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話想說，卻又不知道怎麼說。於是寫了便刪，刪了又寫。最後還是決定從頭說起，慢慢說漫漫的心路歷程，輕輕說其實有點沉重的，關於粒線體病的事。
十七歲那年，媽媽生日的那天，在腦神經科門診裏，醫生說我得了絕症。
縱然眼眶剎那湧出了淚，我始終是個冷靜的人，在無法淡定的時候，我會奮力不讓理智斷線。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那我的媽媽呢？弟弟呢？」我一直覺得，親情最美好也最獨特的地方，是血緣，因為有相同的基因、相似的外表，所以住在同一屋簷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但血脈相連偶爾也是惡毒的詛咒，遺傳疾病或許源於父母，若非自身基因突變的話，粒線體病只能源於媽媽，由媽媽再傳給孩子，公平地，傳給我和弟弟，作為骨肉的牽絆。
我第一次如此熱烈地渴望，自己是垃圾桶旁邊撿來的棄嬰，跟媽媽和弟弟丁點關係也沒有。
醫生說，暫時還不能確定，所以之後媽媽也要做相應的檢查。
我其實不笨，甚至可以說很聰明。我知道一份有問題的基因報告不代表甚麼，如同有些人攜帶着家族遺傳的癌症基因，雖比一般人更易患癌，卻不等於必然會得病。就連HIV，也不可以與AIDS劃上等號，兩件事有相似、有關聯，但未必會先後發生。因此，我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咁我病發咗未？」
你明白這個問題的意義是什麼嗎？是希望、是最後一根稻草。要是你答NO，太陽明早依然會如常升起，世間照常運轉，而我將帶着基因變異的遺憾，有點難過、有些擔心，但不至於過份，一如既往地繼續生活；要是你答YES，那就會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我難過、我遺憾，卻束手無策，唯有眼睜睜看着本來平淡的日子不斷變樣，燦爛的風景逐漸模糊成一片黯淡的灰，而我將慢慢枯萎，然後凋零，像朵未來得及盛放的花。
「可以話，係病發咗㗎喇。」我實在不知道自己怎麼忍得住，居然堅強到沒讓眼淚大滴大滴滾下來的。不過我記得，記得自己一直重複，重複了好幾遍，小聲地喃喃自語道：「我有大腦麻痺喎。」意思是，我控制不了手腳是真的，你說我的腦袋不太好使也不完全錯，我不敢否認，但那是大腦麻痺的事，是與生俱來的缺陷，它會殘忍地伴隨一生，卻善良地維持原狀，不會好轉，但也不會惡化。
我來這裏，是看大腦麻痺，不是看粒線體病的——你搞錯了。
那時候我當然不懂醫生是真的搞錯了，只有火星人說的話才算是確實的診斷，畢竟他是專家，說我還未發病就表示我沒事，我仍然是個擁有未來的人，我會長大，我會開花。
所以，即使再去覆診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吧？反正我好好的過了兩年，由坐輪椅到學會走路，也如願考進了心儀的香港大學。如果十七歲的我看到今日的自己，我肯定她不會哭、肯定她不會怕、肯定她會立刻將基因報告拋諸腦後，彷彿從未知悉它的存在。只是，我實在不想再面對這個曾經深陷在絕望裏的自己，我連多看一眼十七歲的我都不願意，因為太痛了，而我未必再有相同的能耐、我未必能再這樣強大，把同樣絕望得徹底崩潰的自己重新扶起來。
不，就算我行，也不想扶了，因為太辛苦也太累了。攙扶別人需要力氣，站起來需要力量，更何況我要一邊扶好自己，不讓心靈跟着肉體癱倒，一邊跪在地上單手撐着身子，逼自己雙腳發力起來站穩呢？這得花費兩倍的勁，而我只得一個人，一個人在殘缺的軀殼中掙扎求存。
試想像一下，你知道自己會死，甚至可以說「快死了」，不過那到底是什麼時候呢？真的只有天知曉；死亡的前奏是身體持續倒退，無藥可治的那種，但這會花多久呢？還是唯有天知道。你好想逃跑，好想拋下一切去環遊世界，好想大哭一場然後退學，可是你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無人可以告訴你，倒退的速度有多快、倒退的時間有多長，還有你到底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倒退。是雙眼先看不見，還是認知能力先退化呢？是直接抽筋失救致死，還是先慢慢磨個三五七年才終於畫上句點？
說實話我不怕死，怕死的人是不會自殺的。如果我有幸早死，我會將之視為上天對我的憐憫，因為見我活得太苦，所以不忍心留我在人間繼續受罪。可是我好怕退化，人的死法有很多種，疾病也有無限個花樣，為什麼偏要我先經歷漫長的倒退，不能乾脆步向人生的終點呢？難道我就該以這種方式死掉嗎？恐懼是可怕的魔鬼，他會一點一滴地侵蝕你的心靈，繼而把整個人吞噬，蠶食得體無完膚。
我不甘心，到今天也還是心有不甘。我無法接受自己體內綁着一個這樣的炸彈，所以我交出一瓶清水當作小便，所以我逃避抽血等等的所有檢查，所以我抗拒覆診，在現今的醫學遠遠無法打救我的前提下。我要讓自己全無後顧之憂，加倍努力去活得好。於是我去考大學，我去找工作，用忙不完的事情充實當初一團糟的生活，治療過往不知所措、狼狽不堪的自己，然後再驕傲地大聲證明：「SEE？我好正常，你退化都未輪到我啦！」
我之所以說，在腦科close file後，一切與絕症有關的胡思亂想都正式成為過去，是因為某程度上我不能忽視「基因變異」四個字，我對它視而不見，不等於它不會突然侵擾我的日子、摧毀我的人生。只有當「專家」，也就是這輩子我都不想再跟他見面的火星人首肯，才表示我已經安全，沒有發病的風險，可以真正放下心頭大石，讓痛苦變成平淡的回憶。
然而，好明顯的，火星人不但沒打算放我走，反而派姑娘出馬，在電話裏死纏爛打，還把新的覆診紙寄到我家中。我不會過份解讀他這樣做的含意，始終此刻我仍安好，腳痛反而是近來比較困擾我的問題。雖然姑娘一直勸我，說這種情況需要長期「mon住」，否則可以很嚴重，萬一惡化了醫生也無法及時處理，但我依舊不打算再見火星人，因為我太清楚回去代表什麼，代表我要年復年的做檢查，看看乳酸值和基因突變的比率有否增加，心臟又是否如常運作...一切沒變便算有賺，若然指數接連上升的話，我亦只能自求多福、聽天由命，整個過程大概會持續到我病發或是衰老的一日，只差看我是幸運地老死，抑或不幸地病死。他們也許只追求結果，只着眼於我究竟開始倒退與否，卻忽略了一直以來我必須承受的煎熬，尤其是心理上的。他們永遠不會了解，等待報告的那段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的時光令人坐立不安，更不會明白報告上那一個個不合格的紅色數字，雖不等同GAME OVER，對病人的意義卻是何等沉重。
說到底，絕症怎也只能是連治療方法都沒有的絕症。我曾經不甘心被疾病破壞我的人生，現在亦然。若要我任由一紙報告來左右自己的前進方向，為未知的將來下一個負面的結論，我絕對會心有不甘。兩年多近三年了，縱然我活得很好，好到很多時候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這麼好，在雨後放晴的天空下，我卻始終未準備好，也不忍心再強逼自己承受一遍十七歲那年的撕心裂肺、天崩地裂。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總有不可承受之重，請問你懂嗎？
//饒恕我依然麻木對抗 總對他未存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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