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第二次剝奪——學術界需要的基進部落主義】

今天談談基進部落主義在教育體系中的缺席，其因果惡性循環的背景。我們理解的原運部落主義，從過去《高山青》提倡「回到出發以前的地方」，街頭戰鬥到部落出擊的脈絡，程度上因為政治權利/權力空間的開拓，拓展了原運菁英從祭儀到文化教育等層面的政治倡議內涵。當然，今天我們在說學術界需要基進部落主義，並不是說原本進入學術界的原運菁英沒有試圖改變現狀；而是透過這篇文章，我們要求更嚴肅、更全面的基進部落主義。台灣學術界使用的工具與方法，是否關注到原住民族與族群差異，是否積極主動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是否衡量其研究方法正當性、論述正確性；我們要求的是教育體系一直以來都當成點綴的族群主流化課程，應該正式成為主流課程，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皆是。

我們用google學術搜尋在一個下午的工作時間，查詢到橫跨醫療、運動、教育、語言、文學、音樂及法律等各種學門學類下，以「原住民/樂觀/天性」等關鍵字為研究論述的內容，時間則至少包含2000-2018近二十年，學校包含公私立大學與國民小學的龐大時空跨度。上次我們提到善意族群歧視(Benevolent racism)是一種主觀看似讚揚、實際上限縮且侵害了原住民族權益與製造刻板印象的舉動。當我們注意到善意族群歧視如此長期在各學門學類出現的現象，代表學術生產的流程、學術倫理的核心已經淪落到無法不公開譴責的地步。這些論者花了太多時間在關心原住民，卻沒有花時間反省自己的論述是否合乎正義，以至於當他們描述原住民族時沒有想到街頭與部落的血汗與生存困境，卻擅自添加烏托邦式的虛假圖像，認為原住民族群十幾族有某一種共通的特質，既可以治癒疾病、可以拿來觀賞唱歌跳舞、又可以拿來供他們批判原住民族人過於懶散、單純無知。反過來想，這麼好用的殖民式文明優越的視角，不必負擔輿論責任，甚至十幾年來成為學界通論式的慣習，不用一下怎麼對得起自己。

所以我們可以說，學術界對於原住民族樂觀天性的粗劣描述，在其語言背面暗示可逃逸的世界，是現代社會對原住民族價值觀毫無節制取用的結果，也是繼土地、文化語言之後的，在精神層面上的第二次剝奪。如同過去強勢文化挪用弱勢文化的現象，這種剝奪不是漸進式的尋路而往，而是肆意踐踏、開採原住民族人的精神資源與價值觀，文明自以為是的不聞不問構成了他們最大的情感濫觴，你幾乎可以想像到這些論者在寫出這些毫無用處的文字時，心裡充斥著高雅尊貴的探險者情感，彷彿他們攜帶方法與工具前來拯救眾人，我們在溝通之前就被論定價格、賤價出售——正如數百年前殖民者踐踏原住民族一樣。歷史總是重複，只不過征服者如今搖身一變變成充耳不聞的學術研究者。

請原諒我並沒有打算稱他們為知識份子。放諸台灣學術界，多數論者談及原住民族總是說著看似實際的福利政策與補助方法，鮮少談及歷史正義與尊重主體性，在各自的領域裡大談專業知識與原住民族系統研究，卻沒有一堂課教導他們看見原住民族人的真實處境，以至於在研究領域上，這些善意族群歧視可以大搖大擺的通過評審的眼光，向學術市場公開兜售我們「得來不易的同情」。事實是，我們從未有一個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審視學術界研究方法與工具的客觀機制，它與(從未出現過的)學術上如何尊重族群差異、平等看待原住民族自身系統知識的機制一樣，本來都應該是這個族群多元土地的基本要求。如今我們必須很悲哀的說，這僅僅是我們用一個下午的時間篩選的劣質品，在這前後有多少不顧原住民族尊嚴的研究，他們是如何流入學術市場、如何宰制原住民族知識架構的場域，我們完全沒有機會阻止。

學術界需要基進部落主義的介入。我們必須全面反省。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本集主題：「因死而生：一位安寧緩和照護醫師的善終思索」新書介紹
　　　　　
訪問作者： 謝宛婷 醫師
　　　　　
內容簡介：
一部以動人的真實故事，深刻探討善終的生命之書。
最盪氣迴腸、最令人眩然欲泣的醫療現場第一手報導。
　　
善終不是最艱難的，
最艱難的是同理與陪伴病人及家屬那擺盪、紛亂、擔心後悔又疼痛的心緒。
一位陪你一起痛、一起哭、一起為所愛的人下最後決定的醫師。
　　
●謝宛婷醫師為衛福部「推廣病人自主權利法計畫」專家顧問與核心講師
●榮獲奇美醫學中心「傑出教師與跨職類教學特殊貢獻」終身獎
●特別企劃：54個安心錦囊，讓病人及家屬在生命的最後一段路，充滿勇氣，不惶恐、不痛苦。
　　
當病人及家屬面對生命終點，他們的煎熬與困境：
●「醫師，我的家人雖然最後選擇不急救，但你一定要『救到最後一刻』。」
●末期病人渴望在家過世，但家屬卻因害怕而逃避……
●病人：「醫師，我不想用嗎啡止痛，這會上癮吧？！」
●病人苦苦哀求：「醫師，打一針讓我走了吧！」
●病人家屬：「醫師，你絕對不能告訴他病情！」
　　
　　善終不只是提供身心靈的舒適照護，更不僅是撤除維生醫療設備，而是在每一個困難的決定之前，去傾聽、同理、尊重，並深入陪伴病人及其家屬的同在歷程，以及病人離世後，去陪伴傷痛的家屬，讓他們重新面對生命中的愛與連結，並且從中轉化蛻變。
　　
善終沒有SOP，沒有公式，也不是只有選擇「放手」或「不放手」那般簡單。
　　奇美醫學中心安寧緩和醫療病房的謝宛婷醫師，讓我們看到善終過程的擺盪與揪心，以及每一個決策的艱難與掙扎。
　　
　　那些不忍自己離世而讓家人心碎的愛與拉扯，那些盤根錯結、撕心裂肺的家族糾葛，那些一心以尋死作為解脫的孤獨靈魂，都在謝醫師專業又溫柔，如同大海般包容的梳理及接納中，有了往前走的力量。
　　
　　她以無比的勇氣徹底地實踐「幽谷伴行」的真諦，她堅定地接下醫病關係交付到她手裡的重量，她更堅毅地扛負起與病人共同分擔做決定的責任。
　　
　　她教會我們死亡永遠都不是最壞的，以及如何因為死亡而更加活出生命的精采。她說傷痛的母親叫做愛，她把無懼而真誠的心意留在每一個她所照護的家庭內，讓我們看見，風雨過後，終有彩虹。
　　　　　　　
作者簡介：謝宛婷 醫師
　　奇美醫學中心奇恩病房（緩和醫療病房）主任。曾獲頒院內傑出教師與跨職類教學特殊貢獻的終身獎。
　　一九八三年生，臺南人，因為渴望工作不要一成不變而選擇踏入醫療，從此對那屬於同一個疾患章節的百樣病貌入迷。
　　本身是安寧緩和醫療、家庭醫學與老年醫學的專科醫師，長年推動緩和醫療教育與社會宣導。

　　工作場域從病房到民宅，治療意圖從病徵到人心，對文學、哲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充滿興趣，目前就讀成大法律研究所，正力行成為法律和生命科學之間的轉譯者。近年擔任衛生福利部推廣「病人自主權利法」計畫的專家顧問以及核心講師，協助推動該法案，也是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專科醫師培訓課程的講師與醫療法規因應工作小組的委員。
　　
　　以演說、影視、各式文章寫作以及社會參與，傳遞醫療自主、醫病溝通、關懷倫理、生死哲學的理念與醫療實務經驗，本人與其服務的團隊多次受公視節目以及《康健》、《天下》、《財訊》等多家媒體雜誌採訪。學術研究以預立醫療決定、行為能力與心智能力、醫療自主權為主。論文散見國內外醫療與法律相關雜誌，也多次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