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S的左膠
在中大唸書的時候，最愛上逯耀東老師的課，他愛吃，也沒有架子，書院通識堂是每週到他辦公室談天，那個微不足道只有一學分的課程，令我感到大學教育同中學的分別。之後修讀中國史學史，當教授到由民國時期百家爭鳴到1949之後中共官方定於一尊時期，老師之憤慨，學生也能感受得到。自己有幸，八十年代是中文大學人才匯粹的時候，許冠三教授西方史學方法：影響民國學者的德國蘭克史學，而他本人更是中共研究的專家，逯耀東教授則接上中共史學，批判馬克思史觀先行，令中國歷史研究大倒退。
60年代，中共史學研究有所謂「五朵紅花」，即官方訂出研究五大範疇，而且給出了答案，學者就是將馬克思史觀硬套在中國史，例如馬克思歷史五階段論，是由奴隷、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最後去到共產社會，於是歷史學家就要論証中國在那個朝代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有人認為是宋，有人認為是明，以江南的手作坊類比倫敦十八世紀工廠，這些所謂研究根本就是結論先行，以意識形態去重塑中國歷史，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可言，只是政治操控學術的手段。今天大部分人已經忘記了。
最近回想起這段歷史，是來自一條法國學棍蘇哲安，發起聯署指袁國勇批評武肺源於中國人劣根性食野味，是一種殖民地種族主義歧視，要求港大校長調查。批評食野味播毒，扯上殖民地種族歧視，簡直荒謬絕倫，更荒謬是竟然有香港學者和應。沙士源於食果子狸，武肺源於食蝙蝠，禁絕食野味理所當然，中共及強國人冇吸取沙士血的教訓，理應全球口誅筆伐，袁國勇之所以猛烈抨擊此等飲食文化，就是因為「冥頑不靈，死不悔改，禍延世界」，讀者應該不難理解。偏偏蘇哲安硬將劣根性視之為種族優越產生的歧視，而袁國勇並非白人，那種殖民者視角理所當然來自殖民地港大。其實，在近代中國歷史，對民族劣根性之批判，不是什麼白人優越感，而是來自華人知識界，由晚清到民國，尤其五四運動到達高峰，魯迅棄醫從文，寫出經典作品《阿Q正傳》，胡適發表《差不多先生》，就是為了批判民族劣根性。用法國學棍的標準，特區政府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香港學校為何仍存在殖民地種族主義在中學傳播，也應連繫到九七主權移交多年，香港人眷戀殖民地人心未回歸及港獨猖獗抬頭之關係，調查之後由特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報告，查明之後，再重新考慮林鄭月娥、楊潤雄之聘任。多荒謬！
法國是近代帝國主義國家，有殖民非洲及印支半島的可恥歷史，乃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義種族歧視的產地來源之一，如果要深挖法國人過去的「仆街」歷史，進行自我批判，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蘇哲安悉隨尊便。但如果借學術理論之名，用上綱上線的紅衛兵手段，扭曲袁國勇文章的原意，斷章取義，來香港搞學術政治的鬥爭，做言論警察，香港人就要力斥其非。當然，此等學棍成功擦了存在感，做了攝石人，得到關注，目標已達。
那些支持蘇哲安的本地學者，應明白當某種理論及意識形態定於一尊，成為大學聘任教員的標準時，可以隨便要求校長調查，其影響就如中共歷史學「五朵紅花」時期那麼可恥可悲，從別人文章中挑出片言隻語，然後「篤灰」，向黨告發背後隱藏一條復辟資本主義之毒草，然後大家自我批判，坦白交代過去的黑歷史，放下研究不理，重新做個符合意識形態純潔性的新人。
對於文化研究、性別主義、後殖民理論，我沒有什麼看法，只是眾多學術理論、概念、甚或不過是學院內意識形態的一種，但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相信的「學術理論」，有道德優越性，可以用來量度其他學者，可以審視他們文章的修辭，進而判斷他們的學術道德及人格，這種行為同中共自1949年以來，折磨知識分子的手法，同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