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 #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上）】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這本小說 2011 年出版我就買了，還記得當時看這本書的興奮感，恨不得兩三天把它看完，那這種『恨不得』的感覺很純粹，但我並不知道將來會改編這本書，純粹就是身為讀者的喜悅。」楊雅喆這樣說。率先看上《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影視 IP 潛力，是公共電視，在 2018 年以 1.55 億左右的預算公開招標，吸引各路影視工作者組團改編拍攝，這才翻鬆、攪動這座台北城的舊時代記憶。
楊雅喆自稱是「被命題型的作者」，《天橋上的魔術師》因為公視領頭，楊雅喆才「被動式」的起心動念改編，但當然，被動之餘也有身為創作者的「主動性」，從被動到主動，楊雅喆是看上「書中的結構」和窺見「人心的情懷」，楊雅喆對此稱之為「某種直覺」。
對於書中的結構，楊雅喆說：「我的職業訓練告訴我，若我改編《天橋上的魔術師》會有很大的發揮，這是直覺。因為這本書沒有明確的線性寫法，任何故事都是淡淡的線、淡淡的情懷、淡淡的消失，好比我們真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例如，兒時玩伴久沒聯絡，便逐漸淡出彼此生活。很多時候並非是很戲劇化的消失，書中的這種迷離是我擁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能滿足我的創作慾，對我而言就不是普通的改編。」
至於人心的情懷，楊雅喆則說：「雖然我活過 80 年代，去過中華商場，常去佳佳唱片，但也不代表我有半點情懷，中華商場拆的時候沒什麼感覺，一開始沒有很想拍這個年代。如果有某種強烈的感覺讓我去爭取這個案子，就是書中寫到的小孩、青少年和失意中年人。」
一名對中華商場沒有「鄉愁情懷」的楊雅喆所召集的改編團隊，在時空縫隙中的命運撞擊，恰巧備受青睞，楊雅喆在天橋上的奇幻旅程，這才開始。
正如楊雅喆所說，縱使活過戒嚴時代，起初並無想拍攝此時代的慾念，楊雅喆表示劇本最初的設定是一半現代、一半過去，並非全是 80 年代。回憶起標案與改編過程，時光拉回 2018 年的農曆新年初二，楊雅喆和監製劉蔚然本該與家人團聚，但兩人卻為了《天橋上的魔術師》，在冷風吹襲的中華路上來回奔走，觀察北門、南門甚至公車專用道等細節的推移、變遷，進而調整出最佳提案，案子遞出半年，楊雅喆才有進一步的消息，而這還尚未牽涉到編劇的介入，前期準備的文字工作雖然順利，但仍讓楊雅喆吃足苦頭。
在這之後，楊雅喆笑稱有滿滿的圈套：「原本想要拍一半現代、一半過去，但監製跟我說『搭蓋中華商場就要花掉一半左右的預算，結果你只拍一半？』後來想想，我註定要砸錢蓋中華商場和做視效，那為什麼不把中華商場用到極致，一轉念，決定全然聚焦在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故事。」楊雅喆進一步解釋：「原本的做法，每一集都會有成年人回顧兒少時代，假設每一集長度 50 分鐘，現代視角至少佔 10 分鐘，那就有 10 分鐘無法聚焦，會稀釋故事性，其中的角色或情節可能就更模糊。」
於是從前期田調到製作拍攝，共耗時五年（實際拍攝三個半月）、花費兩億台幣的《天橋上的魔術師》，由《返校》金馬得主美術指導王誌成率領的美術組，重現精雕細琢的中華商場，細細勾勒出時代記憶。這樣的時代記憶，在楊雅喆的鏡頭下，立體而具象。
《天橋上的魔術師》也成為楊雅喆導演生涯首度掌握兩億台幣的作品，但對楊雅喆而言，創作無論資金預算的高低，都有困難和甜蜜點，「身為創作者，我唯一的壓力是把戲拍好，有沒有比以前做過的案子更有趣，『錢』的壓力應該是在投資者身上。」
在拍片這條不歸路上，低預算有低預算的拍法、高預算有高預算的拍法，每個環節都在考驗創作者「取捨」的功力，楊雅喆說：「我面對的永遠都是『這樣不行怎麼辦？』即便你再有錢都有限制，但在限制之中，團隊找到方法克服，最終完成，我覺得是最大的樂趣。」
《天橋上的魔術師》在拍攝期間，正好碰上肺炎疫情，在無法群聚的限制之中，原先幾百人在體育館的戲，硬生生拔掉大改，第七集也因疫情才臨時將孫淑媚調動為主線，「原先設定的劇本，沒有成年人會遇到魔術師，因為成年人不相信魔術和奇蹟，但第七集就一定得改，變成孫淑媚遇到魔術師，幹，每天火燒屁股，幹，現場邊拍邊改，但最終反而精彩。」楊雅喆邊幹邊笑的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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