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介紹一位美國總統,就是美國的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有的人可能對他不太熟悉,讀完這封信之後,你也許會對這位低調的總統留下不一樣的印象。
如果要問美國最好的時代是什麼時候,美國人通常會給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離我們比較近,就是克林頓當政時期。那時冷戰剛剛結束,又趕上互聯網產業起步,美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都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代。
第二個時期很多人就沒那麼熟悉了,就是史稱「柯立芝繁榮」的柯立芝當政時期。雖然距離我們比較遠,但從經濟指標來看,柯立芝繁榮甚至超過了克林頓時期,柯立芝這位總統的很多做法也成為了後世學習的樣板。這封信我們就來瞭解一下,柯立芝是如何締造了美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柯立芝是一個怎樣的總統?
柯立芝最初其實是從副總統位置接任總統職位的。他原本是第29任總統沃倫·哈定的副總統,1920年和哈定一起在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1923年哈定因為突發心臟病身亡,柯立芝就接任了總統之位。柯立芝做副總統時十分低調,他剛接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第二年就是新一屆大選了,柯立芝肯定會被選下去。結果柯立芝上台後一掃之前哈定內閣醜聞的陰霾,成功恢復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在1924年大選中又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且在接下來四年中開創了「柯立芝繁榮」的局面。
柯立芝並不貪戀權力,儘管他的支持率極高,但他仍然決定不再參加1928年大選。他說:「如果我再任職一個總統任期,就會在白宮待到1933年……十年,比任何一個當過總統的人都長——太長了!」離任後,他和妻子回到了老家北安普頓,開始寫作。根據傳記作家唐納德·麥考伊在《柯立芝傳》中的描寫,當時美國民眾希望柯立芝再乾一屆的熱情堪比當年輓留國父傑斐遜。
柯立芝治理國家的理念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不妨聽聽他自己是怎麼講的。成為總統之前,柯立芝曾經在馬薩諸塞州擔任州長,在就職演說中,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馬薩諸塞州是一個整體,我們都是它的一分子。弱者的福祉和強者的福祉密不可分。如果勞工憔悴,工業也不會繁榮;製造業衰退,運輸業也不會興隆。任何單方的行動,都不足以提供普遍福祉。但也要記住,一個人的利益也是所有人的利益,忽視一個人就是對所有人的忽視。暫停一個人的股息,也意味著停掉另一個人的薪水。」
這段話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說出來的呢?當時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很多人都認為資本家太富有了,應該限制他們的利益。瞭解了這一點你就能體會到,柯立芝其實是在強調每個人的合法利益都應該得到正當的保護。後世的歷史學家也認為,柯立芝是一位典型的秉持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總統。
為什麼柯立芝堅持保護有產者的利益?
柯立芝自己是這樣詮釋這一理念的。首先他講,美國人一直追求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尊重個人財產的前提之上。如果可以隨意剝奪一個人的財產,就相當於可以隨意剝奪他的權利和自由,這樣的做法必然會傷害社會的正義。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享有自己的財產乃是人的天然權利。說到底,財產權和個人權利是一回事,一方遭到侵犯,另一方也難以苟全。就在柯立芝這番講話的20多年後,大西洋彼岸的歐洲,納粹政府開始剝奪公民的財產,社會的自由也就此喪失了。
第二,柯立芝強調,政府不能解脫人們的辛勞。柯立芝講,政府的作用是照顧社會中的弱者,比如殘障者等等;同時,政府也可以表彰那些傑出的人士。但是政府不是保姆,它的職責不是供養所有人的生活。人仍然需要自立,要能夠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取得成就。弱者需要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打擊強者。
第三,柯立芝講,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也只有這樣,現在的弱者和窮人才有可能在未來變得富裕;如果要剝奪富人的財富,窮人也會失去富裕的機會。這很好理解,如果一個人變得富裕,財富就會被拿走,那麼人也就不會有動力追求富裕了。
歷史學家克勞德·費斯評論說:柯立芝體現了中產階級的精神與希望,他能解讀中產階級的期待,表達中產階級的意見。你可能會覺得柯立芝好像是站在富人一邊,其實只有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富人的權利,人們才會有動力去奮鬥。如果個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社會也就失去了走向繁榮的驅動力。
在自由市場的作用下,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平均的,如果要強行拉平,就像非要把生長速度不一樣的樹木剪成一樣高,違背了自然的屬性。財富從被創造出來,到惠及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總是有一個傳遞的過程。知識也是如此,人類發現了新知,總是從那些最前沿的研究機構和大學慢慢傳播到普通學校、再普及到中小學之中。
我們不會因為大學的知識密度比小學高,就廢除掉大學,把大學的研究資料平均分給一百所小學,因為這樣不會促進科研的進步。同樣的道理,柯立芝認為,應當保護那些通過奮鬥獲得了大規模財富的人和機構,因為這最終會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繁榮。簡單來說,柯立芝主張通過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來解決貧困問題,而不是平均主義。
柯立芝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柯立芝的這一套想法是1913年他擔任麻省參議員的時候提出的,十年之後,他成為了美國總統,有機會將他的理念付諸實踐。那麼他的成績如何呢?
柯立芝剛上台時,美國剛剛結束一戰後的經濟危機,由於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美國政府當時是債台高築,雖然比歐洲的情況還是略好一些。1923年夏天柯立芝上台之後,到1929年1月柯立芝離任,這期間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近一倍,佔到了當時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同時,美國的技術革新、設備更新和企業生產管理的科學化,也使得它在全世界的競爭力迅速提升。
柯立芝保護有產者的理念並沒有造成社會的不平等,而是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3%~4%,是歷史最低點,美國失業率再次接近這個水平是疫情之前特朗普當政時期。柯立芝在任期間,中等家庭年均儲蓄額以每年8%的速度上漲。到他離任時,美國的汽車產量比一戰後漲了3倍,平均每五個家庭就擁有一輛汽車。1921年剛剛被推向市場的電冰箱,到了1929年已經成為了美國中產家庭中的常見電器。柯立芝自己也在演講中說,美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了「此前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柯立芝繁榮的說法也由此而生。
另一方面,柯立芝的減稅政策並沒有產生財政赤字,而且由於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柯立芝當政期間第一次做到了使政府債務大幅減少。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兩個總統做到了這一點,另一個就是克林頓。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說來簡單,雖然減稅了,但由於經濟繁榮,個人和企業收入的總量增加,因此稅收總額並沒有什麼減少。
柯立芝在經濟上成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科技的作用,發展新工業。柯立芝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但是他從來不主張通過補貼的方式促進農業發展。一戰後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麥克納利-豪根農田救濟法案,就是由聯邦政府出面來購買農產品,幫助美國農民和歐洲農業競爭。柯立芝否決了這個法案,他講,農業也必須「立足於一個獨立的商業基礎之上」。相比之下,柯立芝更支持通過實現農業現代化來增加農民的收益。
有人評價柯立芝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總統,其實柯立芝當然做了很多實事,包括大力支持美國民用航空業發展、推動航空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革新等等。不過,也可以講柯立芝的政治理念和「無為而治」有相通之處,就是政府做的事情越少越好,相信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相信商業社會和企業的效率。
類似地,在法律方面,柯立芝也認為「人無法制定法律,我們只能發現法律」。柯立芝講,社會中存在著一些有利於社會的習慣、規則和文化,立法機構的職責是去發現它們,將它們提煉成法律,而不是基於主觀意見閉門造車,制定不合民情的僵硬的法條。
另外,柯立芝重視法律的權威,警惕多數人的暴政。他講,政治運動不能代替法律,如果審判可以在法庭之外進行,法制也就壽終正寢了。今天互聯網上有一些所謂「鍵盤俠」的做法,就像是要在法庭之外進行審判,這就不符合法制社會的基本原則。
柯立芝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我們要廣泛地、堅定地、深刻地相信人民,相信人民渴望做正確之事……國家才會長存。」
小結
柯立芝於1929年卸任之後,美國發生了大蕭條事件,有的人就認為,是不是柯立芝的一些做法讓經濟過熱,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發生?這也是之前一種流行的觀點。不過上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發現導致大蕭條的原因非常多,結束大蕭條的原因也非常多,很難在柯立芝的政策和後來的危機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同樣的道理,也很難把克林頓的政策和2001年的股災直接聯繫起來。
總的來講,柯立芝確實創造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黃金時期。他言行合一,用實踐向人們展示了保護個人財產和個人權利的重要性,降低稅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性,以及以技術發展驅動產業更新的重要性。」
安農白宮評價 在 朱成志的華山論劍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安農白宮評價 在 BennyLeung.com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特朗普留給美國的「特朗普主義」- 李偉東
特朗普主義到底是一種什麼主義,居然能讓美國一半人反對,另一半人擁護?這個巨大的撕裂是怎麼造成的?
特朗普快要離開白宮了。但一個新的名詞正在走紅:特朗普主義。而且有媒體評論說,特朗普走了,但特朗普主義留下來了;或,總統輸了,但他的主義沒輸。因為美國有7400萬人投了特朗普的票,並且共和黨有可能繼續掌控參議院,民主黨在眾議院還減少了優勢。
一般來說,美國某一位做出特别成就的總統,可能會留下一套價值觀和政策組合,被稱為某位總統的主義,如里根主義。
但特朗普主義到底是什麼?目前還沒人能說清,但又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在沒有清晰定義的時候,這個主義卻已經被命名了。
過去四年,大多數主流媒體對特朗普主義的評價都是負面的(雖然它剛剛被命名),認為其造成的後果是嚴重和混亂的。可是仍有7000多萬人支持這個主義,並認為自己在這個主義下獲益了,願意繼續生活在這個主義之下。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回答,特朗普主義到底是一種什麼主義?它居然能讓美國一半的人反對它(還包括幾乎所有盟國人民的討厭),而另一半人擁護?這個巨大的撕裂是怎麼造成的?
以下分四個層面來分析一下特朗普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在這個價值觀之下的政策組合,再看看特朗普主義四年來如何深刻改變和撕裂了美國,並即將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
特朗普主義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特朗普主義的價值觀和執政口號就八個字:美國第一(或至上)、美國優先。但這個價值觀卻不是特朗普的創造,而是對美國歷史悠久的右翼保守主義價值觀的複述和繼承。美國優先的觀念和口號至少始於1884年。共和黨1894年就將美國優先作為競選口號之一。1920年以後,這個口號又與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口號,即「美國是百分百美國人的美國」合流,後者成為這種價值觀的具體解釋。後來這個口號就一直是3K黨的政治格言。
這個價值觀和口號,實際是美國奴隸制的思想遺存和胎記,稍有合適的氣候,就會像病毒基因一樣發作。後來的孤立主義和種族隔離政策都與這一基因有關。而1960年代的種族平權運動針對和要破除的正是這一價值觀和口號。戰勝了這一價值觀,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以及婦女才逐步獲得了完整的選舉權(雖然這個權利早就被憲法修正案確立了),美國才變成世界的民主燈塔(原來僅是自由燈塔),整個國家才開始尊重一系列的普世價值。可以說,美國成為世界民主燈塔是努力戰勝自身的「黑暗基因」(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和美國優先的、自私的孤立主義)的結果。但2016年,這個基因構成的價值觀,又以特朗普主義的面貌重新捲土重來了。
是什麼氣候讓特朗普主義滋生的?答:全球化。
全球化讓美國既自豪又失落。
自豪的是美國所有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帶富裕地區的人民(他們構成了支持民主黨的藍州和紅州中的城市地帶),因為全球化就是他們發動的。他們促成了美國的產業升級——從傳統工業盈利升級到用新技術、新業態和金融資本在全球市場獲利。很多新興的中產階級迅速富裕起來了,也帶動了社會理念的進一步左傾化。他們因而很自豪。
失落的是美國中南部鐵鏽州和小城鎮及鄉村的居民(他們構成了這次大選支持特朗普的主要群體)。他們失業增加,平均工資下降,而且對前景沒有希望。
就是說,美國先在經濟上撕裂了,然後才發生政治撕裂。特朗普就是在這種大氣候下應運而生的。他的出現給一半疲軟的美國,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但特朗普主義對美國的長遠而言卻是一劑毒藥。
美國面臨的問題實際是需要兩黨合作,共同解決分配機制和強化再就業培訓及社會保障的問題。但兩黨很難合作,因為他們價值觀衝突。民主黨的解決辦法帶有左傾的社會主義色彩(僅是色彩而已,與中國的專制社會主義完全不同,實際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降格版),當然主軸仍是支持全球化的普世主義和國際主義。而共和黨推出了特朗普主義。
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美國至上這些價值觀一提出,立刻得到了處於失落中的一半美國人民的認同。儘管特朗普本人有很多道德瑕疵,但還是有很多美國人喜歡和呼應他的價值觀,認為他可能給自己帶來希望和改變。
在美國優先的價值觀基礎上,特朗普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世界觀,給美國問題找到了一隻替罪羊(有沒有罪和有多大罪,並不是重點,關鍵是這隻羊可以「替罪」),並提出了解救美國於水火的總體方案。
他認為,是全球化坑害了美國;是普世主義和國際主義坑害了美國;是WTO規則不利於美國,讓美國在國際上吃了虧;是美國過多地承擔了國際義務,不堪重負,拖垮了美國;是無節制的移民搶奪了美國工人農民的飯碗,而且還帶來了恐怖主義的威脅。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退出全球化,「不再為價值觀而戰」。這是他2016年的競選口號,意思是熄滅燈塔主義,不再管世界上哪個國家是否專制,只看他們是否在貿易中佔了美國便宜,然後強調公平貿易,把美國吃的虧補回來。
那麼,在全球化浪潮中,哪些國家佔了美國便宜呢?與美國做生意的所有國家都是,因為貿易規則對美國不利,使美國失去工作、產業和技術優勢。而這其中佔了美國最多便宜的是中國。中國正用中國模式搶走美國的工作、經濟發展、技術成果,並威脅了美國的安全。普通民眾不管特朗普說的中國佔了美國便宜有沒有經濟學和數字支撐,也不理會中國的貿易順差不等於貿易利潤這個經濟學常識,總之他們迅速接受了特朗普給美國問題找來的替罪羊。
在上述價值觀和世界觀之下,特朗普主義的政策組合拳推出了。
特朗普主義的政策組合及成果
特朗普的國內和國際政策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同時列出實施四年的成果):
1. 減稅。效果不錯,提振了經濟,紅州工人平均工資有所增加。疫情前就業率一直很高。
2. 用優惠政策鼓勵產業迴流。效果不大,迴流不多。
3. 刺激股市,吸納資金,提振經濟氣場。雖有起伏,但效果一直不錯。
4. 廢止奧巴馬醫保,但四年都沒提出替代方案。
5. 與全球打貿易戰,但主要針對中國。與盟國的貿易戰,在不管盟國感受和有傷同盟關係的前提下,對美國經濟有利。但對中國的貿易戰歷經三年多,美國有收穫(如要求中國尊重智慧財產權和加大購買等方面),但主要目標,即通過加高關稅了迫使中美貿易逆差下降,收效不大。
6. 試圖縮小美國債務,但反倒加重了,今年美國政府赤字將超過3兆,政府債務將接近GDP總額。
7. 收緊移民政策,建牆阻擋非法移民。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如造成很多父母與孩子分離,國際影響很壞。收緊移民政策和限制排斥中國留學生後,也惡化了美國吸納國際人才的環境,對美國長久發展不利。
8. 退出十一個國際組織和多邊協議,使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力嚴重衰退。盟國關係嚴重受損。
9. 放棄人權外交和對國際人權事業的支持,對內又頻繁打壓媒體,行事獨裁霸道,使美國的國際民主排名逐年下降。傷害了美國民主燈塔形象。
但他承諾的減稅、貿易戰、促使產業迴流,只管美國的事不管世界的事等,都在努力做。在選民中贏得了「兌現承諾總統」的好評。所以很多人願意再給他四年,讓他繼續「兌現」。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的拖累及他在處理新冠疫情問題上的糟糕表現,他很有希望連任。
但另一半選民則認為,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和排斥全球化,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嚴重受損,使依賴全球化生存的藍州人民前景看淡。更重要的是他掀起的孤立主義和排斥移民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使新老移民都感受到了威脅。特别是四年來他對美國民主的破壞,令人憤怒,所以他們要把他選下去。
特朗普主義的動員方式
所謂動員方式,是指特朗普上台伊始就登記競選連任,他執政的四年,核心目標就是連任,並試圖建立一個永久的「特朗普王朝」,所以他需要動員粉絲和擴大粉絲隊伍,以保證自己能夠連任成功。因此,特朗普這四年從來就沒做過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他只做自己基本支持盤的總統,或者說他只是紅州的總統。他被盛讚的「兌現承諾」,只針對他的粉絲群,從不考慮對其他人群和國際盟友的傷害,以及對美國民主的破壞。他從未想過要彌合國內分歧和團結全體人民,相反他主動擴大分歧,撕裂美國,用炒熱分歧和利用自媒體把自己每天變成爭議話題中心的方式吸引眼球,擴大擁躉。
美國這四年好像回到了1930年代初的德國。特朗普像希特勒每天攻擊仇敵英國和法國一樣,每天攻擊中國(中國有沒有錯和該不該攻擊是另一個問題,中國在他那裡完全是刺激選舉激情的假想敵和道具),以此激發美國人民的憤怒和恐懼,以及需要找一個超人拯救美國的想象,而他自己就是那個超人或「美國隊長」。同時他每天攻擊美國內部的敵人和外國勢力代理人(把民主黨描繪成美國的共產黨、中國的代理人),如同希特勒攻擊猶太人出賣和坑害了德國一樣。他用一種誇大的外部威脅加上無中生有的內部敵人,給美國施加了一種大禍降至的恐怖氣氛,以及如果不選他就將國破家亡的恐懼(他說如果選擇「中國喬」,美國將被中國統治)。他把和平年代的競選連任,變成了戰爭動員。把僅僅只有政策分歧的競選對手描述成了內部敵人、罪犯和叛國者。他用煽動「民粹經濟主義」和反擊國內外敵人及激發愛國主義的方式來搞競選。他告訴美國人民,支持特朗普就是愛國和守衛國家。支持他的對手就是對國家的背叛和引狼入室。
分析了特朗普價值觀(源自3K黨的格言)、世界觀(納粹式的受虐悲情)和政策組合拳,以及他的競選動員方式(完全是納粹式的)之後,我們可以定義特朗普主義了。特朗普主義就是美國版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或尚未完全成功就被識破了的「美國納粹主義」。我們知道,3K黨的美國優先綱領和行動方式,早年就被定義成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崇拜本來就是美國的另類傳統和面像(從拿破崙手扶法西斯束棒的雕像就可看出)。特朗普主義不過是這個極右精神和美國另類面像的現代化身,是美國傳統病毒的再次肆虐,只不過它變異成了「特朗普病毒」而已。
特朗普主義是一劑美國經濟的短期興奮劑——如同希特勒最初也振興了德國經濟一樣,但卻是長久的毒藥。因為他復活了美國病毒(極右翼的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反智主義),傷害了美國民主,撕裂了美國族群,毀壞了美國的國際聯盟,(在疫情中)嚴重損傷了美國生命,破壞了美國的好人傳統,把美國變成了一個政治領袖可以天天說謊和破壞民主的不良社會,同時他與國際專制勢力的勾兌和不顧人權利益的唯利是圖,極大地傷害了美國的國際道義形象,使民主燈塔黯然失色。特朗普主義並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將本來偉大的美國拖向深淵。所以他每天貌似恨恨不已的中國,卻把他稱做「川建國同志」。
特朗普主義與民主燈塔主義的衝突
美國人民用選票,以微弱優勢極為驚險地趕走了一個「納粹主義幼蟲」。但這卻無法改變特朗普主義的長久影響和他的制度遺存(被改變了的最高法院和共和黨繼續佔優勢的參議院)。
接下來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應該反思。
民主黨應該反思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彌補失落人群的生活和控制疫情,以及激進的進步主義對保守主義人群的傷害。
共和黨應該反思,四年來為何被特朗普綁架,失去了共和黨的本來面目。特朗普的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新納粹主義,真是你們想要的嗎?你們也想拋棄美國的民主燈塔主義嗎?
對兩黨而言,這次大選在主義層面的分歧,實際已經上升到了美國立國精神的憲法級別。兩黨都需要好好想想,美國到底要什麼?是民主基礎上的(有邊界的)自由主義,還是自由至上的共和主義?連一個簡單的戴口罩問題,都凸顯了美國人在上述內在價值觀方面的撕裂。正因為這種價值觀撕裂,才讓特朗普主義乘虛而入,把美國的立國精神偷換成了新納粹主義。這是一次差點毀掉美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原子彈」大爆炸,他給美國社會造成的傷害和撕裂,需要兩黨精誠合作來修復和彌合。美國的民主和共和兩種主義不該打架,而應共融。民主本來就是一套少數服從多數、又尊重少數和權利制衡的社會秩序,在這個秩序下,自由是有邊界的(不侵犯他人自由)。共和主義(在美國表現為聯邦主義)是美國的另一個秩序,但保守共和主義下的自由也是有邊界的,並不是自由至上的自由。民主和共和兩種社會秩序都可以容納下有邊界的自由,使美國成為民主-自由合一的燈塔。這就是兩黨的契合點。
原文: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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