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夢工場之新春特約]《王朝的女人:楊貴妃》與唐代國際關係觀
不久前,在飛機上看了黎明、范冰冰主演的《王朝的女人:楊貴妃》,電影最有趣的卻是其「國際視野」:一切都由兩位代表「東羅馬帝國」的傳教士娓娓道來,不少內容也涉及唐朝對外關係。由於如何演繹古代國際關係,涉及今人的「真・國際觀」,這齣被認為以床戲作高潮的商業電影,就添上更多話提性。
唐朝管治階層的「國際主義」
電影強調唐朝的國際性,在管治階層,確實是存在的。從唐太宗至唐玄宗時期,大唐國力強勝,長安城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彼時唐朝自然未有今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主權國家」之概念,普遍視週邊國家為文化水平較低的異族,將自己視作漢人與異域的共主「天可汗」,唐太宗就說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但與此同時,唐人也接受與一些像東羅馬帝國(「大秦」或「拂菻國」)、阿拉伯帝國(「大食」)那樣的大國平起平坐,沒有如大清那樣夜郎自大。
自貞觀以降,在長安從事經貿文化活動的外國人(「胡人」)數量上萬,到了衰敗的德宗年間,在長安城購置田產的外國住戶還有四千,足見長安已是「亞洲國際都會」。最能反映唐朝上層社會對外開放程度的,大概是電影輕輕帶過的外籍官員:盛唐時,其數目居然上千,出任官位亦上達宰相。據《新唐書》統計,唐一代369個宰相中有18個異族人,例如有來自「安息國」者,即今日波斯。
制度化的「亞洲國際都會」
不過在上層社會,唐代的「國際主義」卻是制度化的。例如唐朝科舉制度設有「賓貢進士」,專門照顧外籍留學生在唐考試和錄取,進而出任官職。通過這途徑任職的外國人中,以唐太宗時期的韓國人崔致遠、唐玄宗時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兩人最著名。崔致遠幼年在長安、洛陽求學,後中進士,在淮南等地做地方官,在華16年,為官之餘從事儒學研究和文學創作,後世稱為「東國儒宗」。阿倍仲麻呂則在玄宗時期隨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同樣考取進士,從「門下省左補闕」(七品官)一路晉升至「秘書監」(三品官),成了後人眼中的「中日文化友好大使」。這種制度,固然體現了唐帝的好大喜功,但畢竟顯示了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一面。
此外,不少異域名門望族不須經過科舉,遠赴長安朝拜大唐天子,也會被朝廷授官。據史書記載,太宗時期,西域「結骨國」國王本人親赴長安朝拜,太宗賜其「右屯衛大將軍」一職,隸屬「燕然都護」,鎮守邊關。握實權的例子在唐玄宗朝更盛,多位名將皆是異國出身,例如哥舒翰是突厥人、仆固懷恩是鐵勒族人、高仙芝是高句麗人、白孝德是安西人。不過這「制度」卻是因人設事的,主要是玄宗的丞相李林甫為免邊境大將「出將入相」,對他構成威脅,情願用胡人帶兵,因為他們文化水平較低,難轉當文職。反而是電影中的反派楊國忠(而不是電影安排的楊貴妃前夫壽王李瑁),屢屢反對重用胡人而不加制衡,不過後世因為其裙帶關係,往往把其政績一筆勾銷。
唐代外交關係:與「東羅馬使臣」的交往
唐朝對外交往的盛況空前,不僅可從本朝外籍官員名單所見,亦可從唐代外交覆蓋範圍看出。盛唐不但與中亞諸國緊密交往,還與遠在歐洲的東羅馬帝國往來,因此電影的「國際視角」,倒是有宏觀背景的。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張緒山專門對唐朝和東羅馬帝國的往來做過考證:自貞觀至天寶年間,「拂菻國」先後向唐派遣使節七次,最初由拜占庭王室親自安排,後來由於阿拉伯帝國崛起,遣使多為中亞「景教徒」代完成。
拜占庭向唐派使的目的,一直為史家感興趣。當時阿拉伯帝國壯大,對拜占庭已構成威脅,而大唐一度大破突厥,威名在西域廣為流傳,因此有學者認為,拜占庭希望「聯唐抗阿」,這也是電影交代的背景。根據唐史所載,唐太宗無意遠征,但仍對遠道而來的使節多有賞賜,以表鄭重。電影講述唐玄宗對夾擊阿拉伯帝國同樣回絕,原因是擔心沒有了緩衝,就會和東羅馬帝國正面衝突云云。這說法符合現在國際關係的認知,但似乎不大符合當時情況:一來阿拉伯帝國剛崛起,拜占庭就算和唐朝西部軍隊合力,也不見得能滅掉「大食」;二來唐代到了玄宗時其實也走下坡路,即使未有安史之亂,也接連敗仗,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被西域各國擊敗,更令唐代失去西進的基礎。何況緩衝國的角色,已有西域諸國承擔(作為唐與阿拉伯的緩衝),唐朝的視野並未希望突破這範圍,和東羅馬的交往,似乎是純禮節罷了。
叛軍連吐蕃使節也殺:沒有外交豁免權?
唐代「國際主義」雖然盛行,卻直接導致安史之亂。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出身,安祿山本人可能是當時最有「國際視野」的人之一:他祖先是來自波斯的粟特人,母親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通曉多國語言,對西域各國各族的情況非常熟悉,對大食、大秦的了解,亦勝過玄宗;與此同時,他多次入朝,得玄宗信任,也對唐代外強中乾心知肚明。他的軍隊主力正是西域各部族,假如不是被灌輸了一些「大中華思想」,堅持要攻陷長安,而是率領胡人獨立建國,獨霸一方,歷史很可能改寫。
電影最有趣的「國際知識」,還是高潮這一段:話說楊貴妃拜東羅馬帝國傳教士為師,學習西方音律,而傳教士居然走到馬嵬坡,說要帶貴妃逃亡,說大唐軍隊不敢攻擊外國使節,否則就是攻擊東羅馬,概念儼然今天的「外交豁免權」。可惜這是一廂情願:「外交豁免權」遲於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才確定,唐朝尚未有「現代外交」概念,國際關係只循「禮制」;即便古語云「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具體操作也視情況而定。在馬嵬驛之變,忠於太子李亨的陳玄禮率禁軍護駕,在宰相楊國忠與吐蕃使者交談時,趁機將楊亂箭射死,居然連吐蕃使者也一併殺掉,可見外國使節不但未有免死金牌,反而是被攻擊的軟肋。民間傳說倒是相信楊貴妃逃往遠方,她走到日本的民間傳奇更是流傳至今。
然而,唐代的「國際化」能否由上而下、深入民間,其實頗成疑問,例如當時在唐朝傳教的任何外來宗教都強調「在地化」,建築也不敢仿效西方,以免引起敵意。這才是中華文明厲害之處:無論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只要到了中國,保證改頭換面,融入民間的整體,似乎當時中華文化已和今人一樣,強調「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今日中國外交界談起「中國古代國際關係」時,樂此不疲,也就事出有因。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3月
延伸閱讀:中國古代外交
https://www.facebook.com/…/a.100481537955…/1009896285711188/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在 陳婉容 Sherry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大大力再推一次,大家去書店拿一本hard copy吧 :)
《本土香港-誰想像的共同體?》
刊於「讀書好」2013年9月號
執筆之時身在剛剛又發生了汽車炸彈襲擊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在咖啡店寫稿,店員好奇問自個兒前來中東烽火大地的年輕女孩來自何處,我答香港。他一副很了解的樣子:「I see, China!I love China.」
本能地想要跟店員解釋,香港與中國,到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個體。然而在民族構成複雜而宗教派系衝突無日無之的中東,中國與香港不從血緣界線相隔的分野,是如此難以一言蔽之。而中國與香港在政治﹑文化與民族上的親緣性甚至同質性,在他者眼中又似是那麼不證自明。我們在後殖民時代,在本土意識與論述崛起的當下,依然逃不過民族國家的應然性此一框架,以致「本土派」的旗號被爭來奪去,而在文化界小圈子以外的大眾,對於「我是誰」此一命題,依然是如墮五里霧之中。
由於殖民地經驗跟許多在歐洲列強帝國版圖內的許多地區不一樣,我們的「被殖民者」(subject)身份在殖民時代後期不算明顯,而殖民主義縱然令我們在脫殖後的身份模糊化,與中國大陸無可避免地疏離,殖民主義到底沒有帶給我們一個民族的流離(diaspora),也因為如此,我們沒有在流散之中培植起一種新的文化身份。如我最喜歡的印度裔作家V.S. Naipaul那樣,祖父在日不落帝國「帝國內移民」的時代移民至千里達,二戰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在初生的狀態被推上世界舞台中心,而這些帝國移民如Naipaul,在非洲派系衝突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印度又被視為外人;一生的地域錯置催生了Naipaul不朽的作品,如描述非洲蒼茫大地之混沌的「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大抵尋根是人的本性,除了文學,個人的流離也造就了對於民族主義的理性思考。現代政治學經典《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的作者Benedict Anderson是愛爾蘭人,在英屬大馬出生,在大馬獨立運動時期滯留美國。其後成為東亞研究學者,又因在六十年代中期發表了著名的「康乃爾文件」,指出印尼翁東將軍的流產政變與共產黨無關,令蘇哈托對於左派的迫害完全失去正當性,被該國拒絕入境近三十年。人生中的數度流離,加上其篤信國際主義的左派胞弟的影響,催生了這本對於近代民族主義追本溯源的著作。
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一般分成兩派--原初派與現代派,而Anderson無可避免地被歸入後者,認為民族主義不過是標誌著現代性(modernity)的,被建構的一種群體想像,在神聖語言如拉丁文和古阿拉伯文沒落以後,取代了過往由宗教建立的一體觀。加上統治者為鞏固權力,以馬基雅維利式的思維壟斷界定共同體的話語權,民族主義由此興起。Anderson認為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權)﹑印刷科技(令方言得以在紙上廣泛流傳)與人類語言宿命在歷史中擦出的無聲火花,令「民族」這種新型的想像成為可能,塑造了近二﹑三百年的世界。例如現代國家之重要概念是在領土內「主權高於一切」,此一稱為Westphalia Sovereignty(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概念實際源自民族界限的封閉性,資本主義帶來的「擁有」(possession)的觀念。
正因為從來未曾得到過界定政治身份的話語權(先落在英國殖民者手中,然後「民族母體」中國大陸接棒,更堅定地一把將香港納入「中國人」大傘下),在主權移交以後,香港人是如此奮力的,在歷史與民族的夾縫裡重新建立本土身份。我們在這個過程不免陷入迷惘與混沌,因為重建涉及一個龐大的解體過程--正如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裡,先破除我們在小學社會科裡開始建築的想像:「香港這個小漁村,本來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化外之境,在鴉片戰爭後才「開埠」(這個字眼亦頗有打開土著封閉思想的意味)成為大英帝國殖民地,自此植入了市場經濟體系與英式善治,成為國際大都會……」陳冠中在書中指出,其實香港在英國人來到前已經建立了漁業以外的其他經濟作業,而早於二十年代省港大罷工時期,香港人就已經開始提出民主訴求,而不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火紅年代」才開始有本土式的社會運動。解體的過程已如此繁複,我們如何能寄望在短短十五年間,就踰越得了這道社群想像的鴻溝,成熟堅定(不是民粹排外)的確認「香港人」的身份?
如果要身在異鄉的我來說--香港人的本土主義,香港人所想像的共同體,包括了近年沸沸揚揚的社會運動中在自己身旁高呼還我普選的,數十萬個此生不可能全部認識的人,或是六四燭光晚會裡,維園足球場內外人頭湧湧的群眾。每年的指定動作如facebook蠟燭打卡照,竟如河流將頑石打擊成千仞峭壁般,模塑了「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想像。這些運動銘刻了我們在英殖時代遙望深圳河對岸,在血濃於水與河水不犯井水之間,在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與國家民族的連繫之間無從解釋的,獨立而自有而有的,經過數十年間構築起來的香港本土政治身份。
十五年了,物轉星移,唯有集體記憶與歷史無法被竊走;正如正在讀這些文字的讀者,即使我沒有指名道姓,也知道我所書寫的「我們」,也包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