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拿香拜祖先的都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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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祖先來自何處?
我們的語言出自何處?
不要被意識形態民粹政客們洗腦騙了!
「堂號」!無論您是400年前、200年前、77年前、或何時來台,都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只有「堂號」能讓您完全了解。
「台灣人」的祖先大都是來自中國北方的中原地區,祖先為了逃避北方匈奴的侵略,而南遷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所以「台灣人」大都是來自北方的中原漢人。
「五胡亂華」之後,華北經過長期戰亂,原先在河洛地區的(河圖與洛書,是中國古代傳說中,上天授與的圖象、數列)。
知識分子、士、農、工、商…等紛紛逃亡到江南地區避亂,也有族群避難遷徙,輾轉來到閩南泉州、漳州、潮州 、汀州或梅州、惠州…等地區定居。
河洛叫做「河圖與洛書」,河洛就地區來講,就是中國河南、洛陽一帶地區,廣義泛指「中原」。
為了讓後代子孫認識自己祖先的來處,使用「堂號」讓不同時間到達的移民,可以辨認自己的宗親,得到暫時的照顧。
久而久之,「堂號」成了姓氏宗親聯誼的代號。
「堂號」也可以使後代子孫認識自己祖先發源處,可以知道先人從哪來?
世界只有中國有「堂號」,我們不能讓「堂號」消失。
現今中華民族的族群當中,「堂號」最完整的只剩下客家族群。
堂號即祠堂的名稱或稱號,主要用於區別姓氏、宗族或家族、地名(姓氏宗族的發源地)。
堂號除在祠堂使用外,還會在 族譜、宅院、牌位、墓碑 等處使用。
以下我們從堂號來參考祖先從哪裡來?
濟陽堂:
丁、卞、江、柯、卻、陶、庾、蔡。後漢設濟陰國,晉改濟陽郡,在山東定陶縣地。
西河堂:
卜、苟、林、卓、宰、靳。漢時的郡名,今內蒙古(綏遠)鄂爾多斯地方,以及陝北、山西離石一帶。
河南堂:
於、山、方、毛、元、平、向、利、苟、邱、俞、陸、褚、廉、種。今河南陽縣。
東魯堂:
孔。孔子生於魯,地因人而名,故叫東魯。
雁門堂:
文、田、童、農。戰國時為趙地,漢為郡,地當山西舊代州,寧武以北及朔平、大同一帶。
隴西堂:
牛、辛、李、時、彭、董。秦郡名,地當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
天水堂:
尹、皮、艾、狄、桂、姜、秦、莊、趙、嚴、上官。漢時郡名,在甘肅渭縣境,即今伏羌地。
平陽堂:
仇、汪、巫、來、常、鳳、管、衛、歐、饒。三國魏郡名,在山西臨汾縣境。
吳興堂:
水、尤、沈、明、姚、施。三國吳郡名,今浙江省吳興地。
太原堂:
王、羊、祁、易、武、祝、宮、溫、霍、閻、尉遲。
太原、汾州二府及保德、平定、忻州各地。
高平堂:
巴、范。漢時國名,今安徽省盱貽縣境。
南陽堂:
白、束、呼、姬、許、隆、葉、翟、韓、樂、鄧。秦時郡名,泛指河南省南陽及湖北襄陽一帶。
京兆堂:
申、史、宋、別、冷、杜、車、宗、段、計、韋、晁、郜、浦、象、康、舒、雍、壽、酆、黎、皇甫。
漢三輔之一,地轄長安以東至華縣一帶。
渤海堂:
甘、封、高、歐陽。漢郡名,地領河北省河間、滄縣、安次各地,南至山東吳棣境。
汝南堂:
左、言、汝、周、南、殷、商、梅、廖、袁、藍。
漢郡名,地轄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穎州府。
武陵堂:
冉、華、龍、龔、顧。漢時郡名,今湖南省常德縣地。
上黨堂:
包、尚、連、鮑、樊。秦時郡名,在山西東南部,今長子縣境。
陳留堂:
伊、阮、虞、謝。漢時郡名,晉為國,今河南陳留縣,後移至開封。
上谷堂:
成、侯、冠、榮。秦郡名,地轄保定、易州、宣化、順天諸府,均在河北省。
沛國堂:
朱。漢時設郡,後漢改國,在安徽宿縣境。
晉陽堂:
匡、唐、景。秦漢時縣名,今山西太原地。
新安堂:
古。三國吳郡名,在浙江省淳安縣。
武威堂:
石、安、賈。漢武帝時郡名,即甘肅省武威縣地。
樂安堂:
任。南朝宋郡名,隋癈,在山東廣饒縣。
馮翊堂:
吉、雷。漢時郡名,為左馮翊轄地,即陝西大荔縣地。
中山堂:
仲、湯、藺。春秋時國名,屬北狄鮮虞國地,今河北省正定縣境。
西平堂:
池。東漢郡,今甘肅西寧縣。
安定堂:
伍、胡、席、梁、程。漢時郡名,在甘肅舊平涼、固原、涇州境。
東海堂:
有、茅、徐。漢時置郡,地當山東兗州東南,江蘇邳縣以東。
河東堂:
旅、薛、裴、儲、聶。秦時郡名,即山西西夏縣地。
下邳堂:
闕。後漢時國名,即江蘇邳縣地。
延陵堂:
吳。春秋時吳邑,季札受封延陵,今江蘇武進縣地。
廬江堂:
何。漢時郡名,在安徽廬江縣境。
北海堂:
邢、郎。漢郡名,東漢改國,地領山東益都以東至掖縣一帶。
平陵堂:
孟。春秋時齊邑,今山東歷城縣境。
彭城堂:
金、劉、錢。漢郡名,今江蘇銅山縣地。
清河堂:
房、傅、張。漢時郡名,地當河北清河、故城、棗強、南宮諸縣,及山東清平、恩縣、冠縣、高唐、臨清、武城一帶。
東平堂:
花。漢國名,即山東省東平縣。
博陵堂:
邵。晉國名,後改郡,今河北省安平縣境。
山陽堂:
岳。漢郡名,故城在河南修武縣,曹丕篡漢,廢獻帝為山陽公。
滎陽堂:
昌、潘、鄭。戰國時韓地,今河南省滎陽、成皋一帶。
臨海堂:
屈。三國吳,分會稽東部置臨海,在浙江省,舊稱台州。
范陽堂:
鄒、簡、燕。范陽是古郡名,即今河北省涿縣地。
齊郡堂:
查、晏、覃、富、譚。漢時郡名,後改為國,今山東臨淄地。
高陽堂:
紀、耿。漢時縣名,今河北省高陽縣地。
敦煌堂:
洪。漢時郡名,今甘肅西部敦煌縣。
魏郡堂:
柏。春秋時國名,在山西芮城縣境。
扶風堂:
馬、班、祿、萬、魯。隋時置郡名,今陝西省扶風、鳳翔一帶。
千乘堂:
倪。漢時郡名,在山東地城、益都一帶。
會稽堂:
夏。秦郡名,地當江蘇東部、浙江西部,即今紹興。
河內堂:
苟、荀、司馬。漢郡名,地當河南省黃河與太行山之間,今武陵、沁陽一帶。
廣陵堂:
貢、盛。漢國名,後改郡,今江蘇都縣地。
薛郡堂:
海。秦時郡名,地轄山東西南部、江蘇東北部。
河間堂:
凌、章、詹。漢國名,後魏改郡,在河北獻縣及河間一帶。
南昌堂:
塗。漢縣名,在江西南昌地,洪州塗氏為豫章望族。
豫章堂:
羅。漢郡名,在江西南昌縣地。
潁川堂:
陳、鄔、賴、鍾。秦郡名,地轄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寶、汝州諸府,蓋指潁水流域。
護國堂:
逢、邊、戴、稽。春秋時陳焦邑,今安徽省亳縣地。
餘杭堂:
隗。隋郡名,唐復為杭州,今浙江杭縣。
汾陽堂:
郭。漢地名,唐併入陽曲,在山西省,唐將郭子儀受封於此,因而名傳。
瑯琊堂:
符、雲、諸葛。秦郡名,地轄舊山東兗、音、沂、萊四府,後漢為國,在臨沂縣境。
廣平堂:
游、賀、談。漢郡名,後改為國,今河北雞澤縣地。
江夏堂:
費、黃。漢郡名,在湖北雲夢境。
遼西堂:
項。秦郡名,地轄永平、承德、朝陽、錦州、新民一帶,在遼寧與河北間。
平原堂:
東方。漢郡名,在山東舊武定、濟南二府之西,及樂陵、長清一帶,即平原縣地。
頓丘堂:
葛、司空。春秋衛邑,在河南省濬縣。
弘農堂:
楊。漢時郡名,在河南省靈寶縣境。
百濟堂:
福。春秋時國名,在今朝鮮半島。
內黃堂:
駱。漢時縣名,今河南省內黃縣地。
江陵堂:
熊。春秋時楚郢都,漢置縣,宋改都,今湖北江陵地。
鉅鹿堂:
魏。秦郡名,晉為國,今河北鉅鹿、寧晉一帶。
蘭陵堂:
蕭。晉時郡名,在山東嶧縣,南朝宋移昌盧,在滕縣境。
解梁堂:
關。春秋時晉邑,地領山西解縣、臨晉、虞鄉諸地,後漢關羽,即解人也。
燕山堂:
竇。遼時燕京,宋改燕山府,地領河北省北部及東北部。
武功堂:
蘇。漢郡名,在陝西郿縣境,今設武功縣。
始平堂:
翁、馮、龐。晉郡名,三國魏改始平,在咸陽附近。
梁國堂:
墨、橋。漢時梁國,後魏改郡,唐改宋州,在河南商丘縣境。
濟南堂:
伏、寧。漢初置郡名,即今山東歷城縣境。
平昌堂:
紅、孟、管、離。三國魏置郡名,治安丘,在今山東安丘縣地。
濮陽堂:
爰。漢縣名,後魏改郡,即古帝丘,在河北濮陽縣及山東濮縣一帶。
著存堂:
呂。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鎮。
殷禮堂:
宋。陝西西安市,陝西西河郡。
我們現在講的「台語」正確名稱~不是台灣話、更不是閩南話、也不是福建話,正確叫做~「河洛話」!
河洛話:源自河南洛陽,俗稱中原話,在唐朝時期就是講河洛話,唐朝武則天就是講河洛話;日本現在廟宇和尚念經朗誦的語言就是用河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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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那些著名雙胞胎們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少游
雙胞胎,從出生的那天起,就比普通的單胞胎更容易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這一對雙胞胎兒之間,會比普通手足之間有更緊密的血脈相連。不同性別、年齡、地域的雙胞胎們,也不會減少彼此間命運的關聯。在中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就有一些不同類型的雙胞胎,因為出色的相貌、才華造就了與眾不同的命運,也因為同胞生的原因而更容易被載入史冊。
白居易和白行簡的命運軌跡
雙胞胎有因為生理原因不同所造成的同卵和異卵,但因他們在整個生長發育過程中都聯繫在一起,所以很多時候會出現性格、相貌的相似,這就決定了有一些雙胞兄弟姐妹們的性格相似,命運也相似的現象。但是還有一些雙胞胎,卻是相去甚遠。
唐朝詩人白居易和同胞弟弟白行簡同樣在幼年就顯示出過人的文學天賦,但白居易後來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赫赫有名的詩人,弟弟白行簡卻淹沒在唐朝數不清的文人中,且再無人提及。雖然白行簡的文學作品並不少,但是相比白居易來說,作品的藝術價值,卻無法相提並論。甚至還因為過多描寫男女之事,而被人們冠以不務正業之稱。
在武則天登上皇后之位的過程中,有一個殺女廢后的故事。但人們不知道的是,武則天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與前程,不惜葬送的女兒,就是與她的二子李賢同胞的龍鳳妹妹。同胞哥哥李賢雖然有一個有所作為的兒子李隆基,但自己的性命最終還是葬送在強勢的母親手中。
唐玄宗李隆基的原配夫人,也是一位當朝官員的龍鳳胎之一。同胞哥哥還娶了李隆基的妹妹為妻。他們的父親是官至太尉的王仁皎,在李隆基還是臨淄王的時候,就曾幫助他發動政變,從而順利的登上皇位。但是李隆基的第一段婚姻並沒有走到終老,後來這位自幼成婚的結髮妻子因為一直沒有生育皇子,而且不斷的出現嫉妒妃嬪的情緒,最終因被疑巫蠱之術廢掉。
在皇族中也有著不少的雙胞胎,但是皇位繼承權有嫡長之分,所以,雙胞胎兒子一定要區分出長和幼,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中所記載的皇帝都沒有雙胞胎的原因。其實並不是沒有,而是因為要確定繼承權,所以已經區分了長幼。所以皇族中的雙胞胎也就更容易體現出同胞不同命。
雙胞胎姐妹的愛恨情仇
作為同胞姐妹的性格更容易相似,甚至連她們的命運也會更容易雷同。遠古時期的堯就有一對品貌俱佳的雙胞胎女兒:娥皇、女英,她們不僅同出一胞,還共侍一夫,甚至因為她們的聰明賢能而在歷史上被傳為佳話。大女兒娥皇、小女兒女英,都是堯在確定舜為接班人後一起許配給舜的。這姐妹二人非但沒有因為彼此爭風吃醋,甚至在面對舜的後母不斷刁難、屢次陷害時,都不約而同的為舜分憂解難,成為舜的左膀右臂,這姐妹二人與舜的愛情故事,也被人們撰寫成詩歌,傳頌至今。
歷史上與娥皇女英一樣貌美的雙胞胎姐妹還有著名的大喬、小喬,與西漢時期漢成帝的兩位寵妃:趙飛燕與趙合德。但她們的命運就截然不同了。大喬小喬在不到二十歲時分別嫁給了三國時期兩位名將孫策和周瑜,這兩對看起來郎才女貌的姻緣,最終卻都落得孤兒寡母的下場。孫策死時不到三十歲,留下二十多歲的大喬帶著襁褓中的兒子。而小喬雖然跟隨周瑜經歷了十月年的南征北戰,並生育了三個孩子,卻也在周瑜去世後,在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就只能開始漂泊不定的生活。
趙飛燕與趙合德姐妹同樣是以美貌名傳後世,而且她們因為從小在公主府裡歌舞伎的成長經歷,練就出了動人的歌喉、舞姿,讓漢成帝一見傾心,甚至在兩姐妹的慫恿下,不惜廢后,立姐姐趙飛燕為後。但是在兩姐妹用盡心機,排除了其他妃嬪,專寵後宮時,卻也同樣為彼此爭風吃醋起來,甚至還不惜將平日對付其他妃嬪的手段來對付對方,最終落了一個妹妹陪葬,姐姐自殺的下場,殘害廢品子嗣的做法也讓她們留下惡名。
在清朝末期的秦淮河畔,還有一對才貌雙全的名妓卞賽、卞敏姐妹。姐妹二人同出一胞,生長在富裕的大戶人家,因為家道中落,才無奈流落風塵。但是因為兩人琴棋書畫無一不通,而且相貌明豔秀麗,所以很容易就揚名於秦淮河兩岸。其中,姐姐卞賽更是被當朝一位寵妃的哥哥看中,但因性格剛烈而最終出家,在隱居中默默的去世。妹妹卞敏擅長作畫,但同樣情路坎坷、一嫁再嫁,最終成為抗清的進步女性,最終血灑戰場。
雙胞兄弟的文韜武略
東漢時期的史學家班彪有一對著名的雙胞胎兒子,一個是在東漢時期的軍事、外交方面功勛卓著的班超,另一個是因為記載歷史名垂千古的文學家班固。這一對雙胞胎雖然在文、武不同的領域,卻都成為被載入史冊的人物。在東漢時期,匈奴是造成邊疆戰火不斷的主要因素,班超成為剿滅匈奴,平定西域的英雄,並先後與西域幾個不同的國家建立了外交友好的臣屬關係。與班超相比,班固更多的繼承了父親的事業,他在父親對《史記》做了傳記的基礎上,增加數十年的歷史記載,迄今為止都被譽為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閃光之作。雖然班固後來並沒有如班超一樣成為人人稱道的人物,卻同樣也是中國歷史中不可不提的一位。
作為盛世唐朝的開國皇帝,李世民也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雙胞胎兄弟李玄霸,但是因為李世民作為皇帝的身份特殊,歷史上並沒有留下太多關於他的記錄。更重要的是,由於李玄霸16歲早亡,所以他沒能留下任何子嗣。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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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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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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