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的西方 | 盧斯達 on Patreon】
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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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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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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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爺
己亥年已到,恭賀大家新春健康愉快,大吉大利。
記起當年恒生金銀行在農曆新年必備「海報」《財神到》派發,另有電視廣告,由梁醒波扮財神向各位恭賀,認真好意頭。
今日講之財神,便是中國傳統之文武財神真面目。
文財神有比干,歷史上真有其人,紂王之叔父也,歷史上表揚他是忠心的國威,且是為忠心而犧牲性命的。這種偉大的人格,垂名青史外,受世俗奉為「財神」。其中含的意義就有:「忠心者才可理财!」
另一乃范蠡。足智多謀,眼光銳利,見人見事都別具慧眼。這種人,不管做大官、做大事、幹重要事,皆醒過普羅庶民。民間奉之為財神,便是喻意,有大智者堪可理眾財呀!
武財神有玄壇,趙公明,世俗亦尊稱他「正財神」。全稱:「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道教神祇。「玄壇」即是「齋壇」。護法元帥之一,民間(農業社會)人民只期望安居安業,大吉大利的樸素生活,驅趕瘟疫,保護人蓄平安。故此他武裝起來,騎老虎,凶神惡煞,只對為禍的惡妖動武,善良者不必畏懼。
另外還有道教、佛教、民間宗教,民間信仰都極之尊敬的關公,也是武財神。民間將「義」所含意實具體化,以《三國演義》中表揚的「關羽精神」作為中國民間的「意識形態」來發揚光大。無論黑白兩道,官僚百姓、男女老少都遵守「義」。民間尊他「武財神」,深意即在秉持錢財之義也。
錢財,包括一切物質,皆是人的欲望。具有財富,則可以在物質生活上「舒適」一點,希治聞名言:Money can buy off unhappiness.資本主義社會亦如講的。
武財神之一關羽,以義理財,便是:錢來自有方,使錢須做事之宜也。
看了中國四位文武財神的原創意義,全部都旻「正氣」的,財神絕對不做「邪」的勾當!不止四位財神都有使命感,他們受上天任務,管理人間財富,不止是「賜財」及「運財」的超能力神祇,而是監督世界一切正確分配,有人或問,「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無屍硋,天豈無公平之眼?
民間亦信果報,「約然末報,時辰未到」。然則,在農曆新年求財神賜與「橫財」豈不是摸錯門口?
其實天下之中、求取偏財、橫財的「神」,都是編做出來,適應「貪婪」的市場。上天沒有責任賞賜財富給古零精怪的索求者。即是話,求偏财,求橫財的一定走偏路、邪路而得財富,上天神祇怎能出超能力幫助呢?有好的回報?豈不是「神祇也貪污」?
有歪天理的,四位德高望重者不屑為也!那些妖道小鬼即使做了,也會得惡報的。
職是之故,新春頭仍信正路財神,天道酬勤,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這「幸運」者,不過是「馬後炮」、「驗屍報告」而己!
不必恭賀人家「橫財就手」!可是,豬手不妨吃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