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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簡約風茶具】

1598年4月13日，法國波旁王朝首位君主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簽署頒布「南特詔令」（Édit de Nantes），又名「南特敕令」。

從此，法國境內信奉喀爾文主張的新教「胡格諾教派」（Huguenot）享有與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權利，無需再被欺壓或歧視，這也是歷史上少見的宗教寬容法令。回顧西方歷史，以宗教為名的大小戰爭不計其數，亨利四世在那個年代就有此遠見，無論是否考量到自身政治利益或者信仰屬性，都可說是難得之舉。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亨利四世的不肖孫子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1715）在位時，為了徹底實踐君權神授和中央集權，建立絕對唯一權威，再也無法容忍國土之內新舊教並存，於是1685年頒布「楓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否定南特詔令，開始迫害並驅逐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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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以宗教唯一策略加強君主集權，博取法國人民認同，雖然有其效益，然而卻使得至少數十萬胡格諾教徒因迫害行動出逃至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遠赴北美。

這些被迫離開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其實人才濟濟，他們之中有許多傑出的工匠，包含造紙業、絲織業、羊毛產業、長襪和手套製造等行業，不但掌握技藝同時控制法國大量出口貿易額。另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銀匠。隨著逃亡遷徙，他們將專業技術和知識帶到新的國度，不僅振興當地相關產業，也提高生產力，為他國創造大量財富。

對於接納這些宗教難民的國家來說，手藝精湛的胡格諾工匠大師簡直是法國拱手送給他們的寶藏。

與法國領土僅隔一道海峽，英國自然也成為胡格諾教徒選擇新家園的理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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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楓丹白露敕令」頒布之前，路易十四便已經展開一連串行動驅逐新教徒，導致早有胡格諾工匠陸續移往英國。相較於英國當地工藝水準，胡格諾工匠超出水平許多的手藝自然受到矚目。儘管落腳之初難免引來英國同行嫉妒，幸虧隨著敕令頒布，迫害愈甚，皆屬新教的英國人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才讓遠來的胡格諾眾人覓得一處安身立命之地。

這組銀製《茶壺、酒精燈和茶几》（Teakettle, lamp, and table）就是英國胡格諾銀匠大師賽門･
潘坦一世（Simon Pantin I，c.1672-1728）約1724至1725年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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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坦是18世紀初期在倫敦相當受到敬重的銀匠大師，他的客戶非富即貴，也都是當代時尚人士，其中最具影響力者就是英國君主。依據古代流行準則，在上位者個人喜好往往都會引來一群馬屁精群起效尤，進而形成潮流，潘坦的時代也是如此。

《茶壺、酒精燈和茶几》就是約克郡一對顯貴夫妻跟潘坦大師下單訂製而成，形制簡潔優雅，茶壺和酒精燈可分別拿開，只留一座精巧茶几。這般超前時代的純粹凝鍊，即使置放於現代居家空間，看來仍舊雅致時髦舒心悅目，正有「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般的清麗明媚之態。

300年前設計竟然如此前衛新穎，正是典型的〝安妮女王風格〞（The Queen Ann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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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Anne，1665-1714）是司圖亞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最後一任君主，在胞姊瑪麗二世（Mary II，1662-1694）和姐夫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1650-1702）因1688年光榮革命夫妻共同繼位，卻未留下子嗣後登基上任。

不同於姐姐瑪麗二世喜歡繁複華麗巴洛克裝飾，安妮女王反而偏愛樸實無華、簡單乾淨的格調，而精煉美感和絕佳品質，也成為安妮女王時代銀器的特色。

要在節制的設計中創造視覺效果，卻不仰賴複雜雕刻工藝，更是考驗銀匠的能耐。正好已在英國落地生根的胡格諾工匠具備出色手藝，得以運用線條和鑲版，利用因光線照射在不同角度所形成的反光和偏轉效應，構成各種紋理，增添精緻美感。

才能卓越的胡格諾工匠如潘坦，就像許多優秀的藝術家一樣，都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再轉為己用。例如茶几的桌腳和八角形桌面，以及八角形水壺造型都於源自倫敦家具市場可見的中國瓷器和漆器，另外茶几的三角架中心柱軸靈感則由當代木製家具而來。

因此這組銀製茶具不僅象徵安妮女王個人品味特質，更是結合英法兩國錯綜複雜的宗教發展背景，以及航海時代之後形成全球化貿易網絡，東西文化交流之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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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胡格諾教徒出走法國，宗教迫害只是原因之一，實際影響因素尚且包含路易十四為了籌措長期對外戰爭的軍費，持續大舉徵稅，同時還下令徵收金銀餐具和家具，用來鑄鍊成錢幣收歸國庫。波旁王朝至此盛極而衰，敗象已露。

你可以說國王自己所擁有的鑽石數量絕對更值錢啊~捐幾顆鴿子蛋出來肯定勝過老百姓家裡那一疊又一疊的鍋碗瓢盆。但這都只是我們不懂事老百姓的天真想像。愛鑽石愛到恨不得吞進肚子裡的路易十四怎麼可能割愛？結果不但老百姓家裡的金銀器具和錢包被扒光，就連凡爾賽宮內的黃金器物也遭殃，通通進了鑄幣廠。

這麼一來，連帶使得胡格諾工匠的訂單大量減少，即使好不容易來張訂單，也因為缺乏製造原料，根本很難做出成品交差。如果再加上宗教迫害帶來的公民權益受損、財產沒收、行動限制和殘酷刑罰等因素，五窮六絕的情況下，不走人另謀生路才奇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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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當年這項措施無疑造成法國極大損失，也被他國給撿了現成又好大的便宜。然而歷史無法重來，錯誤難以彌補。

站在王權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是路易十四，你會怎麼辦？

#國王很難
#老百姓更難
#自由多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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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岸隱藏版景點——庫斯昆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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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前，塞爾老家的親戚攜家帶眷來到伊斯坦堡走走，顯然地，疫情肆虐之下，這並不是個適合旅遊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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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身為土耳其人的塞爾，自然而然扛下了「好客」這個標籤；他們所謂的好客，就是不能拒絕從遠方來訪的客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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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口罩戴上，他帶著親戚一家三口四處散步，來到了伊斯坦堡亞洲岸人潮不那麼多的地方「庫斯昆楚克」（Kuzgun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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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距離上次去已有四年左右，它其實離我們家極近，只是我們嫌它要轉車不方便，每次都作罷，但它的確是個適合放慢步調、打發時間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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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寬容及多元文化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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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庫斯昆楚克，一般遊客對它感到很陌生，在當地人眼中它就是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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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對歷史、文化有研究的人的眼裡，它是上上個世紀，甚至數百年前，鄂圖曼帝國採宗教寬容和維護多元文化的象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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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光拉回一兩百年前，你會在此地看見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居住在這裡，這裡有猶太會堂、天主教堂、東正教堂和清真寺；走在路上，除了鄂圖曼土耳其人，你可能還會遇上猶太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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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信仰著自己的宗教，過著自己的生活，如此和平共處了幾百年的時間。至今，依然可以在庫斯昆楚克找到歷史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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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我們反思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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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誰」讓當年這群和平共處的居民們，後來為了各自利益而反目成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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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的角度看，我們可能以為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相處在一起就是會有問題，可是回頭看庫斯昆楚克的歷史，不禁讓人思考，有問題的真的是宗教和文化差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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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二十秒的黑白影片片段，攝於1941年6月22日的阿姆斯特丹，在納粹成為恐怖夢魘前夕。這一天，一對新人在梅爾維德廣場結婚，新人有個朋友拍攝新郎和新娘離開公寓的畫面。
在這段平凡又不平凡的影片中，最明顯的，當鏡頭短暫往上搖，你會看到安妮・法蘭克，剛滿12歲的她把頭探出公寓窗戶，看著那對穿著華麗服裝的新人步入陽光中。
這是她現存僅有的影片，幾乎每個認識她的人都記得，安妮・法蘭克好動、古靈精怪，是父母難掌控的調皮女孩。你在影片中會看到她頭突然一轉，對著屋裡某個人說了些話，應該是她的母親或父親。那是個活潑的動作，充分展現出一種態度，完全符合世人所知的她。

摘自 《自由之城：反抗權威、宗教寬容、商業創新，開啟荷蘭黃金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八旗文化：2020年），頁261。

註：安妮・法蘭克，生於1929年6月12日，卒於1945年3月德國伯根-貝爾森集中營，得年15歲。

本集主題：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新書介紹
　　　　　
訪問作者： 孔德維 （Hung Tak Wai）
　　
內容簡介：
既批判，又主張接納，清儒對基督宗教的包容源於「大國的自信」？
大清帝國的菁英如何在時代的變局中，重新思考「國家」與自身的責任？
　　
　　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
　　　　
作者簡介：孔德維(Hung Tak Wai)
　　香港人，1991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大學中國研究博士。曾任訪問學人於中央研究院，並參與歐洲、海灣地區及東亞不同學術會議。現職沙特阿拉伯王國費薩爾國王學術與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及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自17世紀以來東亞少數群體的研究，尤集中於小眾的宗教團體與政府及與主流社會的關係，主要包括中國的穆斯林及基督徒與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群。
　　
　　過去數年，不斷參與香港公民社會的各種活動，2011年創立文宣學社為清貧學童提供免費教育服務，並在不同非政府機構參與研究工作，探討非華語學生在香港的學習及就業困難。現為新創企業Glocal Learning Offices（GLOS）的研究總監，以國際關係為本，從旅遊、生活、教育、研究、社會、創作等範疇服務本地及國際社會。

本集主題：「蒙古帝國三部曲：《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女兒們》《征服者與眾神》」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在全球化的世界，你不能不讀史上第一個跨洲帝國──蒙古帝國的故事
　　
　　成吉思汗開創第一個橫跨太平洋至地中海的全球性帝國，他的後世繼承其理念，透過貿易自由、減免稅賦、宗教共存、法治政府，改寫全球秩序，影響了近代世界的形成。
　　
《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
　　從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寫下「暴躁易怒……良田因他而盡成荒野」的《中國孤兒》為始，原先藉成吉思汗諷刺法國君主的戲劇，反倒成了世人對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國負面印象的開端，「一心要將帝國的宏偉都城，變成遼闊的荒漠」、「不知宗教、道德、禮貌為何物，以打家劫舍為業。」此後相關戲劇、文學未曾斷絕。十九世紀的科學家更將蒙古人塑造為智力遲緩、殘暴的人種。二十世紀初，蘇聯封鎖了成吉思汗的出生之地為「大禁忌」，流放並殺害成吉思汗的後裔，從此，蒙古歷史幾乎淹沒於一片荒野之中。
　　
　　數十年後，蘇聯解體，蒙古重獲自由，不僅「大禁忌」重新開放，就連佚失數百年的《蒙古祕史》也終於破譯。人類學家魏澤福，為了一探部落民族的在世界商業史上的地位，走訪絲路、沿著馬可‧波羅的航道航行，並深入蒙古「大禁忌」，探查成吉思汗的出生與死亡之地。他對照《蒙古祕史》與志費尼等西方編年史家的記述，以驚人的說故事本領，將成吉思汗與其後代的事蹟，轉化為一個個彪炳戰功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締造並經營這個世界上最遼闊的古國。
　　
　　全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談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與稱霸過程，他從出生到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國的這段期間，形塑其一生與性格的外在因素。第二部則描述蒙古人征伐波斯、歐洲等地，將故事切入世界史的舞台。第三部檢視和平年代與蒙古帝國的經營之道，尤其著重成吉思汗如何打造世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降低負稅、創立史上第一個國際郵遞系統、容納多元宗教、奠定法律等現代化的治理方式，證明近代世界的基礎架構，幾乎由蒙古帝國之手完成。
　　
《成吉思汗的女兒們》
　　十三世紀時，不知名者刪除了《蒙古祕史》裡成吉思汗論功行賞女兒的片段，僅留下「女子每行，賞賜咱」（給本族的女子們恩賞吧）語意前後模糊的文字，就連成吉思汗共有幾位女兒、她們各自的名字，都未被史冊詳加記載。儘管編年史家拉希德丁寫道，「關於這些女兒，傳說頗多。」然而現今傳說幾乎已全數佚失。在掌權女性的權力移轉間、以及男性後嗣的爭名奪利中，成吉思汗女兒們的事蹟，逐步被蒙古編年史家與學者刪去。
　　
　　繼暢銷書《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後，獲獎無數的人類學家魏澤福，為了找尋被歷史掩蓋的皇室女性真相，他挖掘中國朝廷的外交報告、寫給梵蒂岡的信件、穆斯林史、亞美尼亞王室編年史、馬可‧波羅等商人的回憶錄，以及道教與儒家寺廟的碑文，拼湊出蒙古皇后們的故事。她們或見於喬叟的詩和普契尼的《杜蘭朵公主》，或見於波斯手抄稿繪圖和藏族喇嘛廟的唐卡，在被世人遺忘許久之後，魏澤福以其文史考證及生花妙筆，證實了世界卻未曾忘卻她們。
　　
　　全書共分為三部，第一部主要描述成吉思汗建國後，如何利用自己的婚姻，女兒與部屬、異族的聯姻，藉此擴張並穩固蒙古帝國。第二部則由窩闊台繼位寫起，將視野推及兩百年來蒙古帝國的興衰，以及諸位掌權的皇后們如何為己位子籌謀權力。第三部則著重於復興蒙古帝國的皇后「賢者」滿都海。在她的努力下，蒙古帝國維持了三十多年與明朝共存榮的局面，直到她死後的十七世紀，才被滿清所滅。
　　
　　魏澤福這本為蒙古皇族女性翻案的非虛構大作，書寫範圍超越《蒙古祕史》，補足了正史中缺乏的女性歷史。正如其所言，本書是為了重新拼湊《祕史》裡遭刪除的那幾頁、為了讓受人冷落的章節重見天日、為了看到過去七百年來人類無緣一見的片段，付出綿薄心力，「這些蒙古王后仍在某處，八百年來只等我們再看她們一眼。」
　　
《征服者與眾神：成吉思汗如何為蒙古帝國開創盛世》
　　十三世紀，成吉思汗攻克每個已知的世界角落、開創橫跨太平洋到地中海的空前帝國，他勇於在馬背上打下大片江山，但下馬治理天下卻成為他的棘手難題：究竟如何讓龐大帝國內形形色色的子民，生活在同一個團結社會中？
　　
　　藉由打造自由貿易國度，成吉思汗開創了全球性帝國前所未有的榮景；然而，各宗教信奉者的衝突一觸即發，危及帝國的分裂。「只要任由人為了信仰殺人或被殺，沒有哪個帝國能長治久安」，為了延續盛世，他打破過往以教立國的藩籬，將世俗法律凌駕於宗教律法之上，解決帝國裡日益緊迫的政教對立。
　　
　　人類學者魏澤福在爬梳成吉思汗歷史時，意外發現史學大家吉朋認為成吉思汗與美國的宗教自由精神深有淵源，引起了他的好奇：為什麼十八世紀起草「獨立宣言」的建國先賢傑佛遜等人，會深受成吉思汗十三世紀宗教寬容觀的影響？看似不相關的兩者，如何產生連結？為了撥開歷史的迷霧，他花了超過十二年的時間深入研究《蒙古祕史》文本、啟蒙學者的論著和彼時流行於北美殖民地的成吉思汗傳記，在解開謎題的過程中遂發現——成吉思汗給予現代世界的「宗教自由」，於焉現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