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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人生

李清志

去年萬聖節，台北市天母、信義區都有熱鬧變裝應景活動同樂。圖／北市府提供

日本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非常喜歡搬家，他曾經說：「有個叫做寺町百庵的人，一生搬了一百次家，我也要效法他搬個一百次。」北齋到了七十五歲時，發現自己才搬了五十六次，之後就卯起勁來搬家，直到他過世為止，總共搬家搬了九十三次，雖然沒有達到目標，但是也真夠讓人吃驚的了！

中國歷史中，「孟母三遷」算是比較有名的搬家案例，孟母搬家是為了教育問題，有點像是現代社會為了明星學區搬家的作法，不過比起北齋的搬家次數，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人們逐水草而居，為了更好的生活環境、工作機會而搬家，是人之常情，不過不能否認的是，生活成長的環境，的確是會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觀與性格塑造。

我從小搬過幾次家，每次都是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最早家住在師大附近的浦城街，平日小孩奔跑放風就在師大校園，周末父親則會帶我去牯嶺街舊書攤看書，在那個年代裡，牯嶺街可以找到許多一般書店找不到的外文書籍雜誌，甚至被禁的書籍等，可說是一個另類資訊供應中心，而我就在書堆中漫遊，看看漫畫或故事書，住在浦城街基本上就是一種文青養成的溫床。

後來父親到當時位於士林的台北美國學校任教，我們就搬到士林中正路的華僑新村居住，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搬家。華僑新村是一個封閉的社區，只有一個入口大門，竊賊如果進入這個社區，很難找到其他路線逃脫，因為社區四周都是圍牆環繞。

華僑新村的住戶背景都非常有趣，我家隔壁是海軍總司令家，出入都是隨從與侍衛官；對門大宅院則是經營萬金油的東南亞華僑，我們小孩子只有在棒球掉進他們家時，假借撿球的名義，進入大宅院見識一番。

每天下午我都喜歡站在中正路巷口，看著不遠處的北淡線列車通過平交道，看著列車上的乘客面容，想像著這些人到底是要往哪裡去？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那段看火車的日子，造就了日後的我成為一位鐵道迷，以及一位喜歡搭鐵道旅行的人。

人生第三次搬家，從士林搬到當時是美軍眷村的天母社區。住在天母等於是沉浸在美國文化中，周邊鄰居都是外國人，小朋友雖然不會說英文，卻也一起玩得開心。在天母過的是美國節日，一年當中，耶誕節、萬聖節及感恩節，都是社區重要的節日。每一家都有廣大的庭園，室內都有壁爐，耶誕節每家都會布置真實的耶誕樹，然後在壁爐上掛著裝禮物的襪子；萬聖節每一家則會準備糖果發放給前來搗蛋的小鬼們，我第一年裝扮成蝙蝠俠出去要糖果，要到的糖果一年都吃不完！或許是住在天母的關係，後來去美國留學，一點也沒有感受到所謂的文化衝擊。

出國離家之後，關於搬家就不再是父親的決定，而是自己的需求與判斷。

在不斷地搬家中，我想到舊約聖經中，「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人生，就是所謂「帳篷的人生」；他的人生是居無定所，常在移動搬家，對他而言，在世上的生活，並沒有真正的家，他盼望的是天上的家鄉，因為地上的家是短暫的，天上的家鄉才是永恆的；他不在乎短暫人生的享樂與安適，因為他追求的是永恆的價值。

我們在世上的年日短短幾個秋，終究會要回家，回到那永恆的天家！（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弟弟因為工作的調任，攜家帶眷前往異國定居，小姪女、姪子都在三歲的年紀到國際學校全英文學習，現在六歲的小姪女，說起英文句子、唸英文故事書，腔調可愛的就像是外國小孩，讓弟弟弟媳覺得學費雖然昂貴但付得很甘願。環境對學習的重要，古有孟母三遷，現今有學區分級，家長都想讓孩子在最優質的環境下學習。那有沒有不需要付出高額學費，又可以全家一起學習英文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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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平方創辦人曾知力先生，22歲第一次出國時，海關人員以為他是ABC，當年他的父親自學語言，除了英文還會西班牙文、法文等多國語言，完全自學，再把自己自學的方法教授兩個兒子，曾知立說自己當時一天要學習英文10個小時，我說現在人哪有個時間一天10小時呢? 雖然欲速則不達，但是有沒有稍微方便一點的學習法? 當然是有的，3/18日開始，連續四週星期一上午7:40分的台北在飛躍節目中，一起與大家分享。

🕖3/18日上午7點40分 #台北在飛躍
🎙 正聲廣播公司 FM104.1
🎧 線上收聽www.csbc.com.tw
🕐凌晨一點同頻道重播
📱利用手機收聽更方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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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ping Wan

1月2日，錐子返鄉音樂會開始前，我特地到「珊瑚蟲教育合作社」參與一場由小學生主辦的講座，台下的聽眾也大多數是小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
　
這群孩子11月底就來到關新公園現場提出邀請，希望我去向他們分享「兒童能不能使用3C產品超過30分鐘？」這樣的主題。我嚇了一跳，這個題目訂得相當高竿，源自去年年初，國民黨立委盧秀燕提案的《兒少法》43條修正案，加入了「兒童及少年不得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所謂「合理時間」，就是是國健署建議的2歲以上應不超過30分鐘。
　
當法律制定影響到的對象是小朋友的時候，小朋友能夠親自去討論這樣的影響，作為法律人當然是非常樂見的事情，我一口答應。
　
我本身就常跟2歲跟5歲的女兒，分享我經手的案件。我時常睡前說故事給他們聽，但是讀故事書，燈開著會睡不著；我就講我的童年，常常童年講完發現沒東西可講了，因為童年沒那麼長；我就講我偵辦的案件，我辦的都是刑事案件，很可怕，法醫在解剖的時候，我就站在旁邊看。
　
不過那是一個不預設小孩不懂，而是把他們當做一個獨立個體，可以嚴肅與深刻對待的過程。當我跟小孩講到洪仲丘、鄭性澤案的時候，她們雖然很小每天吱吱叫，但我感受到她們是感傷的。
　
這場講座的開端首先由就讀國小的映儒、宣諭姐妹分享他們自行調查的「問卷調查結果與心得」，再來由亮均分享「立法依據與心得」；我則接在他們後面，以一個法律專業者的角度談談法規制定背後的法哲學問題。
　
我在德國是學康德法哲學的，這個題目，其實就如同亮均提到的，它核心的問題是「政府是不是應該管這麼多？」
　
這題的討論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法律是什麼？早期的法典當中記載，如果你偷東西我就把你的手剁掉，如果有人搶劫就把你判死刑。但到了英國彌爾、德國康德的時候，他們想出一個想法，被現在主要的法學接受。法是什麼？法是「一個人的自由，與另一個人的自由，能在普遍的律則下取得共存。」所以，只有當你去妨害到他人自由的時候，才需要法律。殺人、傷害需要處罰，是因為你去影響到別人的自由。
　
刑法上有三大難題：「賭博」要不要處罰？「吸毒抽煙」要不要處罰？「通姦」要不要處罰？這個難題跟管制3C產品是一樣的，我自己看螢幕、我自己賭博、我自己抽煙、我自己跟別人合意性交要不要處罰？
　
第二個層次，就是回到3C產品這個問題。《兒少法》43條，它有很多款，他限制兒童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可以做這不可以做那：色情、駕駛、抽煙、喝酒等等。他的出發點就是說：「我是為了你好。」
　
我女兒會在外婆家玩手機玩到很嗨不理我，確實3C產品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住在山中，高中近視的時候，全村都跑出來看，因為全村的人都沒看過近視。我會得近視是因為，我叔叔租了50集《霹靂王刀》，我從大年初一看到初五，結果眼睛就看不見了（笑）。
　
雖然3C產品可能有它的負面影響，但是，當國家為了別人好而去立法的時候，要非常謹慎。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人必須擁有自由；國家如果要限制別人的自由，要有足夠正當性的理由。
　
說到這裡，我們再多談一點規範與限制的問題。康德覺得說，人應該有理性，去規範自己的行為。「啓蒙時代」的德文，是「把一個模糊的東西弄清楚」的過程。從未成年的狀態，變成可以理性思考的狀態，是需要訓練的。但那樣的狀態不是用「限制」來達成的。「限制」的結果，就是他沒辦法長大。
　
德國人的做法是怎樣？德國從國小一年級到十三年級，都規定上課到一點而已，之後就放學。你覺得小朋友會每天都打電動到天亮？實際的結果是，你一直限制他，他反而越想去玩。小朋友要讀書、運動、還是用3C產品？應該是要用「吸引」的。像我這樣戴著眼鏡走進去德國的大學研究所，大家都驚到，因為他們小時候都在爬阿爾卑斯山、在滑雪，沒人在用電腦。
　
我認同有紀律的生活，對人是重要的，但是要有一個有紀律的生活，是透過吸引跟誘導。我住在演藝廳附近，其實也是孟母三遷的過程。我女兒五歲，她兩歲的時候，我就搬到圖書館旁邊來，然後每週六日帶她去演藝廳圖書館玩，我們把她當作可以嚴肅、深刻對話的個體，這樣她長大以後就可以成為有紀律的人。
　
我自己也是一樣。為什麼要免費幫人辯護？因為我愛聽他們的故事，超過那個「錢」；而那是因為我小時候，媽媽是非常會講故事的人，我長大後也非常愛看小說，乃至熱衷參與他人生命的故事。我覺得這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所以大人能不能賦予小孩一個「跟3C產品競爭性的意義」？才是比限制小朋友去玩3C產品，更進步的做法。我同意小朋友說的用「宣導」代替限制，再來就是大人應該要「提供更多選擇」讓小孩去被吸引。規範的「強制力」往往是最差的方式，因為當強制力消失的時候，基本上它就如同彈簧一樣，沒有被改變，只是被壓制而已，外力消失，它就又會回復到原來的狀態。
　
所以，關於兒少法第34條「兒童使用3C產品不得超過30分鐘」這樣的規定，我認為是國家權力過度擴張的結果，而且沒辦法具體被執行，提案人似乎沒有法治主義的觀念。
　
如果我是立法委員，我不會去立這樣的法律，我認為法律在有限的限度中才會發揮效應。台灣現在要立的法，應該是讓人民可以直接參與審判。目前，台灣的法院只開放到讓人民觀審，小朋友可以到新竹法院裡面看法官怎麼開庭。但是英國的國會、陪審制都誕生在1215年，大多國家都有參審制或陪審制，讓人民參與到判決中，才能了解法院為什麼這樣判？才能確保司法的公正性、獨立性。
　
那天小朋友的討論，我聽了是非常感動，我認為他們已經超越立法院的討論，因為他們在對一個議題搜集充分的資料，去進行正反面的討論；反觀我們大人，基本上常常忘記要去正反思辨，而是用「利益交換」的方式在討論事情。一個法案，正是應該像這樣來討論正反面的理由；而不是像現在舉世無雙的「黨團協商」制度，在密室裡關起門來，人民不知道我們的代議士在裡面做些什麼勾當：我的交通法案哪幾條，換你的司法法案那幾條；我的司法法案那幾條，換你的3C產品哪幾條。這樣的情境，在台灣竟是被容許發生的。
　
在德國，有一個節目就是晚上的時候，一邊坐一排正方，一邊坐一排反方，那個節目名稱用台語來說就是「定孤支」，然後針對一個議題討論一整個晚上，那才是深刻的討論。我們的議會，應該是去做正反辯論、把正反條列清楚的事，而不是去做利益交換的事。
　
我為什麼要出來參選？其實也就是希望我們能夠給下一代，一個更加透明開放的國會與政治環境；並且積極去解決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孩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