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馬車不夠看,台灣現在有幽靈檢舉電話?!背後到底是誰啊? 🍓20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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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馬車電話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往未來的多種可能性】
這是推薦的短篇小說,會有一點燒腦,出自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
他在這部〈小徑分岔的花園〉的短篇中,用了類似於量子力學的概念,探討關於「時間」的奧秘。
而對很多作家來說,故事裡出現太多「巧合」會是一大敗筆,但在這部短篇中,這些巧合反倒成為一種特別的隱喻。
一起來看看這部頗有深意的文學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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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分岔的花園 / 博爾赫斯
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准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爾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面躺在小鐵床上。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裡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馬登,只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鳴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麼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只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裡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仿佛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裡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只美國掛表,鎳制錶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裡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畫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現在不妨說出來,因為我已經實現了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畫。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德國幹的。我才不關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此外,我認識一個英國人——一個謙遜的人——對我來說並不低於歌德。我同他談話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那一小時中間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對著鏡子裡的我說了再見,下了樓,打量一下靜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車站離此不遠,但我認為還是坐馬車妥當。理由是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是在闃無一人的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我吩咐馬車夫不到車站入口處就停下來。我磨磨蹭蹭下了車,我要去的地點是阿什格羅夫村,但買了一張再過一站下的車票。這趟車馬上就開:八點五十分。我得趕緊,下一趟九點半開車。月臺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倫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列車終於開動。我認識的一個男人匆匆跑來,一直追到月臺盡頭,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馬登上尉。我垂頭喪氣、忐忑不安,躲開可怕的視窗,縮在座位角落裡。我從垂頭喪氣變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決鬥已經開始,即使全憑僥倖搶先了四十分鐘,躲過了對手的攻擊,我也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我想這一小小的勝利預先展示了徹底成功。我想勝利不能算小,如果沒有火車時刻表給我寶貴的搶先一著,我早就給關進監獄或者給打死了。我不無詭辯地想,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我預料人們越來越屈從於窮凶極惡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強盜了;我要奉勸他們的是: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我就是那樣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已經死去的人,冷眼觀看那一天,也許是最後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臨。列車在兩旁的梣樹中徐徐行駛。在荒涼得像是曠野的地方停下。沒有人報站名。是阿什格羅夫嗎?我問月臺上幾個小孩。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說。我便下了車。
月臺上有一盞燈光照明,但是小孩們的臉在陰影中。有一個小孩問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亞伯特博士家?另一個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說道:他家離這兒很遠,不過您走左邊那條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會找不到的。我給了他們一枚錢幣(我身上最後的一枚),下了幾級石階,走上那條僻靜的路。路緩緩下坡。是一條泥土路,兩旁都是樹,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圓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陣子我想理查·馬登用某種辦法已經瞭解到我鋌而走險的計畫。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宮的中心院子的慣常做法。我對迷宮有所瞭解:我不愧是彭㝡的曾孫,彭㝡是雲南總督,他辭去了高官厚祿,一心想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建造一個誰都走不出來的迷宮。他在這些龐雜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個外來的人刺殺了他,他的小說像部天書,他的迷宮也無人發現。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像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像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複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裡,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悟了這個世界。模糊而生機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以及輕鬆的下坡路,這一切使我百感叢生。傍晚顯得親切、無限。道路繼續下傾,在模糊的草地裡岔開兩支。一陣清悅的樂聲抑揚頓挫,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葉叢和距離。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我這麼想著,來到一扇生銹的大鐵門前。從欄杆裡,可以望見一條林陰道和一座涼亭似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難以置信;樂聲來自涼亭,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並不用心傾聽就全盤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是不是有鈴,還是我擊掌叫門。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沒有停止。
然而,一盞燈籠從深處房屋出來,逐漸走近:一盞月白色的鼓形燈籠,有時被樹幹擋住。提燈籠的是個高個子。由於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條斯理地用中文對我說:「看來彭熙情意眷眷,不讓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參觀花園吧?」
我聽出他說的是我們一個領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著說:「花園?」
「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潮起伏,難以理解地肯定說:「那是我曾祖彭㝡的花園。」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請進,請進。」
潮濕的小徑彎彎曲曲,同我兒時的記憶一樣。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隻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隻紅瓷花瓶,還有一隻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斯蒂芬·亞伯特微笑著打量著我。我剛才說過,他身材很高,輪廓分明,灰眼睛,灰鬍子。他的神情有點像神甫,又有點像水手;後來他告訴我,「在想當漢學家之前」,他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落了座;我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沙發上,他背朝著視窗和一個落地圓座鐘。我估計一小時之內追捕我的理查·馬登到不了這裡。我的不可挽回的決定可以等待。
「彭㝡的一生真令人驚異,」斯蒂芬·亞伯特說。「他當上家鄉省份的總督,精通天文、星占、經典詮估、棋藝,又是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拋棄了這一切,去寫書、蓋迷宮。他拋棄了炙手可熱的官爵地位、嬌妻美妾、盛席瓊筵,甚至拋棄了治學,在明虛齋閉戶不出十三年。他死後,繼承人只找到一些雜亂無章的手稿。您也許知道,他家裡的人要把手稿燒掉;但是遺囑執行人——一個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刊行。」
「彭㝡的後人,」我插嘴說,「至今還在責怪那個道士。刊行是毫無道理的。那本書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裡死了,第四回裡又活了過來。至於彭㝡的另一項工作,那座迷宮……」
「那就是迷宮,」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說。
「一個象牙雕刻的迷宮!」我失聲喊道。「一座微雕迷宮……」
「一座象徵的迷宮,」他糾正我說。「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彭㝡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明虛齋固然建在一個可以說是相當錯綜的花園的中央;這一事實使人們聯想起一座實實在在的迷宮。彭㝡死了;在他廣闊的地產中間,誰都沒有找到迷宮。兩個情況使我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關於彭㝡打算蓋一座絕對無邊無際的迷宮的奇怪的傳說。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斷。」
亞伯特站起來。他打開那個已經泛黑的金色櫃子,背朝著我有幾秒鐘之久。他轉身時手裡拿著一張有方格的薄紙,原先的大紅已經退成粉紅色。彭㝡一手好字名不虛傳。我熱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著我一個先輩用蠅頭小楷寫的字: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默默把那張紙還給亞伯特。他接著說:「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曾自問:在什麼情況下一部書才能成為無限。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迴圈不已、周而復始。書的最後一頁要和第一頁雷同,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連續下去。我還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間的那一夜,山魯佐德王后(由於抄寫員神秘的疏忽)開始一字不差地敘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這一來有可能又回到她講述的那一夜,從而變得無休無止。我又想到口頭文學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傳,每一個新的說書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輩的章節。我潛心琢磨這些假設;但是同彭㝡自相矛盾的章回怎麼也對不上號。正在我困惑的時候,牛津給我寄來您見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這句話: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幾乎當場就恍然大悟;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雜亂無章的小說;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這句話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時間而非空間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流覽一遍,證實了這一理論。在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是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在彭㝡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世,許多不同的時間,衍生不已,枝葉紛披。小說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說,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㝡的作品裡,各種結局都有;每一種結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小徑匯合了:比如說,您來到這裡,但是某一個可能的過去,您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過去的時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頂的發音,咱們不妨念幾頁。」
在明快的燈光下,他的臉龐無疑是一張老人的臉,但有某種堅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緩慢而精確地朗讀同一章的兩種寫法。其一,一支軍隊翻越荒山投入戰鬥;困苦萬狀的山地行軍使他們不惜生命,因而輕而易舉地打了勝仗;其二,同一支軍隊穿過一座正在歡宴的宮殿,興高采烈的戰鬥像是宴會的繼續,他們也奪得了勝利。我帶著崇敬的心情聽著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驚異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為我把故事恢復原狀的是一個遙遠帝國的人,時間在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過程之中,地點是一個西方島國。我還記得最後的語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樣在每種寫法中加以重複: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銅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周圍和我身體深處有一種看不見的、不可觸摸的躁動。不是那些分道揚鑣的、並行不悖的、最終匯合的軍隊的躁動,而是一種更難掌握、更隱秘的、已由那些軍隊預先展示的激動。斯蒂芬·亞伯特接著說:「我不信您顯赫的祖先會徒勞無益地玩弄不同的寫法。我認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陰用於無休無止的修辭實驗。在您的國家,小說是次要的文學體裁;那時候被認為不登大雅。彭㝡是個天才的小說家,但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只是個寫小說的。和他同時代的人公認他對玄學和神秘主義的偏愛,他的一生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哲學探討佔據他小說的許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是他最關心、最專注的問題。可是《花園》手稿中唯獨沒有出現這個問題。甚至連『時間』這個詞都沒有用過。您對這種故意迴避怎麼解釋呢?」
我提出幾種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們爭論不休;斯蒂芬·亞伯特最後說:「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我想一會兒後說:「『棋』字。」
「一點不錯,」亞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龐大的謎語,或者是寓言故事,謎底是時間;這一隱秘的原因不允許手稿中出現『時間』這個詞。自始至終刪掉一個詞,採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迴,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彭㝡在他孜孜不倦創作的小說裡,每有轉折就用迂迴的手法。我核對了幾百頁手稿,勘正了抄寫員的疏漏錯誤,猜出雜亂的用意,恢復、或者我認為恢復了原來的順序,翻譯了整個作品;但從未發現有什麼地方用過『時間』這個詞。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彭㝡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路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並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再有一些時間,你我都存在。目前這個時刻,偶然的機會使您光臨舍間;在另一個時刻,您穿過花園,發現我已死去;再在另一個時刻,我說著目前所說的話,不過我是個錯誤,是個幽靈。」
「在所有的時刻,」我微微一震說,「我始終感謝並且欽佩你重新創造了彭㝡的花園。」
「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他一笑說。「因為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在將來的某個時刻,我可以成為您的敵人。」
我又感到剛才說過的躁動。我覺得房屋四周潮濕的花園充斥著無數看不見的人。那些人是亞伯特和我,隱蔽在時間的其他維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時,那層夢魘似的薄霧消散了。黃黑二色的花園裡只有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像塑像似的強大,在小徑上走來,他就是理查·馬登上尉。
「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我說。「不過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亞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開了那個高高櫃子的抽屜;有幾秒鐘工夫,他背朝著我。我已經握好手槍。我特別小心地扣下扳機:亞伯特當即倒了下去,哼都沒有哼一聲。我肯定他是立刻喪命的,是猝死。
其餘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場夢。馬登闖了進來,逮捕了我。我被判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勝利:我把那個應該攻擊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們進行轟炸;我是在報上看到的。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著名漢學家斯蒂芬·亞伯特被一個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殺身死,暗殺動機不明,給英國出了一個謎。柏林的頭頭破了這個謎。他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我難以通報那個叫亞伯特的城市的名稱,除了殺掉一個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別的辦法。他不知道(誰都不可能知道)我的無限悔恨和厭倦。
幽靈馬車電話 在 公民聯盟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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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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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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