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月亮的女兒們】
如標題,這次分享的是卡爾維諾的短篇〈月亮的女兒們〉。
這部短篇小說,描述一個喜新厭舊的城市在即將把月亮也廢棄時出現很多女孩一路救起月亮並反撲了城市的的故事。
咳,好吧上面這段描述有點長,總之是個奇幻的、頗有深意的故事。
一起來看看這部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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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女兒們 / 卡爾維諾
地球最初並沒有表層大氣作為保護層,暴露於無休無止的隕石撞擊和太陽輻射的侵蝕之中。據康奈爾大學湯瑪斯·葛得教授所說,月球表面的岩石在與隕石粒子的磨擦過程裡被研成粉末。而根據芝加哥大學格拉德·凱柏教授的說法,從月球岩漿散逸出來的氣體可能曾使這個地球的衛星變得輕盈而多孔,有如一塊浮石。
「月亮是個老傢伙,」他表示同意,「滿臉都是坑洞,傷痕累累。它裸露著身體在宇宙中運轉,就像一條被啃光的骨頭,身上的肉被侵蝕殆盡。但這樣的事情不是頭一回發生了。我記得,有許多月亮比這個更為年邁,也更為殘破。我曾目睹這些月亮的一生,目睹他們的誕生,運轉和死亡:一個被飛射而來的星星穿刺而亡,另一個死於它上面的所有火山口發生大爆炸,還有一個身上滲出瞬間揮發的琥珀色汗珠,然後渾身覆蓋了淡綠色的雲團,爾後收縮成一扇乾燥而多孔的貝殼。」
當一個月亮死去的時候,地球上發生的事情是難以描述的,但我嘗試用還記得的最後一個例子來談談。在經歷漫長的進化過程之後,地球已經多少有點我們現在的樣子;換言之,它已進入一個轎車比鞋底淘汰得更快的時代。與現今人類幾乎一模一樣的生物生產、購買、銷售各樣商品,城市的璀璨覆蓋了所有大陸。這些城市的發展類似于我們今時今日的相同地點,不過大陸的形狀有所不同。那會兒甚至也有一個紐約市,相似於你們都熟悉的紐約,但它更顯新,應該說,更充溢著各種新產品——它如同一個全新的牙刷,它的曼哈頓區向外伸展著,上面閃閃發光的摩天大廈就像那尼龍質地的刷毛一般
在這個世界,每一樣物件只要有一點點損壞或變舊,亦即在出現第一處壓痕或者汙跡時,便會遭到丟棄,並且一件嶄新而完美的替代品會取而代之——只有一個錯漏,一個陰影:月亮。它裸露著身體,歷經侵蝕地行走於天際,黯淡無光,越發與這裡地上的世界背道而馳,是過氣物品中的漏網之魚。
古老的表述,像「盈滿之月」啦,「半月」啦,「下弦月」啦,依然在延用,但事實上已經變成一種修辭手段:我們怎麼能夠說一個佈滿劃痕和坑洞,並且看上去像就要伴隨著一場碎石雨墜落到我們頭上的東西「盈滿」呢?更不要說漸晦之時的月亮了!它十足一塊被一點點啃掉的乳酪外皮,而那月朔之時總是在我們預期不到的時候到來。在每一期新月之夜,我們都疑惑他會否再度出現(還是我們期望它就此消失而去?),而當它真的再度出現,並且變得越來越像一把缺齒的梳子時,我們不由打個寒顫,側目而不視之。
這是個壓抑的情景。我們離開人群,挎著包包,從日夜開放的百貨公司出來,看見在摩天大廈上架設得越來越高的霓虹燈告知我們,將會有源源不斷的新產品發售,我們突然之間見到它蒼白的身影在炫目的燈光之中緩慢而病態地移動著——一種想法便縈繞於我們腦間無法被驅散:我們所買的每一件新貨,每一個產品,都會相似地變舊,破損,褪色;我們還損失了外出購物和瘋狂工作的熱誠——一種對工商業不無影響的損失。
正是如此,我們開始考慮如何處置這個有害無益的衛星。它毫無貢獻,只是一艘無用的棄船。當它變輕之時,它的軌道會開始偏向地球:沒有其他什麼東西比它更危險了。隨著它的逼近,它的運轉週期越來越慢;我們不能再計算出月相。甚至乎連曆法,這月份更替的節奏,也變成只是一項例行公事;月亮一瘸一瘸地向前移動,仿佛它就要準備崩潰。
在這些月亮低懸的夜晚,性情變得更為躁動的人們開始舉止異常。總有一個夢遊者沿著摩天大樓的扶手緩慢向上爬,伸出雙手想要搆到月亮,或是一個變狼幻想症病人,在時代廣場的中心放聲狂嘯,又或者是一個縱火狂放火燒碼頭倉庫。如今這些都已經是尋常事,不再吸引好事者聚集圍觀。但當我看見一個少女完全赤裸地坐在中央公園的長凳上時,我還是不得不停了下來。
甚至在我遇見她之前,我便有種感覺,某樣神秘的事情將會發生。當我開著敞蓬跑車經過中央公園時,我感到自己正沐浴在一道閃爍著的光之中,就像螢光燈泡在達到穩定之前放射出的一閃一閃的鉛色亮光。我周遭的景色就如同一個陷入月球火山口的花園一般。那個一絲不掛的女孩,坐在一個反射著單薄月光的池塘旁邊。我刹住車。我想是在一秒之間我留意到了她。我走出車向她跑去,但一下子又停下來。我並不知道她的身份;我只是感覺到,我得趕緊為她做點事兒。
所有東西都散落在那張長凳周圍:她的衣服,一隻長襪和一隻鞋子在這兒,另一隻襪子與另一隻鞋子卻在那兒,她的耳環,她的項鍊,她的手鐲,錢包,裡面的東西從大大的口子漏出來的購物袋,還有數不盡的小包和小物件,仿佛她在一次大手筆瘋狂購物後的回家路上,突然聽到某種東西召喚她的聲音,然後扔掉所有東西,發覺必須把自己從所有將其束縛於地球的客體和符號中解放出來,而現在她正等待著被帶上月球去。
「發生什麼事了?」我結結巴巴地說,「有什麼我能幫助你的嗎?」
「幫助?」她朝上注視著我問道,「所有人都愛莫能助。所有人都無能為力。」很明顯,她說的話並非關於她自己,而是關於月亮。
月亮在我們之上,呈現一個中間突出的形狀,一副就要壓下來的樣子,如同一個破損的屋頂,佈滿芝士磨板上的那種坑孔。就在這一刻,動物園裡的動物開始嗥叫起來。
「到此為止了嗎?」我機械地問道,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她回答道:「剛開始呢。」或者是類似的其他說話(她說話時幾乎沒有張開嘴唇。)
「你想說什麼?是說這是結局的開始,還是其他別的什麼事情正要開始?」
她站起來,走過草地。她有一頭銅紅色的頭髮,披散在肩上。她是那麼的弱質纖纖,以使我覺得有需要以某種方式去守著她,保護她。我把手伸過去,準備若是她倒下來或者接近什麼可能會傷害到她的東西時抓住她。但我不敢用手碰到她,總是和她的皮膚保持幾釐米的距離。在我跟著她穿過花園的一路上,我發覺她的動作和我十分相似,即是,她也在盡力保護著某樣易碎的東西,某樣容易掉到地上,摔成碎片的東西——因此需要這樣子將這件東西帶到一個可以把它輕輕安置下來的地方——某樣她不能夠碰到,只能夠用手勢指出的東西:月亮。
月亮仿似迷了路一樣。它偏離了軌道,再也不知何去何從;它任自己如一片枯葉般飄零。有時候它突然出現,垂直墜向地球,在另一些時候,則以螺旋之勢打著圈兒下降,還有些時候,它看上去就像漂流著一樣。它正在變輕,這是毋庸置疑的:在有一瞬間,它看似就要撞向廣場飯店,但其實它滑入了兩座摩天大樓之間的防火走廊,從哈德遜河的方向消失而去。短暫時間過後它再度出現在城市的另一邊,突然從一朵雲彩之後竄出,以灰白色的月光灑照著黑人住宅區和東河,然後,它似乎被一股強風吹颳到,滾向了布朗科斯區。
「在那兒!」我喊出來,「在那兒——它停下來了!」
「它不能停下來!」少女驚叫道,裸露身體,赤著腳板地跑出草地。
「你要去哪裡呀?你不能這樣子周圍走!快停下來!喂,我在跟你說話啊!你叫什麼名字?」
她喊出一個像是戴安娜或者狄安娜的名字,也可能是一聲祈禱。然後她就消失不見了。為了跟上她,我鑽進汽車,沿著中央公園的快車道搜尋。
車燈的光線照亮了籬笆,山丘,石塔,但那少女,戴安娜,卻無跡可尋。如今我已走得太遠了:我必定已經略過她了。我轉頭照原路駛去。一把聲音在我身後說:「不,就是那頭,繼續追!」
坐在車後座的正是那位赤裸的少女。她正直指著月亮。
我想叫她下車,解釋我不能這個樣子載著她大模大樣地在城市裡開車,但我不敢叫她分神。她正專心致志,以防那時隱時現的輝光從視線逃走。但不管怎麼樣——這更為詭異——似乎沒有路人留意這個坐在我車子後座的女性幻影。
我們駛過一條連接曼哈頓和主城的大橋。現在我們走在一條多車道高速公路上。其他車就走在我們旁邊。我兩眼直直地盯著前方,害怕我倆的行徑所必然引起的來自周圍車輛那兒的譁然大笑和說三道四。但當有一輛轎車超過我時,我驚訝得幾乎要把車開出馬路:一個全裸的少女蜷伏在車頂,頭髮隨風飄揚。一刹那間,我以為我的乘客從一輛開足馬力的轎車跳上了另一輛;但我只稍微轉過臉去便看見戴安娜的雙膝仍在那兒,與我鼻子持平的位置。她的身體不是在我眼前唯一的奪目之軀,我見到少女隨處都是,用各種最怪異的姿勢伸展著身體,緊貼著賓士的汽車天線,車門,或者擋泥板。她們金色或黑色的秀髮,和她們裸露的皮膚發出的粉色或小麥色光澤形成鮮明對比。每一輛車上都有一名這種謎之女乘客,全都身體往前靠,催促她們的司機追趕月亮。
她們受到瀕危之月的召喚——我敢肯定。那兒有多少這樣的少女呢?越來越多的車子載著月之少女從城市的各個城區匯合於似乎停止不動的月亮之下的地方,聚集在每一個十字路口和道路交界。在城市的邊緣,我們發覺來到了一個廢車停置場前面。
道路消失於一片有著小型的山谷、山脊、山丘和山峰的地方,但造就這種崎嶇地勢的並非這裡的原始地形,而是那些一層層被扔掉的商品:消費至上的城市用過的東西,為了享受到使用新商品的快樂便將其拋諸腦後,讓它們在積聚二手貨的鄰居這兒壽終正寢。
經過長年累月的堆積,破冰箱壘成的堆阜,生活雜誌黃頁以及廢棄燈泡遍佈於一個巨大的垃圾場。月亮現身於這個狼藉腐爛的王國之上,一片片變形廢舊金屬垃圾鼓起上升,猶如被洶湧的潮水沖起。老朽的月亮和那片如同焊上了一塊各類殘骸的混成物的地表十分相像;廢舊金屬的山脈變成首尾相接的一條鏈,就像一座露天圓形劇場,形狀就跟一個隕石坑或月海如出一轍。月亮懸掛在這片空間之上。行星和它的衛星就如同對方的鏡像一般運轉。
我們的車子停下來了。沒有什麼比車的墳墓更讓汽車怯懦了。戴安娜下了車,其他所有的戴安娜也一樣。但現在她們身上的能量好像在減弱:她們邁著猶豫不決的步伐,似乎她們發覺自己置身於那些廢銅爛鐵之中,就驀然意識到自己全身一絲不掛;許多少女抱著雙臂擋著乳房,就好似受涼而打著顫一樣。與此同時,她們散開來,爬上廢棄物的山脈,爬下來進入那露天圓形劇場,在中心排成一個巨大的圈。然後她們全都高高舉起雙手。
月亮動了起來,就像受到她們手勢的影響。在一霎那間它似乎恢復了能量,再度爬起來。站成圈子的少女雙手向外伸展,臉和乳房朝著月亮。這是月亮向她們要求的嗎?它需要她們把自己撐回天空?我沒有時間去細想這問題。在那非常時刻,起重吊車粉墨登場了。
這台起重機由權威設計及製造,特別用作除去那不美觀的累贅,淨化蒼穹。這是一輛加裝了一條高高舉起,蟹鉗一般的吊臂的推土機。履帶運轉,吊車前行,穩夯有力,有如螃蟹;等它到達施工地點,似乎變得更是穩當了,底盤緊貼地面。吊臂快速旋轉,起重車把它的爪子伸向天空:一輛有一條這麼長吊臂的起重吊車能被造出來,實在讓人難以置信。吊臂上的鏟斗張開,露出利齒;現在,與其說像一隻蟹鉗,不如說它更像一張鯊魚的大嘴。月亮就在那兒。它顫抖著身體,好像想要逃跑,但起重車似乎帶有磁力:正如我們所見,月亮像被吸住了,落到起重車的爪子上。伴隨著一陣乾澀的響聲——「咵!」——鏟斗的雙頜閉上了。在一瞬間,月亮似乎是像塊蛋白酥那樣被粉碎了,但是事實上它仍留在那兒,一半在鏟斗內,一半在鏟斗外。它被壓成了扁圓形,就像被鏟斗牙齒咬著的一支雪茄煙。土塵如驟雨一般掉下來。
吊車現在嘗試把月亮從軌道上扯下來。吊臂開始扭向後方:此刻,需要很費力氣才能夠扭動吊臂。在這整個過程中,戴安娜和她的夥伴們高舉雙手一動不動地留在原地,似是在期盼以圈子的力量戰勝敵人的進攻。土塵從崩潰的月亮上掉下來,落到她們的臉上、乳房上,她們才只好散開。戴安娜失聲痛哭起來。
此時,被禁錮的月亮失去了它僅餘的光華:它變成一塊形狀醜陋的黑色岩石。如果鏟斗不能將它好好卸下,它便會撞到地球上。地面上,工人們正張羅著一張金屬網,用長釘固定在地上;起重車正小心翼翼地把它的負荷卸載到這個區域。
月亮到達地面,呈現為一個佈滿坑洞的沙質巨岩,如此的黯淡、渾濁,難以想像曾幾何時它以明亮的反射光華來照亮天空。鏟斗的雙頜張開了:吊車隨著履帶運轉而後退,當卸下負重的一霎,它差點兒翻倒。工人們已經把網準備好了:他們把月亮網住,困在大網和地面之間。月亮在桎梏之中掙扎了一下:就像地震時出現的一波振盪,導致垃圾山上的空罐子雪崩般地滾下來。其後一切便再度回復平靜。現在,那片無月的天空被大型照燈的光芒所浸淫。但不管怎麼樣,黑暗總算是消退了些。
拂曉之神發現這車的墳地上又增添了一具殘骸:月亮被困在墳地中央,幾乎不能將其和其他被棄置的東西區分開來;一樣的顏色,一樣糟糕的外觀,讓你難以想像他們也曾經新淨光鮮過。一陣低沉連續的聲響在這凡塵垃圾上的火山坑中迴盪:拂曉之光照在一群懶洋洋,剛醒的活物身上。蓬頭垢面的傢伙們正在廢棄貨車被掏空了的軀殼,損毀的輪胎,受壓變形的鐵皮之間穿行。
在這堆被拋棄的物件之中居住著一個被拋棄者的社群——被排擠於社會邊緣,或者是寧願自我放逐的人;厭倦了奔走於城市,購買和銷售註定轉眼便會落伍的新商品的人;認為被丟棄的東西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財富的人。這些消瘦的人圍繞著月亮,遍佈那露天劇場似的垃圾場,或站或坐。這幫人的臉都被鬍鬚或蓬亂的長髮遮去半邊。這是一幫衣衫襤褸,穿著失禮的人,而我那全身赤裸的戴安娜,還有昨晚其他所有少女就混在他們中間。他們走上前去,動手把那些用深紮土中的長釘固定著的鋼網弄松。
忽然,如同一艘軟式飛艇從停泊碼頭飆出,月亮上升起來,盤旋於少女的頭頂和擠滿流浪漢的看臺之上,被鋼網纏著,懸掛在那裡。戴安娜和她的夥伴們正對付著那些網絲,一會兒用力拉扯,一會兒把它們抽出來。突然,少女們跑起來,月亮跟著她們,身上依然纏著網絲的一頭。
隨著月亮移動,一股浪潮從殘骸的深谷中湧起:被壓擠得像手風琴的廢車蹣跚地加入到遊行隊伍當中,踴動前進;由破罐匯成的奔流發出像雷鳴一般的響聲。你無法判斷它們是在拖動著什麼還是被什麼所拖動。跟隨著這個在垃圾堆裡被拯救出來的月亮,那些被遺棄的人和物在馬路之上捲土重來,湧向城市的富裕鄰居那頭。
那天早晨,城市裡正在歡度消費者感恩日。這一年一度的盛會在九月某一天舉辦,專為購物者向那孜孜不倦地滿足大家每一個願望的生產活動之神表達感激而設。城鎮裡最大的百貨公司每年都組織一次節日遊行:跟隨一支奏樂隊伍之後,一群盛裝打扮的女孩用彩帶牽引著一個體積巨大、顏色明豔的娃娃外形氣球招搖過市。那天,巡遊隊伍正走到第五大街:領隊的女孩揮舞指揮棒,大鼓被敲得梆梆響,而那個象徵著「心滿意足之消費者」的巨型氣球,溫馴地被一群頭戴圓頂單簷帽、滿身彩穗飾物、佩戴流蘇肩章、騎著漂亮摩托車的女孩用彩帶拉扯著前行。
與此同時,另一支巡遊隊伍正穿過邁哈頓區。那乾裂而黴爛的月亮也正被赤裸的少女們拉著前進,在高樓大廈之間航行。在它後面跟著一條由報廢汽車和火車殘骸構成的長龍,被靜默不語而漸漸壯大起來的人群簇擁其中。成千上萬的人又加入了那從清晨就開始追隨月亮的隊伍當中。只見各種膚色的人們,許多帶著大大小小孩子的家庭,紛紛加入到隊伍當中,尤其是在隊伍經過黑人聚居地和哈萊姆的波多黎各區時這種情況更見明顯。
月之巡遊在市郊一帶兜兜轉轉,然後開始沿百老匯大街而下,靜悄悄而迅速地來與那拖著巨型氣球沿著第五大街行進的另一支隊伍相會。
在麥迪森廣場,一支巡遊隊伍與另一支相遇;或者可以更準確地說,兩支巡遊隊伍匯成了單獨一支。也許是因為撞到了月亮那尖突不平的表面,那「心滿意足之消費者」癟了氣變為一張塑膠布。現在坐在摩托車上的是戴安娜們,她們正用五彩繽紛的帶子拖動月亮:或著,應該這麼說,裸女的數目翻了一翻,那些女騎手們都甩掉了她們的制服和圓頂帽子。類似的變化也出現在巡遊的摩托車和汽車之上。你不能再分辨出,哪些車子是新的而哪些車子是舊的:扭曲的輪子和生銹的擋泥板跟光潔如鏡、陶瓷般地反射著光澤的車身混合在一起,。
不止如此,巡遊隊伍所過之處,商鋪櫥窗便佈滿了蛛網和黴菌;高樓大廈裡的升降電梯吱嘎作響;廣告海報變得發黃;電冰箱好像變成恒溫孵化箱,蛋架上坐滿了小雞;電視機上顯示一片雪花。城市一下子把自己消費殆盡了:現在它變成跟隨在月亮背後,作告別巡遊的一個用後即棄的城市。
伴隨著樂隊打在空罐子上的鼓聲,巡遊隊伍來到了布魯克林大橋。戴安娜高舉她的指揮棒:她的同伴們擺舞起她們的彩帶。月亮作最後衝刺,穿過大橋弧形鋼架的間隙,滾向大海,像一塊磚頭那樣墜進水中,沉下去,在水面上弄出千千萬萬小泡沫。
此時此刻,少女們並沒有鬆開抓著彩帶的手,而是繼續緊緊握著彩帶;月亮把他們甩高,飛過鋼架,飛出大橋:她們就像潛水者一樣,在空中劃出一條弧線,然後消失於水中。
我們一部分人在布魯克林橋上,其餘就在岸邊的防波堤上,都站在原地吃驚地看著這一幕,正猶豫該趕緊跳下去救人,還是相信她們會再度像以前那樣出現。
我們無須守候多久,海上便蕩起圓圈形的波浪。在水波的中心出現了一個小島,向上升起,就像一座山丘,然後變成一個半球,再後如同一個放在水面的球體,準確說,剛升到水面之上了;不,就像一個升向天空的月亮。說是月亮,但它已經不再和幾分鐘前那個我們看到沉入深海的月亮相像:然而,這個新的月亮用一種非比尋常的方式來表現它的脫胎換骨。它從海中出現,垂著一條由閃閃發亮的綠色水藻構成的尾巴;月球上噴泉噴出的水流賦予它翡翠般的光彩。它的表面就如同被一個水汽彌漫,但沒有一點植物的熱帶雨林所覆蓋。這層覆蓋物看上去就像用孔雀的羽毛編成,上面佈滿眼睛圖案,一身明豔色彩。
在這球體轉眼升上天空之前,我們幾乎未想到過會看到這樣的景象。更多的細節都佚失於一種「重獲新生」和「生機勃勃」的籠統印象之中。此時正是黃昏:顏色的強烈差異淡化為顫慄不穩的明暗對比;現在,那月陸和月樹只是這個光潔的發亮球體表面上勉強可見的輪廓。但我們能看到一些吊床正掛在月樹的樹枝上隨風搖曳。我看到,躺在上面的,正是那些把我們帶來這兒的少女。我發現了戴安娜,她悠然自得地搖著一把羽毛扇子,可能正是向我示意。
「她們在那兒!她就在那兒!」我高聲喊道。我們都在叫喊。但隨著月亮升入黑暗天空,只可看到月海和月陸反射太陽的光華,那再度見到她們的喜悅便已被因永遠失去她們而起的痛苦所代替。
我們全都喪失了理性:所有人在大陸之上狂奔疾走,穿過那些重新覆蓋大地的草原和森林,焚燒城市和公路,銷毀一切我們存在的痕跡。我們仰天長嘯,高高昂起長鼻和獠牙,甩動著屁股上蓬鬆的長毛。這股充斥我們這群青年猛獁象內心的盛怒讓我們做出了這一切——其時我們發覺如今正是生命誕生之初,才明白到,我們想要的,我們永遠都不能得到。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香港海洋公園位於香港香港島南區黃竹坑黃竹坑道180號,佔地逾91.5公頃,是一座集海陸動物展覽、機動遊戲和大型表演於一身的主題公園,於1971年成立,於1972年7月動工,於1977年1月10日[4]開幕,為一個由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非牟利機構管理。香港海洋公園依山而建,主要分為高峰樂園及海濱樂園,以...
大陸 山上 電梯 在 台灣主權和平獨立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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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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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洋公園位於香港香港島南區黃竹坑黃竹坑道180號,佔地逾91.5公頃,是一座集海陸動物展覽、機動遊戲和大型表演於一身的主題公園,於1971年成立,於1972年7月動工,於1977年1月10日[4]開幕,為一個由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非牟利機構管理。香港海洋公園依山而建,主要分為高峰樂園及海濱樂園,以纜車和海洋列車連接。高峰樂園與大樹灣間則由一條全香港第二長的戶外扶手電梯貫通。2005年,海洋公園啟動耗資55.5億港元的《全新發展計劃》,全園景點及機動遊戲由原來約35個增至80個,分為八大主題區域(亞洲動物天地、夢幻水都、威威天地、熱帶雨林天地、動感天地、海洋天地、急流天地及冰極天地),並且躋身為世界級主題公園,成為全球最受歡迎及最多入場人次的主題公園之一,於2012年獲頒全球最佳主題公園(The Applause Award)大獎。隨著海洋公園近年積極開拓新景點及加入多種國寶級動物,公園於2011年的入場人次已突破5百萬;2012年4月26日,海洋公園連續9年打破入場人次紀錄,突破6百萬,更於同年6月突破710萬人次,其中首10個月海外及香港遊客的入場人次分別上升15%及25%;2012年全年入場人次達破紀錄的750萬,比較2011年增加9%;當中一半旅客來自中國大陸,一成半為外國,其餘為香港本地。由開業至今,海洋公園已接待超過一億一千萬名遊客。海洋公園的前身是巴黎農場,農場位於南朗山北部的山腰,佔地約100畝,創辦人謝德安是澳門富商何鴻燊的五姐夫,於1950年代開辦,於1972年7月因為政府撥地興建海洋公園而結業,現址為海馬標誌一帶之下(即現今香港警察學院之東南附近)。海洋公園由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資助及香港政府免費撥地興建,工程耗資1.5億港元,經過4年半時間的興建,海洋公園於1977年1月10日在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主持開幕禮下正式開幕。在1982至1984年間,賽馬會再次撥款2.4億港元進行公園第二期發展工程,先後興建水上樂園、登山電梯、百鳥居、紅鸛池及孔雀花園等設施。早期海洋公園的營運資金,主要依賴門票收入及賽馬會的撥款支持。因為入場費偏低,曾經出現虧蝕。2012年11月,海洋公園獲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博覽會(IAAPA)頒發頂尖榮譽大獎「2012 Applause Award」(全球最佳主題公園),成為首座亞洲主題公園獲得此大獎,公園並同時獲得協會頒授數碼市場推廣、最佳整體製作及視覺展示卓越大銅三項卓越大銅鈴獎。2015年11月5日,水上樂園正式動工。當年的「五彩天梯」計劃以「八色滑梯」形式重現,並增設巨浪衝浪機、兒童嬉水區等設施。但因應設計改動及工地發現沼澤,不利施工,需作擴充鞏固工程,故樂園將延至2018年開幕。海洋公園分為高峰樂園(山上)和海濱樂園(山下)兩個主要區域,內裡再分為八個不同主題的區域,包括夢幻水都、亞洲動物天地、威威天地、熱帶雨林天地、動感天地、海洋天地、急流天地及冰極天地,提供各式各樣的景點及娛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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