策略,例如高風險國家除入境檢測,檢疫第五天二採;中風險國家入境者檢疫第五天採檢;低風險國家維持居家檢疫14天,如此可將境外漏網之魚降到極低,這又是在偷渡入境普篩.
台大公衛學院又於12日發表,「入境旅客是否應全面篩檢?」記者會,陳秀熙又籲入境檢測2次,居家檢疫縮短至5天.
19日,檢疫旅館拉警報,陳秀熙建議,現行一律隔離檢疫14天政策下,檢疫旅館不夠、檢疫量能緊繃已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中央應慎重考慮依照入境國風險分層進行一到兩次篩檢,可兼顧縮短檢疫天數和保護社區.
20日,「籲入境者兩次篩檢 陳秀熙:居家檢疫5天成本更低」,又以居家檢疫一天1000元、檢驗一次3000元加以計算,結論是「入境檢驗+居家檢疫5天再次檢驗」最便宜.
總而言之,疫情不管趨緩,還是嚴峻,這兩位學者就是一律照冰島模式,縮短檢疫天數和入境普篩就對了,防疫旅館不足,扯入境普篩,有疑似自台灣返國確診案例,也一律說是在台灣感染,所以要入境普篩.
這都是先有定見,再由其他案例和情境套入,說如此這般要這樣才對,結論通常只有一種,入境普篩,這叫做傳教,並非科學.
這兩人天天開入境普篩佈道大會,台大公衛學院簡直是他們的禁臠,可以說是普篩的傳教士.
事實上,如果要擴大篩檢,也應該是針對有症狀者,例如本土上,今年或去年,有肺炎、氣喘、呼吸道症狀者,應以他們為目標,而非鎖定無症狀傳染者,對著假想的敵人打空氣.
先前指揮中心曾就沒有旅遊史也沒有接觸史的第19例肺炎死者進行回溯採檢,如果真的懷疑本土有感染,應該是朝這個風向去尋找.
而全台最大的普篩仔,大概非新北侯友宜莫屬.
這傢伙明明是個外行,先前說要封城,又在彰化在隔離時篩出個案登高一呼,要全面普篩,侯稱「令人想到到底有多少無症狀確診者,因為無篩檢而出去」,又指出「彰化衛生局篩檢出無症狀確診者,是中央律定範圍外的對象,是否成為破口,再次呼籲中央針對入境者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居家檢疫、自主健康3層保護,彰化這件事就證明入境者沒有全面普篩,會讓國人害怕.」
後來風向大變,彰化被發現根本是違法普篩,這個普篩仔又自爽的表示,「至於中央研擬對於12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全面普篩,侯友宜說,謝謝中央聽到他今年3月份就開始提到,入境者在居家檢疫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嚴格的居家檢疫,雖然剛開始(中央)沒有採取作為,陸陸續續開始評估高風險(國家)先來做全面普篩,起碼要再做滾動式修正,落實當時他所提到的入境者全面普篩的目標跟方向.」
簡直是高虹安上身,結果被發現這個12國普篩根本是被放出來的風向,根本沒這回事.
侯友宜在事發之時,上演這12國記來轉移焦點,從3月開始不斷增添柴火,結果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國民黨開始要求14縣市一齊普篩,上演14國記,這個全國最大的普篩仔又縮了回去,一面稱,「目前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是並肩作戰.」另一面又稱「他在今年3月就不斷強調入境全面普篩,將病毒阻絕於境外,希望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一面說「量能夠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普篩,若不足,先從高風險國家先做」另一面又煞有其事地大喊團結,「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這種三面手法,普篩也要幹,會配合中央,又要當公道伯呼籲大家別吵架,卑鄙猴之助,不是浪得虛名.
至於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背著天庭盜取天火,送往地上的人間,一副俠醫精神,但他不知道的是,天庭不是天庭,也和彰化一樣,都在人間,隨意盜取篩檢能量,是一過,被發現後吶喊基層士氣被打擊,是貳過,拿眾人的火替自己取暖,根本是打擊全體基層和百姓的士氣;被發現後訴諸悲情,為自己開脫,卻釀起鬥爭,和國民黨串聯,惡人先告狀,劍指指揮官陳時中,這就是在打擊全體防疫的士氣.
當他跟著一群衛生局基層人員,接受王惠美的獻花,搞成一副悲壯的場面,說的一副為基層的樣子,實際上,只是拿基層工作人員們當擋箭牌,他們要陪局長獻花,又要被抽血,如同做直銷一樣去拉篩檢,葉局長可曾想過他們被當成工具人的心情?
他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但實際上,比較像馬謖.
諸葛亮叫馬謖守街亭,要依水在山下設陣,豈知這馬跑上山去,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一戰」,說我軍居高臨下,敵兵無所遁形,哈哈大笑三聲,擅自更改策略,結果卻斷了水源,失了街亭,大敗而歸.
他把大敗說成是大勝,抗命違規,說成是服膺指揮,我有裁量權,應該要被斬了,周圍一干馬稷幫,卻跑去斬諸葛亮,還要蜀軍全部都要用街亭佈陣,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
照他的佈陣,蜀軍兵力是用之不竭,蜀軍糧草是吃之不盡,蜀軍水源是靠天降甘霖,蜀軍指揮可以是多頭馬車,恐怕只有全國陷之死地,無人可以後生.
彥伯,可謂台灣之幼常也.
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病毒而已,還有應著病毒而起的,「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
臆病,在日文中有膽小的意思,亦有疑神疑鬼,徒增痛苦的意思,在疫情的當下,遏止心中的不確定感,恐慌的心情,比災難本身造成的結果,還要重要,所以,與其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不如祈禱疫病直接降臨,讓自己染病,讓災害直接發生,這樣子,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平等了,不用再擔心病毒在哪裏了,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種煩惱,都與未曾謀面的病毒相連結,只要確認自己生了病,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就可以歸因各式各樣的煩惱.
而這樣的心情,就會被一群想法完全相反的菁英(他們自認為)所利用,他們期盼更多的災難,更多的恐慌,好讓自己支配群眾,實踐自己心中的模型,他們像是一群好戰的戰士期盼戰爭,也像是膽小僧侶,躲在幕後用信仰驅趕羔羊,無論如何,這都是野心,而非真心為了群眾福祉,他們迫切證明自己的智慧,自己是有用處的,如此,就墮入了理性的漏洞,誠如霍克海默所說,
「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發展只以最有效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將人變成單調的器具,而不承認人本身及目的的社會.」
這些人,不算是專家,頂多算是專業而且訓練有素的狗.
這群台大公衛學者,在想著篩檢別人之前,不如先去台大精神科做一下精神鑑定吧.
而另一群政治狂熱的戰士,他們認為現階段台灣防疫的成果,阻礙了自己的利益,卻忘了,自己的生命也在防疫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先有健康無虞的身體,才有他們出的那張嘴.
他們像群賭徒,四處丟擲硬幣,與人打賭,「等一下就會發生地震」,等到地震發生,房屋崩垮,就連他打賭的所在,酒店也垮了,他們仍滿意地看著那群四處奔逃的人,高興地對他說「你看,我說的對吧?」
這群人不信任台灣的防疫結果,拼命想戳破他以探求所謂的「真相」,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把災難視為是支撐自己動搖的世界,的一種莫須有的憑依,這種病態的連結,將會使得人們祈禱災難發生,當所有人的世界搖搖晃晃,自己的世界才能感到穩固,這種「我對你錯」的思維,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關聯.
若是要探求「真相」,戳破「神話」,那還算好了,就怕他們主動製造災難,這些「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自己主動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入病毒,造成大流行,來證明自己的普篩之正確,台灣防疫是假的,都在蓋牌,台灣輸出病毒,台灣跟中國一樣爛,陳時中下台...等等,病態的思想.
神父曾以大衛迎戰歌利亞來比喻,那些求取「夾縫中自由」的人們.
面對龐大的巨人,大衛只有從拉谷溪水中挑選的五顆石頭.
儘管是這樣強烈的不對等,但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在地上放上釘子,希望讓大衛踩到,讓這樣的不對等再更增加一些.
儘管他們知道,每擋下巨人揮舞的粗大手臂,就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機,大衛倒下了,他們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時奮戰的大衛,那個嬌小的身影,在他們眼中,卻比巨人還要龐大,還要來的感到壓力.
他讓他們沒辦法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提問一些無腦的問題,發明一些無腦的理論,或者是狂幹民進黨.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不自由不是大衛造成的,而是巨人,和他愉快的非利士夥伴,所造成的.
陳時中不是病毒.
拿走你的釘子,停止扯後腿,看看那些奮戰的人,他們的肩膀,都跟你一樣瘦削.
你應該看著他們的堅強而堅強,而不是因為忌妒蒙蔽了雙眼.
你應該是個大衛,一起對抗巨人,守護自己的家園,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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