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旅日作家獲芥川獎
7月14日,日本文學最高榮譽的芥川龍之芥文學獎宣布:最新得獎者有兩人,一是日本仙台市出身、41歲的石澤麻依;另一位是台灣旅日作家、32歲的李琴峰,她以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獲獎。李琴峰在台灣讀完大學才去日本留學,母語是中文,她以非母語的日文寫文學作品,而取得這個最高文學獎,實在很了不起。此外,她已有兩本日文小說由她自己譯寫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分別是2017年獲日本群像新人文學獎的《獨舞》,和2019年入圍芥川獎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中文讀者直接讀她用中文書寫,比由他人翻譯會更好。
日本的文學獎,與香港、台灣的不同。香港較為人知的只有青年文學獎,台灣的文學獎較多,每個獎都分小說、新詩、散文等組別,獲獎之後也不見得可以寫專欄,出書,當作家。日本的文學獎得獎作品的體裁只限小說,一些著名文學獎不是公開徵稿,而是只要寫作者在雜誌或書籍上發表新作品,便會自動列入評選名單,然後評判再從中挑選。通常選出的得獎作品只是一篇,最多兩篇。獲獎作者基本上已獲得雜誌或出版社取用他稿件的機會,可以說已經出道,當以寫作為生的作家了。
日本各文學獎中,以創辦《文藝春秋》雜誌的日本小說家菊池寬在1935年設立的芥川龍之芥獎和直木三十五獎的歷史最悠久和公信力最佳。芥川獎是頒發給「典雅小說(雅文學)」新人作家的一個獎項,直木獎是頒發給通俗小說作家的獎項。
日本許多名作家,都因獲芥川獎而成名,如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
為什麼日語學得這麼好?
李琴峰不是第一個用非母語的日文寫小說而獲芥川獎的作家,在2008年,出生於哈爾濱到日本留學並已經歸化日籍的楊逸,憑小說《浸著時光的早晨》獲當年的芥川獎,故事講述1980年代一個青年在中國20年轉型期中的經歷。但這本書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楊逸也未見有其他著作繼續問世。
用日文寫作的台灣人,之前還有作家東山彰良,以小說《流》獲直木賞,他原名王震緒,家族移居日本,自幼在日本長大,並改了日本名,及繼續發表作品。
李琴峰至今未入籍日本。她1989年生於台灣,15歲開始自習日文,並創作中文小說。她大學時雙主修日文系與中文系, 2013年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日語科碩士課程。畢業後做了三年上班族,現在是專業作家。
為什麼會想學日語?她說:其實沒什麼契機。15歲的某天,不知為何突然有個念頭,「不然來學個日語吧」,從此開啟了日語學習之路。她說,剛開始只是某種沒來由的念頭,但學了以後,便為日文之美所迷惑,從此欲罷不能。
日語之美在哪裡?她說,首先是文字,日文字夾雜漢字與假名,密度不均看來像是某種斑點花紋,這就有一種美感,彷彿是漢字的花瓣點綴在平假名的樹梢上,風一吹過,櫻瓣紛紛飄落。
接著是音韻,日語的音節基本上是「子音+母音」的組合,極富節奏與韻律感,使人不由得想出聲朗誦。
問李琴峰為何能把日語學得這麼好,她說,「因為我愛上日語了」。
《彼岸花盛開之島》
母語是中文,又愛上日語的李琴峰,在獲獎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中,把中文、日文、台語,還有某些琉球語混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她知道在宜蘭的原住民中,有一種和日語混合而成的語言,於是她就做個語言實驗,把3種語言混合使用,這是個新嘗試。
有評審認為《彼岸花盛開之島》這小說的內容融入多種語言做安排,突顯日語是在變化的,因此得芥川獎對日本文學的意義很大。這可能是評審給李琴峰得獎的原因之一。
「彼岸花盛開之島」描寫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開的島嶼海邊、失去記憶的少女宇實(umi)來到陌生的島嶼,接觸島上人們的生活文化,島民操的語言是相當獨特的「日本(nihon)語」,但另外有一種稱為「女語」的語言,只有上了年紀的女性才能學習,作為歷史傳承之用。
這座島嶼只有女性才能傳承歷史,擔任所謂的島嶼領導人,領導人稱為noro,暫譯為「祝女」(祝福的祝),最高領導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寫到,大祝女下令宇實要與同齡的游娜(yona)一同成為祝女。和宇實、游娜同齡的男孩拓慈(tatsu),不得學習女語,但他偷偷地學習,女語學得比游娜還好。拓慈不懂為何男生不得學女語、無法當祝女。宇實與游娜承諾拓慈,倆人若當上祝女就改變男生不能當祝女的規則,並承諾也會教導拓慈歷史。
為何島上男性無法當領導人、沒有權力?這是作者幻想的烏托邦,它要突破人類自農耕社會以來的男權社會。但烏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世界。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陰影的一面。
彼岸花的雙重隱喻
《彼岸花盛開之島》想寫的是對人類歷史的一種反思。
作者李琴峰認為,幾千年來,透過男人的視野、男人的文字書寫的所謂歷史,其實都是經過男性視點解釋的東西,即使是性別較平等的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思維、邏輯、科學乃至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都是男人建構出來的。
於是她思考,有沒有可能跳脫歷史脈絡,幻想出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由女性的邏輯、由女性司掌的世界。
烏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國的概念來講,就是桃花源。因此她構思,有沒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個桃花源。她讀了琉球的神話,神話中有一個位於海洋彼端的神仙居住的樂園。她將這神話引用到小說中。
烏托邦是人類幻想出來、不可能存在的。對某些人而言,烏托邦可能是理想,但對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見得是理想。
書名《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是植物「石蒜」的別名,它可以作麻醉劑,也可以在加工後變成毒品,因此是雙重隱喻。同樣的道理,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將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體制這一點就是陰暗面。
她說:「歷史不可能完美、人類所建構出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都不斷地在尋求改善或變革的契機,這座島嶼也走在變革的路上,雖然現在不那麼完美。」
這小說結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說,由讀者自由想像這座島嶼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李琴峰的小說都貫穿著「逃離」的主題。《彼岸花盛開之島》是幻想可以逃往的不太完美的理想之國。
逃離與理想國
李琴峰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她十幾歲到二十前半段,「在台灣承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暴力,度過許多與世界孤絕的黑暗夜晚,忍受毫無道理被強加於身的生之形式,──當二十前半那尚未成熟的我為了逃離而來到日本,終於獲得那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時,天曉得我受到了多大的救贖。」但在日本,雖然「窺見過人類的溫暖光輝,也曾承受過令人憤怒甚而落淚的歧視」。
李琴峰談到在日本租房子,儘管有永久居留權,儘管日語流利,但仍然多次被謝絕入住──就因為她仍是外國籍。管理房產的不動產公司規定,日本人的保證公司費用為房租的50%,而外國人則是100%。
在她2017年獲獎的《獨舞》中,主角趙紀惠為了擺脫舊日傷痕,從台灣前來日本,卻仍無法從「自己」逃離,於是便決心從人生舞台逃離,嘗試死亡的跳躍。趙紀惠說:「出生並非出於自身意志,是遭人強加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
在2019年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裡,在日本工作的台灣女子林妤梅,以及在台灣工作並結婚的日本女子淺羽實櫻,曾是研究所時期的好友,卻有著說不出來的同性情感。研究所畢業後兩人分隔汪洋,彼此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五年之後,兩人終於在東京久別重逢,共度漫長而又短暫的一天。
逃離與留下,都需要勇氣,因為都要面對不同的問題。於是,在《彼岸花盛開之島》,李琴峰就夢想有一個世界,能夠接受人的不同屬性,卻不為其定義,這樣人類才能回歸單純的存在,並獲得些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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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大江 健三郎 書籍 在 Openbook閱讀誌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週日的重讀🌞書人生專欄🌞作家朱嘉漢👉〈書的回返〉
我在世紀之初成年。才剛從彷彿無限大的1999年,跳到乾淨簇新的2000年,馬上被提醒:這還不是新世紀。
於是再等上一年,直到2001年,跨入了新世紀時,恰巧滿18歲,進入大學。
家族因為祖父一輩意志所然的教養中斷(後來,再花上近20年,我才在小說《裡面的裡面》回溯這個問題),剛成年且面對新世紀的我,心靈上亦猶如白紙。我隱隱意識到教養的空缺,因此對於知識,我無比飢渴。空缺是慾望的根源,是以主體不斷在巨大他者中建立起自我。
彼時書市還見盛況,一切如此新穎,亦如此興盛。面對茫茫書海,我卻不由分說轉身,面向過去,背對著未來。竟有點像班雅明闡述的新天使的姿態,在一片廢墟之中仍欲逗留,喚醒死者,卻被那撕裂翅膀的進步之風刮進了未來。當時的只是眷戀我錯過的世紀末的華麗,未曾感受撕裂的痛苦。要等到很久以後,知道在那個時間點回望的世紀末,是最近亦是最遙遠的距離。
當時哪會這麼想?忙著與時間賽跑,在學校總圖書架間漫遊,在新書店中追逐。然後,在彼時方興起的、新模式經營的舊書店吸引,一頭栽了進去。一開始是貪圖便宜,後來隨著出入的時間增加,書架上二手書的比例逐漸超過新書。也在一次一次的機運中,隨機拼圖般補足我錯過的部分。
我天性熱愛機運,只有在隨機的安排中,我感受到自由。也許因為太熱愛,大學未畢業,就進了天母的一家二手書店工作。
成日與書堆相處,像待在某種蓄水池子中,漸漸建立起自己的閱讀生態。一轉眼,與書店的愛書者們談起書,已經不感生澀。在畢業前夕,等待著兵單與出國唸書的懸宕時光,我以為緩慢,實則是奇蹟般的速度累積。我這文學遲到者,原來蒼白無比的書架已然成為一個小小的閱讀生態系。
譬如大江健三郎,在《換取的孩子》剛上市時,我也同時在二手書店補獲了東販出版的《死者的傲氣.飼養》與《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至今我最愛他這本)。也陸續補足了《性的人間》、《聽雨樹的女人們》、《靜靜的生活》,還有光復書局「世界小說家」才收錄的《個人的體驗》。
喜歡的作家當然要全部搜集,譬如所有川端康成的作品、三島由紀夫的作品、馬奎斯的作品、卡繆的作品、莒哈絲的作品,不論是否有版權或是盜版,不論翻譯良莠,皆納進書櫃;有一些晚一點才認識,幸好不太遲,例如亨利.米勒的《北迴歸線》(沒想到後來的讀者不太讀他了)、巴塔耶《愛華妲夫人》(從金楓出版社偶然尋得)、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同樣是光復書局那套書找到的)、富安蒂斯的《奧拉/異鄉老人》、庫許納《美國天使》.....
我亦在同一間書店,逐漸收藏起我鍾愛小說家之前錯過的作品。我買齊了《手槍王》、《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妻夢狗》、《第三個舞者》。2004年,我帶了《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給駱以軍簽名,他說:「這本連我都沒有。」
若干年後,再度與駱以軍相遇,已經是跨越一整個歐亞大陸的時差通訊。來回幾封信,他驚訝寫道:「怎麼你讀的書,文學的根柢,是我當初在陽明山上苦讀時所愛不釋手的那些書?」欣喜不僅是與心儀的小說家通信,更在於我們在很多方面,共享了同樣的文學養分。
在書籍的考古地層恣意探索,彌補我的遲到,也跨越了年齡的差異,在文字共和國裡,時間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估量。
也曾經為了一本書魂牽夢縈。許多書即便喜歡未必有收藏慾望(以致多年後書架上尋不到某本書,才驚覺原來當初只是借閱來的),隨緣到手就好。卻有某些書,無論如何都想擺上書架。譬如依莎貝拉.阿言德的《精靈之屋》。原以為這樣的書不難尋得,卻讓我尋遍了二手書店與網路書店而不得。以至於,終於還是在我工作的二手書店,以刀片劃破紙箱上的封箱膠帶,在一堆法文雜誌中看到《精靈之屋》時,忍不住握拳下拉,說聲「yes!」。
那箱書其實是某位旅法作家的二手書,不僅這本小說,同個箱子一系列的法文文學雜誌《Magazine Littéraire》亦成為我剛學習法文時的最好讀物(最好?因為看不懂又如此渴望讀懂,引起的慾望像是初認識文學時的慾望二次燃燒)。
舊書從遠方而來,也將我帶向遠方,到後來,換我將書帶到遠方。
展開留學生涯,乍到巴黎第一天卻驚慌失措,徹底幻滅。混亂間,意外走到聖米歇爾大道上的二手書店。我看見一整排口袋書被隨意放在店門外的平台任人挑選。剛到巴黎覺得一切的物價都是台灣的兩三倍,我卻隨手一抓,便是一本法譯版的《精靈之屋》。除了驚訝這麼好找,發現二手售價1.5歐元,還不到新台幣100元,頓時有了活力。
旅法8年,習慣不改,把時間擲在舊書攤、舊書市集,有時沿著塞納河畔來回走,晃眼就是一天。
有些書就是特別記得,有年巴黎書展,請來了魯西迪與保羅奧斯特兩人夢幻對談(至今沒看過比這更驚人的組合)。對談後,我先拿了《午夜之子》給魯西迪簽,再拿《幻影書》給奧斯特簽。《午夜之子》是我在舊書店打工第一天,用當天工資買下的第一本英文書,《幻影書》則是在艾克斯(Aix-en-Provence)某個小巷的英文書店購得。這兩本簽名書,再過了幾年,亦隨著我回到台灣。
最後,再提一個小故事吧。同樣在舊書店工作時,某天,收到數十箱的書。聽同事說道,這來自於我非常喜愛的小說家,由於即將出國,把書全部處理了。那是以我那個年紀,最近距離理解(但其實更多是難以想像)「成為一位作家要讀多少的書」的時刻了。我看著一箱箱的英文與中文書,文學之外,也有哲學、歷史與其他。而當中意外的,我看見一本羅蘭巴特的法文書。我以當時初學的法語能力指認書名:《愛情論述的片段》。我當場買下此書,回家一查,發現這本書就是《戀人絮語》。
不過這個直譯書名,就一直深刻記得了。談論書的話語,確實也像是某種愛情論述,永遠是片段的,但又如此綿綿不絕——以為中斷的,卻又在某處接連起來——,彷彿無窮無盡。
這故事仍有後續。前陣子,終於與這作家相遇。我說起了這段故事:這本法文版《戀人絮語》,我帶去了法國,8年後,又帶回台灣。
她說:「這是我在愛丁堡買的,當時學了一點點法文。後來帶回台灣,沒想到會到你手中。」
頓時百感交集。偶然成為作者,意味著自己的文字也進入了這樣的交換系統,或者說,打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在那。只是我沒有察覺到,而把自己當作單純的收禮者。
我說:「所以一本書的命運,真的比我們想像來得長久。」
「是啊」,她回答。
所謂書的歸返,確實像牟斯的《禮物》,帶著某種精神能量在,只是有時換了另一種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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