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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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學術期刊英文 在 老師雞 何景榮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老師雞:「@翁達瑞 要小心喔,因為被我盯上了。這篇介紹翁達瑞匿名抹黑的貼文,只算是餐前小菜。」(翁達瑞用語)
不過這篇,確實只對受害者來說重要;想知道翁達瑞 #真實身分,或是想看翁瑞 #出庭 的,可以直接跳過、看下一篇。
翁達瑞之前這篇抹黑中山大學教授 #廖達琪 的文章(左),不但又在當英文小老師、檢驗別人英文,而且還批評某個學術期刊沒有英美國家的編輯。
https://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9/11/04/110401/
這些 #雙重標準 與涉嫌 #種族歧視 的低級論調,我根本懶得評論~
不過倒是翁達瑞形容 #廖達琪 是「乞丐」(右上)、「花錢買論文」(右中)、「論文由博士生執筆,身為第一作者的廖達琪則是坐享其成」(右下),這都可以用 #妨礙名譽罪 告一告了!
至於怎麼抓出翁達瑞來告,下一篇再談。
補充說明:
翁達瑞不要以為自己2019年的言論,已經超過6個月的 #告訴期限。
『刑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 1 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 #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換言之,只要確認嫌犯身分後,廖達琪 教授還是可以告翁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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