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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克里拜爾─納粹在中國的先驅

1929年，蔣介石焦急且關切的慰問倒在病榻上的馬克斯‧鮑爾，他沒想到這位被他委以重任的洋軍師，竟如此之快的走到生命盡頭。

「委員長……希望您……能……能好好照顧我的家人。」

此時的鮑爾連講一句話都上氣不接下氣，他的皮膚出現許多焦黑色的斑點，身上也不時流出血來，看起來著實令人噁心發麻，以至於即便洋醫生診斷病症是天花，還是有人謠傳，這是被人下了巫蠱才如此悽慘。

「先生放心，余必照應。」

了卻心中的牽掛，鮑爾鼓起精神，決心完成作為顧問團團長的最後職責，他向蔣介石說：「我誠摯地推薦由克里拜爾中校接替顧問的職位。」
蔣介石接受了深得他信任的洋軍師建議，於是赫爾曼·克里拜爾開始代理顧問團團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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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克里拜爾有何過人之處，讓鮑爾指名由他接班呢？
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跟鮑爾有交情。之前我們提到，鮑爾是德國一戰名將─魯登道夫的屬下，而克里拜爾同樣也是魯登道夫的屬下，從情理推斷，他倆是同事，甚至可能在工作上挺合拍的，這才讓鮑爾用生命推薦。

不過，病重的鮑爾可能沒考慮過克里拜爾的一個身份。
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30人不到的德國顧問團也有不同派系。
首先是親近政府派，出於對凡爾賽條約的戒備，政府對遊走在違規邊緣的軍事顧問團並不樂見，這一派的顧問成員也因此忌諱投入軍事行動，並對國府的合作態度顯得有著不冷不熱的疏離感。
另一股勢力是軍方派，顧名思義，就是以軍事專長為主的退役軍人，他們樂於一展所長，也介入在中國的內戰中(這已是違規行為)，對於政府派屈服於凡爾賽條約的態度那是相當感冒。
那克里拜爾屬於哪一派呢？答案是……他是第三股勢力，也就是一個當時不算重要，但之後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納粹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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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先解釋一下，納粹、德國威瑪政府與軍方的三方關係。首先，威瑪政府因為遵循受拘束的凡爾賽條約，所以反對擴軍，對外態度也相當軟弱；德國軍方則希望能夠擴軍好恢復昔日光榮，但在政治上比較保守及傳統(不少資深將領還主張恢復君主立憲體制，像是之後會提到的賽克特將軍就是個保皇派)，所以在對外關係上雖然比威瑪政府強硬，但大體上仍是慎重以對；至於納粹黨，一心想撕毀凡爾賽條約，對外態度激進，並且想要積極擴軍，但他們希望軍隊效忠對象不是政府，而是納粹黨(之後更進一步變成效忠阿希個人)。可以看的出來，三方各有些微交集，但也有各自的算盤，所以彼此之間常存在相互利用及猜忌打壓。
克里拜爾除了是軍人，還是位資深納粹黨員。
有多資深？想當初納粹黨在1923年只是個不入流小黨，結果他們竟然妄想發動一場啤酒堡政變好顛覆威瑪政府，那時克里拜爾就參與其中，而他們一行人在政變前拍攝的紀念照中，克里拜爾就佩戴了超資深黨員才有機會領到的勳章。
(順帶一提，這張紀念照中，同樣參與其中的一戰名將魯登道夫站中間，克里拜爾就站在他旁邊，可見他與老長官的關係蠻鐵的，而希特勒則站在魯登道夫的左手邊。可其實我看這張照片最想說的話是……搞政變還先拍團體紀念照？你以為是郊遊還是聯誼呀？如此大張旗鼓讓威瑪政府早有準備，結果被輕鬆鎮壓，而團體合照更成為逮捕參與人士的最好工具，總之這場政變用幾個字就能形容：蠢斃了。)
所以克里拜爾不時利用職務之便，試圖擴大納粹黨在軍政兩界的影響力，這其中就包含他擔任代理團長的德國顧問團。

其實做為鮑爾的繼承者，克里拜爾在職務上相當勤勉。軍事上，在鮑爾臥病期間，是他繼續在前線接手蔣桂戰爭中的業務，之後蔣介石與馮玉祥開戰，他也趕赴前線出謀劃策；組織上，他則向德國政府爭取更多的顧問前往中國，擴大顧問團的營運能力。而鮑爾苦心經營的空軍也是在克里拜爾任內完成，這將在未來幾年成為蔣介石在內戰中獲勝的利器。
問題是：這世界不會因為你努力，就一定要對你有善意。而克里拜爾在代理團長任內，就遇到內外夾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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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問團內部，無論是軍事專家或是經濟專家，都是由鮑爾招募而來，所以無論是在交情上，或是論及軍中資歷跟經濟上的才華，鮑爾都足以服眾。但克里拜爾就不同，論軍中官階，他只是一名中校，在當時顧問團中，就有幾位上校比他資歷更深，所以明顯鎮不住場面；至於經濟或民生方面，克里拜爾更是徹底的外行，所以經濟顧問們自然瞧不上他，以至於被放話：「我們可不是為這位顧問團長服務的！」
至於外界對於顧問團，不時充滿敵意。首先德國威瑪政府始終忌憚凡爾賽條約的限制，所以來華顧問團不會獲得任何母國的官方資源及支持，甚至還隨時存在被解散的可能性。而在中國，蔣介石的政敵也是顧問團為眼中釘了；像在1929年，身為政敵的汪精衛為了蔣介石勢力，竟然對外宣稱：「德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所以派遣顧問介入中國內戰。」
這個宣言讓情勢一口氣混亂起來。
德國政府本來就因為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對外派遣軍事顧問一事非常的戒備，以至於鮑爾都必須在明面上宣稱他的職位是工業顧問，而在華的軍事建議只是他私人行動，這才蒙混過關。結果你汪精衛倒好，這個發言一出，不就讓英法諸國有機會譴責及惡整德國嗎？事實上，英法美三國還真的開始譴責，搞的德國政府壓力山大，對搞出大新聞的中國以及來來華顧問團會火冒三丈也就不意外了。

當外界已經充滿壓力時，顧問團內部也鬧出許多不省心的事。
當時顧問團中，一位負責警察事務的顧問因為工作表現不佳，結果被中國政府Fire。本來克里拜爾還在喬事情著要將這位警察顧問調往陸軍中發展，結果警察顧問卻指責：「中國政府竟然讓我這個德國顧問介入國家內戰，破壞凡爾賽條約的禁令？這是違規呀！」眼看這顧問實在脾氣太大，政府決定給旅費要他趕緊走人，然後警察顧問又狂發牢騷：「你沒給我足夠的薪資，別想唬弄我走人！」
總之這位顧問把中德關係搞得是一地雞毛，這讓中國跟德國政府都指著克里拜爾罵：「鬧出這種麻煩，你是怎麼管事情的？」
另外德國軍事顧問不時和國民政府在軍事策略上意見不合，甚至有些德國顧問會販賣武器給非蔣介石派系的地方政府(例如有3架容克斯戰鬥機差點要交付廣東省的軍閥)，這都讓蔣介石認為克里拜爾這個代理團長不堪統領之責，終於讓他決定換人擔任。

對於蔣介石派遣新人赴華擔任顧問團團長的要求，德國政府問：「那你們有什麼中意的人選嗎？」負責傳遞消息的駐德代表說：「我們希望請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來華……」

一聽這話，德國政府就差沒對駐德代表掀桌了。
「怎麼又提這人？不就跟你們講這老頭名氣太大不方便做軍事顧問嗎？你中國人還有完沒完呀？」
德國政府表示：「要魯登道夫去是不可能的，倒不如你們請魯登道夫推薦他人前往吧。」
於是在魯登道夫的推薦下，格奧爾格·魏澤爾中將成為新的德國顧問團團長，克里拜爾也就從顧問團下台一鞠躬。不過他後來轉任德國駐上海領事，繼續成為中德兩國的溝通橋樑，甚至後來當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為了瞭解中國事務，首先請教的對象就是克里拜爾。在之外的中德外交中，也不時看到克里拜爾參與的身影。
所以雖然克里拜爾在顧問團的表現及處境不太光彩，但他卻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存在。他似乎預示著當時仍屬弱小政黨的納粹，已經在各方各界醞釀著影響力，只是我想當時沒人預料到這股勢力未來將會讓世界捲入到戰火之中。

圖片為：
啤酒館政變前的合照，中間站立者為魯登道夫，克里拜爾站在他的右手邊，而左手邊站的人是希特勒

年底了，來總結一下今天最大的事件，關於那個不能說的病毒。照例，信不信由你，有認識我朋友的，或許還有私下對話紀錄可以翻。

總之，我個人最大的收穫是，對情報與資訊作戰中，非理性因素的認識，也更能明瞭近代幾次大戰，為何有更強大的武裝，卻敗給意志力更強的對手，其背後的原因絕不簡單，非是用物質與精神兩因素帶過，而涉及到深層的意識。

這篇有點長，其實不大適合放臉書，不過管他的。XD

這個病毒最早應該可以追蹤到去年9月，香港反送中事件，耳聞到一些有醫衛專業的情報人員進入香港，當時大家在猜是大量使用催淚彈，會降低免疫系統。10月底開始覺得不對，因為這些人消失了，跑到中國內地去，知道的人都一頭霧水。11月才傳出，美國CDC有人懷疑SARS ver2好像出現了。12月底就是各位都知道，台灣有人意識到中國武漢出大事，迅速提升應對層級。

不過，我們是運氣很好，一連串的時運，真的不要大意。

第一，就是SARS造成台灣重大傷害，讓之後的醫衛體系戒慎恐懼。
第二，南部每年應付腸病毒、登革熱，追蹤的經驗很多。
第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民進黨執政。

正確的說，是組織核心成員，掌權者與權力者身邊，醫衛體系出身者占比全球最高。前現副總統陳建仁、賴清德，時任副院長的陳其邁，全部都經歷SARS，非常了解外行領導內行會如何。馬英九造成的台北市悲劇，對當時內情稍有了解者都知道，是政治高層強押執行的結果。

沒有這些親身經歷，經驗豐富的人在第一時間做出決斷，台灣早就淪陷。戰略上的不變道理，所有的失敗都來自於「too late」，防疫就是一場戰爭，尤其對手是中國。

為何我前面說，對資訊與情報有點更深的體驗，因為美國CDC早就知道中國出事，為何政治層面沒有動？去看看川普在12月底到1月的團隊，只有一個算是醫衛人，還是偏民主黨的，事實上還真的很挺民主黨，換作是你會信任他？川黑那邊也別鬼叫自己正確，到今天還在相信CHO，足證根本不在乎疫情，只在乎反川。

我有這個體認是，1月知道大事不妙，卻沒有聽到後勤體系做出應對，私下提了一個memo給認識的，希望讓指揮中心知道，萬一中國台商大批回台，怎樣因應。事後證明我太過擔心，他們早就有準備，不是他們沒想到，實情是醫生們還真不知道，萬一台灣疫情炸掉，怎樣動員國家整體後備去撐住社會，這算是軍事戰略的領域。

所以陳時中他們怎麼做？用醫衛專業去做，直接把病毒阻絕在國外。有點概念的人應該都知道，要做到讓台商不回國，檢視電子足跡，使用手機定位自主隔離對象，這牴觸到多少法規。若不是政治面得到支持，可能嗎？

各位想像一下，假設蔡總統1月開防疫會議時，除了衛福部長以外，全部都是經濟、貿易專業，以及DPP最多的社運跟人權專家，會發生何事？手上資訊100條，只有1條支持先封鎖再說，其他99條都在說封鎖對經濟不利，隔離法條太多違法，不讓台商回國傷害人權，最後會怎樣？

膝蓋想也知道現在早就炸的亂七八糟。

簡單說，我想的是最糟的結果，因為我認為DPP會屈服在人權之下，讓大批台商還是回來。而當時的指揮中心早就決定防疫視同作戰，先擋住病毒其他再說。

換軍事說法就是，我想的是共匪已經登陸台灣，需要打城鎮巷戰。指揮中心是決定讓解放軍連登陸艦都上不去，用飛彈跟戰機炸到一片木筏都過不了海。後來知道我們1月份就採取戰爭思維，並用了現代軍事作戰的管理模式，我就放心不管了。

真的不用擔心打開啥米潘朵拉盒子，誰誰誰誰在蓋牌。

因為，就我們手中看到的資訊戰狀況，會相信這些資訊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只看深藍資訊群組的，另一種就是被左統訊息影響太深的那一批左派。

統稱被中國資訊戰滲透的那一些人。

但各位覺得可以高枕無憂？想太多了。用軍事狀態來比喻，台灣的確做的很好，但在資訊戰跟中國滲透的部分，我們現在比較接近一次大戰的馬恩河之役，動員所有後勤與義勇軍，終於擋下德軍進攻巴黎，然後挖了連到大西洋的壕溝陣地。敵軍依然想著怎樣破壞壕溝，打破陣地戰的困境，不管是使用毒氣還是飛機。

中國正面作戰打不下來，就採取敵後作戰，利用俾斯麥當年就在警戒的社會主義者，這些人1戰後慢慢被共產主義者取代。各位看戰史，只會知道硬實力的比較，以及很淺的文化影響，若涉獵夠多就會發現，當時的社會氛圍並沒有那麼單純。

法國擋下德軍攻進巴黎後，巴黎與後方城市不到一年就又恢復歌舞笙歌，知識分子亟欲收回交給軍方的權力，報紙媒體與反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份子合作，攻擊政府消極不作為。更有甚者，主張是推翻政府，換人做做看，為何？

跟現在深藍的神經病一樣，覺得政府蓋牌無能，換他們去做早就打贏。怎麼做？不要打壕溝戰，組織大軍殺進德國中心，三天抵達萊茵河、七天直指柏林，每一個都自比拿破崙。宣傳手法通通一樣，壕溝戰是政府蓋牌的表現，戰時體制是為了要擴權摧毀民主，你看看比利時邊境那場戰役，「德軍突破了1公里欸」，有夠無能的。

各位看看像不像？

你們以為結束了？這些人才不會停，1戰勝利後這些扯後腿的就開始竄改記憶，告訴大家將軍很無能，若當初給他管早就打贏，跟某個市長一模一樣。洗了20年，等到2戰爆發前，還在那邊說國際社會主義者應該大合作，共同團結反戰，我們左派要消滅邪惡資本家，共創美好與沒有戰爭的世界。

結果是2戰開打，法國軍備武裝都不齊備，德軍一殺進來，聽信左派和平論，認為不值得為法國流血的年輕士兵，被突破防線後就迅速潰散，一點都看不出父祖輩於1戰時，自動自發重組陣地，抵禦侵略到底的樣子。

誰害的？戰後沒有一個左翼共產知識份子承認，又回頭去寫要對抗資本家，繼續洗腦下一代年輕人，「這個社會主義不是真社會主義，那個共產主義是假的，我們才是真的」。

誰管你真不真，讓國家整代人放鬆懈怠，最後投共讓國家覆滅才是真的。

咦？我為何又彎過頭來罵人？

各位啊，你們以為2021會更好？2018原班人馬現在就在摩拳擦掌要複製2022了。

怎麼這麼敢？

因為戰敗沒有被踢出去，而天塌下來有更高的人扛著，那為何不再搞一次？現在已經確定台灣防疫戰士武藝高強，反正選輸了有人會負責，壓力增加的只是那些防疫的人嘛。

我的意見沒那麼複雜，防疫是戰爭，戰時體制不分左右，蠢左才會跟你說管制就是左派所以右派錯誤，大家要聽我們的。

中國對台灣的戰爭沒有停過，記得教父的台詞，誰叫你去談判的那個人就是叛徒。

注意看，誰跟你說要綏靖，對國內那些散布謠言的紅統左統，應該要放寬心胸，相信台灣人有辨別的能力。

那個就是鬼。

#我們現在還是走在鋼索上
#有人要你跳下去就不會心驚膽跳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