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射箭再畫靶?「未審先拆」荒腔走板的國門廣場基座文資程序】
為了原定2021年10月、俗稱 #林右昌市長畢業展 的基隆市城市博覽會(已延期至2022年4月),基隆市市中心各處都在進行工程,也包含基隆火車站前作為本次展覽門面的「國門廣場」空間改造。
而就在火車站圓環內、不久前仍矗立著蔣介石銅像的基座(下稱 #國門廣場基座),由在地地團體比對1917年日治時期的火車站前樺山資紀銅像照片,指出該基座有超過百年的歷史,並有文史老師提到,基座乘載過日本統治、台共標誌以及威權的象徵,見證過殖民統治、共產主義以及獨裁政權之歷史。
站在鐵路起點、見證國際港口狂飆年代且超過百年的基座,強碰上掛著「讓城市煥然一新」、趕著要於2021年底前完工的工程,該怎麼辦呢?首先,超過五十年的建物,按照文化資產保護法第15條,文化主管單位需先評估文化資產價值再行處置。此外, 一般較無爭議的做法是按照文資法召開文資審議會、確認文資的價值和身分,以決定最好的共存方式。
然而, #基隆有基隆的玩法 。基隆市文化局除了沒有基座歷史與文資價值的敏感度、在文史團體提醒後才進行「初步」的評估,更在文資調查未深入且 #沒有文資審議會議、 完全沒有確定基座的文資身分的狀況下,因為 #神秘的力量(?)超譯文資委員的現勘意見,做出了「未審先拆」的決定,逕行將基座拆解移至沙灣異地保存。
翻閱今年兩次與基座文資價值評估現勘會議記錄,第一次(2021年1月25日,見留言1),出席文資委員皆認為國門廣場銅像基座具有文化資產價值或潛力並應進行評估。第二次(2021年3月5日,見留言2),出席文資委員皆認為基座具歷史意義與價值,更有兩位委員建議登錄歷史建築,並有委員建議應持續挖掘調查,然而,最後卻做出與委員發言毫無根據可循的結論──將基座列冊追蹤並拆除至異地。
更甚至,在突兀的「異地保存」結論、也就是基座被拆幾個月後,於2021年9月15日事後辦理的文資審查的國門廣場基座「報告案」中,文資委員更直接詢問文化局「基座的文資身分難道不用決定嗎?為什麼現在是報告案?」以及「基座異地保存的結論是怎麼做成的?」
基於簡略的調查就決定了百年基座去留的荒謬過程,完全不見基隆市文化局的專業性與公正性,而橫空出世的「未審先拆」結論除了逼迫文資委員背書,更將其拖下水一起背上程序黑鍋。文化局無法說明文資身分而草草結束的「國門廣場基座」報告案,更讓人質疑是為了林右昌市長的畢業展,要加速城市博覽會門面工程,以工程至上的理由,跳過正常程序,讓基座失去和國門廣場工程共存的可能性,更扼殺了國門廣場呈現基隆轉型正義與人權反思的機會。
基隆市長林右昌強調「基隆市城市博覽會要呈現過去四百年的基隆,並指向未來四十年的基隆」,然而,作為城市博覽會門面的國門廣場工程,就發生尚未確定文資價值之文化資產提報標的「未審先拆」、漠視基礎程序情事。如果這一切是為了加速工程的進行(但城市博覽會已經延期到2022年...),我們是否在這樣的「毫無目標」的加速中,失去好好審視與論述歷史價值的過程、也失去過去與工程設計共榮的可能,也讓這座城市失去一段見證殖民、威權時代且引人反思的重要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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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腐敗、中正廟:中國黨不想讓你知道的史實】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9/8公布中正紀年堂轉型方案,規畫「#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為主軸,改造、移除園內威權象徵,包括移除蔣介石銅像,並改造堂體功能及外觀,同時破除園區整體崇拜軸線。此方案是搜集被蔣政權屠殺的受難者團體與專家等多元意見後,考慮兼顧轉型正義與銘記歷史刻痕,並將空間還給人民。對此,中國黨如喪考妣,暴跳如雷,例如主席參選人朱立倫表示,要反過來打倒文化台獨,更質問要不要拆中山高。
其實,如何去除獨裁威權,高雄在14年前早就示範過一次。
大家都知道,文化中心原本叫做「中正文化中心」,在1970年代,和權力中心相隔甚遠的高雄政壇,為了表忠諂媚老蔣,把壽山改名萬壽山,愛河改名仁愛河,不久後的1974年,也計畫在林德官舊棒球場的土地上,興建「中正堂暨中正圖書館」,說是要「獻給蔣公九十歲誕辰的獻禮」。但蔣介石當時身體已如風中殘燭,隔年就一命嗚呼。
市府原本還想改名「中正紀念堂」或「中正紀念館」來「緬懷 領袖」,結果好笑的是被中國黨中央政府打槍,理由是不能和中央的中正紀念堂混淆。1979年搭上十二大建設各縣市文化中心的政策,擴大規模,成為「中正文化中心」,也因此,成為在圖書館、表演廳中央立有一神龕狀空間,立有巨大坐姿銅像的特異文化建築。
2002年,謝長廷市長任內推動多處公園改造地景工程,將原本圍繞文化中心的圍牆拆除,擴大人行步道成為「市民藝術大道」,原本支撐欄杆之間的石鼓經過重新設計,搭配當季藝文活動不定期更換圓形燈片,這項工程獲得好評,也沒有太多爭議。又過了不久,在2007年,陳菊市長決定讓「文化去政治化」,移除蔣介石銅像,並將「中正」去掉,改成單純的「文化中心」。這次就踩到中國黨痛腳,引起藍營劇烈反彈,但風波並未持續多久。從2002-2007這段時間內的「文化中心空間解嚴」,讓園區回歸文化用途,也增加了市民活動空間。
然而,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成功去政治化以後,台北中正紀念堂也計畫拆除圍牆,增加開放性,卻造成劇烈反彈,甚至當時北市府趕緊把僅有二十多年歷史的中正紀念堂列為古蹟。後續每次討論到去除「中正」,將空間還給人民,重新客觀看待歷史的提議,都引發中國黨陣營破口大罵。
但若我們回歸歷史,中正紀念堂的興建本身,就是一項充滿問題,涉及欺騙人民、浪費預算、黑箱作業的可疑決策:
■經費來源欺騙人民,不斷追加天價預算
蔣介石死後,行政院經治喪委員會會議決議,決定在臺北市擇地興建「中正紀念堂」。當時治喪委員會召集人俞國華公開宣佈:各界捐獻的中正紀念堂籌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四千八百多萬元,此外還有人捐獻水泥、玻璃等建材,因此,第一期建築「可以不必動用政府的經費。」(聯合報,1976-7-10)然而,該年10月,建築經費就變成5億元(含兩廳院),到完成時,經費已經膨脹到本體11.8億,其中8.8億由政府預算支應。後續兩廳院因工程延後,預算更增加到74億。中正紀念堂預算草率決定,不斷膨脹,可以說是黑箱作業,其中好大喜功、奢靡腐敗的程度,令人難以想像。
■佔用市政發展用地,排擠各項重大建設
11.8億的預算,聽起來好像不多?但在1976年中正紀念堂動工時,台灣國民所得僅1053美元,2021年預計已達33310美元(以上均主計處數據)。而當時興建一整個港口(台中港)50億,整座國際機場(桃園)100億;現在建一個貨櫃中心(高雄洲際二期)1125億,一個航廈(桃園三航)1000億。換算中正紀念堂造價,約今日300億。在當時台灣進行多項建設時,也算一筆相當大的開銷。
另外中正紀念堂預定地,原本在1974年台北市府規劃為「第二商業中心」,包含18~50層高的辦公大樓和24~30層高的旅館和公寓多棟、四棟百貨公司、文化中心、世貿中心、綠地等空間,投資額150億台幣,相當於信義計畫區+兩廳院的機能。卻因為中正紀念堂而全部推翻,因而台北市府重做都市計畫,把都心改到信義計畫區,也推延了開發的時程。為了個人崇拜,大筆消耗國家預算,打亂都市計畫,讓市政延宕數年,這些成本從來沒人去追究。
■競圖黑箱作業,圖利特定廠商
1976年,中正紀念堂舉行國際競圖時,曾要求作品須具「創造新穎設計」、「獨特風格」、「應用現代建築工程技術」、「經濟實用」,結果卻是參選作品中唯一不具現代風格,還提了兩個案子的楊卓成作品得標。當時,籌建小組號稱聘請國內外專家進行評審,但奪得第一名的建築師陳邁(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表示:評審雖然喜歡他們的案子,但在會議上無法做成正式決定、要讓蔣宋美齡從國外返台做最後決定,而蔣宋美齡回來以後連圖也沒看,只丟下一句話:「選中國式的就好。」可以說是黑手介入競圖。
其實,楊卓成的代表作包括早年的士林官邸、圓山飯店,以及多座蔣介石行宮,更多次與蔣宋兩人當面討論建築設計,是深得蔣家歡心建築師。整體設計完全投蔣家所好,牌樓參考中國明代十三陵,堂體外型則參考中國廣州的中山紀念堂,佈局參考中山陵,但規模更大,就是要「超越國父」。而台階89階象徵蔣介石歲數,格局仿造中國帝王陵寢,建築加上傳統廟宇、墳墓一定會用的「雲紋」,擺明就是蓋「帝廟」而非紀念堂。當時政府放任不具任何公職身份的蔣宋美齡,為個人喜好隨意推翻競圖結果,以法治國家來看,就是一種舞弊、圖利熟識廠商的行為。
這樣疑點重重的工程,在黨國體制的掩蓋下,居然變成台北的象徵,中國黨的精神堡壘,實在諷刺至極!
若是回歸正常,就算不追究當初決策者的責任,將城市空間去除威權象徵,並納入蔣介石執政時期政治迫害與屠殺下受難者的記憶,賦予更多元的使用空間,也只是最低限度的剛好而已。在這點上,台北反省歷史的能力,實在遠遜高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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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瑟致觀點》朱立倫護反共的蔣介石銅像卻不避諱與中共眉來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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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屋頂建築 威權的產物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2006.12.05 02:20 am
中正紀念堂設計者楊卓成,上月病逝於美國洛杉磯。他的作品還包括圓山飯店、國家戲劇
院與音樂廳,皆為台灣重要地標,多年來卻是建築界眼中標準的威權產物。
現代建築 中國宮殿屋頂
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兩廳院與圓山飯店,共同特色是中國宮殿式的屋
頂。成大建築系教授傅朝卿稱這類建築是「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以現代建築材料建構
中國古典式樣,例如用水泥建造仿古木構屋頂,楊卓成便是此派的代表建築師。
傅朝卿認為,這些建築受到國民政府從大陸退守台灣、道統承繼為主的意識型態影響,以
宛如中國宮殿的外型宣告台灣的正統地位。這些將威權主義具象化的建築中外皆有,在歐
美稱「民族主義建築」,如美國國會大廈;在大陸則稱「大屋頂」,如人民大會堂。
學界:違背現代主義精神
學界認為,「大屋頂」式的建物不僅風格混亂,也違背現代主義強調的個人精神。多年來
,中正紀念堂被譏為「中正廟」;兩廳院則被認為受制於外型、造成內部空間規畫不當。
漢寶德表示,楊卓成那一代在大陸受建築教育的建築師,作品多應業主需要而設計、並無
強烈個人風格。傅朝卿也說,這類建築有太多「中國官式規格」要遵循,建築師其實沒有
太多創作的空間,不能用現代建築的標準來衡量。
競圖半天 都選擇大屋頂
在台灣,這些地標建築都採公開競圖,最後卻還是讓保守的威權主義決定一切。民國50年
,故宮博物院舉行競圖,當時有五組建築師參選,執行委員把設計圖拿到紐約徵詢知名建
築師的意見,所有人一致認為王大閎比較懂現代建築,他也拿了第一名。但最後,籌備委
員認為王大閎的作品「不夠中國」,硬生生把設計權交給評審委員黃寶瑜。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中正紀念堂身上。民國65年中正紀念堂舉行國際競圖時,曾要求作品
須具「現代風格」,結果卻是參選作品中唯一不具現代風格的楊卓成作品得標。
國父紀念館是這些地標建築中,唯一被認為成功結合現代建築精神的傑作。民國54年,王
大閎打敗12組建築師,贏得國父紀念館的設計權。然而他所設計的飛翼狀屋頂,被評審認
定有唐宋官帽之姿,硬要求他改成評審熟悉的清代官帽。幸好,最終定案的飛簷,打破了
中國傳統建築正面屋簷線的穩定感,成了現代主義精神進入中國古典建築的一項嘗試。
中正堂後 宮殿時代落幕
建築師李祖原回憶,中正紀念堂動工時他在美國求學。當時大陸的「大屋頂」建築已被視
為過時,中正紀念堂更引起海外留學生的強烈批判。沒多久,台灣邀請貝聿銘設計大阪萬
國建築博覽會的中國館,貝找他和幾位台灣留學生加入設計,一起為「具現代主義精神的
中國建築」而努力。
他們將過去「中國館」必用的宮殿造型改為幾何造型,獲得政府採納,鼓舞了台灣當時採
用現代主義建築的建築師。此後,中正紀念堂等「大屋頂」建築的時代逐漸落幕。
‧大屋頂
在現代建築之上,加上一個威權象徵的中國宮殿式屋頂,大陸稱為「大屋頂」。
【2006/12/0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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