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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行山人士都知道大嶼山上隱藏了一座聖母神樂院，也有人是因為十字標記的牛奶曾在這裡出產而認識。

聖母神樂院的簡史寫道：「現在的聖母神樂院，經過了萬里跋涉，兩次走難，九年流亡，才正式遷移大嶼山，而建設起來的。」聖母神樂院和不少香港天主教教會都相似——香港偏安一偶，是殖民地，從來是「避難流亡」的中轉站，或落腳點，而非最初傳教的核心。1949年前後大批天主教神職人員從內地被臨離，香港成了避難所。

早期沒有碼頭，也沒有馬路，建築物資要人力肩膀搬上山，船也是人手搖櫓。修士們每日來回四小時，從梅窩小屋行山至大水坑。直至1953年，由東海岸開闢一條大路上山，可用拖拉機運送物資。即現在從舊碼頭，有一條昔日出入聖母神樂院海路的小石徑。除了耕種，復歸養乳牛、生產牛奶的工作，因需要大量電力，1957年在大水坑崖底建造了水力發電站。1958年政府建造石壁水塘，大嶼山才開始有電力供應。
從前的十字牌牛奶來自隱修士牧的乳牛。如今牧場倉庫已經荒廢，一大片雜草叢生，也見著藍色牛奶樽、奶壺，乾草倉庫和牧牛場空置，成了廢墟般的儲藏室。聖母神樂院的第一頭牧牛是教友捐贈，1960年已有20多隻，牛奶小量供應予坪洲村民、遊客和希爾頓酒店。至八十年代，因隱修士都老了，無法打理牧場，就把製作交予另一間位於元朗的廠房打理。

不再出產牛奶，但隱修士改以製作曲奇出售，添加葡萄糖，吃來口味樸素、健康。食物是隱修士生產、也是連通外面的一種方式。這一年，因為疫症，本來隱密的聖母神樂院更為隱密。不開放訪客自由進出聖堂，只允許相熟的教友、義工和避靜信徒，參加神父和隱修士每日固定的七次祈禱。凌晨三點半「更課」是第一次，至夜晚七點半「寢前禱」是最後一次，讀經和唱聖詩後，神父敲鐘十多下，再向信徒逐一灑聖水，熄燈，結束一日，而神樂院的山路也全數熄燈。
漆黑中的靜默，也有其力量，尤其在此時此刻的香港。

詳情請參閱2020冬季號《就係香港》「Retreat 時空歷程，靜修之旅」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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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神樂院 #大嶼山#大水坑 #Retreat #就係香港 2020冬季號

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https://oldyosef.hkdavc.com/?p=1593

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聖神修院Holy Spirit Seminary是香港一座富歷史的神學院，位於香港黃竹坑惠福道6號，原址屬創辦於1931年的華南總修院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 Regional Seminary of South China。該院於香港日治時期曾一度停辦，復辦後又因大陸政權更迭，華南地區沒有修士前來而停辦。羅馬教廷傳信部於1964年將華南總修院移交予香港教區管理。同年，原址位於薄扶林太古樓、一塊由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捐獻的土地的聖神修院遷入華南總修院原址發展。華南總修院三十四年間共有230位畢業生成功晉鐸，第一批晉鐸的神父有馮息堯、劉榮耀和葉蔭雲（於1934年晉鐸）。眾畢業生當中出了一位樞機（前香港教區胡振中樞機）、一位總主教（前古晉教區總主教鍾萬庭總主教）、十五位教區主教或輔理主教。具有主教職務而未曾有主教職份（如監牧、教區長或教區署理）的畢業生則有七人。有不少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之前晉鐸的中國神父後來回到中國大陸服務，有一些在1949年之後才來修讀的修生也有不少在學成後返回國內。到了1950年代，不少學成後的修生不能返回中國大陸，故留在香港，一部份的神父名義上仍屬原有的教區，工作上則借予香港教區，而他們的生活費則由原本的修會負責。到了1970年，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主教宣布歡迎所有居於香港的華南總修院畢業生全部改屬香港教區聖職班，華南總修院畢業生外借予香港教區的情形才告結束。華南總修院的畢業生除了外借予香港教區一途外，亦可選擇轉往其他教區，不過不同於一般的例子，華南總修院的畢業生若要轉往其他教區，除了要有本人、舊教區及新教區的同意外，亦要有教廷傳信部的同意。現時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為一般教友提供神學學士學位課程、哲學學士學位課程及宗教學學士學位課程，課程收費每年為港幣9000元，或以每學分400港元計算。在碩士課程方面，聖神修院亦為所有天主教司鐸、終身執事、修女、會士、修士和教友提供神學碩士學位課程，但申請者必須先擁有「榮譽」(Cum Laude)神學學士學位；而不符合此條件者，將由校長成立之入學委員會決定是否接受其申請。每學分收費為港幣450元，不設旁聽。準備晉鐸，而無意立即繼續神學碩士課程之教區修士和修會修士亦可以考慮報讀牧職年課程。攻讀神學碩士課程的修士須在兩年內，以部份時間形式修讀必修科中之主要科。為了回應教區目前及日後的需要，此課程除了開放予修士外亦開放予牧民小組成員、修女、牧民工作者、傳道員及終身執事等人士。全科生最快可用一年可完成牧職年課程，課程完成後會獲授學院頒授畢業証書。修院在2009年時有修生十五名，但屬天主教香港教區的只有十一名。2010年時有十六位來自香港、澳門、墨西哥和越南的修生。聖神修院現時除了是香港訓練天主教神職人員及供教友靜瞻修鍊的重要地方外，也為教友提供圖書館、靜舍租用等服務以及開放教區文物館予已預約人士。亦有每月一次，名為「聆風樂禱」的讀經及供一般人士參加之祈禱活動。教區文物室設於聖神修院圖書館三樓，於2006年7月9日由湯漢輔理主教主持開幕祝福禮及開放日，並於同年10月正式開放。教區文物室共有兩個展覽室，第一個用作介紹香港的教區歷史，第二個則介紹第二次梵諦岡會議之前所用的彌撒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