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们用什麽核心价值吸引马来人？
文/丘光耀博士
我在上篇文章提到，行动党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政党，其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世俗、绩效、环保、女权等，和当代马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认知上的距离，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太激进（radical），而是马来社会整体太保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本质上反马来人，而是巫统和伊斯兰党不断妖魔化民主行动党。
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社会，甚至亚洲民主国家，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sim）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經已自我“修正”到没有多大战斗力。有些参加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成员党，甚至连“左派”都不敢自我标榜，纷纷改称自己是“进步政治”，民主行动党正是如此。
第一，民主行动党这种自我“去红”的举措，可以被理解为避免吓倒马来人，因为马来社会长年被巫统洗脑，误以为“左”就一定是共产党，共产党就一定是无神论；并认为共产党就是听命予中共的华人党，亦是反封建马来皇室、反马来特权的极端主义政党。故此，民主行动党害怕这顶红帽子，甚至连在1999年假吉隆坡主办社会党国际亚太区理事会会议，我们都不敢通知媒体採访，担心被《马来前锋报》大作文章。
第二，马来西亚的朝野政治对峙，长年以来都不是以阶级矛盾为主轴，种族主义几乎掩盖了所有社会矛盾。我试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一旦来到做选区结构分析，被各个党派首要关注的问题是“这一区有多少巴仙华人票？多少巴仙马来票？多少巴仙印度票？”，而非问“这一区的白领阶级、蓝领阶级、粉红领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工薪阶层以及妇女选票各佔多少巴仙？”不仅政党，连民调公司的操作模式也如出一辙。所谓的“城镇”、“半城镇”和“乡村”在马来西亚的选举政治学，其实并非严格的地域概念，而是从种族投票的惯性出发所衍生出来的次概念。
坦白说，民主行动党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党，和欧洲兄弟党的最大区别，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非马来社会获得强大的支持，从来就不是靠“阶级动员”，而是靠被巫统“制度化种族歧视”所激起那股要求“民族平等”的强烈情绪。这股情绪在华人社会内部是超越阶级藩篱的，从大老闆到打工仔，从华人新村到大都会，不论方言籍贯，不论东西南北，大家都同仇敌忾，就是要反抗巫统的民族同化霸权。林吉祥上个世纪经常在群众演讲中强调，“我们华人要当一等公民”，这就是民主行动党要求民族平等的一句概括性口号！
所以过去50年以来，民主行动党根本无需标榜什麽“社会主义”来反抗巫统的“资本主义”。因为巫统给马来人的一系列“拐杖”其实也很“社会主义”。五一三后制定“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根本就是“后东姑”的左拐路线，就连“新经济政策”这个名堂，敦拉萨都是抄袭列宁的。按斯大林主义的标准，巫统实施的是“社会沙文主义”，但马来人则理解为民族特权，是Tanah Melayu下的bumiputera所裡所当然享有的福利政策。
另一边厢，华人中小型企业的老闆也很害怕“社会主义”。因为即使最温和版本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主张要抽重税，要给打工仔制定更丰厚的最低工资，要赋权工会享有“集体谈判权”等等。如果民主行动党遵照北欧的“进步政治”，那简直是将所有被巫统激怒的华人铁票，统统推送给马华民政和人联党。
所以，我认为马来人害怕民主行动党，有文化、宗教、民族、历史等深层次的结构性误解。民主行动党本来就不“左”，也很少讲社会主义，更一点都不激进，甚至“进步”的色彩也不算太鲜明。
行动党的斗争，其实自由主义（liberalism）得很。我们讲基本人权，讲三权分立，讲媒体自由，讲结社自由，讲学术自由，讲选举公正等等，按大思想家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区分法，这似乎是西方“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内涵，即防止国家机关作恶，侵犯个人权利。我们其实鲜少讲“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政策，比如禁酒（会被理解是支持伊斯兰党的原教旨主义）、重税率（财富第二次分配）、压抑房价、大学免费、中小学免费课本校服文具、官办托儿所和老人院等，可见我们连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都说不上，但马来人依然害怕民主行动党！
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晓得，社会民主主义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而要建构社会民主主义，前提是先要殿下自由主义的基础。故有曰“社会主义就是有组织的自由主义”。遗憾的是在马来西亚，自由主义已被巫统和伊斯兰党污名化，他们污衊安华受自由主义歪风影响，指他不仅是“美帝走狗”及“以色列特务”，甚至还染上西方自由放任社会最颓废的同性恋文化。
伊斯兰还将自由主义的其中一个要义，即严格要求“政教分离”，视作无法解套的意识形态囚笼。自由主义必定是世俗的，世俗就是反对阿拉的神权大法；自由主义是要立宪的，立宪是人为的智慧，而人岂能傲慢到和神的意志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可兰经》应取代世俗宪法，成为指导和规范人们一切行为举措的根本大法。所以伊斯兰党执意要推伊刑法，其姿态是多麽的大义凌然，其法理是多麽的自以为是，因为“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这正正是自由主义者所质疑和鄙视的。
在当前马来西亚既定的客观条件下，佔大多数人口比例的马来人如此保守，对于一个严格遵循议会选举来诉诸“改变”的民主行动党，当如何自我定位？
首先，我认为只要民主行动党不太过执着于转型当什麽“全民政党”（catch all party），就无需太过顾及保守马来人的对我们的“伪观感”和“假印象”。坦白说，目前的欧洲再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要扮演“全民政党”的角色，因为选民多元分化到无法再被主流的“左”和“右”两大政党靠“趋同论”（the theory of convergence）来“中间通吃”。今天马来西亚的选举市场亦然。
我主张民主行动党当扮演好一个关键的马来西亚中左派力量，一个获得大多数非马来人支持，获得开明马来人信任，代表进步和多元主义，捍卫世俗宪法，不向马来特权屈服，不蓄意得罪但也无需讨好封建皇室的社会民主主义党。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自己的党魂，千万不要为了讨好保守的马来人，却让原本支持我们的非马来人和开明马来人失望。
也拜託民主行动党领袖，不要为了试图开敌营的“选举蓝海”，而将自己“红海”的核心价值模糊化处理。我们当勇敢地再举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旗帜，我们应该让马来人明白，这个国家是多元的，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世俗宪法而非《可兰经》。
要马来人“去保守化”，要马来人拥抱“进步政治”，要马来人排除神棍政治的桎梏和种族主义者的捆绑，短期内强求不来，这无疑需要长时段的民主教育（反抗专制），亦需要系统的人本主义（反对神权），他们的民族需要有自己的鲁迅和胡适。
作为非马来人，我们只要为这个国家和子孙后代，严守世俗宪政的基石，捍卫多元民族的价值，落实自由主义的前提，通过一届一届的选举，亦步亦趋地争取越来越有民族自信心，有现代化脑袋，有全球化胸襟的开明马来人，这才是“爱国”的上上之策也。
我人已退党，但忠于主义；虽无权无势，然无欲则刚。最后一句，积极的防守，胜过消极的擴張，我们的斗争不只是为了要赢得下一届大选，而是要捍卫一个自由、世俗和建构一个进步平等的新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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