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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鏘集>二十年導演潘達培:
「拍紀錄片……會讓你相信，很多事情是冥冥中有安排。路上有提示給你，如果你沒有運用你的 Skill好好去回應，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四川地震後一個月，他重回災區。每日凌晨四時多，他就偕同事僱車周圍蕩，好趕在公安早晨設路障之前，已拍好一定數量的片子。工作了好幾天後，那日是六月十二號，但他卻渾然忘記了，六一二就是五一二大地震後一個月的紀念日，也沒有意識到當天的災場可能會出現比平時不同的景象。
他如常在半夜三更爬起床，曾有一刻好軟弱覺得橫豎拍了幾天，這日不如倒頭再睡。最後還是趕在清晨之前，驅車開往北川中學的遺址，但中途竟已架了路障，公安攔住說不能往前，他便扛起攝影機落車，「他問我們幹嘛，我頭耷耷，答道要找一位阿婆，其中一個公安望着我們，眼神饒有深意，拋下一句：小心安全！」
至此他才猛然驚醒那天是「敏感」日子，而他早約好了的那位受訪婆婆，恰恰就是來自當日死傷枕藉的北川災區，也由於時間夠早，公安刻意放行，才讓他成為唯一一家順利入到遺址的香港媒體。「如果有一刻懶散沒有凌晨出車，如果公安攔截那刻我們表現稍為毛躁，中間很多可能性，都會令你失去了這些片段。」
於是他們就拍下了這樣一幕：在整個被震得塌了下去的北川中學遺址旁，站的蹲的好多人，他們凝神在燒衣紙，也在唱喪歌。有個男人口裡呼喚亡靈，先喊爹爹、媽媽、哥哥，然後還在數姐姐、姪兒……情景俱在，「訪問已是多餘了。」
他將此理解為「命」。另一次的「命」，出現在六四二十周年，那次潘達培上京採訪。「當整個社會都想抹走這段歷史時，被訪者的風險變得很高，約訪問不斷被拒絕。」某天下午，本來約好了的人又臨時推卻，他和攝影師正納悶，卻記起前輩叮囑，呆在酒店房準不會有好事發生，於是他便約人出外吃茶。
那個一起吃茶的傢伙，席間說起某某的堂弟當年在天安門被流彈打中，而某某會於清明節前往拜祭，「竟然碰巧是清明節！我們當然立即要他介紹，那個堂兄原來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於是他們一起去到香山的萬安公墓，而這個自六四事件後未再踏足天安門的大學教授，後來成為整個特輯中一個很重要的訪問。
「他的說話每一句都很有力，記得他講，因社會致力要遺忘某段歷史，才造成了今日很多人性的扭曲。如此大惡的事你覺得不算什麼的話，那你如何理解一個乞丐走來，而施捨他幾塊錢的好心？」
［非常人語］處長，別狂傲 潘達培
壹週刊 A088-091 | 時事 | 非常人語
兩個幾月前的大除夕，是潘達培的last day。他一份工打了二十年，二十年來只做一個節目，叫做《鏗鏘集》。
他在張敏儀年代入職，朱培慶在位時他向政府爭取港台獨立不果，至黃華麒就任，兩人曾就六四特輯口角。鄧忍光上台那天，他聯同工會成員給處長鋪了一張黑色地毯；卻捱到離職後才被左報點名批評，指《鏗鏘集》的編導皆是反叛勢力，還詰問他們何不轉職《蘋果日報》。
在香港電台有好些年，他自覺於褲頭架着小刀上班：「尤其當你做緊好敏感的題材時，若有人來搞你隻古仔，你便要揮刀叫佢唔好走過來。」
除夕當晚，月明星稀，他離開了廣播道；《鏗鏘集》片頭幾十年不變的一下金鈴玉佩聲，儼如他結業禮的鐘聲。「放低把刀之後，有人話我個樣祥和了，但鄧忍光卻如此傲慢，我只能奉勸他要謙卑，因為他有原罪。」
港台接連爆出鄧忍光對下屬的政治逼迫電郵，包括僅以職銜ADTV作為對施永遠的稱呼，並要求員工作出創作的思想交代，激起社會對港台的良心捍衞。一年半前，鄧忍光初到港台履新，工會拉開了一條黑色地毯恭迎，潘達培說：「那時候我們不認識他，黑地毯是對事不對人。總編是專業職位，政府派個ＡＯ下來，外行領導，是對專業極大的漠視。」
在「空凳」事件未外揚，也就是潘達培離職港台前，他們已為此跟鄧忍光會面，曾當面提醒他：「你知唔知你有原罪？」
「由張敏儀開始，都有原罪，既是政治部門首長，又是總編，戴住兩頂帽。過去幾個處長尚算進退有度，但鄧忍光卻完全不當此為一回事，他以為用行政手段，可以隻手遮天，壓過新聞判斷。」
然後他直接再問鄧忍光，究竟是用政務官身份，還是老總之名跟員工開會？「若是前者我們沒什麼好傾，若是後者，我們還可以按着編採室的倫理，大家傾吓新聞。」而鄧忍光則回說，他們用有色眼鏡看他。會面不歡而散。
神說，別因為惡人和狂傲的人得享平安，就心懷不平。潘達培不信上帝，但相信命運，因此他認同謙卑：「鄧忍光是很傲慢的人，他對港台人的天真嗤之以鼻，不明白我們背後源於一種編採獨立的堅持，他以為行政態度可以把我們壓下去。故他要小心走路，因為這可能就是令他摔一跤的地方。」
提示
在又一居附近，有個繁花似錦的地段。玫瑰街、紫藤路，再走是牡丹路，隨後一個路牌寫着：壽菊路。單是名字，已夠醉人。潘達培以往跟同事開會傾故事題材，總愛光顧小街上的一家茶餐廳，歎一杯非即磨的平價咖啡，大概就是這些紀錄片人的情懷。
「拍紀錄片……會讓你相信，很多事情是冥冥中有安排。路上有提示給你，如果你沒有運用你的Skill好好去回應，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四川地震後一個月，他重回災區。每日凌晨四時多，他就偕同事僱車周圍蕩，好趕在公安早晨設路障之前，已拍好一定數量的片子。工作了好幾天後，那日是六月十二號，但他卻渾然忘記了，六一二就是五一二大地震後一個月的紀念日，也沒有意識到當天的災場可能會出現比平時不同的景象。
他如常在半夜三更爬起床，曾有一刻好軟弱覺得橫豎拍了幾天，這日不如倒頭再睡。最後還是趕在清晨之前，驅車開往北川中學的遺址，但中途竟已架了路障，公安攔住說不能往前，他便扛起攝影機落車，「他問我們幹嘛，我頭耷耷，答道要找一位阿婆，其中一個公安望着我們，眼神饒有深意，拋下一句：小心安全！」
至此他才猛然驚醒那天是「敏感」日子，而他早約好了的那位受訪婆婆，恰恰就是來自當日死傷枕藉的北川災區，也由於時間夠早，公安刻意放行，才讓他成為唯一一家順利入到遺址的香港媒體。「如果有一刻懶散沒有凌晨出車，如果公安攔截那刻我們表現稍為毛躁，中間很多可能性，都會令你失去了這些片段。」
於是他們就拍下了這樣一幕：在整個被震得塌了下去的北川中學遺址旁，站的蹲的好多人，他們凝神在燒衣紙，也在唱喪歌。有個男人口裡呼喚亡靈，先喊爹爹、媽媽、哥哥，然後還在數姐姐、姪兒……情景俱在，「訪問已是多餘了。」
他將此理解為「命」。另一次的「命」，出現在六四二十周年，那次潘達培上京採訪。「當整個社會都想抹走這段歷史時，被訪者的風險變得很高，約訪問不斷被拒絕。」某天下午，本來約好了的人又臨時推卻，他和攝影師正納悶，卻記起前輩叮囑，呆在酒店房準不會有好事發生，於是他便約人出外吃茶。
那個一起吃茶的傢伙，席間說起某某的堂弟當年在天安門被流彈打中，而某某會於清明節前往拜祭，「竟然碰巧是清明節！我們當然立即要他介紹，那個堂兄原來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於是他們一起去到香山的萬安公墓，而這個自六四事件後未再踏足天安門的大學教授，後來成為整個特輯中一個很重要的訪問。
「他的說話每一句都很有力，記得他講，因社會致力要遺忘某段歷史，才造成了今日很多人性的扭曲。如此大惡的事你覺得不算什麼的話，那你如何理解一個乞丐走來，而施捨他幾塊錢的好心？」
革命
這個被左報點名批評的反叛分子，其實來自左校。八十年代上培僑，他記得白髮蒼蒼的老師，用懷柔政策分析香港的政治形勢，跟學生講殖民管治的歷史，「這個角度好前衞，試想如果當日我讀番書院，學校教的應該是一套歌舞昇平。現在回看這老師真好，竟給了我們這種省悟。」
他讀大學時投入搞話劇，跟張達明和梁文道等，同是實驗劇團「沙磚上」的成員。八八年中大新聞系畢業後他加入港台，工餘替劇社排練一套叫「獨裁者的秋天」的話劇，本打算翌年演出，但最後他們卻排不下去。
「我在戲裡演革命者，但八九年五月那個氣氛……我們沒可能再演下去了，那時天安門沸沸揚揚啊……」廿四年後的今天，潘達培說着還是哭了出來，平日酷酷的培哥，始終按捺不住。「我那時做《鏗鏘集》，但只是新人，沒可能參與報導，於是請了大假自己一個人跑上北京。」
那是五一九北京宣布戒嚴之後，潘達培上京城留了一星期，碰上幾次百萬人大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露宿一夜。他腦海深刻記得的，是一個男生的眼鏡壞了，只靠鐵線勾住鏡片和耳背，站在一個木箱上解釋這場運動的始末，旁邊則圍住了一群聽得投入的街坊，當下的天安門，其實也是海德公園。
廣場上空不斷有官方的直升機轟隆轟隆，撒下來一天空的傳單，呼籲民眾撤離。潘達培恃着港胞的身份，艱難地截了一輛街車，中途接載了一對革命情侶：「他們身上貼住這句標語：媽媽我走了。還記得那位男生跟我說，他沒來得及跟母親說一聲就趕來。全部都是跟我年紀相仿的青年。」
紀錄
這段回憶大概就是潘達培的第一套紀錄片，現實裡沒有拍過，但意識上早已成事，以致他娓娓道來時，每個場景彷彿都有自己的配樂和定格。他是懷住這個定格走來的人，因此二○○九年當他已然成為《鏗鏘集》的資深編導時，他真正拍出來一連四集的六四二十年特輯，但也埋下了離職的伏線。
「爭拗點是，特輯是否需要分四集出街？當時的處長黃華麒，比我高出七個職級，他直接來問我，要我解釋一下。但這個構想由最開始時已寫好，不是去到後期才撐大，也不是我一人的編採獨大，中間經過逐級的討論。我從來沒有試過，一個如此高級的阿頭，在一個節目出街前，突然對我有咁大concern。」
潘達培坦言，所謂政治審查永遠也難以證實，有人覺得他敏感，但夜闌人靜時回想，他又的確覺得這是壓力：「我在會上問黃生，以後他是否也會循這種方法過問下屬某個節目？那是否意味着我們中間七層的上司編制要推翻？」
一連四集的六四特輯，題為：回家、解結、延伸和守望，是一代歷史的小結，也是潘達培沉澱心裡二十年的故事，他當然捍衞到底：「這個特輯訪問了好多人，他們把故事交託你手上，我不能做壞了。所以若有人嘗試阻撓我做好，會好氣憤，不斷叫人唔好搞我！」這四集故事最後完整出街，他才鬆一口氣：「黃華麒也算知所進退。」不過他元氣已傷，有些選擇從此不再一樣：「我的能量去到零，我的感覺是enough。我覺得為自己這一代人講出了一個歷史觀的註腳，可以走了。這種一邊做古仔，一邊大力揮刀捍衞的情況，太累了。」
這已是他的第四支捲煙。桌上擱着一包荷蘭煙絲、廿幾粒濾嘴、一小袋白色煙紙，還有一個火機。潘達培不抽現成的香煙，卻有這種波希米亞的情懷，磨蹭半天就捲這麼一根煙。以前他想像自己褲頭架一把小刀，煙就抽得更狠，但離職港台之後，他到中大新聞傳播系任教，上課不能抽煙，他就嗒檸檬利口樂。
「前幾天有個學生見到我，跟我說培哥，你看起來很祥和啊。我一驚，他才說以前我教part time時樣子兇狠。」說着他笑一笑摸摸臉頰，深深吸一口捲煙，但見記者舉機，才靦覥地說：「不要拍呀，我不想給媽看見我抽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