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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無限可能

這一整年的育嬰假讓我有更多時間和孩子相處，有別於以往創業時每天計程車搭著或走路來來去去奔波民宿各館之間或是看房子，我有更多的時間能和保姆聊娜娜的進展。

現在娜娜一到五在學校上幼兒園，一二上私立（原本就上這家）、三四五就去公立小學附屬幼兒園（之後小學的第一志願），週六保姆會來帶娜娜「出外景」到倫敦各大景點或博物館美術館玩耍直到年底她會巴西幾個月，這樣一來，我們算是可以有長時間照顧新生兒。

有了二寶的生活，娜姊適應得滿好的，以前總以為她安靜乖巧又偏內向，這陣子才發現她原來是「選擇性」的社交。她在喜歡的人面前才會放開來大剌剌地做自己和嘰哩呱啦講個不停，表演慾也很旺盛；但在她不熟悉或不喜歡的人面前她就超級安靜自己躲在角落畫畫或玩玩具。

自從到了學校，她英文突飛猛進到我都驚嚇的程度，超級英國腔不說，連表情、手勢和狀聲詞都超級無敵British! 果真是不能小看小孩子的模仿能力。回到家後，娜娜突然對我們都狂講英文，連自己在花園玩溜滑梯或是跟玩偶玩辦家家酒自言自語時講的都是英文。我和奶爸還要規定在家裡只能講中文，並且持續中文教學和陪她看中文書。

今天保姆提早帶娜娜回來，我跟她有機會多聊聊，本來還擔心講葡文的時間那麼短會不會忘記。保姆說娜娜葡文程度在地鐵上都會嚇到路上的葡萄牙人和巴西人。重點是娜娜還聽得出來葡萄牙腔的葡文跟巴西腔的葡文，沒有社會化的她，還公然在地鐵上說「我不喜歡葡萄牙腔我喜歡巴西」讓兩個葡萄牙路人語塞。沒想到我跟保姆說英文，保姆跟娜娜說葡文，娜娜再跟我說中文，這樣我們三個人可以聊了半小時。

話說前天娜娜從學校帶回一隻「生日熊」那是幼兒園的活動，老師設計讓小熊陪伴每天的壽星，當然娜娜生日已過，但老師還是很有心籌辦一個小慶祝活動，讓奶爸帶杯子蛋糕去分同學吃。

生日熊一拿回家的時候，奶爸還不知道要幹嘛，直說「這個回家功課，明天還要還給學校，好無聊喔！」害娜娜跟著爸爸說「好無聊喔」。

我問奶爸這什麼設計？奶爸還回答：「妳以前不是小學老師嗎？妳看看囉！」後來我看了一下活動設計，原來是要招待「生日熊」到家裡過夜一晚，然後在生日本子上寫下生日的回憶並貼上值得紀念的照片。

奶爸哇哇叫說怎麼幼兒園剛開學就有「學校功課」，還要家長寫滿一張A4。我想著「這不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嗎？」我每天沒事就喜歡寫粉專寫日記來整理自己的思考和記錄生活。

於是我就引導娜娜要怎麼招待來家裡作客的朋友，準備好吃的、陪他聊天、一起玩、幫他刷牙、換睡衣、準備枕頭。一小時後，娜娜愛上這隻熊，要帶上床去睡覺，我提醒她「熊明天要還給老師喔！」娜娜反而捨不得了，我還要解釋一番「客人」只是來家裡作客，不是我們的家人，不能留下來太久。

娜娜帶著她的客人上床，還將她最愛的橘色恐龍LuLu 移上去，騰出空間給熊熊，還不忘叮嚀兩人要相親相愛（ Be kind to each other ）看到這一幕我覺得好窩心，女兒真的長大好多了，再也不是那個似懂非懂的小北鼻了。

回頭看看搖籃中的言言，曾幾何時，娜娜也是從只會喝奶和炸屎的軟綿綿嫩嬰，變成嘰哩呱啦的小童了。頓時間，我感受到生命的奇妙，過去四年，我和奶爸就在兵荒馬亂中的每一天，保孩子一個快樂幸福的童年。

以前我會覺得當父母好像沒什麼，回頭仔細想想這是燃燒自己的生命去創造一個新生命的無限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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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戶川宏，41 歲，海象，職業：計程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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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巧計程車》適合推薦給享受收網快感的觀眾。走過鋪陳，線索交織起時，像目睹立體陷阱原來曾如此平靜地鋪躺在各處。以小戶川為起點，數條分枝浮現，每條路徑上的角色看似獨立，最終竟有相逢。隨著集數推進，劇情觸發了角色的超連結，人際關係的暗網被打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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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概念上並無首創革新之處，但《奇巧計程車》談虛擬世界場景，尤為深刻。首集上車的乘客樺澤太一（河馬）是個平凡的大學生，一心想著如何要讓貼文瘋傳。拍下與小戶川的合照並編織計程車司機溫馨對話情境，竟成爆文。樺澤振振有詞，企業招募也都會看 SNS，既然如此，捏造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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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滑臉書，眼見貼文痕跡工整地、內斂地炫耀，把「快看看我」的渴望細細縫製進細節裡。是在這樣讓人共鳴的當代情境下，小戶川冷靜地說，「『遇見趣事後能寫成精簡貼文的我，根本超有品味的對吧？』這種藏不住的自我優越感也很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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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你突然很想聽這位司機再多說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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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戶川習慣聽的電台節目，是由搞笑組合「智人拍檔」所主持，柴垣（山豬）總是比較積極進取，卻越來越不紅，反之胸無大志的馬場（馬），莫名其妙地受到關注，成為當紅炸子雞。兩相對比，現實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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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了搞笑，柴垣是以抱著覺悟的心態行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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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場：「不傷害任何人的搞笑才是最棒的。」
⠀ 柴垣：「我寧願傷害一個人，換取十個人爆笑。」
⠀ 馬場：「這樣只會引起反感，看看最近走紅的人，還是人品最重要。」
⠀ 柴垣：「小時候曾讓我們笑到渾身發麻的，都是刀鋒般尖銳的笑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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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每天忙到沒空睡覺的馬場，柴垣得去酒店打工賺生活費，某天竟在酒店遇上田中鳴槍追殺小戶川。眾人逃跑，但柴垣居然像閒聊般找眼前拿著槍的人聊天，差點被流彈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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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井：「柴垣，你在想什麼啊？」
⠀ 柴垣：「老實說，我在想，要是被槍擊應該很搞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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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寧願傷害的那一個人，原來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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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巧計程車｜#小戶川宏｜#BIOS影劇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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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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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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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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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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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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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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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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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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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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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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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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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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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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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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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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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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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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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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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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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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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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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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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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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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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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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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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