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的是「財務自由」還是「自由」?
吳軍 2021-3-15
「財務自由」是怎麼流行起來的?
財務自由這個詞流行起來似乎是近幾年的事情,以前這個概念也有,就是「錢多得一輩子也花不完」。但那時,好像沒有太多人會追求「錢一輩子也花不完」這個目標,因為大家知道做不到。而當「財務自由」這個詞在國內流行起來之後,這件事一下子就成了很多人的目標,彷彿這個目標並非遙不可及,甚至有些人希望30多歲就能退休。一個名詞就可以讓社會上那麼多人的目標從此改變,可見「概念」的力量。
財務自由這個詞,其實在美國的歷史也不長,它是2000年前後互聯網熱潮的產物之一。當時在互聯網熱潮中,很多人一不小心進入到一家後來上市的小公司,而那家並不盈利的小公司偏偏股票被炒到天上去了。很多人一算,從股票上掙的錢足抵得上一輩子的工資了。於是他們就覺得不用再去上班了,想怎麼花錢就怎麼花錢,財務自由了。
這樣的事情當時在留學生中產生了不小的震動。我身邊就有兩個這樣的人。他們原本和普通留學生一樣,租民房,開二手車,但畢業後因為碰上一家好公司,一下子賬面上的財富就增長到了兩三百萬美元到上千萬美元不等。這兩個人一個是碩士畢業,一個是博士畢業,畢業後的基本工資分別只有年薪5萬和8萬美元,而股票的收益一下就超過了他們一輩子的工資。
和他們一同畢業的人,因為去了其他的公司,雖然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樣,收入卻差得遠了。大家就在想,怎麼這兩個人運氣這麼好呢?當時學校里很多讀書的人就紛紛退學去工作了,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前後三屆的博士生校友,80%以上的人都退學了。當然,學是退了,錢卻未必掙到。
「財務自由」究竟能改變什麼?
從世界上的總財富和總人口的分布來看,絕大多數人是不可能只工作十年就獲得財務自由的。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都在追求這樣一個不太切實際的想法呢?這並不能責怪大家,因為人們生活並不容易,會自然地渴望一種安全感。
我下面引用美國社會學家們做的分析來說明,和你描述幾個場景,你可以思考一下,這些場景中人們想要的究竟是什麼。我把裡面的描述換成了中國的情況,這樣你更容易體會。
很多人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會遇到一些窘境,比如:
第一個場景,比如你今天肚子疼,想請假,又怕老闆說工作態度不好;或者晚上答應女朋友去看電影,但是老闆讓加班。請假吧,得罪老闆,不請假吧,得罪女朋友。於是這時很多人就會想,之所以生活這麼不方便,就是因為沒有錢,有了錢我就不用上班了,想做什麼做什麼。
第二個場景,最近你的車壞了,需要花一萬元大修,雖然你也拿得出這筆錢,但是原本打算給女兒換一個手機,就要等到下個月了。這時你可能就會想,如果我有花不完的錢,就不擔心一個月有兩筆大支出了,甚至可以乾脆把車賣了買輛新的。再比如,如果不幸家裡有人得了大病,有些家庭可能很快就會陷入經濟困難。很多中產階級和赤貧之間其實只差一場大病。想到這些,人們就會覺得,有了錢,就能獲得安全感。
第三個場景,孩子要上學了,可是要進一個好學校實在是太難了。這時很多人就會想,如果我有了錢,就可以送孩子去上私立學校,甚至可以送他出國上更好的學校。
最後一個場景,有些來自中小城鎮或者農村的青年人,父母家裡還是有些經濟負擔;結婚後,如果自己給父母比較多的錢,配偶有時會不高興。這時人也會想,如果我有劉強東那麼多的錢,不僅想給父母多少就給多少,還可以回老家給鄉親們發錢。
上面列舉的這些窘境,似乎都是有了錢就能解決的,因此很多人都會希望,能夠財務自由就好了。
但問題是,如果真的實現了財務自由,人的生活到底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實際情況和人們的想象其實差別很大。在美國,對於工薪階層的調查顯示,大家想象中,財務自由能帶來的好處主要是這些:
選擇職業時不需要太考慮工資收入的因素。
去國外度假不用太考慮預算。
可以為自己的愛好花錢,比如滑雪、攝影、打高爾夫球等等,不會捨不得。
買汽車、甚至買雪橇摩托和快艇可以直接付現金,而不用分期付款。
可以還清房貸。
在親友面前可以更大方。
從這些願望你可以看出,美國人理解的財務自由其實還不在於有「花不完的錢」,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安全感和自由。
那麼我們再來看那些確實獲得了財務自由的人,他們發現自己的生活在財務自由之前和之後,究竟發生了哪些改變呢?我總結了很多投資銀行的調查,主要也有這麼六點: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一點和前面人們願望中的第一點是相似的。
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這一點其實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不過,這並不是說財務自由的人每天工作的時間會減少,這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事實上,絕大部分財務自由的人幾乎不會完全退休,更多地是像巴菲特那樣,即使年紀已經很大了,仍然在參與一些工作。
雖然有很多投資,但是如果能用低息借到錢,還是要借錢,而不是一次性支付現金。事實上那些獲得財務自由的人賬算得都很精,如果自己的錢留在賬上的投資效益比房貸、車貸的利息更高,就不會為了痛快而一次付清全款。
對自己的財務做了很好的規劃,特別是做好了風險防範。
可以花更多的時間讀書學習,包括做冥想,回顧過去。
可以構建更好的社會關係。
你可以看出,當一個人真的獲得了財務自由後,他想要的、得到的東西其實並不是過去想要的那些。
為什麼說真正的目的是安全感和個人自由?
所以說,財務自由的核心究竟是什麼呢?我覺得有這樣兩點:安全感和人的自由。或者說,這才是財務自由的目的。當一個人真的擁有了安全感和人的自由,錢多錢少對生活質量和幸福水平的影響就不那麼大了。
先說說安全感。在現代社會,安全感很重要,我們不希望因為一場大病、或者因為得罪了老闆,人生就會走上另一條路。這就是安全感。
很多人覺得有了錢就有安全感,或者有了錢才能有安全感。這是對安全感的誤解。你想,有的人為了更多地獲得錢,違法經營,最後反而失去了安全。今天,大家獲得安全感不光是靠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社會,善用社會的力量。
隨著中國社會總體財富的積累,社會福利增加,養老等社會保障逐步完善,大家在這方面的安全感就得到了提升。當我們和上司老闆產生矛盾時,如果能夠用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就不會缺乏安全感了。在美國遇到勞資糾紛時,大家通常是採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而不會覺得走投無路。我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獲得工作中的安全感。
如果安全感不再是問題,那麼財務自由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個人的自由。而獲得個人自由,又有兩個條件,一個是自身的條件,一個是社會的條件。
先說說自身的條件。
我在清華當老師的時候,其實就擁有個人的自由。雖然我當時掙錢不多,但是足夠花,而且有盈餘。這份工作不要求每天坐班,在工作中,科研做什麼項目、怎麼做,也由我自己決定;至於我獲得的科研經費,也是由我決定怎麼花。雖然我頭上還有各級領導,但是從理論上來講,大家都是教職工,各做各的事情,而且他們也會聽取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的意見。
我唯一要求人的地方,就是要獲得科研經費。當然,國家和企業的經費在那裡,總會有人得到,只要你做的不比同行差,總是能拿到經費的。從這裡面也可以看出,如果真的把追求自由作為目標,不一定需要很多的錢。當然,我能獲得這些自由,也是因為在我研究的細分領域,當時國內沒有人比我做得更好。但當時讓我覺得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很樂意做我每天的工作。
再說說社會的條件。
一個好的社會,是要給大家創造各種機會,讓大家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同時通過稅收調節,或者說二次分配,將一部分人的財富變相分給那些迫切需要的人。這種環境形成後,在社會中的人就普遍地獲得了一定的經濟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大家工作的時間會逐漸減少,從而獲得在工作時間上的自由。而這樣一個環境需要社會中的所有人一同來營造。
因此,概括起來講,與其指望自己通過掙更多的錢獲得自由,不如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比同行做得好一些,而且一同打造出一個更好的社會。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前提,就是要稍微約束一下自己的物質慾望,少一些攀比。
小結
2019年我和馮侖有過一場對話。當時在場的觀眾問我們,怎樣像你們一樣獲得財務自由呢?馮侖講,再多的錢其實都不夠花,因為人的慾望可以是無限的。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有成本,只有慾望沒有成本。你可能覺得有一個億這輩子就夠花了,但是當你真有了幾十個億時,你會發現要花錢的地方很多,這些錢不夠花。
財務自由是通向自由這個目的的手段,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個人的自由。如果能夠有其他辦法達到這個目的,就不要只想著掙錢,甚至因為掙錢而失去了自由。你可以回顧一下前面講的,那些真正獲得了財務自由的人在生活上的六點改變,就會發現,即使沒那麼多錢,那些改變我們也是有機會做到的。
當然,財富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改善自己生活的手段,每一個人還是會希望自己的錢多一點,自己儲蓄或者投資能夠更有效率一點。
划重點
1、財務自由的核心究竟是什麼呢?我覺得有這樣兩點:安全感和人的自由。或者說,這才是財務自由的目的。
2、很多人覺得有了錢就有安全感,或者有了錢才能有安全感。這是對安全感的誤解。今天,大家獲得安全感不光是靠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社會,善用社會的力量。
3、概括起來講,與其指望自己通過掙更多的錢獲得自由,不如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比同行做得好一些,而且一同打造出一個更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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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移民嗎?」——真正的答案,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非常複雜的答案。在過去十年,每次都想長篇大論的答,總是被斷章取義。也難怪,本來在太平盛世,稍具思考型答案已經顯得很離地,但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朋輩間,坦白說,沒有人不在想這問題。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不在尋找「是」與「非」之外的答案。
因為,大家經過過去一年,都成長了。都知道香港的出路,只有在重重矛盾、悖論、衝突中,跌跌撞撞地尋找。
我真心的答案是:this is not a question。非黑即白的「移民」概念,早已在冷戰結束時,已一併終結,正如中美就算出現新冷戰,也不會有一道圍牆,而是全新型態、互為表裏的衝突。不少人提起「移民」,往往有出於情緒的反應,就是因為假定了一種either / or 的對立。
從前,或許是的。但現在,還是嗎?
我們不妨先梳理提起「移民」,往往出現的對立式dichotomized情緒:
1A. 假如移居別處,就等於放棄我城,促進換血,這是不負責任。
1B. 假如留守我城,但君子不立危牆,連累人犧牲得毫無價值,同樣不負責任。
2A. 假如移到他方,天天圍爐取暖,只會成為蝗蟲,成為別人的排外對象。
2B. 假如移到他方,成了由內至外的美國人、英國人,豈非數典忘祖。
3A. 假如離開香港,沒有了熟悉的土地承載,再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3B. 假如留在香港,換血急速進行,社會大手術,同樣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4A. 假如到了海外,找不到和現有待遇同級的工作,就是二等公民,代表無能。
4B. 假如到了海外,只靠私人儲蓄過世,那是階級特權,是為自私……
「移民」的偽對立:住這裏Vs住那裏,融合Vs排外,上流Vs下流
凡此種種,一堆負能量。但這些對立,從來都是偽對立來的。
1. 在過去一年運動,明顯有大量工作,都是海外香港人積極參與的:捐款,文宣,後勤,乃至專門回來,反映他們始終心繫香港,港人對他們,不應有事鍾無艷;某程度上,國安法甚至也是要專門打擊他們,從現在通緝美籍港人Samuel Chu,即可見一斑。同理,生活在香港的不少人,其實早已「精神移民」,只在乎物質層,卻也不見得可以有何貢獻,則大可無事夏迎春。在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有不少工作,即使不談政治,也100%肯定海外比香港適合,例如教育、文化、藝術、創作、創科等,都必須無邊界的創作力,才能成功;而通過互聯網和社區網絡,即使身處海外,影響也依然能輻射本地,甚至更能輻射本地。
就像疫情期間的教學,甚至香港、紐約還是剛果,又有何分別?而且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不少家長都覺得此刻的香港,不可能是理想地方:只要問有多少表面上支持政府的「藍絲」,讓孩子在非海外學校、非國際學校、非直資、非IB的本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最好的指標。但另一類工作,卻是必須在地才能見效,例如社工、醫護、工程、本土經濟等,他們令香港人活得體面、尊嚴,同樣有時代選中的機遇。台灣民進黨創黨時的金主們,大都在戒嚴時代白手起家,對台灣自然有貢獻;猶太人保存血脈的大腦,二戰時都在美國,自然也對手足有貢獻。貢獻不在身在何方,而在心在何方。
2. 假如「移民」的定義,就是昔日的唐人街,時光停滯,與外界隔絕,連當地語言文化也不懂,自然非常糟糕,也值得被排斥;等而下之的酷愛炫富,乃至反客為主影響當地核心價值,更是大忌。至於昔日不少二、三代移民,以和母體割裂為榮,滿口比本地人更造作的口音,同樣叫人吃不消。但香港人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不少到了海外的香港人,都奉行「engagement」策略,一方面積極融入當地圈子,另一方面在當地建立的社會資本,能對香港有幫助,例如進入當地經濟高端層,或把香港文化融入當地、自成fusion,都是功德無量,兩者兼顧得如魚得水,因為認同從來不是排他性的。這完全不涉及政治,但也是「國際線」的真諦。同一道理,留在香港的,同樣可以建構本地國際網絡,單是一間重慶大廈,就是由下而上國際線的寶庫。
3. 甚麼是「香港身份認同」,自然每人都有不同定義。林鄭月娥、李柱銘、梁天琦的定義,就全不一樣,但都會存在,就算是2020年的林鄭月娥,也不會說自己不是香港人吧。所以無論怎樣定義,香港身份認同從來都是外向型的,是很有效的大熔爐,信奉的是公平競爭、相信法治但靈活變通、專業精神而超然政治、東西文化共融、不依靠被規劃而相信由下而上,屬於典型的港口身份:例如梁天琦、羅冠聰也是新移民港人,南亞裔Jeffrey Andrews是土生土長港人,猶太人盛智文也是歸化港人。假如說離開了香港,就再也沒有身份認同,那怎解釋在過去一年,不少海外港人二代、甚至不懂地道廣東話,就像剛談及的美籍港人Samuel Chu,也完全被connected?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昔日理論,顛覆了上世紀對地緣政治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加速劑。且看今天香港青年認為與英國同齡港人屬同一社群,還是感覺隔壁藍絲長老更似同一屋簷下?
4. 說到海外的生活、工作,這從來不應使用香港的同一基準: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生活。在這層面,處於不同崗位的香港人,完全可以發揮2+2=5的作用。香港人的資產相當豐厚,能力也高,人均GDP接近五萬美元,甚至高於不少人的移民目標德國、加拿大、日本;總GDP的規模,也可比愛爾蘭、馬來西亞、以色列,而且還未計算海外港人在內。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人毋需大規模聚居在某一地方,也可以結成互助經濟體:英國港人可以支持住在台灣的黃秋生拍電影;台灣港人可以建立網上教室教美國港人中文;美國港人可以請被打壓失去工作的本地港人當freelance designers、editors;本地港人則可以從英國網購當地港人製作的日用品……李嘉誠在英國建「香港城」,固然是由上而下的例子;無數可以出現的虛擬香港村,則是由下而上的例子。香港百年前起家之時,華商全球網絡的匯款,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讓香港成為一體兩面、內外合一的概念,日本濱下武志教授對此有詳細研究。百年前,未有現代科技,尚且如此,何況2020年後的世界?
這些,自然都是理念層面的討論。重點,還是如何執行。
真正的「移民」,其實是減少任何單一依賴的一個「Package」
十年前,我就真心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今天廣義的黃、藍,都應該有一個足以在全球生活的package。無論是最本土、還是最建制的人,萬一到了萬不得已之時想離開,都不應該受限。建制派有一個觀察是對的:不少vocal的本土派輿論領袖,都不在香港。不願離開時,也應該擁有實力。這對人對己、大局小局,都有好處。這個package,不是由純粹物質的check list組成的,而是由能力主導的check list 組成的:
1. 我們需要有被其他地方接受的能力。這不一定等同外國護照,可以是一種後備身份(例如擴權後的BNO),可以是一種聯繫身份(持外國護照的家人讓你離開),可以是一種能力身份(擁有其他地方高認受的專業資格),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外地朋友願意和有能力在必要時協助離開)。對香港人而言,這是不少人想到「移民」時真正所指的:對現狀感到不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希望馬上走,這在黃、藍營當中,都非常普遍。
2.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開工的能力。這不等於高薪厚職,甚至恰恰相反:在未來slashers世代,任何工作反正都保障不了終生收入、也再沒有到死的長糧這回事,真正能保障生活的,再不是擔驚受怕地保住一份工,但到了退休還是繼續擔驚受怕,而是要有到死也能開源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發聲、犧牲一生的自由,不外出於這種恐懼,因為很擔心沒有走出comfort zone的能力。
至於這能力是甚麼,總會與時並進,更重要的,還是「學習的能力」。我們常對新一代說:能夠好好與人溝通(須知陪月、幼稚園老師才是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與持不同語言者溝通(例如瑞士人那樣有四種語言),與電腦溝通(例如掌握編程語言、能隨手寫網頁和app等),基本上,就可以保障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無論現在是否依靠單一僱主,我們都必須有第二、第三收入,可以是某種嗜好,可以是某種投資,而且應該是geographically friendly。到了要走要留,地域就不是限制。
3.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常推廣的「文化智商」(CQ),一方面了解國際關係宏觀的基本倫理,另一方面要在最「落地」的日常生活,培養多元品味,例如兼容咖啡與烏龍茶、印度電影與台灣文藝片、Rap與古典樂等,那樣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會成為異鄉人。而這能力和我們珍愛本土文化和生活,從來不是對立的。即使足不出戶在香港,只要有能力,也足以建立personalized的獨家國際網絡,這可以圍繞你的興趣(例如電競)、技能(例如投資)、研究(例如找到愛好哥德式建築的全球同路人)、工作產生,到頭來,才容易在不同地方都有接頭人,讓網絡和現實世界虛實相間。至於出國留學、working holiday,除了增值,也是獲取上述網絡和能力的理想中介。
海內外香港人,不分黃藍,也是命運共同體
只要香港人、特別是中生代和新生代,能做到上述各點,兄弟爬山,各自選擇,自然不應再有「移不移民」這疑問。目前有大約150-200萬港人和後代散居海外和中國內地,單是主張加拿大的60多萬香港人、已比在沙田的香港人多,香港人已經是一個散居全球的命運共同體。今天藍黃高度對立,其實除了20%酷愛天天鬥爭的深藍無可救藥,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都是很一致的,在共同體內部,到了海外,反而大可以拋開政治分歧,就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反而變成buddy,因為他們有共生能力。例如不少(表面上的)藍營商人,捐了很多資源支持香港(大多是黃營的)新一代創業、學習,這種資源流動,屬自然發生的默契,這就是真正的香港;現在很多僱主也在讓資金、公司先移到海外,也製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予香港下一代。我們面對大時代,應該改變停留在數十年前「是否移民」的過時思維,內外合一,這才是香港人生存下去的最大憑藉。
在過去十多年,每次被訪問,都有記者問我「是否移民」。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只期望最簡單的答案。而作為國際關係學者和近年的創業者,我大多時間,都不在香港。於是,有人以為我在新加坡,有人以為我在台灣,有人以為我在葡萄牙,有人以為我在英國,有人以為我在美國。其實,我全都在,one way or another,因為我成長以來,就是如此追求,也許是預視了全球大趨勢如此,也許是預視了狹義香港的出路如此,也許是futures studies和國際關係令我不能自拔。
至於未來,作為父母,讓下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接受教育,無疑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一定會讓她們到海外讀書,也會花多些時間和她們一起,但除非有不能入境的一天,否則斷不會改變保留香港為根據地之一,而且無論在香港、還是海外,適逢亂世,都應該開拓更多業務。朋友們,即使以往不理解,難道到了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還不理解嗎?身體力行讓香港人有落地的國際視野,無論身在何方,一直都是我的崗位,過往如是,未來也如是。
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最後一代香港人。
經濟一週,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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