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丽梦再爆中国疫情内幕 中国冷对世卫专家抵京
来自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病毒学者闫丽梦,上周末通过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揭露中国政府掩盖疫情真相,再次在中美之间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焦距之下,如何看待闫丽梦的其人其事?
闫丽梦的爆料在过去的这个周末,还在持续引发波澜。到发稿时为止,在福克斯有关闫丽梦爆料的新闻页面下已经有超过一万六千条留言,福克斯的这个采访视频减缩版本在社媒youtube上也获得了近七十万点阅。在推特等社媒上有关她爆料的讨论更是连篇累牍。
在这些留言中,不少是点赞她的爆料,认为闫丽梦进一步揭露了中国政府掩盖疫情的真相。
在《隐蔽的战争》一书中,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的史帕丁准将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她的采访)加强了我之前就已经相信的事实;她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中共政府刻意让病毒流行。”
闫丽梦的爆料也受到中国外逃的富豪郭文贵的关注。早在几个月前,郭文贵就通过社媒透露,中国有至少五名病毒方面的专家外逃。但这一消息现在还无法证实。
郭文贵在社媒的视频中表示了对闫丽梦爆料的重视,“她本身就是医学博士,她就是医生,而且她来自大陆,她对所有大陆官方医疗体系完全清楚。她得到的这些信息是她的同学,在医疗战线上的专家,感染病、传染学的专家,和中国的卫生部。”
但也有很多质疑声表示,闫丽梦的爆料没有新的东西,主要是重复之前新闻上已经报道过的东西。
身在华盛顿的原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也对闫丽梦的爆料表示失望,“我们现在看了,说来说去,就跟普通老百姓说的一样,没有比普通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线索或论据。这一点也值得怀疑。”
闫丽梦在福克斯的采访中揭露的关键事实是,12月底到1月上旬,她在大陆的科学家朋友的沟通中,和自己的研究中,发现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的迹象,但中国政府却不允许透露这些信息。
闫丽梦没有在访谈中提供太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她所陈述的情节。她主要提供的是她在12月31日与中国大陆研究者沟通的手机聊天记录,但因为电视播出的原因,其图像并不清晰。
外界有人评论说,福克斯电视台对闫丽梦的采访长达几十分钟,目前播出的只有十三分钟,可能还有更多的料有待进一步爆出。闫丽梦在福克斯的采访中也说,她要继续说出真相。
夏业良则怀疑还有更多的真料在后面,“福克斯作为一个新闻电视台,如果有料,它为什么不报呢?既然采访了好几十分钟,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为什么不报呢?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不符合逻辑。”
闫丽梦在采访中的陈述也涉及到香港大学的责任。她说,在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知道武汉有一个类似于Sars的冠状病毒后,她的上司导、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医学专家潘烈文就让她去做秘密调查。但在她提交了研究报告后,潘烈文等负责人却没有向上提交报告,并且还警告她不要触碰红线。
香港大学于7月11日晚间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称尊重闫丽梦的言论自由,但她所说的内容不符合香港大学理解的关键事实,闫丽梦并没有在12月底到1月期间从事有关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研究。
香港大学很快删除了闫丽梦在学校网站的信息。但闫丽梦声称,她所在的香港大学实验室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
根据本台查证的消息,虽然闫丽梦此前有多年主要从事的是眼科方面的研究,但近几年闫丽梦的确在世界著名科学刊物上发表过流行病病毒研究的论文。
闫丽梦是在4月底从香港出走美国的,而就在5月14日,闫丽梦作为第二作者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论文(Pathogenesis and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in golden hamsters)。
福克斯电视台在报道中指出,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不认识闫丽梦,并且强调中国已经英勇地抗击了疫情。
在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两名医学专家日前已经抵达了北京,其使命是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中国官方却对这一事件保持静默,中国媒体没有任何相关报道。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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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史威默 在 Hew Kuan Yau 丘光耀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各位行动党同志及关心行动党前途的朋友必看。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专注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身份认同之危机”。应该让我们引以为戒。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与启示》
作者: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 张文红
作为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的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
经过长期发展,社民党逐步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改良党、从政治边缘到权力核心、从纯粹反对派到主要执政党的转变。自1966年首次进入大联合政府后,社民党于1969至1982年同自民党联合执政,1998年至2009年又先后同绿党和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2009年9月27日,德国第17届联邦议会大选落下帷幕,执政的社民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纪录。可以说,社民党当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面临严峻考验。
危机探源
“新中间”路线——20世纪90年代起指导思想上的右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民党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一个阶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个纲领党,有着鲜明的路线和方针;是一个党员党,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尽管曾遭受残酷的打击和压迫,社民党都凭借其坚韧毅力和高昂斗志而不断发展壮大。
二战结束以来,社民党一直进行着适应时代发展的尝试,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标志着该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彻底转变: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党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多元化。1999年6月,社民党领导人、时任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了纲领性文件《欧洲: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
随着“新中间”路线的推行,社民党的政策、理论不断向右转。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选民基础发生冲突,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2010规划”——社会福利改革导致严重分裂。施罗德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福利改革方案——“2010规划”,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因而极大地触动了民众利益,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身份认同的危机。
最强烈的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一些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同民主社会主义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选举替代”和民主社会主义党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迷失自我——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迷惘。新世纪以来,社民党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同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需要发生激烈冲突,从前的政策已经难以应付这一切了。执政期间艰难而痛苦的改革历程表明,社民党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一方面不想放弃“社会公正”这一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牺牲民众的部分利益。社民党没有成功地在理想与现实这对矛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使自己新的“社会公正”理念付诸实施,又能使广大民众理解并接受改革。
社民党逐渐背离了其传统的基本价值观——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转而实行有利于雇主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因而同保守的联盟党的界限日渐模糊。为此,在2009年的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9月27日大选当天呆在家里而没有去投票给社民党。
危机带来的启示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社民党党员人数持续下降,大批党员纷纷退党,包括很多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和知名党员、工会会员也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家园。探究其根源,不难看出社民党最大的失败在于迷失了方向,进而失去了传统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失去了其主体选民的支持。
这鲜明印证了一个道理:政党决不能割裂同民众的血肉联系,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巩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永葆生机活力,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
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建设,不能丢弃党内民主。社民党曾以注重党内民主而著称。然而,近年来社民党在许多重大决策和人事问题上日益背离党内民主的原则。2009年的联邦选举,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就是由几个高层人物私下拟定,并直接经媒体透露给社会,连时任社民党主席的贝克本人都被蒙在鼓里,直到报道出来后才恍然大悟,致使贝克最后不得不辞去党主席职务。
大选失利后,社民党重新确定了新的领导人,但同样是少数高层人物决定,然后交由党代表大会通过。这种对党内决策机制的漠视,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原则,干部和党员对此非常有意见。
同时,社民党的领导人愈来愈依赖媒体的作用,更多地运用权威、直接利用媒体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争取获得选民的支持。这些做法势必削弱党组织的作用,也严重打击了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杜绝公权私用。腐败现象是世界上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社民党也不例外。2009年大选前,社民党人、大联合政府的卫生部长公车私用去西班牙度假,结果汽车被盗窃。这一事件给社民党的竞选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普遍现象是:党内一些干部与资本家“打成一片”,拿股份,给方便。施罗德就曾被党内很多同志称作“资本家的总理”,就在临卸任之际还同外国的石油公司签订巨额合同,为自己离任之后的生活铺平道路。
加强交流与沟通,巩固同工会的伙伴关系。同根同源的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虽然相互独立,但又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持。工会是社民党扩大选民和党员方面的主要依赖力量,也一直是竞选时期社民党真诚可靠的伙伴。社民党最好的选举结果是通过工会实现的——1972年大选时,工人选票占到了社民党总得票数的70%,党的领导人勃兰特因而被称作是“工人的总理”。
毫无疑问,社民党作为经典的工人政党和工人利益代表的时代已经结束。社民党推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改革引发了工会与社民党的尖锐矛盾,争论不仅在于某些细节,如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解雇保护,而是关乎整个体系。社民党因而逐渐丧失传统选民基础,而且也不能持续吸引新的选民阶层,由此在竞选时丧失多数,而多数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能力的丧失。
这就告诉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在纲领和政策方面需要重新做出必要的调整,力争做到改革与维持传统价值的统一。同时,要加强与工会的联系和沟通,构筑新的相互信任与协作的基础,巩固和发展传统伙伴关系,继续维持历史性联盟以持续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来源:《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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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史威默 在 A Nan MOSTA 阿男醫師の磨思塔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英雄所見,中國批判內幕,怎麼還沒被刪?備份先。
《怒轉!中國國家疾控中心主任應該被釘上恥辱柱!》
文章開始前,先向武漢八名"造謠者"致敬!他們不是普通市民,他們都是一線醫生!
正文:
2019年12月,在號稱“ 亞洲第一 ” 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研究人員識別結果中出現一種從沒有見過的病毒。
有著職業敏感的研究人員,迅速對病毒進行了分離、測定DNA結構、排序。然後,正式確定了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狀病毒。
隨後,通過追“踪”,溯源到了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武漢疾控中心迅速向上級單位國家衛健委和國家疾控中心報告“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和疫情”。
國家衛健委第一批專家組趕赴武漢,進行實地考察、採集樣本、收集數據。由於他們採集樣本時的技術失誤,第一批國家級專家得出的結論是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
話音未落,專家組組長、北大醫院呼吸科主任王廣發就發現自己感染了這種新型病毒!
據知情人說,第一批國家專家們到武漢後,他們排擠武漢地區的科研人員。他們搶樣本、搶數據、搶資源,為自己發表論文作準備。
作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院士,更是身先士卒、率先发表科研论文。2020年1月25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高福领衔团队的相关论文。随后,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冠状病毒”专题,共发了9篇文章,1篇新英格兰,8篇柳叶刀,都是高分杂志,9篇……这批专家的武汉之行可谓是收获颇丰、硕果累累!
直到第二批国家高级专家组、2003年抗击SARS的英雄钟南山院士被请到武汉;钟南山院士到武汉后,次日宣告中外:武汉发生新型病毒性肺炎, “可以人传人”。实际上,武汉市和湖北省其它地区的疫情已经失去了控制!
但是通报口径呢?
1/10: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14: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问题很简单:从数据和事实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
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别的情况?
已经快爆炸了,论文的作者们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们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
高福领衔团队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9篇臭文,已被确凿的证据证实:"臭不可闻"!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翻不了案!
附文:
今天,科技部发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里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为什么科技部会突然发这样的通知?
在全员众志成城防控疫情,医护人员抗击在一线,企业延迟开工,学校延迟开学,就连普通人也自愿禁足在家,不想给疫情添乱,以献出一份力量的时候,会有专家学者只顾着发表文章,而不顾实际疫情的防控吗?
是的,其实早在一月中旬,便有学者因为抢先发表疫情相关的论文而开撕了。
疫情刚开始时,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把破解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在ncbi上进行信息共享,以期能够为其他学者提供研究便利,好尽快控制疫情,然而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却在没有和张永振教授团队沟通的情况下,提前利用复旦大学在ncbi上共享的数据抢先发表科研论文,这样的行为令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感到非常的愤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于1月22日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专项项目指南,直接科研费用资助约150万元/项,不少专家学者摩拳擦掌准备申请之,而抢先发表论文,不仅可以增加新闻曝光度,未来文章的原始引用率也会非常高,有利于下一步进行科研项目经费的申请,是名利双收的好事,难怪学者也会为此开撕。
再看科技部今日发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说的又是什么意思?
不得不留意到1月25日发表在外文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2019年中国肺炎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该文章披露了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全过程。文章的三位通讯作者为谭文杰,高福与吴桂珍,据报道,三位专家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章的资料来源于12月31日组织的第一批防疫专家的流行病学与病因学调查资料。
对此,有网友提出了质疑“疫情还没控制,高分SCI文章已经发表”?更有网友比较了两次国家级专家到武汉结论:
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
高福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履历与科研成果出众,要说他去武汉进行调查,只为了抢先发表高分SCI论文,我觉得不太可信,但是他所发表的论文对疫情的防控有没有什么帮助,如何帮助,是很值得向网友解释,以解除网友的不解与愤怒的。
此外,在疾控中,在医院中,唯论文论人才,论职称是长久以来的问题核心,日常工作表现与发表论文,申请课题相比,不值一文。以SARS为例,当年许多医护人员参与其中,辛苦负伤后,没有什么回报,继续默默无闻。反而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到SARS防控工作第一线的借机发表文章,之后发黄腾达,官运亨通,这样的现象导致如今大多数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想着发文章,申请课题。
想想那些一线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因为没时间,不得不剪去长发以方便工作,口罩在脸上勒出了血印子,连脱下来休息片刻的时间都没有,累了就直接躺地上休息,他们有空去写关乎自己职称升迁的论文吗?
借用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主任的一句话,“人不能欺负老实人”。
https://mp.weixin.qq.com/s/kvYI44H_m3obObmv0mPf9A?fbclid=IwAR3feruui-nyVqYw0LGkTqu6aA2hsCfgAxwul-zh_PSixiPAS7sl0lPa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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