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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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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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發現PTT柯糞還真的滿噁的,太魯閣號出軌意外發生的現在,居然有人是在趁機幫馬英九和柯文哲的大巨蛋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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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吃人血饅頭,恐怕就是這一群人吧,趁著災難,帶著風向狂啃不已,此次災難有50人喪生,甚至有只有6歲的小女孩,然而,他們卻只在乎自己政治偶像的際遇,為其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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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之所以遭人詬病,除了本身無能,光就政治態度而言,八八風災之時,數百人遭活埋,不但延誤救災,行政院長劉兆玄還跑去剪頭髮,馬英九事後勘災,災民向其哭訴,馬英九說「我這不是來了嗎?」,相比其冷血,林佳龍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探視傷者,進行搜救與搶修的工作,他請台鐵設置關懷服務小組,建立單一窗口,每一戶罹難者或傷者,都有相對應的窗口,兩相對照,可謂是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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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柯文哲,我不知道藉由事故,合理化大巨蛋的工安問題,邏輯在哪,錢櫃大火之時,市長竟然跑到高雄去,為他的「國家治理學院」培訓黨內人才,置台北市民的人命於不顧,明明選舉已過,卻還在拚他的選舉行程,柯糞當時怎麼護航的?市長是為了幫助屏東行銷石斑魚,你們怎麼可以罵他?還在臉書洗版稱讚,至少,林佳龍不會說「每片乳酪都有洞,可以穿過去」或者是,「國家法律訂在那裡,老百姓有遵守義務,不是變成說政府沒去抓到,他犯法好像沒責任」把責任推給人民,相反,他第一時間表示,搶救優先,會付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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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誰不能被批評,誰在創造不可質疑的對象,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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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PTT八卦版,和從前有何差別,那就是平平都是在罵政府,過往,是就事論事,現在,則偏好胡亂罵一通,並習得了柯文哲的習癖,好似患了被害妄想症,一邊罵,一邊還想免於質疑,明明寄生在八卦版上,什麼蟑螂母豬綠共都罵得出來,還在那假掰的哀號,現在都不能罵了,一邊又要扮演被迫害的姿勢,罵完,還得說什麼,1450要來囉,不能罵會被檢討,一出事就只會維穩,只要罵黨就會有群賤畜蟑螂上來維穩,甚至開始說起謊來,說政府只會學中共那套,搞愛國主義炒作民粹,轉移焦點,像對岸一樣維穩洗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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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揍人,還要裝作挨揍的樣子,你們都只會檢討我,檢討阿北,都不檢討蔡英文,哭哭.只能說,有夠忙的.事實上,蔡英文或者林佳龍,幹的事,不過是在哀悼和救助傷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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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八卦版被搞得跟糞坑一樣,臭不可聞,人們被燻得離去,也沒人在意柯糞們在說些什麼,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卻幻想有人來維穩,這般自導自演,過去,還真的沒看過,總不能說,你罵得不過癮,沒人聽,就指桑罵槐,對著空氣吶喊,有人在維穩我.所有人都得乖乖到糞坑裡面,欣賞我排糞的樣子,這樣子,才算「罵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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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是不能罵,事故發生,也應當究責,釐清災害是如何發生的,但不是見獵心喜,等著一個教訓政敵的機會,用來宣洩自己的情緒,事故如何發生的,出了什麼問題,都不用管,只要等著多死幾個人,好釋放自己內心幻想的不公正,什麼你們都罵馬英九,柯文哲沒有包庇遠雄你們都誣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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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叫監督了,這叫真正的維穩,不過維的是心目中兩岸一家親與九二共識的政府,所以,在傷者的傷口上撒鹽,在死者的屍體上潑墨,只要你的政府垮了,我的政府就變對了;若我的偶像是錯的,你的執政當局就得爛的可以,這,不是在幫受難者說話,也不是在幫家屬申冤,更不是在檢討政府,而是利用他們,為自己和自己共情的偶像,馬英九和柯文哲的公平對待,出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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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在吃人血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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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是為賦新辭強說愁,衝冠一怒為紅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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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翻車事故,和過往普悠瑪號脫軌的情況不同,並非是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或是列車駕駛的問題,而是天外降下的一台工程車,駕駛根本猝不及防,這也和台鐵內部的列車管理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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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闖禍的工程車疑似手剎車沒拉,也有可能是手剎車故障,導致工程車滑落列車行經的軌道,列車撞上後脫軌,並直接撞擊隧道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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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至第三節車廂傷亡最為嚴重,第一節車廂出軌後再衝入隧道之中,導致車廂扭曲變形,而此事件最啟人疑竇的地方,就是駕駛疑似手剎車沒拉好,將工程車停在邊坡上,而且把較重的車頭朝下坡停放,也沒有任何大型車輪擋的措施,車停了便跑去休息,種種行為皆像是外行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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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鐵明明因應清明連假,暫停施工,該司機又是工地負責人,其他工人都不在場,他一個人跑去現場巡視,明明步行巡視就可,卻要開吊卡車,不知其動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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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停車的路段是便道,並不會有人車行駛,因此有工會要政府改善外車侵入的問題,恐怕不是重點,此工程為台鐵「鐵路行車安全改善6年計畫」,工程的目的及是為了改善鐵路安全,降低邊坡災害風險,原本是針對不穩定的邊坡加以改善,換句話說,原本是為了安全而進行工程,而施工的對象,卻成為了災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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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原本是為了修補傷口的血小板,卻成為了擁塞血管的來源,屬於由內而外釀成的災害,並不是純粹的外力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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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發路段的便道,也沒有加圍籬,明明停工還有人跑到現場,台鐵應該負責的,應該是督導和廠商選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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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廠商沒照合約走,台鐵是否會知道?就算知道,能不能給予懲處,或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從防護問題來看,這就屬於合約中「對安全防護如何界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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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是否有監督機制?例如工地施工,派人監護軌道?定時派人巡邏?按照目前的資訊來看,監造單位為「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廠為「東新營造有限公司」,出事的工程車司機為「義祥工業社」,負責該工程,似乎經過層層轉包,而義祥工業社的地址竟然是一處民宅,該負責人又被爆出指示員工用小畫家剪貼貼未實際施工相片請款,可以看出,這明明是高風險的作業場所,卻由不願負擔風險的廠商轉包給不能負擔風險的小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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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應由監造負責,但工地安全是可以全都外包出去給廠商,而台鐵本身不用負責嗎?很難想像,攸關國家安全的建設,連「安全」都能發包出去,而本來監督安全與否的機制,看來似乎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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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維繫人們生命的運輸線,如果都是些便宜行事營造廠來接,甚至欠缺專業,實在令人捏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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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工地安全意識的缺乏,導致連為了安全而建造的工程,都能成為不安全的來源,這絕對是結構上巨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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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應該通盤檢討工程發包的問題,特別是攸關於台鐵的安全措施施工,應該比照指標性工程辦理,而政府部門對於公共工程的評鑑措施為何?是否流於文書的形式,和現場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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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風險」並不是危險,風險指的是潛藏的危機,具備著不確定性,而危險指的是已確定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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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曝露在風險下面,他可能會發生危險,也可能不會,甚至他可能會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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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還會去做有風險的事,在工地安全方面,因為這可以節省成本,這樣做比較有效率,應該沒有什麼比關上車門去休息,或者是,把應負擔的責任都轉嫁給別人,這樣子沒有風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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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風險並不會消失,而只是把代價交給無辜的人,你不認識的人,以及建設工程的目的,你應該帶給他們幸福的對象,普羅大眾,所承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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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並不是追求「零風險」,而是降低風險,避免表面上解決問題,實則製造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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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比沒有風險,更有風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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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圍籬擋不住卡車,但如果有,是不是就能降低風險?如果台鐵能落實停工,再做一次覆核,該名司機是不是就不會上山去?如果監造單位能落實車輛管理,平地的工程車,不應該在停工時開上去,那個闖禍的人是不是就不會隨便移動車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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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風險管理一點一滴的累積在一起,就能避免危害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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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贊成林佳龍此時去職,或只是在協助救災,工地安全這一塊的結構問題,我想他再清楚也不過,他應該在監督營造廠是否落實法規以及評鑑機制,下點功夫,再走,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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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離去,確實是沒有風險的事,但,並不能降低災難再發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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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政府」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執著自身偶像的福祉,或者不能像往常一樣隨地謾罵,那也是在追求零風險的自由而已,如果不能以增加公共安全的角度,而只在乎自身的爽度,無的放屎,誰誰誰要罵得比我想像的還多,這樣才公平,而無視情境,執政者的態度,成就一種比爛的哲學,那還不如找棵樹臭罵德不配位,綠共,你們都在妨害我的言論自由,還有用的多,畢竟,樹是綠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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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蔡政府,必須注意的是,工地缺工的情形,缺乏專業人才,工地待遇難以吸引年輕人,人才凋零,逐漸被外勞取代,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台灣因為武漢肺炎,訂單增加,投資增加,科技場大規模擴廠,需求大於供給,前瞻計畫推動的大量工程,乃至於炒房而生的房地產建案,這些,都會使得人們求取速效,忽略風險,便宜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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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便給省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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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勞檢,制定工地安全的相關法規,這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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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追逐經濟發展的果實,一邊也不要忘了採果的,始終是人,寧可先求取穩定與安全,再來想要得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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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見的地方,是人人都能看到的,看不到的地方,果實摘多了會不會砸到人,器具是不是老舊,木梯晃動,爬上去會不會跌下來,這才是執政者必須設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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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是很重要的,種種從前,都成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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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的不是救災的英雄,哀悼的政治家,而是怎麼預防災害,降低損害的公僕,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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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佳 營造 民 進 黨 在 李姓中壢選民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作為民進黨政府2016年重返執政後,推動「2025非核家園」政策的主要受益者,綠能產業在2020年總統大選,毫無懸念地倒向綠營候選人,在商言商,或許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然而,上述綠電業者與離岸風電下包廠商,不少是過去4年綠電標案的得標廠商,某種程度上,和《政府採購法》定義的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定義,已相去不遠;有些甚至可以在綠能標案尚在開發階段,就提供候選人政治獻金,實在是有礙觀瞻。換個角度想,今天如果還是國民黨執政,如果有「核電幫」提供國民黨候選人政治獻金,綠營支持者又作何感想?>
全國綠能產業在大選期間成立了「蔡英文總統連任後援會」,這項舉動,不僅有違企業界避免「選邊站」的傳統,在法律上也頗有爭議。根據《政治獻金法》,「與政府機關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不得提供政治獻金。」包括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等綠能產業,在2025非核家園政策中,預計投資金額高達10兆元,這項攸關全國能源安全的產業,竟然完全不適用《政府採購法》,得標業者在不僅在這次選舉公然「選邊站」,還堂而皇之地提供高額政治獻金;根據監察院資料,綠電業者在這次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金額,超過2500萬元。
根據監察院資料,今年立委選舉,具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的綠能背景廠商,一共提供逾2500萬元政治獻金。其中,積極參與離岸風電防鏽塗料,並與上緯國際結盟,投入苗栗離案風電計畫的「永記造漆」,捐款金額接近500萬元,居所有綠能業者之冠。
根據資料,永記造漆除了以「永記造漆」、「永祥投資」名義,提供綠委趙天麟、許智傑、林岱樺,與藍委參選人黃韻涵各100萬元捐款之外;該公司負責人張德雄、張德仁、張德賢3兄弟,與董監經理人曾世裕、陳弘偉、黃湘惠、張晉誠,也以個人名義合計捐出了80萬元,對象則是綠委賴瑞隆、林岱樺、李昆澤,以及綠營苗栗縣區域立委參選人羅貴星。
由前綠委賴勁麟擔任負責人的雲豹能源,該公司主要股東包括伍豐科技、和益化工等公司,一共捐款165萬元,尚且不包括雲豹能源執行長譚宇軒名下的「寶圓投資」與「寶臨投資」的捐輸。而雲豹能源的政治獻金,絕大部分提供給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綠委賴瑞隆,該公司與經理人張祐慈、趙書閔等人捐贈,合計提供120萬元。
至於譚宇軒部分,譚個人的事業投資橫跨「雲豹能源」與「永鑫能源」。根據監察院資料,譚透過個人與集團企業「永鑫能源」、「永尚能源」提供綠委305萬元政治獻金,其中,賴瑞隆獲得130萬元最多,其他像蔡其昌、黃國書、郭國文、林宜瑾、李昆澤、鍾佳濱及新生態綠委參選人張銘祐等,也都獲得捐輸。
事實上,雲豹能源早在2018年即提供候選人政治獻金,當時捐贈的對象是前綠營議員、現任雲林口湖鄉長的林哲凌,捐款金額50萬元。譚宇軒名下的「寶臨投資」,先前在「九合一」選舉,則是捐給監察院長陳菊的高雄子弟兵、小港區議員參選人許乃文。
元晶太陽能就是由廖偉然、廖偉任、鄭振國等大股東家族成員、或是公司經理人名義,捐贈給屏東區域綠委蘇震清70萬元;日昇金能源由大股東黃坤元與「鴻元工程顧問」,分別捐給綠委蘇治芬與蕭美琴合計20萬元;雲林的開陽能源集團負責人蔡宗融,同時事安集科技大股東,這次選舉與關係人林素玲、黃國棟、黃義順等人,提供綠委蘇治芬、蕭美琴、蔡易餘等人政治獻金,但蘇在競選期間已部分返還,蔡宗融胞弟蔡清旭,個人經營鋼構營造工程,並無開陽持股,這次選舉則提供綠委林岱樺、蘇治芬政治獻金。
另外,經營「鱷魚牌」服飾、近年在苗栗地區開發綠電的台灣勁越,則是由負責人許俊吉與「力瑪科技」名義,捐給綠委邱議瑩、蘇治芬合計30萬元。另外,由前屏東縣長曹啟鴻擔任獨立董事的「旭東環保科技」,則是由大股東家族成員董拓宏與董妍伶,提供蘇震清、鍾佳濱政治獻金。
股票上市櫃公司「海利普科技」,迄今投資太陽能電站達12座,裝置容量6477MW,每年有固定收益近3000萬元,該公司在立委選舉捐款110萬元,其中蘇震清與蔡適應較多,分別為50萬與30萬元;綠委蔡易餘與藍委萬美玲、吳志揚則各分到10萬元。
另一家上市櫃公司新晶投控,董事長資三德同樣也在在中南部投資太陽能電廠,資三德這次選舉則是透過「欣晶工程」,提供總統蔡英文、綠委賴惠員與蔡易餘政治獻金各20萬元;該公司曾在「九合一」時,捐款給台南市長黃偉哲,以及藍營苗栗縣議員江村貴與無黨籍南市議員郭秀珠。
投桃報李?左手拿補助、右手再捐輸 綠能業砸2500萬政治獻金公然選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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