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 ——彩陶文化(約公元前5000—3000年)(二之二)|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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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的發現
1916年6月當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銅礦資源的時候,偶然的機會讓他發現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這一發現結合當時礦藏資源勘探工作難以為繼的狀況,安特生教授以及當時地理測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先生隨即調整了工作重心,轉而進行對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規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時這一工作也得到了當時民國農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於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開了帷幕。
仰韶文化主要分佈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河南西部、陝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狹長地帶為中心,東至河北中部,南達漢水中上游,西及甘肅洮河流域,北抵內蒙古河套地區。已發掘出近百處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較同一的文化特徵。
仰韶文化遺址總面積近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2米,最厚達4米。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這裡有四層文化層相疊壓,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 ─ 仰韶文化晚期 ─ 龍山文化早期 ─ 龍山文化中期。由於以彩繪陶器為特徵的文化現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故命名為「 仰韶文化」,從而使仰韶村遺址聞名中外。1961年3月國務院將仰韶文化遺址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中國和美、英、日等國的考古專家進行國際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數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
遺址
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距縣城9公里。遺址北依韶峰,三面環水,風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們祖先狩獵、漁牧、定居的理想場所。遺址從東北到西南長900餘米,從西北到東南寬300餘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度2—4米,這種現像說明我們的祖先在此長久地過著定居生活。
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為了進一步了解該遺址的文化內涵、來龍去脈,新中國成立後,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又先後進行了兩次。
1951年6月,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河南調查團夏鼐等專家學者對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發現有紅底黑彩、深紅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以及龍山時期的磨光黑陶、壓印方格紋灰陶,帶流陶杯和繩紋灰陶鬲等。第一次的發掘研究工作是在1980年10月一11月和1981年3—4月間進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澠池縣文化館共同主持發掘,這次發掘進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內涵,證實了該遺址含有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係。第一期文化,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第二期文化屬豫西、晉南和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第三期文化屬河南龍山文化的廟底溝類型;第四期文化為河南龍山文化的三里橋類型。仰韶村遺址經過新中國成立後的二次發掘,獲得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從而為研究我國社會發展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影響最大的一種原始文化,它縱橫二千里,綿延數千年,在世界範圍內來說,也是首屈一指的。漢族的前身「 華夏族」,最早就發跡於黃河流域,而仰韶文化遺址中諸多考古發現,如陶器製造、紡織做衣、繪畫雕塑、文字、曆法、宮室營建等等,同文獻記載中炎帝黃帝時代的創造發明相吻合。
工藝
生產工具以較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的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有較發達的農業,作物為栗和黍。飼養家畜主要是豬,並有狗。也從事狩獵、捕魚和採集。各種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甕等日用陶器以細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紅色,多用手製法,用泥條盤成器形,然後將器壁拍平製造。紅陶器上常有彩繪的幾何形圖案或動物形花紋,是仰韶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故也稱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製陶業發達,較好地掌握了選用陶土、造型、裝飾等工序。多采用泥條盤築法成型,用慢輪修整口沿,在器表裝飾各種精美的紋飾。陶器種類有缽、盆、碗、細頸壺、小口尖底瓶、罐與粗陶甕等。其彩陶器造型優美,表面用紅彩或黑彩畫出絢麗多彩的幾何形圖案和動物形花紋,其中人面形紋、魚紋、鹿紋、蛙紋與鳥紋等形象逼真生動。不少出土的彩陶器為藝術珍品,如水鳥啄魚紋船形壺、人面紋彩陶盆、魚蛙紋彩陶盆、鸛銜魚紋彩陶缸等。陶塑藝術品也很精彩,有附飾在陶器上的各種動物塑像,如隼形飾、羊頭器鈕、鳥形蓋把、人面頭像、壁虎及鷹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缽口沿黑寬帶紋上,還發現有50多種刻劃符號,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在濮陽西水坡又發現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圖案,是中國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時代龍虎形象。
中國的仰韶文化距今約五、六千年,這時的陶器是以紅陶為主,灰陶、黑陶次之。紅陶分細泥紅陶和夾砂紅陶兩種。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摻雜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細泥彩陶具有獨特造型,表面呈紅色,表裡磨光,還有美麗的圖案,是當時最聞名的。細泥陶反映了當時製陶工藝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將仰韶文化稱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發掘的彩陶盤也是屬於仰韶文化的產品。
當時彩陶的製作,據分析主要經過四個程序。第一,常選用可塑性和操作性較好的紅土、沉積土、黑土等,經過淘洗和沈濾後成為較純較細的原料。從分析出土的彩陶片來看,泥質比後來的上等陶器並不遜色。第二,制壞。彩陶壞最初大多是手製。小型器皿是直接捏塑而成的;較大的陶器,其體部壞子,一般採用泥盤築法分兩段製成。粗壞製成後再裝上頸口,嵌入把手,制壞工序初步完成。其外形圓正規矩,對稱性很強,在器壁外有輪紋存在。這表明仰韶文化時期,已開始出現慢輪製陶。第三,彩繪和紋飾。一些較精細的彩陶,在彩繪之前,往往將陶壞放入極其細膩的泥漿中,讓它披上一層均勻的陶衣便於上彩。彩繪就是將有色的天然礦物塗繪在陶壞上。仰韶文化時期陶器的紋飾大多是用帶有花紋的木印板拍印上去的。第四,燒窯。從考古發掘的材料來看,仰韶文化時期的陶窯主要是豎穴窯和橫穴窯。它們都是由火口、火膛、火道、窯室等所組成,在火膛中燃燒起來的火焰,經火道到達窯室。這兩種窯,由於有了窯室,陶器不是直接在火焰上燒烤,已較原始的篝火式或爐灶式有了很大的進步。分析出土陶片的燒結狀況,彩陶的燒成溫度大約已達950℃。
到了龍山時期(公元前2300年左右,指的是在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發掘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手工業製陶有了巨大進步。制壞方法廣泛使用輪制,造形精美,而且開始用高嶺土製白陶。在這個時期,人們已懂得利用燒成後期,窯內的氣體特性來賦予陶器以各種顏色。仰韶文化時期,陶器通常在氧化焰中燒成,陶質內的鐵大部分被氧化成高價價鐵而呈土紅色。到龍山時期,由於陶窯的改革,人們在陶器即將燒成時,一方面猛加燃料,同時封閉窯頂,致使窯內氧氣不足,陶器就在還原焰中焙燒,陶質內的鐵大部分轉化為低價鐵,使陶器呈灰色或灰黑色。所以龍山文化時期灰陶的產品最多。
在商代出現的刻紋白陶和薄殼白陶,尤為出色。它們質地優良,刻劃精細,造型端正美觀,堅硬耐用。白陶之所以有這些優點,主要由於使用了高嶺土。高嶺土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鋁,含鐵量低,質料較細,可塑性強,在高溫燒成後,外形潔白美觀。人們對高嶺土的使用和認識,與後來瓷器的發明有一定的聯繫。在陶器的外表若再著一層釉,不僅器表光滑美觀,而且便於洗滌,尤其是儲藏酒類的飲料,不會因滲透而損失。所以釉陶的出現,表明了製陶工藝的又一大進步。
到了商代的中後期,釉陶逐漸增多,表明人們已從無意識地發現釉料發展到有意識地配製釉料。對出土的商周釉陶進行的分析,證明當時使用的釉是石灰釉。即由石灰石或方解石等碳酸鹽加上一定量的粘土和其它物質配製成的。
建築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佈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匯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里土地肥美,有利於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築的佈局整齊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較完整,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跡,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麵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佈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後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長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隨葬品,小孩實行甕棺葬。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佔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數不等,多的達80人。葬制中實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為中心的特點。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廣場的統一佈局,則表明當時維繫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根深蒂固。這些與母系氏族社會組織的特徵是相吻合的。
地理分佈
甘肅概況
仰韶中期的發掘相對早、晚期顯得單薄一些,但仍可初步確立甘肅仰韶中期的界定標準,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間。它的主要文化特徵歸納如下:
(1)遺址大多位於山谷中的河邊台地,隴東黃土塬的塬邊及溝壑也被先民選作居住地,對環境條件的適應生存能力比早期有所提高,海拔較高的甘南臨潭發現的此類遺存就是明證。已經發掘的三個重要遺址都是在早期遺存的原址之上擴展而成,調查發現的中期遺址往往含有早期遺存,顯示出早、中期一脈相承的親緣關係。聚落佈局因資料所限不甚清晰,但大地灣遺址表明,聚落內已存在多個處於相等地位的中心,社會組織呈現出多級分化的趨勢;
(2)房屋仍為半地穴式建築,大地灣遺址中的房屋均為方形或長方形,師趙村發現一座圓形房屋遺址。大多在穴壁立柱,這說明穴坑之上已增設立面牆體,室內空間增大,採光也好,比早期房址進步。少數房址採用「 料姜石」作未加工的居住面,以此提高防潮性能。灶坑以圓形桶狀為主,出現雙聯灶,即前後兩個灶坑相通,表示人口及炊事活動的增加。房址可分為大、中、小型。大型房址面積近70平方米,出土眾多陶、石、骨器,並有精美彩陶,表明房址主人應是氏族首領。中型房址面積在25平方米—50平方米之間,可能是大家族長和未成年子女的居室。小型房址面積大多在15平方米—20平方米之間,當屬一般社會成員的居室;
(3)陶窯均為橫穴窯,大地灣、師趙村均有發現。一般分為火塘和窯室兩部分,火塘是添柴生火之處,呈圓形或長方形,有火道通人窯室。窯室均呈圓形,周邊設環形火道,受熱較勻。火塘一般低於窯室,由下往上火勢自然加強,燒陶技術比早期有顯著提高;
(4)本期墓葬資料甚少,按常理推測應有集中的公共墓地,但至今未見踪跡。不僅甘肅未見,其他省區也未發現。這一奇特現像或許表明了中期的先民們選擇了尚不可知的埋葬習俗。我省僅在大地灣發現3座零星墓葬,均為成人單身葬,其中1座側身屈肢,另2座仰身直肢。都有隨葬品,分別為陶甕和骨笄;
(5)陶器以細泥紅陶、夾砂紅陶為主,還有少量的橙黃陶、灰陶以及褐陶。飲食器多為細泥紅陶,其中不少是彩陶,罐、缸、甕等炊器和盛儲器則以夾砂紅陶為主。器形以平底為主,少量為尖底,偶見圜底,這是陶器形制的重大改變,平底陶器終於基本取代了圜底器,在史前文化上首次成為主流器形。常見器物有斂口平底缽、曲腹彩陶盆、雙鋈盆、多孔盆形或缽形甑、雙唇口尖底瓶、弦紋或繩紋短頸罐、大口小底缸、曲腹甕等,器類較前複雜,大型器物增多。紋飾仍以繩紋為主,其次為弦紋和線紋,還有少量的剔刺紋、附加堆紋等。製陶以泥條盤築法為主;
(6)陶製生產工具以紡輪、陶刀為主,仍有少量的陶銼,形制較前複雜。細泥捏塑的紡輪增多,陶片改制的減少。陶刀形制更為規整,數量增多。陶製裝飾品仍是常見的陶環,但陶質細膩,小巧玲瓏,還出現酷似羊角的陶製裝飾品;
(7)石器的形態和技術比早期有所進步,加工較為精細,如常見的石斧更為厚重,石鏟刃部更為鋒利,石刀鑽孔由近背部向中部轉移;
(8)骨器種類、數量與早期相比有較明顯減少,表明狩獵在經濟生活中地位下降。出現不少精品骨鏃、骨笄。
從文化特徵上可以看出,甘肅仰韶中期是在早期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而來,其陶器繼承了早期的許多文化因素,但又有明顯的變革,其經濟形態與早期大體相同,但狩獵比重下降。與陝西等鄰省同期文化面貌相比,差異不大,但有分化的趨勢,地方區域性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凸顯出來。
陝西概況
在潼關縣境內,已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有兩處:
一處是南寨子仰韶文化遺址。位於吳村鄉南寨子魚化屯小河和潼河交匯處,南高北低,東西寬約350米,南北長約1000米。這處遺址的文物,除部分灰坑因修築隴海鐵路受到一些破損,大部分尚保存完好。發現有高2。5米、長達30米的灰層一處,直徑3米到4米的灰坑11個,人骨架三個,出土文物有石斧、石鐮、石環,還有紅灰陶環,夾沙紅網墜的口、耳、底,有彩陶缽、紅陶盆、夾沙陶罐等的口和底,還有紅、彩陶片等。陶器飾多樣,有繪畫紋、網紋、水紋、繩紋、蘭紋和附加堆紋等。
另一處是張家灣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港口鎮張家灣圪岔路以西的二層高原(當地人叫二層台)上,東西寬約50米,南北長約100米。這處遺址發現有露出在南高紅2米的灰坑兩個。灰坑內有集中的草泥和紅燒土,抗日戰爭前夕至今,出土的文物陶器瓦甕、瓦罐、陶瓷瓦甕、陶片和石塊等。陶器紋近幾年有繪紋、畫紋、蘭紋等多種。
這兩處古文化遺址,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具有人類聚居生存的優越條件。它們都是在1980年經省、地、縣普查文物小組發現鑑定的。出土文件收藏於縣文化館中。(二之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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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船長與太平洋-第一位測繪太平洋的航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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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庫克船長的奮進號出航的目的是到大溪地記錄金星凌日,以計算地球到太陽的距離。他所進行的三次航行雖帶有科學目的,但英國海軍部支持航行的背後主要動機卻是尋找土地──當時人們相信在南方海洋的某個地方存在著一塊南方大陸,還有尋找新的商業與貿易機會。從維多利亞時代,庫克被尊奉為因公殉職的帝國英雄和澳洲的國父,到二次大戰後的數十年去殖民化期間,庫克被批判為西方帝國主義者殖民的先鋒,庫克的航行至今仍引起人們高度的興趣,也引發激烈的爭議。對許多人來說,他的航行不僅重要,也改變了世界,與世人切身相關。
2018年,大英圖書館為了紀念庫克船長首航250週年,特別策畫了「詹姆斯.庫克:航行」特展,展出大英圖書館所收藏的許多庫克三次航行的原始地圖、藝術品與日誌,包括庫克第二次與第三次航行的日誌、他親手繪製的許多地圖,以及隨行藝術家原創的藝術品。本書搭配展覽,利用這些收藏品來探索這三次航行的故事──不僅來自歐洲,也來自太平洋地區,從中我們可看出來自歐洲與太平洋地區兩種視角的航行故事。書中圖片皆為展出實物,是了解庫克航行的珍貴史料。即使沒有親臨展覽的讀者,也能藉由本書來趟紙上「發現之旅」,在決心號與發現號返回英國的250年後,重新回顧這段歷史。
作者: 威廉.弗萊姆, 蘿拉.沃克
原文作者: William Frame, Laura Walker
譯者: 黃煜文
出版社:左岸文化
左岸文化第二編輯部/遠足文化第二編輯部
出版日期: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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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沉船 說撈就撈?
【聯合報╱邱文彥/台灣海洋大學教授(台北市)】
2014.06.30 02:14 am
沉沒一一四年的英國貨輪「蘇布倫號」遺骸,日前在馬祖東引島海域被發現。據稱目前已打撈出十餘件船體結構,保存在東引鄉公所;地方人士期盼撈出更多古物來帶動觀光。我們對地方付出的努力表示肯定,然此計畫之進行並未依法通報文化部,打撈之前可能沒有進行科學定位和標準測繪作業,即卸除船體結構,逕為打撈,恐已對於沉船保護十分不利。我們籲請連江縣應暫停打撈工作,並通報文化部共同進行必要之研究和保護措施。
為尊重海域罹難者和保護百年以上的水下文化資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一年通過《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二○○九年生效,強調:一、締約國應採取相應行動保護水下文化遺產,除制定適當機制或措施外,並鼓勵開展科學研究和促進公眾宣導教育;二、優先選擇就地保護原則;三、明文規定不得以貿易或投機為目的對水下文化遺產進行商業化開發;四、鼓勵推動水下考古學的培訓、技術轉移和資訊共享。我國雖非該公約會員國,仍應依公約精神和國際潮流盡速制定嚴謹保護法規,並推動全民文資保護教育。
台灣至少有上百艘沉船,這些水下文化資產如「時空膠囊」,保存與提供沉船當時的歷史文物、船舶科技、生活習俗和文化特色等珍貴資訊和實物,也見證古代台灣在世界航海版圖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於台灣的歷史定位、先民移動、地理樞紐和主體性論述等,都彌足珍貴,如未能及時且有效保護,恐將被破壞殆盡。
依據公約第二條,「打撈出來的水下文化遺產必須妥善存放和保管,以便長期保存。」出水文物後如無適當處理,空氣中物理、化學或壓力等條件均與海底不同,反而更難保存。考古界有句話說:「濕萬年、乾千年,半乾半濕剩半年。」我國曾在澎湖將軍嶼進行古沉船「將軍一號」打撈,但起出的木料未經適當處理部分已經腐朽。因此籲請文化部應盡速強化宣導教育和通報制度,制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送立院審查,同時加速訂定「水下文化資產的研究、探勘和保存的標準作業程序」,包括水下遺址調查與定位、水下探勘測量與描繪、水下影像記錄、出水發掘作業與安全、出水文物分類保存與出水文物之修復和展示等嚴謹規範,才能避免古代沉船被發現後反遭破壞的窘境。
此次東引發現「蘇布倫號」,係由文獻和耆老的口述歷史一步步探詢出沉船位置。鑒於台灣富於水下文化資產,水下文資又是新興學域,當局應重視國際合作、文史和口述歷史研究,以補足科學調查之不足;並應整合國內研究團隊,培植與安置專業人力,才能大步邁向海洋文化大國。
【2014/06/30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