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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一季硅谷來信，我談到了不少美國基礎教育的內容。有同學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問，美國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差距較大，是不是因為經費問題呢？他提到了一個例子，美劇《絕命毒師》的主角就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化學老師，薪水微薄，只能勉強養家糊口，於是當他發現自己身患絕症，就鋌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位同學問，是不是因為美國公立中小學給老師的待遇不好，無法留住人才，才導致了公立學校的基礎教育水平低呢？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延伸開來，讓我們思考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很多事情辦不好，是不是因為沒有錢？這封信我們就從美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就美國公立中小學而言，對這個問題我們基本上可以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美國公立學校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列舉出十個原因，缺錢這件事也許只能排在第十位。下面我們一步步具體分析。
首先，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很多人都以為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軍費佔了大頭，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美國在教育上的開支並不比軍費少。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詳細的情況。
美國是世界第一稅收大國，2018年美國的GDP是20.58萬億美元，而當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稅收分別是3.33萬億美元和1.06萬億美元，合計4.39萬億美元，而當年排在全球GDP第三的日本，整個國家的GDP也不過才4.97萬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有七成都花在了經常性的必須開支上，也就是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和國債利息，其中國債利息大概佔聯邦稅總額的4%多一點，不算多，真正巨大的支出是各種福利和保險。剩下的三成稅收收入算是國家的自由支出，裡面一大半都算在了軍費頭上，大約是6490億美元。但我要提醒一點，這部分支出包括了軍方控制的科研經費，而這些科研經費最後還是到了大學的手裡。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每年可以從軍方獲得大約10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而美國2018年花在中小學教育上的支出是6400億美元，攤到每個學生頭上大約是一年12600美元，這是我在美國政府網站上看到的數據。如果按英國《衛報》的報道，數據還要更高，每年平均花在每個K12學生身上的錢高達16300美元。這些花銷中，州政府撥款和地方房地產稅貢獻了將近90%，聯邦政府的撥款不到8%，剩下的是捐贈。這就是公立中小學的情況。而2020年全美國所有私立中小學，學生的平均學費是11000美元，即便算上學校的捐贈收入，攤到每個學生身上，最後得出的數字和公立中小學的人均支出數字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從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公立中小學其實並不缺錢。實際上，如果你到硅谷地區看看幾所最有名的公立高中，比如帕羅阿圖高中和薩拉托加高中，就會發現它們的校園比硅谷地區最好的私立高中哈克學校一點不差。而且州政府給公立學校撥款是按學生人數計算的，而公立學校師生比例較低，一個老師教一大群學生，因此如果算到每個老師頭上，教育支出比大部分私立學校應該還更高。
美國公立中小學的老師待遇其實也不差。在加州，一個公立中小學老師基本上只要工作10年左右，就能拿退休金了。然後他們就可以一邊拿著退休金，一邊到私營教育機構工作掙錢了；反倒是很多私立學校老師生活壓力很大。以我女兒的老師們為例，他們不僅買不起房子，有的甚至在硅谷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學校提供的廉租房。這些老師之所以願意在私立學校教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樣他們的子女就免費可以上這些私立學校。
這裡順便說一句，美國幾乎所有大學教授的孩子上父母所在的學校都是免費的，這就是很多教授雖然工資不高還要在大學呆著的重要原因。至於《絕命毒師》里那位主人公的遭遇，與其說是公立學校老師待遇不好，不如說他遭遇了中產階級的典型困境，就是因為一場大病而導致貧困，這一點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類似的。
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到底有哪些因素？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不是因為缺錢，那很多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我的觀察，至少有以下四個因素。其中一個和老師有關，剩下的三個和老師或者說師資力量都沒有太大關係。
先說和老師有關的原因，就是美國公立中小學搞大鍋飯，老師們沒有動力和意願去深化教學，發掘和培養每個孩子的特長。我的大女兒曾經在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讀過一年，這所學校的排名在加州幾千所小學中僅次於兩所只能靠抽籤入學的實驗小學，而且學校位於硅谷最富裕的一個區，絕大部分學生的家境都很好。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學校應該很好了吧，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一般來說，美國小學一個班會有一個老師來講所有的課程，我女兒所在的班有兩個老師，兩個老師教學經歷都超過10年，聽上去好像很不錯。但實際情況是，這兩個老師熬完了10年的年頭，都在等退休，都指望另一個人出力，自己落得輕鬆。他們佈置下來的一星期的作業，學生最多半小時就做完了。後來我就把女兒轉學轉走了，換到一個要求嚴格一點的學校。
這家新的學校也是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班上的老師也是新來的，教課果然認真很多，一天留的作業比過去一周的都多。但是這所新學校的老師從來不講任何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義務，我們這些家長只好自己到學校去講課。之前我女兒上的第一所公立小學，不久之後家長們也不乾了，在家長的要求下，那所學校被一拆為二，其中之一變成了一所半公立半私立的特許權學校。
經過種種波折，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孩子要是再呆在公立學校就給耽誤了，於是我們就把女兒轉走了。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三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公立學校的政治正確風氣太重，甚至影響到了教學。
我有一位谷歌的同事，他的女兒在硅谷一所最好的公立高中讀書。有一學期他女兒很鬱悶，因為講歷史課的老師是一位非洲裔，課上的論文，只要你不寫當年黑奴多麼悲慘、美國這個國家有多壞、白人多麼可惡，最多也只能得B。後來家長們忍無可忍，告到學校，學校開除了這位老師。但這位老師又把學校告上了法庭，並且勝訴了，從此學校沒人敢管她了。但這樣教歷史課，教學質量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公立學校政治正確過重的風氣，家長們即使有意見，也沒有辦法。相比之下，私立學校因為學費是學生家長直接出的，所以家長（特別是大的捐贈者）對學校就多少還能有點影響力。
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基礎教育普遍輕視理科；加上公立學校的老師認為「教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不是自己的義務」，家長即使想給孩子補上理科內容，老師也不會配合。結果就是我之前講過的，許多美國中學生到高中畢業還不會解一元二次方程。有的老師還告訴我，這還是美國「高三」學生的表現，要是等高中畢業一年之後，恐怕一半的學生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會解了。
學生水平這麼差，怎麼畢業呢？有些學校的做法就是放水。比如學生交了白卷，按中國的標準應該是0分，但有的美國學校說，白卷可以給50分。這樣，學生只要做對20分的題目就能及格，算是通過了。
考核標準這麼低，幾乎所有學生都能畢業，那怎麼評價衡量學校的教育成果呢？你可能知道美國有個著名的政策叫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這就可以形成一個考核指標。怎麼樣算「不掉隊」呢？只要孩子來上學，不逃學，就算學校教育成功了。這種教育政策和理念之下，很難想象教學質量能上得去。
第四個原因是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效率低。前面我們算過了，公立學校人均經費其實並不比私立學校少，但從我的觀察來看，很多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率非常差，學校經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支出項目。
比如，有的學校講要環保，在校園花錢裝太陽能板，用太陽能發電。但這筆成本什麼時候能收回來呢？學校並沒有算過這筆賬。實際上目前在美國，天然氣發電比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低得多。

有的家長覺得，公立學校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錢，效率低一些就低一些吧。但有點常識就該知道，公立學校的經費大部分來自稅收，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止學校是這樣，公立機構資源利用率低其實也是社會的一個通病了。

小結
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旦辦不好，很多人就喜歡歸結於「沒有錢」。但回到現實你就會發現，「沒有錢」很多時候只是藉口和托詞。比如韓國和新加坡在中小學生身上的人均支出都不如美國，大約只有美國的2/3；然而根據調查，新加坡和韓國的中小學生的受教育水平分別領先美國3.2年和1.9年。
在之前的來信里，我介紹過一些幾乎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世界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生平經歷，就會發現他們並沒有多少資源，更沒有什麼錢，依然創造了那些偉業。即使不說改變世界，只談我們身邊的見聞，一個人能做成事情，通常也是因為他認真去做事了，而不是因為他有錢。微軟、谷歌、eBay和特斯拉等公司，創業時的融資總金額和同行業的公司相比都不算高，但並不影響它們做成大事。

很多人喜歡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句話拿來鼓勵自己掙錢還好；但如果在失敗的時候拿出來講，把「沒有錢」當成失敗的理由，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在為自己做不成事情找藉口。

這封信的內容，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永遠不要把辦不成事簡單歸結於「沒有錢」。」

文長，慎入，但如果隊歷史教育有興趣的，那就需要來瞧瞧。

對於高中不再用編年史上歷史課，我其實蠻贊成的。畢竟現在高中課本不過就是國中課本的深化版，已經學過的東西再學一遍，其實對於學生來說，吸引力自然下降，很容易有倦怠感。
(說一個不值得學習的經驗，我在高中時期，看到課本跟國中大同小異，重點是裡面的知識我都懂了，所以我高一跟高二的歷史課索性都睡覺去了，因為真的沒意思。)

但依照教授所言，高中以後改用專題，而平均一個專題只有2堂課可以教......
這沒能解決授課時數不足所以被逼得趕課的現況呀！
趕課，代表老師上的辛苦，而且往往覺得不能完整的教授歷史內容；學生也被逼得痛苦，而且面對被縮減的課程，往往搞不懂時代或是事件間的邏輯連結，因此跟歷史內容脫節；一句話：雙輸雙慘。

當然，課本內容已經訂好，所以咱們這些第一線老師也只能認命來教，但具體狀況如何呢？
我其實不表示悲觀(因為還沒做，沒必要先唱衰)，但真的希望在第一年執行之後，教育第一線的狀況能良好的傳遞到政策制定者手中呀。

我對十二年國教「歷史課綱」的一些憂慮

(文長! 慎入! )

歷經多年波折和醞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終於在2018年十月由教育部拍板公布了。課綱擬定茲事體大，研修小組辛苦費心，不在話下。但從關切歷史教學的角度來說，大家仍應多與新「歷史課綱」良性對話，這種論辯互動為的不只是現在，還有未來，相信這才能使歷史教育不斷往前邁進。

我曾在不同場合提到，這次新的歷史課綱有個亮點，也是我認為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籌劃，那就是將「探究與實作」這個元素納入了課程中。我相信此一規範會改變歷史教學現況，無論影響是大是小，中學歷史教學的前景必然會有不同。

但是，在欣喜於歷史課綱加入了新的精神、促使教師有機會稍稍擺脫習慣的「傳授灌輸」並帶領學生朝向探究之餘，也對其中若干規劃頗感憂心，我看到了教科書編輯、教師教歷史、學生學歷史可能面對的困難與限制。

國中通史－編年架構、教學景況更嚴酷

國中歷史課程沿襲以往，三個年級的歷史都是採行自古至今的通史架構，從台灣通史、到中國通史、再到九年級世界通史。或有人認為，國中部分改變不大，倒是好事；反正長期以來編年取向下，教師必須時時趕進度的問題早已見怪不怪。但麻煩的是，這次課綱社會科教學時數都縮減了，國中必修歷史比過去少了1-2個學分，亦即三個年級每星期只有一節45分鐘的課程。時間的壓縮，可以想見歷史教師教學壓力更甚於以往。而為了要上完三個領域自古至今的通史，教師「追趕跑跳」式的教學只會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時數減了，通史編年內容理應裁切減少，況教科書又有字數限制，這些條件下編寫成的課本敘述恐怕比以往更加稀釋和簡化，其結果是，教科書會變得更無趣單調，任何史事現象只能兩三行草草帶過，還真比不上「維基百科」！（現已如此，未來會否更為嚴重？）至於國中生能不能因為學過這些通史，而具備三個領域的歷史知識基礎，好為高中專題課程做準備？若對照上述從教科書到教與學遠較過去嚴峻的情況，這恐怕是理想甚於實際的期待。

高中主題多又難、易流於簡化空洞

此次改變最大的是高中部分。和前一輪課綱很不一樣，高中課程採用專題設計、主題方式呈現。台灣史、中國與東亞、世界史三個領域，各有三個範疇及相關主題。這個規劃想必出自一個重要的構思：解決長期以來國高中歷史教學為人詬病的「重複」學習問題。確實，多年來這兩個學習階段無論那個領域都採用通史架構，導致學生在國中學完一輪歷史後到高中再學一次，差別只在前後所學內容多少而已。新課綱把通史留予國中，高中改走主題學習路線，這不能不說用心良苦。另一方面，高中捨棄通史編年型式，以主題編排課程，或基於此一理想：使教學更為聚焦、深入探討，避免如編年流程瑣細無所不包，散漫沒有重心。

主題式課程設計常見兩種型態，一是以時間為軸、針對某個專題在長時段中的流變。這種專題「發展史」，旨在讓學生掌握一些現象的演進，學習認識變遷與延續的痕跡。第二種型態是在特定時空下選擇若干問題深度探索，著重人、事在短時限內的發展變化，學生可藉以瞭解原因和影響涉及的多重複雜因素。的確，縱長和深度探索兩種主題設計都見於新的高中課綱，甚至可說，這兩種課程型態譜成了此次改革的主調。如台灣史和中國與東亞領域的「移民」、「人群移動與交流」屬於發展史，世界史的「文藝復興」、「冷戰期間的政治局勢」是深度探索。然而，這兩類課程儘管是針對編年通史之弊，卻也有需要慎行之處。

試看英國自1970年代以來歷史教育改革運動，同樣是捨棄編年史綱、改採專題發展史如交通史、醫學史、戰爭史，以及深度探索如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等。但多年的實驗教學，以及1990年代後隨國定課程而普遍施行於中學歷史課程後，引發許多問題與討論。原因出在這兩種課程架構最需要的是充分的教學時間。英國歷史教研者指出，發展史的主題課程，若課時不足，無法呈現變遷的複雜背景，或展示促成變遷的歷史脈絡，一樣會產生「去繁從簡」的困境；如果發展史只是將某個專題孤立而論，仍會步上編年史的後塵：不過就是一些依時間排列的事實、乾枯無意義的組合而已。至於深度探索課題，更需搭配足夠時程，學生始能領會歷史的錯綜曲折。因此，若設計不當、時間不足，可能導致空有主題設計之名，而無歷史探索之實。

回頭看看十二年國教高中歷史課程。課綱內三個領域編排形式都同，依次展示：主題－項目－條目－說明。嚴格來說，如台灣史的「多元族群社會的形成」、「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中國與東亞的「國家與社會」、「人群的移動與交流」等「主題」，更該說是「範疇」或者「主軸」。真正展現「主題」意義的是其下各「條目」，如「戰後來台的移民」、「傳統政治權威的類型」、「明清時期東亞人群移動與特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那麼究竟新課綱為各領域每個學期規劃多少主題？扣除導論，三個領域的條目∕主題各是：台灣史15、中國與東亞14、台灣與世界16。

一個學期多達十餘個條目∕主題，教學時間又是多少？課綱建議每學期各領域、條目課數共是30節，所以每個條目∕主題平均只有兩節、100分鐘。未來教學之緊縮和難處，已可預見。何況各個條目涵蓋面廣、時間縱長，如台灣史「多元的信仰與祭祀活動」條目，課綱說明：「多元信仰包括佛教、道教、民間宗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及原、漢的信仰改宗及其與自身傳統文化的可能衝突。」這顯然是「台灣宗教發展史」，學生必須面面俱到地瞭解多個宗教在台傳布以及引發的文化衝突。範圍之大，只有100分鐘的學習時間。又如中國與東亞領域：「從漢、晉到宋、元時期東亞人群移動的特色與影響」、「明清時期東亞人群移動的特色與影響」，兩個主題關乎移民於兩個長時段下的宏觀變動。空間範圍則包含中國大陸以及日本韓國。而課綱建議，教學時應針對兩大時段的中國與東亞之間因「戰爭、災疫、商貿或宗教等因素」所造成各種人群的移動，並注意「不同時期因人群的移動所帶來的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包括政經重心的轉移、文化與宗教的傳布」。如此複雜的內容可用的時間為兩節半，約125分鐘。至於世界史，「中古基督教世界」、「文藝復興」、「從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這些主題同樣是100分鐘。

換言之，新課綱所列數十個條目∕主題，多屬概括性以及跨時空的發展史和專題探究，但課時有限下，這些既廣又深的課題幾乎僅能有100分鐘教學。試想會有多少餘裕讓師生好好思考、深入討論？揣測教科書編寫，大概也只能簡單放入一些「基本」史實，最後可能成了「主題編年史」。而當教師沒有足夠時間介紹各主題所需相關背景知識時，學生可能就是囫圇吞棗、死記硬背課本那些專門陌生的內容。凡此，是否有違原本主題設計、意在深入探索的意義？

歷史科政治化、政治正確取向

新高中歷史課綱另一個必須留意和警覺的是，歷史科政治化以及政治正確的取向。課綱研修小組或許太希望讓歷史與「現在」接軌，但最後卻蹈入歷史不再是歷史的危險。
很多人都關注，高中加深加廣選修課：「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首度納入「轉型正義」課題。其實，這部分應該從更高的視野來審度，也是我認為今版課綱另一個有別於過去之處：若干主題流露出以「現在主義」看待過去的心態。以下僅舉數例說明：

（1）台灣史－「日治時期的人權情況與政治、社會運動」條目。「人權」成為今天人們共識以及衡量是非正義的標準是晚近以來的發展。二十世紀中葉才有「世界人權宣言」問世，而就算有此宣言，其精神普及和具體落實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遑論在此之前。課綱竟要求學生學習日治時期的人權情況，是否意指要採用今人自覺正義的標準來評價過去？

（2）中國和東亞領域－「國家與社會」條目，課綱要求探討「不同類型的傳統政權如何論述其正當性、國家採取哪些措施協助統治…並從人民的主體觀點反省傳統政治結構下人民的可能境遇」。此處是指，要用「人民的主體觀點」反省過往那些無論上層下層階級從不認為人民是主體的時代與社會？再如「現代化的歷程」下，課綱兩度強調重心擺在「近代東亞國家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此似意指近代東亞各國都是主動、努力、有意識地「追求」現代化？如是，這毋寧反映著某種「輝格」式的進步觀點。然課綱隨後所舉出的重點卻是要求探討明末、晚清、日本、越南如何「被動地回應」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

（3）世界史－「歐洲文化與現代世界」範疇下，課綱指示的探究重點為「歐洲文化的遺產，及其在現代世界的意義」，建議處理的問題：「1.神話與哲學、基督教傳統與文藝復興的遺產，在型塑歐洲現代性上所扮演的角色」、「2. 對個人、自由與理性等價值的尊重，是民主政治、公民權利發展的重要基礎，探討它們的崛起與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關係，及這些價值在資本主義…上的反映。」這些敘述都有著現在主義的影子，尤其「遺產」(heritage)一詞，讓人觸目驚心。用遺產的角度來決定過去中哪些重要、哪些值得學習，顯示的是以歷史宣揚當代特有價值。亦即學習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不是因為它們就是它們，不是因為這些過去有其獨特之處，與今日所行所思差別甚大，故能成為培養理解他者、感知異己的泉源，而是因為它們有些樣貌類似今日，它們「預示」了自由民主的演進，以作為今人珍視價值觀歷史悠久的保證。環顧現今各國歷史教育改革，多半努力要脫除「遺產式」的教學傳統、走往培養神入與理解他者的方向，我們的課綱看來是反其道而行，實令人憂心！

（4）選修的加深加廣課程：－「現在主義」色彩更為明顯。其實，問題不在「轉型正義」、「女性權利」、「性別意識」、「戰爭殺戮」、「國家暴力」該不該納入歷史課，而在於教導這些課題的方式。眾所周知，諸如「轉型正義」、「國家暴力」這些語詞絕非不證自明，其界線複雜模糊，內涵難以確定，價值也多所爭論。好的歷史教學正應該檢視這些語詞的淵源與意義轉變，帶領學生探討各種觀念爭議及其由來。

亦即，歷史學與歷史教學在面對人類各種制度觀念時，都必須從時空的視角、也就是「歷史化」的方式切入思考。即便是西方乃至今日各國所標舉的民主、理性、科學、世俗化、個人主義、國家、人權等等，在歷史學家眼中都是特定∕近代時期的產物，並非古今皆然的鐵律。歷史必須去檢視、理解這些被稱為「普世價值」的主張如何形成以及其中顯現的矛盾、衝突、反轉、弔詭等各種面向，好提供大家反思。

遺憾的是，加深加廣課程的條目與授課建議，多處飄散著濃濃的「道德教誨」氣味，似乎已先在若干議題上畫出一條是非分明的界線，要求肯定、認同。若干介紹文句也立於某一邊發言：「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都有其傳統社會、傳統領域與知識體系，但受到外來者的衝擊，面臨…弱化。」「傳統的歷史書寫一向以男性為中心，以女性為主題的書寫觀點經常受到忽略。」「傳統性別秩序與性別體制看似天經地義，實則與特定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文化相關。」「戰爭不僅造成人命死傷，也帶來心理創傷，並型塑集體記憶。」「現代國家以違反人權的手段對人民施加暴力的傷害所在多有，如何回覆受害者的權利、追求轉型正義的課題亟待討論。」課綱理應有其高度，但這些敘述凸顯出「傳統」與「現在」二元對立、錯與對截然分明，甚至包含著今是昨非的立場。

然而，傳統、現代究竟各是固定的模型或更是一個不斷變動與交錯相融的過程？原住民與外來者、現代及國家的關係會是單一的嗎？如果傳統的性別秩序有其歷史文化起源，現代的性別觀念何嘗不是歷史的產物？「國家」不也曾在過去與現今被寄予厚望，做為個人安全、自由的保障？戰爭的殺戮豈止限於二十世紀？哥倫布及近代殖民國家對外征服同樣殘暴，課綱卻談「大航海時代以來，不同地區的物種交流」。而美國獨立革命戰爭不也被課綱按上「現代國家的建立」、賦予正面的意義？

意義多元化時代、課綱應展現多面向

任何時代、現象的意義從來不是固定唯一，歷史正是要教人看見多元與多面。就算我們在某些方面自覺進步開明，但歷史教學並不在高踞今日正義舞台，俯視過往眾生，予以指點「批判」，而更應引導青年學子學會「理解」當時那些發展所特有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同樣重要的，歷史教學也必須教導學生注意，即使在箝制之下，人仍有其主動性；女性、猶太人或各種弱勢群體在過去時日中縱使受到壓迫性的待遇，總還有些人那麼努力而且成功地求得一些空間，展現了自己，甚至向世界發聲，還可能做出貢獻、影響時代的發展。

歷史要讓學生看到：無論那個時代哪種體制，都有其「黑暗」的一面，但環境再如何不利，卻也並非滴水不漏、毫無間隙；個人並非只能是大洪流下的棋子傀儡，人有動能，會力圖突破和超越困境。因此，歷史要展現的一個個過去圖像，不是相較於光明今日的黑暗沈重單一，而是獨特、寬闊與複雜，也是積極而可以引發省思的。如果歷史教學的確具有教育公民的作用，那麼呈現這樣的圖像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整體來看，高中歷史新課綱有其立意良好之處，但也在許多書寫以及預設價值觀上，使歷史處於與教義一線之隔的危境。我們總是期待學生－未來的公民具有「批判」思考，歷來課綱也多把培養「批判」精神作為各科共同的教學目標。於是，我們社會從不缺乏站在自己這邊、以自己為對他人為錯的撻伐之聲。但，我們缺乏的是看見對方這個「人」（不是某個觀點而已）究竟想什麼、為什麼這麼想的「理解」。這正是歷史理解、或說歷史的批判思考之價值：感知我與他者的差異以及認識差異的由來。而以現在批判過去，恐會逾越了歷史所以為歷史的分際。

誠然，沒有完美的課綱，任何課程標準都是各方勢力競逐妥協的結果。即使如此，我們仍應把課綱視為文本，洞悉其中的假定和可能的問題，除了以此對未來課綱修訂有所期許外，也藉著分析，提醒教科書作者或是教學者謹慎小心，甚而彌補、超越。這樣，我們也就展現了人的動能性!

【“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