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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之前有個說法，大概是說散文和小說的區別，在於散文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
　
這次分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也是散文，作者王充閭提到「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的看法，甚至舉了《史記》《左傳》中的例子來說明散文寫作時的創作技巧。
　
一起來看看他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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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 王充閭
　
一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徵，一向被我們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者似乎存在著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其為歷史，它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復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很難設想文學作品沒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萬石君」石奮一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長子石建謹小慎微，有一次書寫奏章，皇帝已經批回來了，可是，他還要反復檢視，終於發現「馬」字有誤：這個字四點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筆馬尾，應當是五筆，現在少寫了一筆。他驚慌失措，唯恐皇帝發現了怪罪下來。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六匹。」小心翼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些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那種終日戰戰兢兢、恭謹自保的政治風氣。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畫」，另一個是「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心象」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近年來，隨著新生代作者的闖入，小說家、學者的加盟，以及跨文體寫作的出現，散文創作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特別是作家的主體意識在不斷增強，已不滿足于傳統散文單一的敘述方式，而是大膽引進西方的多種表現手法，吸收其他文學門類的寫作特點，輔之以象徵、隱喻、虛擬、通感、意象組合等藝術手法，意識流動，虛實相間，時空切換，場景重疊，使散文向現代性、開放性拓展。
　
事實上，早在「散文的想像與虛構」成為問題之前，有些作家已經在悄悄地進行著大膽嘗試了。出現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散文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是一篇優秀的散文作品，曾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可是，許多人都知道，它卻是經過想像與虛構，對真人實事進行大膽加工的產物。1956年上海合唱團招考新團員，一名女青年報考，由於考試前夕她在楊樹浦參加一場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響了考試成績，但合唱團還是破格錄取了她。何為當時正在醫院休養，聽家人講述了這件事，便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出第二次考試的情節，加進了蘇林教授這個關鍵性人物，改換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陳伊玲身著「嫩綠色的絨線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實際也並非如此，是作者為了加強形象的感染效果，從所住醫院一位實習醫生那裡移植過來的。
　
這個典型事例說明了，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藝術，而且是一種側重於心靈表達的藝術。黑格爾指出：「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產生出來的，它就需要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它就是這種創造活動的產品；作為這種產品，它是為旁人的，為聽眾的觀照和感受的。這種創造活動就是藝術家的想像。」「在這種使理性內容和現實形象互相滲透融會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面要求助於覺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還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感情。」
　
二
　
今年三月中旬，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臺灣，到日月潭觀光，接待我們的是南投縣文化局長，他是一位文學博士。在同我們交談時，他直率地說，總覺得作家們想像力不足，有時過於拘謹。他說，有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了楊貴妃的墓，便問有關人士「根據何在」。答覆是：「你們中國古代的白居易寫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詰：「楊貴妃不是死在馬嵬坡嗎？《長恨歌》裡分明講：『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答覆是：「《長恨歌》裡還講：『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海上仙山在哪裡？就是日本嘛！」博士說：「這種顛倒迷離的仙境，原都出自當事人與詩人的想像。」答覆是：「什麼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環還是貴妃，誰也沒有看清楚；所以才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就這樣，生生造出一個「貴妃墓」來，結果還振振有辭！
　
歷史散文創作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脫離不了文本性，歷史文本乃是文學仿製品」，「歷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咳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孟軻讀過上古時的典章文獻彙編《尚書》中關於「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的記載，就曾提出過疑問，從而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了宋代，當學生問到「《左傳》可信否」時，著名理學家程頤的回答是：「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們再來看被奉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範的《史記》。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詳細記錄了鴻門宴的座次，說是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良坐在東面，範增坐在北面。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交代？因為有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大約在西元前94、95年前後，而鴻門宴發生在西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而戰爭年代也不大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何所據而寫呢？顯然靠的是想像。
　
三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奉著。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族團結。反復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愛弟彌謹」，「封帝象為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認：「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儘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說，「史，就是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來，堅持歷史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這種想像必須是有限制的，要在尊重客觀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徵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加工，必須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特別是有些散文種類是不能虛構的，比如，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都是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聞的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懸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是借助於其內容或主體的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真實與否，影響是至大的。

讀者問我對推廣粵文寫作有甚麼看法，他似乎想聽一些獨特的面向。

首先，香港人身份賜予作家一項天賦，我們的用字較為靈活。有很多字詞，北方話人已經棄用，皆因是他們要我手寫我口，只要發音不好聽或不順口，或音不明義，他們就會用換文的手法遷就聲調，像不說質素，說素質；不用異彩，用光彩；不講營運，講運營等等。語音思考是我們最大的讀寫障礙，但廣東話人很少察覺到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很少有寫得出的難唸句子，沒有不好用的字詞。相反，要我們遷就他們用新彙，反而覺得巉口，因而衍生抵制外來語的思潮。

然而，與怪物戰鬥也小心自己變成怪物。靈活是沒有規範的意思，規範是把語言活生生的東西殺死，如果廣東話走向規範，要求人們在書寫當中只准用呢啲，不准用那些，那麼我們也算是參與一宗謀殺。一群在對抗規範的人慢慢在規範自己，這種情況很常見，也有點無可厚非。先是錯誤發生了（有香港人用了不當說的詞），然後要求更正（你應該這麼說才對），為了阻止錯誤繼續發生，開始制定一套正確標準（這一堆才是香港人的用詞），而標準也開始運行它的偵錯程序（呢個都唔可以用。下？呢個詞都唔講得？），然後就會執泥正宗而展開華山論劍——何錯之有？

他們都沒有做錯，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們就失守了，整個粵語世界都會掀起歪風，看看政府中人怎樣說話，你就知道甚麼叫歪風。只是，這種嘗試把所有東西更正過來的意識，也會把我們改造成一些酷吏，一步步把語言謀殺在正確的範圍之內。為了逃離自斃的宿命，我還要作法下去嗎？但若然不立法，又怎樣限制人們不做錯？難道要求正確是錯的嗎？

由「我可以」到「我應該」，很多事都是這樣，因道德而降格。但他們沒有錯，因為他們「應該」。

這種粵文寫作標準化的渴望其實出於一份熱心，希望本土文學能循着粵文這條路發揚光大，自成一家，意味它可以被研究，作為一門學術，被供奉在大學的論文墳場之中。事實上，粵文寫作不是今天才起步，早在十幾年前還會看陶傑專欄的時候，我已留意到旁邊的左丁山，我的第一反應是：「啊，乜原來咁寫都可以出街。」——那為甚麼中文老師一直說不可以這麼寫？

我感像受騙了。一直以來在作文堂上我們都被教導千萬不可用口語，否則會被扣分，我認為這些老師需要為這種過時的學習框架負上一些責任，因為他們也有份謀殺書寫的靈活，把它局限在正宗白話範圍之內。在此，你可見到在「廣東話vs北方話」之上重疊了另一場對爭，那就是「白話文vs口語」。在極端者的眼中，這種區分是無謂的，「因為白話文就是北方話」，粵文寫作就是要用口語全面取代白話，成為新書面語。唔准用這個那個的的了了，改晒做呢樣嗰樣咁樣嘅呢。老師們對口語的極端打壓，造成了口語的極端反彈。假若他們有跟學生探討過有關文學「口述性」的問題，或許就不會搞成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台灣朋友講出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呢？你會覺得很新鮮，新鮮的不只是你見證一個外語者使用自己的語言，還有你聽出了一些從未聽過的東西。你可能想質疑他，指正他，想說「咁講先至啱」，但細想之下又發現對方沒有說錯，他只是說得特別而已。在此，你發現語言的彈性，一些你從來沒有說過的東西，原來是可以被說出來的，這叫存在的驚奇。貢布羅維奇是波蘭人，卻寫得一手厲害的法文，厲害在他發掘出很多法語者不會用到的語法，將法文從原有的語言規範中解放出來。當我們在說推廣粵文的時候，所指的到底是類似的解放，還是指進入一個已有的規範世界？

這種問題是先決的，卻往往押到最後，逼人要在魯迅和左丁山之間作個決擇。可是，香港人的優勢是甚麼？係我哋有能耐混用它，在白話文和口語的雜交下碰撞出新火花，捕捉那些從未有字詞來形容的虛無縹緲，而不是形式、形式和形式。

優秀的語言分兩類，一種像德文那樣刻準而龐大，可以消除任何歧義，以致它不可以被誤解；另一種相反，是一種難以賦形的語言，很多東西都易被混淆，充滿着雙關，以致它可以最大程度將賦形的自由讓給語言的使用者。藉着模糊書寫性和口述性之間的法度，作家能夠騰出一個更大的賦形空間，捕捉語感，創造意思，同時亦摸索一條屬於自己的法度，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而一種死掉的語言，不存在這些異彩。

如何讓不諳粵語的華文用家都能見識這種未見識過的中文？這才是一項艱難工作，也需要更大野心，因為這是口述文學的難題。今日的粵語已非與白話運動之時同日而語，它吸收了白話及其他地方的俚語，構成了粵式典雅，容得下通俗粗言。任何人想在它身上施以外科分離手術，都要好好想想自己是在削弱它朝，還是輔承它。愈強調排斥，愈易失去兼容。書與口的真正兼容，體現在「是咁的」這三個字之上。它不是「是這樣的」，也不是「係咁嘅」，而係「是咁的」。平常我們在廣東話的交談中甚少用到「是」和「的」，但語言會互相攜帶，在集體的用潮下，一種本來無人講的講法可以被講出來了。一般人統稱為潮語，反而淡化了這種造物的奇妙。

的就是的，嘅就是嘅，你鍾意點用就點用。你是你語言的主人，除了中文老師和社會規範，沒有人能限制你用語和書寫的自由。而文學的作用，就是領人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發現到乜原來係可以咁講嘢嘅。然而，我們似乎花上太多精神去問怎樣寫，而不是問自己寫甚麼，但站在作家的角度，只要決定了內容，內容自會選擇所表達的形式。

我們不是倒模工人，我們書寫是為了模造世界，並使它從死裡復活。

作者

管仲：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被低估的人

歷史春秋網
　　　　
與老子一樣，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不過，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時間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時候，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雖然在《論語》中自誇：「如果誰用我執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呢，似乎不像孔子想像得容易。孔子五十二歲那一年，受魯國國君重用，三年之後孔子離開魯國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為殺了一個少正卯，限制了魯國的思想自由，也影響了魯國的經濟發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也不懂得怎樣選拔人才；更不懂發展經濟要用非常手段、軍事要搞陰謀、外交要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了。孔子只會重複那一套恢復周禮的論調，天真地以為只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就能將國計民生的問題解決。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儘管也有他本身的價值所在，但以此為方法，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從現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軍事和政治之外，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按照常理來說，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面，影響歷史發展，並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歷史地位的，但在中國歷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遠遠低於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空談者」，比如孔孟、老莊等。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只是將管仲列入《管晏列傳》，總共只有數百字的篇幅。漫長的中國歷史，只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認為管仲是「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現在看起來，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一點都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在《論語》中，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有兩處，一處是有人問孔子：「管仲儉樸嗎？」孔子的問答是：「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不算儉樸，即不算廉政。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麼評價？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張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對管仲總體上是肯定的，但同時認為管仲做人還有很大缺失，談不上一個道德完人。一個有污點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境遇呢？想來，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最大的薄弱之處在於認識。對於事物的認識，在很多時候，總是由於不夠深入，理解能力不夠而出現偏差。中華文明一直算是農業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有著狹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過於相信個人的自覺，不重視人道，理性意識淡泊，科學精神匱乏，辨偽機制、創新意識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這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樓閣，由於缺乏對人性的深入瞭解，顯得虛無縹緲。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說，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實際情況呢，人性本來就是無是無非的，談不上「善」，也談不上「惡」，它只是複雜多變。儒家的出發點有問題，決定了「君子之道」的整個哲學體系有問題，也決定了那種「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國的方式無法實現。
　　
與此同時，中國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實的習慣和傳統，又使得中國文化在很長時間里，一直對實踐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夠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個管理者，也是一個制度的創造者。歷史是由後人寫就的，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說，諸多的思想和認識，大都體現在具體措施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真正呈現在後人面前的，已變得相當渺茫了。因此，當人們在整理某段歷史時，往往會因循舊日的文字資料去尋找，很難通過當時的世俗人心去比較和鑒別。這樣的方式，使得歷史的整理者很難，也無法體會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歷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對於曾經的管理者，很難有切合實際的判斷，甚至，對於他們的位居高位，還在潛意識里懷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關歷史的評價總是隔了一層——這當中的反差，或許，還有人性陰暗的成分吧。歷史是複雜的，在分析歷史時，不可不正視這些看起來細枝末節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思維習慣和傳統，中國文化對於那種實際上迂腐，卻更有悲壯的色彩的方式更為推崇；或者，推崇灑脫而富有遊戲精神的老莊。比較起管仲的理性和實際，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符合中國文化對個人的道德要求；老莊呢，則更純粹，更像一個完美的人生理想。並且，像孔孟和老莊，一輩子都在「修身」，雖然在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稱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總有道德上的瑕疵。歷史的記述者總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們更覺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無邊，孟子的英氣勃發，莊子灑脫自然，他們的文化和思想地位遠遠地高於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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