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如何與焦慮症病人相處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協助他們看診時，我建議盡量使用他們能接受的觀念與名詞。在不說謊的原則下，巧妙地說明，有時候會有不錯的效果。

舉例來說，有些長輩不能接受自己要去看「失智症」，卻能接受自己是「腦退化，記憶不好」，而接受治療，就可以「顧腦」。

長輩無法理解「血管性失智症」，但能接受「腦部小中風，需要治療」。他們不容易想像「抗憂鬱劑」的藥理、原理，卻能接受「調整腦部內分泌」的觀念。所以，我們應當多加嘗試不同的說法，找到長輩能接受的方式，協助他們就醫，或是接受適當的治療。

取自《一直喊不舒服，卻又不去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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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晚安：

「身為父母，需要學習如何適當地表達自己的需要，如何說出內心需要協助的想法，不管是外在的或是內在的需求。」

過去傳統的教育，讓長輩很難好好表達自己的感受與需要。所以常常進行曖昧溝通，拐彎繞路地暗示自己的「想要」。有些甚至動輒使用責罵的方式，讓成年子女或老年配偶疲於奔命。

所以我跟銀髮族相處的時候，會很誠懇地說明表達的重要性。直接、清楚、具體，有「愛」也要說出來，親子在人生最後一段相伴，少點遺憾多點愛。

摘文是我很常被問到的問題，剛好早上朋友也在留言處提問，所以我把這一篇找出來回應。真要執行，也不一定容易，也許用勁巧妙，也要幾個月才能生效。

祝願您，能重視心理健康，養腦練心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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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不去精神科看病，怎麼辦？

【文/ 蔡佳芬】

「○○號，○○○請進診間。」診間護理師親切地叫喚初診的新病人。
「今天來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嗎？」我端詳面前這位看起來憂心忡忡的女士，邊開口詢問。
「醫生，其實不是我要看。我不是病人，是我媽有狀況。」她回答。
「這樣啊，病人有來嗎？依照規定，必須親自診察本人才行哦。」
「醫生，真的很抱歉。我想帶她來，但是她都不肯。我不知道怎麼辦，只好掛自己的號，先來跟妳討論。」
高女士不停點頭、拜託，急得淚都要飆出來了。

上面這種情景，每個月總是會重複好幾次地出現在我的診間，我相信有不少的精神科醫師門診也有類似的經驗。
或許你發現自己的親友可能有精神、情緒問題或是失智等症狀，但不管怎麼勸說、哄騙、拜託，都難以撼動病患的抵抗，他們就是不願意來看精神科門診。
依照法規，醫師不能對於未曾親自診察的病患，給予診斷或是開立藥物。看著那些痛苦的家屬，我心裡雖然能了解，卻無法違規來協助。畢竟看病不能隔空抓藥，或是單憑想像。
之前有不少報章雜誌的記者前來採訪我，大家都有志一同地問，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勸病患就醫呢？

以下，我分享幾個方法，希望能對這類的長輩有幫助。

￭ 方法一：順水推舟
有時，我們正面勸說無效，就必須要找一些順水推舟的機會。
因為老化的關係，長輩不免會有一些身體上的小病小痛，當這種狀況發生時，其實就是一個適當的時機點。
舉例來說，憂鬱症的個案，可能會出現胃口不佳、食欲差、體重下降或者是失眠、多夢等現象。我們可以順著病人的抱怨，建議他們：「這種情況，應該要到醫院去看看醫生，說不定需要進一步的檢查。」又或「我們可以聽聽看醫師有沒有什麼建議，能夠促進胃口，改善身體的健康，讓自己睡得好一點。」
再舉例來說，焦慮症、恐慌症的病人會出現胸悶、心悸，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手抖、冒冷汗，覺得自己好像快要死掉這樣的症狀。
當長輩向你抱怨這些不舒服時，我們就可以順著他的話，勸說他到門診去接受檢查或是治療。
只要病人願意進到醫療院所來，就達成一半的目標。
記得進入診間時，要向醫師打個暗號，套好招。有經驗的醫師，一聽到陪伴者開的頭，就會有默契的點點頭，順勢安撫第一次來看診的長輩。
另一方面，醫師也會進行必要的身體檢查。因為對初診的個案來說，身體方面的檢查，也是鑑別診斷所必要的項目。

￭ 方法二：買一送一
有許多親友為了要協助長輩接受精神科的治療，都會採取「同時掛號」的方法，也就是向長輩表示：「我也睡不好，我有點緊張，不敢一個人去看，我們一起去看，你陪我。」
這個方法是成功率不錯的一個招式。一方面可以讓長輩覺得並不是只有他自己這樣，另一方面，也可以營造出看精神科沒什麼大不了。
時常，我在門診聽到的對話是：「我今天沒有要看喔，我是陪他來的。他說一個人不敢來，所以我才答應跟他一起來。」
對於比較不容易建立關係的病患，有時候我會先對親友進行問診的動作，並且讓他在一旁聆聽。在過程中，親友就可以把相關的症狀述說一遍。
這過程有點像是網路上所謂鄉民常見的起手式，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如何如何如何，但其實是在問自己的問題。一樣透過這種拐彎抹角的方式，先暖身，等到時機成熟，醫師會鼓吹長輩：「既然都來了，就順便看一下。」或「排隊排了這麼久，等了好幾十分鐘，不看很可惜。」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可以藉由這個過程，先消除長輩心中對於精神科或是精神治療的一些誤解。
舉例來說，很多長輩認為憂鬱症的藥就是會上癮，或者認為藥物就是會傷肝、傷腎。親友可以藉機詢問醫師這些問題，好讓醫師有機會說明清楚。
之前某個病患天生就只有一個腎臟，於是非常擔心服用的藥物會有腎毒性，因此明明已經嚴重失眠，卻還是不敢就醫。恰巧她陪同另外一個親友來就診，聽到對方問我：「這個藥物會不會傷腎？」
我首先向對方說明：「腎臟功能可以透過抽血或是尿液檢驗來確保，還有就是現在的藥物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可以選擇，可以按照一個人的身體情況來避免比較有風險的副作用。藥物的盒子裡也都有一張說明書，裡面其實有詳細記載；例如腎功能不好的人，這個藥可不可以使用、要不要減量使用、有什麼禁忌，都會寫在上面。如果還擔心的話，可以到藥局窗口去做藥物諮詢。」
聽到這些說明之後，那位原本站在親戚、朋友身後的長輩突然說：「醫生，我也想加號，我也要看診。」

￭ 方法三：假傳聖旨
現在各地都有每年一度的老人健康檢查，這檢查時常都是熱門的項目。
現在的老人健康檢查內容，其實包含了兩個精神科的基本項目，一個是老年憂鬱症的篩檢，另外一個是失智症的篩檢。當然，也有一些自費的身體健康檢查項目。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勸說長輩，以關心他、維護他身體健康為理由，先進行一個全身性的健康檢查。
通常這些檢查結束之後，都會寄送一份檢查的報告單或者是書面的資料到家裡，裡面會標示紅色的字，是表示需要再做更進一步的檢查，或是建議個案到大型醫療院所，接受下一波的診察治療。
在我的門診裡，就有不少長輩是因為接受老人身體健康檢查之後，拿著這份報告到門診來諮詢的。
又或是親朋好友可以婉轉地利用幫忙長輩解讀報告的機會，試著說：「上面寫說你要到大醫院去做仔細檢查。」以這樣的方式來引導長輩就醫。

￭ 方法四：轉轉遇見愛
許多長輩平日患有身體的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攝護腺肥大等等，長年都在內科或是家庭醫學科的醫師門診進行追蹤。他們多半與原來的慢性病主治醫師，保持著長久且良好的信任關係。
當長輩出現精神或者是身心方面的困擾，但是又不願意前往精神科就醫時，可以拜託這些與長輩有良好醫病關係的醫生們幫忙，請他們協助轉診，成功率會比親戚、朋友勸說，來得更高一些。
許多前來老年精神科門診就醫的銀髮族朋友們常常告訴我：「是某醫師大力推薦我來看妳。」還說其實這位醫師已經勸他來看我很多次了。他想到醫師非常的關心他，又講了這麼多次，覺得不來，好像說不過去，才鼓起勇氣到精神科門診來就醫。
我非常感謝這些內、外科醫師。他們平日一定是對自己的老病人觀察得非常仔細，看出對方可能有精神科方面的困擾，才會不停勸說，因為他們希望病人能得到更專業的治療。

￭ 方法五：名人效應
長輩不去看精神科，有許多的成分都是因為汙名化的關係。
但隨著時代改變，長輩也會接觸到許多國內外新聞，因此，我不得不說，明星效應還是挺有影響力的。
我時常在演講中提到，以英國王子哈利為例，他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中，承認自己在母親離世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有憂鬱症的困擾。他在接受了許多年的精神科治療之後，才慢慢地走出來。後來，哈利王子現身說法，鼓勵與他有相關困擾的人勇於求助，勇於接受治療。
像這樣一個不愁吃穿的皇家貴族，也會遭遇到人生各種無常的打擊，但是他也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哈利王子告訴大家，憂鬱症並不可恥，那是一種疾病，而疾病是可以治療的。

￭ 方法六：實話巧說
長輩對於醫學名詞或是疾病的理解，常受到個人教育程度或是文化背景的影響，而有些自己的堅持與解讀。
在協助他們看診時，我建議盡量使用他們能接受的觀念與名詞。在不說謊的原則下，巧妙地說明，有時候會有不錯的效果。
舉例來說，有些長輩不能接受自己要去看「失智症」，卻能接受自己是「腦退化，記憶不好」，而接受治療，就可以「顧腦」。
長輩無法理解「血管性失智症」，但能接受「腦部小中風，需要治療」。他們不容易想像「抗憂鬱劑」的藥理、原理，卻能接受「調整腦部內分泌」的觀念。所以，我們應當多加嘗試不同的說法，找到長輩能接受的方式，協助他們就醫，或是接受適當的治療。

為了減少長輩到精神科就醫的障礙，精神醫學界也做了許多努力。
有些醫院故意不用「精神科」三字，而改成「身心科」。有些醫療院所則是開立老年精神科門診，強調「老年」兩字，表示是為長輩設立。另外，也有醫療院所開設睡眠特別門診、記憶特別門診、失智特別門診等。在大型的醫院裡，也設有「整合門診」，裡面包含與精神科整合的門診。
建議在掛號看診前，先向各地方的醫療院所詢問，是否有上述的服務。
除了這些拐著彎的善意，真正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是我們能正視每個人的心理健康需求，了解精神醫學也是醫學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完全的健康包括身心靈全面向，也不再以尋求精神科協助為忌諱。
不忽視、不歧視，看精神科不需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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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一直喊不舒服，卻又不去看病：老年精神科醫師蔡佳芬教你照顧長輩，不心力交瘁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4156

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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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好文]

關於自閉症，有很多需要讓大眾瞭解的事。他們是哪裡與眾不同？以致於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行為表現。

史蒂夫 · 希爾伯曼撰寫一部自閉症歷史：《神經族》（NeuroTribes）（暫譯）。他說，「七十年來，我們對自閉症的研究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自閉症患者是腦損傷患者。但強烈世界理論卻告訴我們，自閉症患者察覺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因為我覺得『損傷說』嚴重傷害了自閉症群體和他們的家人，也誤導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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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族》書評：
http://www.nytimes.com/…/neurotribes-by-steve-silberman.htm…

＞少年卡伊的大腦
來源：譯言網／譯者：梵二

卡伊 · 馬克拉姆有些不對勁。出生後第五天的他，看著似乎比其他嬰兒更警覺。抬著頭，四處張望，他的姐姐們在出世很久後才學會這樣做。當他學會走路時，他總是處於興奮狀態，需要大人一直看著，才能保證他的安全。

卡伊的姐姐卡莉說：「他超級活躍，動個不停。」這不像男孩子活潑好動那麼簡單：當父母試圖限制他，他就會發脾氣——不僅像普通孩子那樣亂踢亂叫，還會咬人、吐口水，出其凶猛，無法控制；不僅兩歲時如此，三歲、四歲、五歲、甚至年齡更大時還是這樣。卡伊與人相處時也很奇怪：有時孤僻內向，有時卻會衝到陌生人群中，要和他們擁抱。

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變得更加奇怪。馬克拉姆一家都忘不了1999年的印度之行，當他們擠進人群，看人耍蛇時，當時年僅五歲的卡伊毫無預兆地衝出去，輕拍打了眼鏡蛇的頭部。

要照顧這樣的孩子，對任何父母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但對他的父親來說，則尤其令人沮喪。身為世界頂尖的神經系統科學家之一，亨利馬克拉姆負責13億美元的歐洲人類腦計劃項目。這是一個龐大的研究，其目的是建立一個人腦的超級計算機模型。馬克拉姆比誰都瞭解人腦內部運作，但是對於如何解決解決卡伊的問題， 他感到束手無策。

「作為一位父親和一名神經系統科學家，你感到自己無所適從。」他說。 實際上，卡伊的行為——其最終被診斷為自閉症——改變了父親的職業生涯，並幫助他構建了關於自閉症的全新理論顛覆了傳統觀點。並且，讓人覺得諷刺的是，馬克拉姆的第二職業很可能在他完成他的人腦模型前取得成功。

試想一下，你來自於一個更加黑暗、靜謐的星球，現在卻進入了一個令人困惑、無法逃避的感覺超負荷的世界，是怎樣的感受？你母親的眼睛：像閃光燈。你父親的聲音：如手提鑽一般，隆隆響。每個人都覺得，那可愛的、小小的連體衣很柔軟是嗎？對你來說，簡直就像帶有金剛石磨粒的砂紙，硌得慌。那些輕柔低語、脈脈溫情如何呢？一連串噪音騷擾、無法辨認的輸入信息、刺耳的音調、篩選不掉的數據。

僅僅為了生存，你就需要善於在可怕、難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讀所有的模式。想要保持正常，你得盡可能地控制自己，培養對細節、常規和重復事物的高度專注。在這樣的系統中，相比使人困惑，需求相悖，行為古怪的人類，特定輸入可以產生可預知輸出的系統就顯得吸引人多了。

馬克拉姆和妻子認為，這就是患有自閉症的樣子。

他們把它稱為「強烈世界」綜合症。

與當今自閉症研究界的主流觀點相反——馬克拉姆夫婦認為，自閉症行為並非因為認知缺陷。與健忘相反，自閉人群理解力強，學得太快。馬克拉姆夫婦堅持認為，當他們看似喪失理智時，事實上，他們不僅被自己的情緒淹沒，也被他人的情緒壓倒。

因此，自閉症大腦的結構不僅受大腦結構缺陷決定，還受到其固有強度影響。馬克卡姆夫婦稱，如自閉症這樣發展失常的疾病，現在影響著百分之一的人群，而他們並不都是缺乏同情心的。他們在社會交往上經歷的困難和自身古怪的行為源於他們試圖應對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無法承受。

經過多年研究，有一次馬克拉姆夫婦倆走訪邊遠地的南非卡拉哈里沙漠時，提出了「強烈世界」的理論標籤，而亨利 · 馬克拉姆就出生在那裡。他說「強烈世界」是卡米拉提出的；她說她想不起是誰偶然發現了這個短語。但他記得自己坐在鐵鏽色的沙丘上，看著枯草不尋常地倒向周圍，思考著無法逃避一個充斥著強烈感受和情緒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想，這就是卡伊現在經歷的狀況。他越是研究自閉症，就越認為自閉症並非記憶、情感和感覺缺陷，而是記憶、情感和感覺過度，就更加意識到他自己和他看似孤僻的兒子有多少共同點。

亨利 · 馬克拉姆個子高，有著一雙深藍色眼睛和一頭淺棕色的頭髮，散髮著不容出錯的權威氣質，這位權威人士負責一項資金充足、雄心勃勃的大型研究計劃。很難看出他和一個麻煩不斷的自閉症孩子有什麼共同點。他通常凌晨四點起床，在他位於洛桑市的寬敞公寓里工作幾個小時，然後趕去研究院，那是他人類腦計劃的研究基地。卡米拉說：「對他來說，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就已足夠。」

馬克拉姆說他自己孩提時「什麼都想知道」，但在他中學的最初幾年基本處於「差班的倒數第一」。一位拉丁文老師鼓勵他要更加努力學習。當時他一位至愛的叔叔陷入嚴重抑鬱，在三十幾歲便英年早逝，他「每況愈下，最終放棄活下去」，自那以後馬克拉姆發生了轉變。他那時剛剛接到一項關於人腦化學的任務，促使他思考。「如果人腦化學物質和結構發生改變，那麼我也可以發生改變，如此我是誰？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所以我進醫學院學習，想成為一名精神病學家。」

於是，馬克拉姆進入了開普敦大學學習，但是在就讀醫學院的第四年，他拿到了以色列的獎學金。「那裡就像是天堂，」他說，「那裡有我所有夢寐以求的大腦研究工具。」他再也沒有回到醫學院，並且在26歲時與他的第一任妻子，阿娜特，一個以色列人結了婚。不久，他們的第一個女兒，里諾伊，出生了。里諾伊現在24歲。隨後又擁有了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卡莉，現在23歲。四年之後又擁有了卡伊。

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的研究生涯中，馬克拉姆做出了他的第一個重大發現，他闡明瞭與學習能力有關的兩種神經傳導物質——乙酰膽鹼和谷氨酸之間的關鍵聯繫。這項研究是如此重要而且讓人印象深刻，尤其特別是因為它這麼早的出現在一個科學家的職業生涯中。然而真正成就了馬克拉姆的是他接下來的研究。

在與諾貝爾獎得主博特 · 薩克曼在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同讀博士後期間，馬克拉姆展示了腦細胞是如何「互相發射信息，互相緊密聯繫」的。自1940年起，這成為了神經系統科學的一項基本理論。但是沒有人能夠弄清楚這個過程的原理是什麼。

馬克拉姆通過測量神經元之間電信號的精確時機，證明瞭特定模式的發射將增加突觸連接細胞的聯繫強度，錯過則減弱。這種簡單的機制使得大腦能夠學習，並且無論是字面上地還是象徵意義上都能在各種經驗與感受，以及原因與結果間建立聯繫。

測量這些細微的時間差別也是一個技術上的勝利。因為開發了測量神經細胞腦電活動的微小變化所需的「膜片鉗」，薩克曼贏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獎。僅僅為了修補一個神經細胞，你就必須先獲取一層大腦細胞，大概1/3毫米厚，約有6百萬個神經細胞，這層大腦細胞通常來自一隻剛被切下頭部的老鼠。

為了保持這塊組織的活力，你要把它泡在氧氣里，然後使用代腦脊髓液在實驗台上清洗它。在顯微鏡下，你要用一個極小的玻璃吸管刺穿單個細胞。這項技術與為了體外受精而將精子注射到卵子中的技術很相似，只是神經細胞比卵子要小數百倍。

這個實驗需要平穩的雙手和對細節的敏銳觀察。馬克拉姆最根本的創新在於創造了一台能同時密切觀察12個這樣細胞的機器，以測量他們的電信號和化學信號的相互作用。做過這方面實驗的研究員說，有時可能在一天之內都不能獲得一個滿意的結果——但是馬克拉姆已經是這方面的大師了。

問題出現了，他好似已經從一個事業的巔峰到了另一個巔峰——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頒發的富布萊特獎學金，在威茨曼獲得終身教職，在最有聲望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然而與此同時，他小兒子腦子不對勁的事實也逐漸清晰。他每天研究人的大腦，卻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卡伊學習和應對困難。就像他今年早些時候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的那樣，「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你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而你，作為一個神經系統科學家，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起初，馬克拉姆認為卡伊是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只要卡伊能夠移動，他就不會停下來。「他不停地跑，非常難控制，」馬克拉姆說。然而隨著卡伊的成長，他變得沈寂下來，通常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他變得更加特別，他不再過分活躍，而是變得更加行動困難，」馬克拉姆說。「情況很難預測。他會發脾氣。他會抵觸學習和任何一種教導。」

然而，卡伊也非常喜歡與人擁抱，甚至是與陌生人，這也是為什麼過了好多年他才被確診的原因之一。這樣的熱情使得很多專家排除了自閉症這種可能。經過多種評估後，卡伊才最終被診斷出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這是自閉症的一種類型，患者會有社交困難和重復性行為，但並不缺乏語言能力也沒有嚴重智力障礙。

「我們帶他到處檢查，然而每個人的解釋都不一樣，」馬克拉姆說。作為一個珍視嚴謹的科學家，他對此非常生氣。他離開了醫學院，去探索神經科學，因為它不喜歡精神病學的含糊不清。「我對精神病學的運作方式非常失望，」他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嘗試理解卡伊成為了馬克拉姆的嗜好。

這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模擬大腦：他認為神經科學太零碎了，如果不把更多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於只能瞭解大腦中的片段我會感到不滿足;我們必須瞭解大腦中的一切，」他說。「每一個分子，每一個基因，每一個細胞。你不能遺漏任何東西。」

這份迫不及待也使得他下決心去研究自閉症，他開始讀他可以拿到的任何研究報告和書籍。當時，90年代，這種情況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種診斷只被引入進了精神病學的聖經，隨後，在1980年，被引入DSM III（《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第三版修訂版》）。1988年，由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關於一個自閉症天才的電影《雨人》，使大眾開始能夠想象到自閉症不僅是一種殘疾，也是古怪的智力的一個來源。

20世紀中葉，那些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在那段日子里，自閉症被認為是由冷冰冰地拒絕了他們的嬰兒的沒有愛心的「冷酷母親」造成的。然而，儘管專家現在認為這種情況是神經病學的問題，其形成原因仍不清楚。

最傑出的理論認為，自閉症的病因是大腦社交性區域出現問題，從而導致同理心缺失。這種「心智理論」的概念是在80年代，由尤他 · 弗里斯、艾倫 · 萊斯利和西蒙 · 巴倫-科恩提出。他們發現自閉症兒童很晚開發出區分認知自我和認知他人的能力，而其他兒童很早就發展了這些能力。

在一個如今很著名的實驗中，兒童觀察兩個木偶，「莎莉」和「安妮」。莎莉把一塊大理石放進籃子里便離開。她離去後，安妮把莎莉的那塊大理石放進一個盒子里。四五歲大的正常兒童可以預知，莎莉會先在籃子里找大理石，因為她不知道安妮移動了石頭。但是一些年齡更大的自閉症兒童依然會說，莎莉會先查看盒子，因為他們知道石頭在那兒。一般兒童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莎莉的觀點，且知道當莎莉離開的時候，安妮藏起了大理石，而自閉症兒童很難理解這種思維方式。

研究者把這種「心智失明」——一種觀點採擇的喪失——和他們對自閉症兒童的觀察自閉症兒童不善於偽裝聯繫在一起。自閉症兒童把精力集中在物體和方法上——玩陀螺、堆積木、記憶符號以及沈迷於像火車和計算機之類的機械物件上，而非假裝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這種明顯的社交漠視被視作自閉症的主要特徵。不幸的是，這個理論也似乎暗示自閉症患者對他人不關心，因為他們不輕易把他人視作是可以被愛、反對和傷害的潛在對象。但莎莉 · 安妮的實驗顯示，自閉症患者很難理解其他人也有不同的這個觀點，研究者稱之為認知同理心或者「心智理論」。這不能說明他們在其他人受傷或者心情沈重時，無論在情感上還是行動上，會漠不關心。這並不是說在別人身體或情感上受傷或痛苦時他們就不在乎——從專業角度說是情感同理心——自閉症患者並沒表現出必然地缺失。

然而令人難過的是，「共情」和「同情」被融合進了同一個詞語里。自80年代起，自閉症患者「缺乏同情」的觀念深入人心。

「當我們觀察自閉症領域的時候，我們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馬克拉姆說道。「大家會覺得他們沒有同情心，沒有「心智理論」。實際上卡伊能看透你，雖然他很奇怪。他對於你的真正意圖有著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想要與社會互動。

顯而易見的想法是：也許卡伊沒患自閉症？但當馬克拉姆全神貫注查看文獻時，他確信卡伊的診斷是正確的。他學習的知識足夠讓他明白，他兒子的其他行為都是非常典型的自閉症症狀，沒有誤診的可能，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情況可以解釋他兒子的種種舉動和嗜好。毫無疑問已被確診為自閉症患者的人，卻取得成功的故事，像是暢銷傳記作者，動物科學家天寶•葛蘭汀，作為無可非議的自閉症患者，也對自閉症患者無法理解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的其他人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

1999年，在舊金山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馬克拉姆開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開始了自閉症的研究。他的同事，神經科學家邁克爾 · 梅策尼希，提出自閉症的病因在於抑制性神經元與興奮性神經元之間的不平衡。缺乏對衝動行為的抑制這個觀點可以解釋卡伊突然輕拍眼鏡蛇的行為。馬克拉姆從那裡開始了研究。

2000年，在奧地利舉辦的一次神經科學研討會上，馬克拉姆結識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 · 森德雷克。他當時已經和阿娜特離婚。「當時我們一見鍾情，」卡米拉說。

她的父母在她五歲時離開了由共產黨統治的波蘭，前往西德。當她遇見馬克拉姆時，她正在馬克斯 · 普朗克協會攻讀神經學碩士學位。當馬克拉姆前往洛桑啓動了人類腦計劃時，她也開始在那裡學習。

卡米拉像他丈夫一樣，高個子，長著直長的金髮，一雙綠色的眼睛，我們在她能遠眺日內瓦湖的開敞式辦公室見面時，卡米拉上身穿著水手裝下身穿著牛仔褲。她除了在那裡做自閉症研究外，還運營著世界第四大開放式的科學出版公司，Frontiers。公司有超過35,000名科學家在做編輯和審閱人。她見我發現了她腳踝上的蜥蜴紋身，開懷大笑，那是她年輕時迷戀大門樂隊所留下的痕跡。

當我問她嫁給一個孩子有嚴重行為問題的人是否感到過憂慮時，她的回答得好像從來沒思慮過這個問題。「我早就知道卡伊面臨的挑戰，」她說，「那時，他很衝動，非常難管。」

卡伊七八歲時，他們第一次在一起度過了一整天。「我手臂上大概有一些烏青和咬痕，因為他真的很不好對付。他會突然發作，做一些有危險的事情，而你必須把自己切換到‘救護模式’，」她說，有時他會徑直走到馬路中間。「要管束他的行為很困難，」她聳聳肩，「但如果你好好待他，他通常也會好好對你。」

「卡米拉對卡伊真是太好了，」馬克拉姆說，「她更加有條不紊，可以制定清楚的規則。她幫了他大忙。像是電影里演的孩子們不喜歡繼母的情況，在我們這兒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大學，夫妻兩人很快開始了在自閉症研究上的合作。「卡米拉和我經常討論這個，」馬克拉姆說，還說道他們兩人都對現今科學水平「倍感沮喪」，而又無可奈何。他們如今共同的興趣混雜了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動力。

他們從神經電路層面開始著手研究大腦。馬克拉姆指派他的研究生塔尼亞 · 里納爾迪 · 巴爾卡去選擇最適用的動物模型，鑒於這一研究不便在人類身上進行。

當我在那裡時巴爾卡正好也順便來拜訪了卡米拉的辦公室，那時她已經在其他的研究項目上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熱情地問候了老同事。、她在馬克拉姆夫婦的指導下通過查找文獻來選擇符合實驗預期的動物模型，並以此作為她的畢業作品。他們認為最接近人類自閉症患者的動物模型是在妊娠早期經一種抗癲癇藥物——丙戊酸鈉（VPA；商標名為Depakote）處理過的老鼠。像其他有「自閉傾向」的老鼠一樣,VPA鼠表現出異常的社交行為和增多的重復行為，比如說過於頻繁地梳理自己的皮毛。

但與之相比更有意義的事實是，已有研究證明，懷孕期間服用大劑量VPA藥物的女性，後代患自閉症的風險提高七倍，200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些孩子中9%都患有自閉症，而VPA有時是控制癲癇的必需藥物。

由於VPA和人類自閉症存在某種關聯，所以它的動物細胞效應似乎也應與自閉症相似。一位研究VPA鼠的神經科學家曾對我說，「我不把它視為一種動物模型，而是自閉症在其他物種上的再現。」

巴爾卡開始了她的工作。早先的研究顯示藥物處理的時間和所需劑量仍是存在爭議的：不同的作用時間可能會引起完全相反的症狀，而且大劑量有時還會導致機體變異。對實驗鼠來說，能引起自閉症狀的「最佳」時間是胚胎期第十二天，這便是巴爾卡進行藥物處理的時間。

起初，實驗效果非常惱人。有兩年之久，使用馬克拉姆幾年前完善的費力的膜片鉗技術，研究VPA鼠大腦皮層的抑制神經元，使用的是一成不變且耗費精力的膜片鉗技術，這一技術在幾年前由馬克拉姆完善過。如果那些細胞的活性降低了，那就能驗證梅策尼希曾理論推理的神經元失衡假說。

她反復進行著相同的制備工作，製作敏感膜片去研究抑制神經元網絡。但是在經歷了兩年這種技術要求過於嚴苛，有時又很乏味，並且十分耗費時間的工作後，巴爾卡仍舊一無所獲。

「我真的沒有發現任何一點變化，」她告訴我說，「看起來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而她重復一個接一個地去修補那些細胞的膜片，無止境地重復著那些勞神費力的提取步驟——但仍舊沒有觀察到任何異常。至少她已經變成這項技術的專家了，她對自己說。

馬克拉姆已經準備放棄這項研究了，但巴爾卡卻表示反對，她說她打算把研究重點從抑制性VPA細胞網絡轉移到興奮性VPA細胞網絡上來。從那時起，她的研究總算有了轉機。

「整個神經元網絡的興奮性是存在著一些變化的。」她這麼說著，再一次提起了熱情。那些網絡化VPA細胞的反應強度幾乎是正常細胞的兩倍——並且它們呈現出超鏈接的狀態。如果一個正常細胞和其他的細胞有聯繫，那麼一個VPA細胞就連接著二十個細胞，同時反應程度還沒有降低。恰恰相反，它們是極度活躍的，而這未必是缺陷——反應更活躍、連接更緊密的神經網絡學的會更快。

但這對於自閉症患者意味著什麼呢？當巴爾卡在研究大腦皮層時，馬克拉姆一直在觀察實驗鼠的行為表現，她發現實驗鼠比正常鼠表現出了更嚴重的焦慮症狀。「簡直就像發現了一座金礦，」馬克拉姆說。這一變化是十分顯著的。「你一眼就能看出來那些VPA鼠有點不一樣，它們的行為也有些異常。」馬克拉姆指出，它們更容易受到驚嚇，並能更快地瞭解到什麼是應該畏懼的，但卻不太能意識到曾經危險的形勢現在已經安全了。

普通老鼠只會害怕在特殊聲音響起時帶電的那一個網格，而VPA鼠變得不僅害怕那個聲音，還對整張電網以及所有和它有關聯的事物表現出恐懼——比如相似的顏色、氣味、還有其他可以清楚辨別的蜂鳴聲。

「這種恐懼狀態被巨幅放大了，」馬克拉姆說，「於是我們觀察了杏仁體中的細胞反應，同樣的它們也處於極度活躍狀態，然後這一切終於變成了一個美妙的故事。」

馬克拉姆夫婦意識到了他們的研究成果的重大意義。他們意識到，超敏感的感官系統、記憶能力以及情緒系統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自閉症患者在擁有出眾才能的同時又會有自閉障礙。畢竟，VPA鼠存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他們不能夠學習——而是它們學的太快，同時伴有太過強烈的恐懼感，並且這一變化不可逆。

他們回顧了卡伊的經歷：他曾經怎樣的捂住雙耳，極力抗拒去看電影，痛恨吵鬧聲；以及他那十分局限的食譜，和對於嘗試新食物懷有的顯而易見的恐懼。

「他很清楚的記得他曾經坐在哪個餐廳的哪個位置，努力了好幾個小時去勉強自己吃下一口沙拉。」卡米拉說道，想起了她曾承諾如果他能做到的話就會給他非常想要的東西。然而，他最終還是沒敢嘗試哪怕是最小的一片萵苣。這很明顯就是過度泛化的恐懼。

馬克拉姆夫婦也重新審視了卡伊的各種崩潰情形，他們猜想這些精神上的崩垮是不是在某些太過壓抑的感受促進下發生的。他們發現如果能事先弄清楚卡伊具體是對什麼情況過度敏感，就能盡早讓他離開那些不舒服的場合，或是趁他的痛苦還沒發展到難以忍受的地步時盡量緩和他的情緒，以此來防止他發脾氣。這個有關於「激烈的世界」的理念立刻就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杏仁體

VPA相關研究數據還表明，自閉症並不僅僅累及單個腦神經網絡。在VPA鼠的大腦中，已經證實了杏仁體和大腦皮層都對外界的刺激呈現出超敏感化。所以也許，馬克拉姆夫婦斷定，也許自閉性社交障礙並不是因為社交能力有缺陷，而很有可能是由腦內信息過載導致的。

想象一下，一個嬰兒身處於一個殘酷無情而又充滿未知的世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毫不意外，一個感受到過多外界壓力的嬰兒自然會試圖逃避。卡米拉認為這就好比失眠、時差反應、還有宿醉一下子同時發生。「如果你有一兩天沒睡覺，所有事情都會讓你感到難受，光線會刺激到你，噪音會刺激到你，於是你就退縮了。」她說。

然而，與成人不同的是，嬰兒無法逃跑。他們能做的只有大哭和打滾，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觸摸、眼神接觸、還有其他強烈體驗的極力躲避。自閉症兒童可能沈迷於各式各樣的圖案，以及事物的可預測性，就是為了去瞭解混亂。

與此同時，如果嬰兒選擇用逃避來克服周遭的混亂，他們將錯過一個被稱為「敏感期」的階段。在這個人腦發育期，大腦會對某些外界刺激尤其敏感，並快速接受它們。錯過這個「敏感期」可能會使他們患上一些終身疾病。

語言學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嬰兒在三歲以前沒有接觸到語言環境，他們的表達能力可能受到永久性的損壞。以前我們錯誤地認為耳聾和智力障礙相關，如果失聰的寶寶沒有在年輕的時候學習手語，他們常常會患有長期語言障礙。但問題並非是他們大腦里的「語言區域」損傷了，而是他們在一個關鍵的時期沒有接受到相應的語言刺激。（巧的是，同樣的現象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學習第二語言對於小孩子來說很簡單，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卻很難上手）

這一髮現對於自閉症有著深遠的含義。當自閉症寶寶感到不知所措而選擇逃避時，其表現的社交障礙和語言障礙並非緣自受損的大腦區域，而是因為當大腦需要關鍵的輸入信息時，這些信息不是被周遭的噪音淹沒了，就是被寶寶們刻意回避了。

強烈世界理論也可以解釋自閉症兒童和棄嬰以及被冷落的嬰兒之間悲慘的共同點。被嚴重虐待的兒童經常和自閉症患兒一樣晃動身體，逃避眼神接觸，並有社交障礙。這些共同點導致自閉症孩童的父母在幾十年間備受譴責, 甚至還產生了「冷酷母親」這一惡名昭彰的頭銜。但如果患者的行為是一種應對機制，那麼自閉症就不是虐待造成的，而是因為日常的經歷就足已讓他們感到無法承受，甚至造成心理創傷。

馬克拉姆夫婦進一步梳理出了更深遠的含義：社交障礙並不能界定自閉症，甚至不是自閉症的一個固有特徵。如果通過早期人為干涉來降低或調節周圍環境的刺激強度，就可以保護自閉症兒童的才能，由自閉引發的缺陷也能減輕，甚至有可能完全避免。

VPA模型還捕捉到了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自閉症特質。例如，雖然自閉症人群最普遍的症狀是過度敏感，對於疼痛他們卻經常反應遲鈍。同樣的特質也表現在VPA鼠上。另外，關於自閉症有一個最為一致的發現，那就是異常的腦部發育，特別是在皮層。研究表明，自閉症患者的皮層存在過多的被稱為微柱體的迴路，相當於大腦的微處理器。VPA鼠同樣也有此特質。

而且，在對一些科學家的屍檢中也發現了額外的微柱體，而他們生前並未患自閉症，意味著這樣的大腦結構不一定會導致社交障礙，反而有可能伴隨著超人的智力。

也許自閉的大腦就像高性能的引擎一樣，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運作正常。如果具備了這些特定條件，這樣的機器將會像法拉利勝過福特一樣勝過其他的機器。

2007年馬克拉姆夫婦第一次發佈他們關於強烈世界理論的研究成果：一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關於VPA鼠的論文。隨後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雜誌刊登了他們關於此論文的綜述。次年，此領域規模最大的會議，神經科學學會，召開了此課題的專題研討會。2010年，馬克拉姆夫婦在Frontiers雜誌發表了第二篇論文，修正並進一步擴展了他們的論點。

自那之後，其他團隊複製並延伸馬克拉姆夫婦的實驗，已陸續發表了超過36篇關於VPA鼠的論文。今年的神經科學學會上，至少有5項關於VPA自閉症模型的新發現。關於自閉症感官方面的研究曾長期被忽視，但馬克拉姆夫婦的強烈世界理論以及VPA鼠實驗讓這個課題變得矚目。

但對於這些課題，此領域的研究同仁們僅給予謹慎的回應。除了來自蒙特利爾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勞倫 · 密特朗，同時也是蒙特利爾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甚至比馬克拉姆夫婦還更早地提出並強調了自閉症患者的感知差異。在密特朗教授之前只有極少數研究者涉及感知問題。幾乎其他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社交障礙上。

可是當密特朗第一次提出自閉症與他所謂的「感官功能放大」有關聯時，他也與其他多數專家一樣，認為這種功能是一種缺陷的表現。當時他的想法是，一些自閉症患者之所以顯現出優越的感知能力，是高階的腦部功能造成的，這些功能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零碎的技能」，而非患者真實的才智。以前自閉症天才又被稱為"白痴天才"，因為他們不象「真正的」天才，無法利用他們卓越的才智進行創造。密特朗在一篇綜述中如此解釋道：「自閉症患者不僅無法展示出他們異常的感知優勢，而且無法形成一種整體的或是高層次的表述能力。」

但隨後的研究讓密特朗意識到早前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自己及其他人的研究皆表明，自閉症患者不僅在「低階」感知任務中優於常人，像是能更準確地檢測音階，更快更好地察覺某些視覺信息；在較為「高階」的認知任務像是視覺智力測試中也更勝一籌。

事實上，一直以來我們都明確地知道檢測和操縱複雜系統的能力是自閉症的一項優勢，以致於那些帶有自閉特質的天才們都快成為我們對硅谷人才的刻板印象了。比如今年五月，德國軟件公司思愛普宣佈將聘用650名自閉症患者以利用他們的特殊才能。數學，音樂鑒賞和科學成就都需要對系統，模式和結構有很強的理解力和操控力。自閉症患者及其家人在這些領域有著很高的比例，暗示了遺傳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立場來自各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得到的結論卻是一致的，」 密特朗在評價馬克拉姆夫婦及他們的強烈世界理論時這麼說到。（密特朗還指出，馬克拉姆夫婦是在研究細胞生理，他則把自己想象成在研究真正的人腦。）

密特朗還說，亨利 · 馬克拉姆是從別的領域轉過來的，還有個自閉症的兒子，「他應該會有有自己的想法，不會受固有理論影響」，尤其不會被那些將天才視為缺陷的觀念影響。他說，「我非常贊成他們的研究」，不過他認為馬克拉姆夫婦還有很多細節需要證明。

密特朗的支持態度並不意外，因為「強烈世界理論」與他自己的研究發現相吻合。甚至「心智理論」的另一位創始者也認為，亨利團隊的發現很有可能是正確的。

劍橋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主任西蒙 · 巴倫-科恩對我說，「自閉症患者的社交障礙，例如無法判斷認知方面的同理心（也被稱為「心智理論」），有可能是更為基礎的感知異常的結果。對這種觀點我持開放態度」。換句話說，馬克拉姆夫婦的生理模型可能是原因，科恩研究的社交障礙才是結果。科恩還說，VPA鼠實驗模型「值得關注」。不過，他也指出，大部分自閉症並非VPA所致，也有可能患者的感知缺陷和社交缺陷是共生關係，而非因果關係。

他的合作者、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認知發展教授福爾斯卻並不信服。她提起強烈世界理論時說，「這對我沒用。我不想說這是垃圾，但我認為他們想用一個理論解釋太多東西了」。

但和這兩位科學家相反，自閉症患者家庭對這套理論的反響非常熱烈。自閉症患者自我宣傳網絡主席尼曼說：「與之前的大多數理論相比，強烈世界理論的一些內容與自閉症患者的狀況更相符。這套理論更強調感知問題，與患者的真實情況更為貼近。」經過尼曼和其他自閉症患者的努力，感知障礙已列入DSM-5（《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第五版修訂版診斷標準》），這是感知障礙首次作為自閉症症狀被如此認可，也是強烈世界等類似理論逐步被接受並認可的又一跡象。

希爾伯曼正在撰寫一部自閉症歷史：《神經族：睿智看待思維獨特之人》（NeuroTribes: Thinking Smarter About People Who Think Differently）。他說，「七十年來，我們對自閉症的研究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自閉症患者是腦損傷患者。但強烈世界理論卻告訴我們，自閉症患者察覺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因為我覺得‘損傷說’嚴重傷害了自閉症群體和他們的家人，也誤導了科學。」

吉爾曼有個自閉症孩子，她也對強烈世界理論充滿熱情。她在回憶錄《反浪漫主義的孩子》（The Anti-Romantic Child） 中，描述了為兒子求診的漫漫長途。本傑明上幼兒園的時候，吉爾曼就帶他到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做全面評估。當時，他沒有任何典型的自閉症跡象，但看上去的確像是閱讀早慧——兩歲半的時候，他就能一字不差、大聲而流暢地朗讀媽媽的博士論文了。和自閉症患者的其他天賦一樣，閱讀早慧也往往被看作「零碎」優勢而被忽視。

吉爾曼回憶說，當時，耶魯專家們排除了自閉症，說本傑明太「熱心」、太「關心」了。馬克拉姆的擁抱也和這差不多，被當作排除自閉症的因素。但在12歲的時候，本傑明被正式診斷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但是，從強烈世界理論的觀點來看，熱心與自閉並不矛盾。看似反社會的行為是因為受到他人情緒的過分影響——與冷漠恰好相反。

實際上，對正常兒童和成人的研究也發現，過度悲痛也會削弱同理心。如果他人的悲痛讓旁觀者都感到難以忍受，連正常人都會首先抽離，先平復自己的情緒，而不是幫助他人——這就和自閉症患者的反應一模一樣。只不過自閉症患者更容易感受到悲痛，所以他們的反應就顯得不正常。

埃米莉 · 威林厄姆（Emily Willingham）說，理解他人的感受並被這樣的感受淹沒，可能會導致不恰當的情緒反應，或者導致感知關閉，後者被視為同理心缺失。她是一名生物學家，也有一個自閉症孩子，她甚至懷疑自己也有阿斯伯格綜合症。她說，自閉症患者「將站在他人角度體驗到的情感海嘯般一股腦承擔下來，內向只是一種保護」，而不是冷漠。

至少有一項研究支持了她的觀點，研究表明在認知測試中得分低的自閉症患者，其實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緒的影響，還記得安妮、莎莉和藏大理石那個實驗嗎？吉爾曼說，「我有三個孩子，我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自閉症那個」。她還說，第一次聽媽媽讀到強烈世界理論時，就說「本傑明就是這樣。」

本傑明的超級敏感顯然也與他的超級感知能力有關。「他有時候會說，‘媽媽，你在用D調說話，能不能換成C調？這樣我更容易專心，也更容易聽懂。’」

本傑明學過音樂，智商又高，所以能用自己的「絕對音感」能力（無需借助參考音就可辨別音准的能力）描述問題。但很多自閉症患者並不能像他這樣說出自己的感受。雖然卡伊也對語調很敏感，他說自己最喜歡一位女老師，是因為她「說話輕柔」，哪怕不高興的時候也一樣。但直到19歲，卡伊仍不能做出更具體的描述。

最近去洛桑時，卡伊穿著一件天藍色連帽衫和查克 · 泰勒風格的灰色運動鞋，鞋帶在頂部仔細地松開了。 「我的說唱運動鞋， 」他面帶微笑地說。卡伊會說希伯來語和英語，和母親生活在以色列。他的學校在雷霍沃特附近，這所學校專門招收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他的行為很自然，不過，偶爾也會沒理由地皺眉頭。但當他說話時，很明顯，他想和別人建立溝通，即使他一個問題也回答不出。當被問及是否認為他看到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時， 他說， 「我用另一種方法去感受他們。」

卡伊在客廳等著家人帶他出去吃飯。亨利的姑姑和姑父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幫忙照顧他們的新成員：9個月大的夏洛特和一歲半的奧利維亞。

「這是個拼湊起來的大家庭」卡米拉說，並提到，他們去以色列時，通常住在亨利前妻的家裡，在洛桑時，她便和亨利的家人住。夫妻倆都經常出差，不時會遇到問題。沒有人會忘記卡伊小時候發的一次脾氣，結果被荷航禁止登機。航班延誤令他非常不安，他到處亂踢，尖叫，並吐口水。

然而，卡伊現在很少發脾氣。在家庭和學校的支持下，加上他最近正在服用一種抗精神病的藥物，卡伊對自己的敏感反應有了更深的瞭解，因此他的自閉症狀也得到了緩解。

「我過去是一個壞孩子。總是不停地敲打東西，惹了不少麻煩， 「卡伊提起他的過去時說。 「我以前真的很頑皮，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我現在長大了。「他的親戚點頭表示同意。卡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儘管他的父母仍然認為他的大腦還有遠比他講話和學業所表現出來的更大的才能。

在馬克拉姆夫婦看來，如果自閉症是由超敏感的大腦引起的，那麼這些最敏感的大腦其實是最容易被這個強烈的世界弄傷。但是，如果自閉症患者能學會對大量的信息進行篩選，尤其是在童年時期，那麼那些最脆弱最嚴重的自閉症患者可能被證明是所有人中是最有天賦的。

馬克拉姆就是這樣看待卡伊的。「他的智力並不差，」他說，「他是有缺陷，但他的大腦有些不尋常的事情正在發生。這是一種躁郁症。就像他繼承了很多我的怪癖，而且這些怪癖都被放大了。」

怪癖之一就是對準時的堅持。 「如果我說要做什麼事，」馬克拉姆說，「我可能會變得非常執拗。到那個時候一定要做到。」

他補充說，「對我來說這是優點，因為這意味著我會兌現。如果我說我會做一些事情，我一定做到。「但是對於卡伊來說，預期和規劃會失控。當他要去旅行時，早早就會提前，一遍又一遍地規劃旅程中的每件事。「他會坐在那裡計劃，比如，何時起床。他就要去執行。無論如何他都要登上那架飛機，」馬克拉姆說。「但他可能已經因為這些細節浪費一整天了。這就像是我的怪癖走到了極端，對我來說，這種怪癖是一種優點，但對他來說，就成了缺陷。」

如果這是真的，自閉症患者就有著難以置信的未被認識的潛力。如果說卡伊的大腦甚至比他父親的還要細膩縝密，那他就有可能比他父親更加聰明。 比如馬克拉姆的視覺能力。葛蘭汀，他第一本以自閉症為主題的回憶錄名為《圖片式思維方式》。和他一樣，馬克拉姆也有著驚人的視覺能力。 「我能看到我思考的東西， 」他繼續說，當他思考科學或數學問題， 「我可以看出事物本來的樣子。如果它不存在，我馬上就能在腦袋中將它模擬出來。」

在馬克拉姆的人類腦計劃的辦公室，訪客能夠體驗被這種思維佔據的感受。在配有藍寶石色，鬱金香形椅子的小放映室里，我手持3-D眼鏡。燈光變暗的瞬間，我似乎置身於一座神經元森林，那麼清楚、那麼濃密，如天鵝絨般柔軟得讓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

被如此真實的仿真包圍著，讓人很難注意旁白，其中就包括關於該項目令人震驚的事實。但也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如果這只是一小段卡伊的日常生活，那就很容易明白他小時候是多麼困難了。這是關於自閉症和同理心的悖論。問題可能不是自閉症患者不能理解普通人的觀點，而是普通人想象不到自閉症的真實情況。

最嚴重的缺陷反而隱藏著天賦，這觀點令強烈世界理論的批評者們感到吃驚和不快。他們覺得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給那些希望看到自己孩子最好的一面的父母和那些一直努力擺脫自閉症污名的人提供了虛假的希望。他們說某些類型的自閉症就是智力障礙。

他接著說，「從生物學上來講，自閉症不是由單一的條件引起的。從生物學的層次問‘是什麼引起自閉症？’，就相當於問一個機械師‘為什麼我的車啓動不了？’，原因太多了。」貝蒙迪相信強烈世界理論能夠解釋某些形式的自閉症，但不能解釋其他的。

然而，卡米拉仍認為堅持數據顯示那些缺陷最嚴重的人往往是最有天賦的。她說：「從生理學和連通性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大腦才是最強大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能夠釋放出那些潛能。

「我希望我們能給別人帶來希望，」 她說，同時承認強烈世界理論的支持者目前也不清楚該怎樣正確地進行早期干預，甚至不知道這樣的干預能否降低大腦的缺陷程度。

尼曼以及其他自閉症領域的主要研究者對神秘的能力這個猜想表示擔心，他們害怕這個猜想會給自閉症患者帶來另一種不好的名聲。他說：「我們承認，自閉症患者在認知方面的確有一些優勢，而且這個現象非常值得研究。」但他強調，「一個人無論他有或是沒有特殊的能力，他的存在都是有價值的。如果說我們被社會接受只是因為我們有時能做炫酷的事，那麼我們其實並沒有被社會接受。」

現在馬克拉姆夫婦正探索能否在自閉症早期，營造一個平靜的、可以預見的環境，減緩VPA鼠的超負荷狀態，減少意外發生，從而降低VPA鼠的社交困難，同時提升學習能力。最新研究表明，在嬰兒二個月大時就能夠檢測出自閉症，所以也意味著這種治療方案是非常吸引人的。

卡米拉說，目前的數據非常樂觀：意外的新事物會讓受試鼠情況惡化，而有規律地、重復地、謹慎地介紹新的信息則對它們有益。

對人類來說，就是在嬰幼兒這個關鍵時期，大腦最脆弱的時候，需要保持大腦神經電路的穩定。馬克拉姆說，「在高強度下，大腦電路會關閉，接著僵化。這是我們想要避免的，因為想要逆轉這個過程將會十分困難。」

對自閉症兒童來說，早期介入治療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語言學習能力和社交能力。儘管早期介入的優點已經明確但這些治療一般不採用強烈世界理論的觀點。應用行為分析這個最為流行的介入方法是通過獎勵患者配合「正常的」行為來治療自閉症，而不是去瞭解導致患者行為的動因，或在大腦缺陷出現的初期解決問題。

調查顯示，事實上只有當人接受適量的挑戰時才能學得更好——即不至於無聊，也不至於不堪重負；既不在舒適區，也不在恐慌區。對於不同的自閉症患者最佳的點也許是不同的。但是馬克拉姆夫婦認為不同的只是程度，而不是種類。

馬克拉姆認為應提供一個溫和而可預見的環境。「這跟懷孕的第四階段差不多，」他說。「為防止大腦迴路鎖死到恐懼狀態或行為模式，就要盡早提供一個已過濾的環境，」馬克拉姆解釋道。「我認為如果可以避免上述模式，那大腦迴路就可以進入安全而靈活的模式。」

創造這樣的一個「繭」需要用耳機等物來隔絕過多的噪音，然後逐漸提高強度，盡可能保持日常慣例，避免驚嚇。如果父母與老師可以正確操作，馬克拉姆總結道，「我覺得他們可以成為天才。」

在科學領域， #偏見一直是一個看不見的敵人， #如果你心裡已經有了答案__可能就會變通規則來迎合，#無論是故意還是僅僅因為我們本能地想要忽略不利的真相。」事實上，所有的科學手段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為避免偏見的嘗試：實施雙盲對照試驗就是因為病人和醫生都傾向於看見他們想看見的結果——改善。

同時，最好的科學家是被激情驅使的，而激情都只來自於個人的需求。馬克拉姆夫婦承認他們與凱伊的經歷影響了他們的工作。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尊重科學。對於強烈世界理論的許多批評，馬克拉姆夫婦都可以簡單地回答說，他們的理論只適用於一部分自閉症情況。這樣就很難推翻了。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在2010年的論文中，他們列出了一系列如果成立，就能將強烈世界理論推翻的發現，包括發現有人的相關大腦迴路沒有過度反應，或者發現有人大腦迴路的過度反應並沒有導致記憶、感知或情緒的缺失。然而就目前來說，已有的數據都是支持該理論的。

但是不管強烈世界理論可以解釋所有還是大部分的自閉症，它都已經對自閉症主要由缺乏同理心或社交紊亂造成的舊觀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強烈世界理論挑戰了這個給自閉症打上烙印的刻板印象，即將自閉症患者的優勢塑造成缺點，或者因為相關的弱點而使優點變得不那麼重要。

馬克拉姆嘗試從他兒子凱伊的視角出發——他幾乎做到了完全一致的視角——已經為自閉症患者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他證明，自閉症患者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缺乏同理心。如果強烈世界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將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閉症，甚至是看待普通人對現代生活中普遍的數據超載現象的反應。

「心理學的介入就是要鼓勵病人積極參與，提升病人動機」，教育個案和家人認識個案的情況，長遠來說，他們是自己的治療師。我們做的，是提供合適和可行的方法，以建構他們將來健康和更理想的生活，減少因病帶來的影響，提昇正面人生。

心理學家／治療師的風格或許有異，但責任和方向都是要讓個案帶著正面的禮物離開，使他們更有信心和提昇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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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文章有點長，但值得一看，非常認同 - 心理治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是將知識與病人和家人分享，令病人本身成為一個好的心理學家，明白病理同時以積極的態度把學到的付諸實踐。心理學家的責任是保護病人，減低他們復發的機會，和讓他們洞悉復發的先兆。歸根究柢，除了藥物／化學治療，還要幫助病人建立抗壓與自治能力，學習如何不被生活中的壓力觸及自己的脆弱點而引致復發......

文章題目: 【什麼是最適切的治療？】

＊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兩者，如何定義精神病？
在治療的路上，兩者又分別扮演着什麼角色？
有關精神病，你知道多少？又或者，對它根本茫無頭緒？

醫管局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醫管局精神科專科合共有337名醫生（包括精神科醫生）、2,368名精神科護士（包括社區精神科護士）、67名臨床心理學家及230名職業治療師，提供各項住院、門診、日間訓練和社區精神科服務。

精神醫學發展成一個專科，至今不過100多年。相對於其他可以被明確診斷的疾病，精神疾病在醫學史上始終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從醫者角度，何為最適切的治療？

＊3%成年人有嚴重精神病
根據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資料，香港常見的精神病包括：老人癡呆症、物質濫用（如酒精、鴉片、興奮劑等）有關的精神障礙、思覺失調、情緒病（包括抑鬱症及狂躁抑鬱症）、焦慮症（包括泛焦慮症、驚恐症、強迫症等）、飲食失調、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包括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等）。

精神科醫生曾繁光指出：「在本港的成年人口中，大概1%有精神分裂，1%至3%有躁狂抑鬱，每六個人當中有一個一生中會有中度抑鬱的情況。總括而言，3%有嚴重精神病。15%一生中會有某種程度的精神行為情緒問題。65歲人口每100個有四個老人癡呆症，到了八十歲則每100個中有二十個。」

＊精神健康政策闕如
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曾繁光解釋， 精神病是一個人的「精神活動」出現異常，令自己和他人痛苦，無法在正常生活中運作（「精神活動」包括情緒反應、思想、專注能力、意志、記憶力、判斷力等）。從現代精神病學來看，基本上是腦部化學物質異常造成。每一種異常都會出現不同狀況，譬如精神分裂症是腦部「多巴胺」過度亢奮造成；血清素過分低落，則可能造成恐懼症、強迫症、驚恐症發作等。再深入看，也可能是腦部神經單元的發炎，導致神經傳遞質無法生產。為何會發炎呢？可能是長時間壓力、心理創傷，或者基因問題導致。而一旦發炎，就會帶來破壞，令腦部衍生的促進神經細胞健康的因子"BDNF"減少，所以神經細胞壞死了。治療就是用藥物「養肥」腦神經細胞，修復之後令神經傳遞質恢復正常。精神病就是深入到分子層面的腦部疾病，因此普通的電腦掃描、磁力共振，都看不到有結構性的壞死。　 　

在治療方面，藥物和心理治療雙管齊下最為有效。曾繁光舉例說，例如有人害怕被拒絕，如果無人認同他，往往會陷入抑鬱和焦慮，這可能源於兩歲時的經歷埋藏在潛意識之中，那就要用心理治療的方式讓患者回到兩歲時去解決問題，病徵也會隨之消失。但他觀察到，並不是太多病人願意接受心理治療，因為治療時間較長。「抑鬱症病人接受心理治療，需要十六到二十五個星期才治好；如果用藥物治療，在四到六個禮拜後治好的機會，則是六至八成。」

記者試過陪伴康復者覆診，在會面的短短六分鐘當中，醫生向患者問着公式化的問題，又接聽了兩次電話。期間醫生大部分時間都注視着電腦，邊問邊打字。康復者說，「完全沒有感覺被關心，見醫生的目的只是為了拿藥。」

「醫生人手不足，見病人時間太短，對醫生來說是災難──如果不細緻用心觀察病人，便會錯過很多重要信息，決定如何繼續治療，因為表情、說話、情緒等各種細節都可反映出藥物的副作用。」曾繁光說，這源於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沒有精神健康政策，精神科服務的增加都是用鮮血來推動，每次出事了死人了，就增加一點點服務。「還不能算是頭痛醫頭──即使頭痛，只要不死就置之不理。」

曾繁光說，曾有NGO在小學推廣精神健康教育，請小朋友畫精神病人的形象。大部分孩子畫的病人都拿刀揮舞、將人頭砍下來、送入青山等駭人畫面，基本上與媒介的報道類似。只有兩三個孩子畫的是另類的，例如畫仁慈的老太太。「有孩子說精神病人也很可愛的。『以我姑姑為例，她經常送我上學。』」有孩子畫了一個鄰居，並說：「鄰居有精神分裂症，但她很好，很有禮貌。媽媽忙碌時，鄰居更會接我放學。」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市民不覺得這是病，怕受歧視；病人和家人都不出聲，而以往醫生也不怎麼出聲。至於輪候時間太長、醫生見病人時間太短，都源於資源問題。說到底有沒有錢請醫療團隊、買新藥？如何訓練精神科醫生、訓練哪一種？ 這都需要有政策。」

「精神病是常見疾病，但香港社會一直欠缺適當的關注和認識。大眾之所以對精神病好奇、害怕，皆因不認識。透過接觸，對精神病會有不同的看法。」

＊醫患比例失衡
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 麥永接指出，目前的精神科診斷主要透過「形容症狀」，由醫生臨技巧去斷症，抽血檢查及電腦掃描只是輔助性質。醫生會聆聽病人表述的感受和想法，觀察病人行為，以及親友對病者的觀察，收集病人背景資料等。「精神正常與不正常，並非黑白分明的界限。是否失常，除要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外，還要看具體的精神、情緒反應如何影響到社交、工作與生活。不過身體檢查也有必要，因一些身體疾病也可能表現出腦部或者精神科症狀。」

但本港投放在精神健康的資源一直不足，單是醫生與患者的比例失衡便可見一斑。「以國際標準，一萬人配一個精神科專科醫生；香港700萬人，有300多個精神科醫生，即兩萬人才分得一名醫生。公立醫院醫生太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與病人相處時間永遠不夠。」麥永接過去的經驗是，一天上午看三十個症，每位患者大概五、六分鐘，同時還要處理病房事務，不得不打斷與患者的對話，醫生也未必可以長期跟進同一個病人；一旦換醫生就要重新適應，對病人來說也很困難。

他說，最令醫生頭疼的，是不信任醫生、不肯吃藥的病人，例如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可能缺乏病識感，每次復發才吃藥，便會成為大問題。病情穩定時藥物可以調節劑量，但是如果患者自行停藥，再復發時便不得不增加劑量，於是副作用更大，也增加了患者對藥物的抗拒。「每一次復發可能對大腦傷害更深，愈來愈難醫。」

＊Care重於Cure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楊位爽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有個病人出現被害妄想症，前來門診時也帶刀防身。相比其他專科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面對的病人可能與眾不同，他們或許不合作、不主動求醫，不會像其他科病人般，將情況全部攤開來，所以精神科醫生要善於挖掘，從蛛絲馬迹去了解病人；不只是純粹談病徵，而是從日常生活話題入手。鼓勵家人陪伴一起來看病，可以獲得更多背景資料。

「就像糖尿病、心臟病等長期病患，精神病患也要與病一起生活，不該將未處理的症狀包起來，如一直背負在肩上的櫃子。就像近視的人要接受戴眼鏡，摘下眼鏡看不清楚，但肯戴的話，還可以做很多事。」楊位爽說，嚴重精神病治療的方向不在根治，並非cure，而是care。藥物可以控制病徵，減少症狀對病人的騷擾， 維持穩定狀態。「每次病發對腦部的傷害就像地雷炸開了坑，修補起來不容易。」

治療精神病患，預防復發很關鍵。楊位爽比喻道，就像預防颱風，當十號風球來襲時，風暴當中自然難以抑止；但在一號、三號風球時，若能察覺先兆，及早做好防風措施，一旦十號風球來時也就不會措手不及。他說，精神分裂病的陽性症狀如幻覺和妄想，藥物都可以幫到；但要處理陰性症狀例如退縮、缺乏動力等，則更具挑戰性，需要團隊合作，例如護士、職業治療師、家人、社區支援。如果僅僅追求減輕病徵、不發病，也是不完整的，因為治療目標並非要讓病人每天昏睡或躲在家裏，而是要保持一定的生活質素，包括重建生活、重返社區、重投工作，懂得處理壓力、與人相處，才稱得上真正的復元。

他最擔心的是在治療過程中不肯覆診的病人，還有在社區中的隱蔽患者。目前本港醫療系統的服務主要針對重症患者，病情輕微的多數人則被忽略。無幻覺、無傷人並不代表無危機。患者遭受焦慮、抑鬱、失眠等折磨，同樣痛苦。另外處理雙重病患如人格障礙、濫藥、智障等挑戰性個案亦不容易。目前醫療服務未夠細緻，如「批發式」，難以分門別類處理。

＊與病人分享知識
臨床心理學家又如何看精神病？ 復元過程中，心理治療又扮演什麼角色？

「精神病，複雜得不得了！目前我們都只是瞎子摸象。」 養和醫院臨床醫療心理學中心主任李永浩說，精神科藥物主要是控制徵狀，但醫好了徵狀，是否就等於醫好了病？「最近有研究顯示，吃抗抑鬱藥的很大副作用是令人失去了生活質素，即使沒有不開心，也沒有覺得開心，會空白、無感覺。」

在李永浩看來，從心理學上看精神病與精神醫學差別不大，都是希望對病人有所幫助。但一個人有精神病症狀，要醫治與否，需要看兩個指標：第一是對個人帶來莫大的痛苦；第二則是個人功能不能發揮得到，在生活中無法扮演原本的角色。

單純靠吃藥，病人很容易翹起雙手變得被動。心理學的介入就是要鼓勵病人積極參與，提升病人動機：「最終不是叫病人吃藥，而是要病人認同吃藥。」他舉例說，嚴重精神病如躁鬱症，一時天堂一時地獄，情緒波幅很大，一定要吃藥收窄波幅。但如果整個治療只局限於精神科，每次只是十到十五分鐘的診症時間，最大的錯失就是病人可能不再吃藥！因為「症狀消失了怎麼還吃藥？」

李永浩猶記得，有一位思覺失調的病人，不斷復發，不斷進出門診，一入院很快又好，原來是舊藥的副作用令他翻白眼、流口水。家人太心痛， 轉而請私家醫生開了新藥。但因為新藥很貴，家人將之放入雪櫃「珍而重之」，等病人無法入睡才吃藥，從而忽略持續用藥的重要性。「無人向病人和家人解釋這病是怎麼一回事、以及為何要吃藥。精神科最大的弊端就是，沒有習慣把知識與病人分享。」

他以驚恐症的研究結果為例，單吃藥和單做心理治療的治療初期效果，大致相同。但在一年之後，單純吃藥的個案，復發機率遠大於做心理治療。「因為病人不知道病是怎麼一回事，有什麼誘因導致。」

在他看來，心理治療有兩個目標，一是盡快不用在治療室見到病人，二是將足夠的知識與病人和家人分享，令病人本身成為一個好的心理學家，明白病理同時以積極的態度把學到的付諸實踐。「精神病幾乎沒法根治，但心理學家的責任是保護病人，減低他們復發的機會，和讓他們洞悉復發的先兆。歸根究柢，除了藥物／化學治療，還要幫助病人建立抗壓與自治能力，學習如何不被生活中的壓力觸及自己的脆弱點而引致復發。」

＊以病人而非病為中心
李永浩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的醫療系統，往往看到的是「精神病人」而不是「人」，焦點在「症狀」而非人的需要。用精神科、職業治療、心理學等專業去治病，是很分裂的。「以病人為中心，還是以病為中心呢？一百個人有同一個病，一百個人都不一樣。」

「醫治精神病的路很是艱巨的，不要妄想用一個專科可以處理，精神病是關乎認識生命、學曉如何做人、如何處理生活上每個人必然面對的失落和壓力的課題 。」病人總是竭力排斥一些他不喜歡的東西，例如「驚恐」，雖然拿不走，但可以減少付出的代價。「提升對症狀的容忍，不要做任何事去對抗，而是接納其存在，症狀可能會自然消失，因為你對症狀的害怕和緊張，都會成為滋養症狀的食糧。一旦你不害怕、不緊張了，它也就沒有了食糧。」

他觀察到，很多精神病人其實很疲累。病人要對醫生投以信任，才會觸及內心深處，例如有位病人曾向他坦白，被罪疚感折磨到想尋死，因為小時候看過妹妹洗澡，景象幾十年後仍然浮現出來，覺得自己十惡不赦。一個人的內心有心結，窮一生的力量去壓住，就好像海面的浮波一樣，用力按下去，一鬆懈就會反彈起來，難以應付。「 而這一切，都是藥物所無法觸及的。」

撰文： 明報周刊 Jan.2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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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精神科專科醫生 麥永接
Dr. Ivan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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