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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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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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教育:近代中國教育的轉折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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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教育簡介
洋務教育是較教會學校起步稍晚的西學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紀60年代至1895年之間、由少數開明的上層官僚主辦的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
在改良主義教育尚未實施之前,洋務教育始終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且一度成為「同治中興」的象徵性政績。
洋務教育的主要內容
一、興辦新式學堂
自同治元年(1862)京師同文館起,先後辦學22所,分3類:
1、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
2、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
3、船政、機械、電訊學堂(技術學校)。培養一些買辦、翻譯和陸海軍軍官、士兵,也訓練工業技術人員。
二、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
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倡議,聯名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此後即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此即中國近代派遣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
光緒二、三年(1876、1877),又繼續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國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洋務派舉辦的學堂,無統一的學制,未形成學校系統。
教學內容除「四書」、「五經」等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比舊學堂講求實用,並開始將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作為課程,有些學堂還學習萬國公法、外國史地等人文科目。
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學校管理制度,對招生、考試、學習的年限、經費來源以及學生畢業後的任用等都有詳細規定。
提出「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中體中用的思想框架,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階段。
對洋務教育的評價
洋務教育的破產,雖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其標誌,但這種戰爭上的慘敗,也實導源於洋務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點。
作為一種全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教育體制,在甲午戰爭徹底失敗以後,已經失去原有的活力,從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數額高達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使清政府國庫枯竭,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再也無力支撐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務學堂。同時失去了戰爭活力和財政來源的洋務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
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後,仍然有一批武備、水師學堂陸續問世,以求重振國力,但無異於迴光返照,最終不能挽救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運。
事實上,早在洋務教育初創並臻於鼎盛的時候,就已播下了最終要導致其失敗的種種惡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只是加速了這一頹敗的過程。
首先,洋務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求謀自強之道,毋庸說是為了延長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以倭仁等人為首的頑固派,認識都是一致的。
其次,洋務派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較頑固派的主張有很大的進步,也不失為折衷中西文化衝突的一項策略。但在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變革都不得觸動封建的綱常禮教,不得觸動封建國家的政體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正因為如此,洋務教育進行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國家教育體制的宏遠規劃和建設。
洋務派幻想在絲毫不觸動封建教育舊體制的前提下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結果必然只能是到處碰壁,難免失敗的命運。
再次,洋務教育本身也存留著種種的劣根性,這是腐朽的滿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務教育內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館為例,清廷雖對其寄以重望,並不惜重金維持學務,但其內部管理卻十分混亂,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舊式官學並無二樣。
1883年,監察御史陳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館內部的四大弊病:考課不真,學生與副教習聯絡聲氣,試則前茅,食則全俸,叩以算學則茫然不知。銓補不公,保舉一節,尤多蒙保、混保之弊。獎賞不實,學生本多寒峻,提調赳扣學生應得獎賞,中飽私囊,吮眾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館規不嚴,提調晚餐醉飽,食足洋煙,概不過問館內大小事務;蘇拉傚尤,作樂唱戲,喧嘩達旦;學生酗酒賭博、蕩檢踰閒。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長期閉關自守,開埠以來風氣稍開,但大多數官紳仍滿足於自守,眼光短淺,興辦洋務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國力,走向世界,而是為了禦敵自守的實用目的,故洋務教育的規模狹小,拘束小器,素無泱泱大國風範。
相當一批工藝技術學堂,只是為了訓練所在地區或所屬企業急需的技工,任務一告完成,學堂便自行停辦,可謂是淺嘗輒止。
即使沒有甲午戰爭這樣的重大考驗,洋務教育自己也會迅速衰落下去的。當然,洋務教育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儘管它是在內憂外患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教育措施,但畢竟是邁出了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並且培養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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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良主義教育尚未實施之前,洋務教育始終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且一度成為「同治中興」的象徵性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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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辦新式學堂
自同治元年(1862)京師同文館起,先後辦學22所,分3類:
1、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
2、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
3、船政、機械、電訊學堂(技術學校)。培養一些買辦、翻譯和陸海軍軍官、士兵,也訓練工業技術人員。
二、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倡議,聯名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此後即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此即中國近代派遣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
光緒二、三年(1876、1877),又繼續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國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洋務派舉辦的學堂,無統一的學制,未形成學校系統。
教學內容除「四書」、「五經」等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比舊學堂講求實用,並開始將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作為課程,有些學堂還學習萬國公法、外國史地等人文科目。
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學校管理制度,對招生、考試、學習的年限、經費來源以及學生畢業後的任用等都有詳細規定。
提出「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中體中用的思想框架,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階段。
對洋務教育的評價
洋務教育的破產,雖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其標誌,但這種戰爭上的慘敗,也實導源於洋務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點。
作為一種全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教育體制,在甲午戰爭徹底失敗以後,已經失去原有的活力,從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數額高達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使清政府國庫枯竭,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再也無力支撐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務學堂。同時失去了戰爭活力和財政來源的洋務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
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後,仍然有一批武備、水師學堂陸續問世,以求重振國力,但無異於迴光返照,最終不能挽救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運。
事實上,早在洋務教育初創並臻於鼎盛的時候,就已播下了最終要導致其失敗的種種惡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只是加速了這一頹敗的過程。
首先,洋務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求謀自強之道,毋庸說是為了延長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以倭仁等人為首的頑固派,認識都是一致的。
其次,洋務派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較頑固派的主張有很大的進步,也不失為折衷中西文化衝突的一項策略。但在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變革都不得觸動封建的綱常禮教,不得觸動封建國家的政體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正因為如此,洋務教育進行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國家教育體制的宏遠規劃和建設。
洋務派幻想在絲毫不觸動封建教育舊體制的前提下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結果必然只能是到處碰壁,難免失敗的命運。
再次,洋務教育本身也存留著種種的劣根性,這是腐朽的滿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務教育內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館為例,清廷雖對其寄以重望,並不惜重金維持學務,但其內部管理卻十分混亂,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舊式官學並無二樣。
1883年,監察御史陳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館內部的四大弊病:考課不真,學生與副教習聯絡聲氣,試則前茅,食則全俸,叩以算學則茫然不知。銓補不公,保舉一節,尤多蒙保、混保之弊。獎賞不實,學生本多寒峻,提調赳扣學生應得獎賞,中飽私囊,吮眾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館規不嚴,提調晚餐醉飽,食足洋菸,概不過問館內大小事務;蘇拉效尤,作樂唱戲,喧嘩達旦;學生酗酒賭博、蕩檢逾閒。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長期閉關自守,開埠以來風氣稍開,但大多數官紳仍滿足於自守,眼光短淺,興辦洋務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國力,走向世界,而是為了禦敵自守的實用目的,故洋務教育的規模狹小,拘束小器,素無泱泱大國風範。
相當一批工藝技術學堂,只是為了訓練所在地區或所屬企業急需的技工,任務一告完成,學堂便自行停辦,可謂是淺嚐輒止、如同應時一般。
即使沒有甲午戰爭這樣的重大考驗,洋務教育自己也會迅速衰落下去的。當然,洋務教育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儘管它是在內憂外患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教育措施,但畢竟是邁出了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並且培養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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