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大塊文化澤倫斯基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大塊文化澤倫斯基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曹長青:中共殺人記錄——不能忘記,不能饒恕!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資料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據(在中共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據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據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據比上述中共官方數據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據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中共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據。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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