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時代?】歷年政府十大縱容地產商壟斷行為
現時北京指需要整改香港發展商的「壟斷行為」,但「壟斷行為」的出現,與香港政府過往的房屋土地政策息息相關。那麼房屋土地政策會否來一場有意義的大改革?恐怕言之尚早。
現時政府放風的數個最新措施,非但不是劍指,甚至是鼓勵壟斷行為。這個弔詭之處,暫時被主流公共論述所忽略。以下十個香港政府助長發展商壟斷的行為,是否亦需要一併「整改」?
◾助長發展商加速圈地
多年來各種類型土地的發展管制,有維護城市景觀、保障生活質素與不同群體的權利,更有避免發展商全面壟斷土地資源的政策功能。但近日最新報導消息,傳出林鄭放風要大肆為發展商發展「起釘」,除放寬早已被發展商割據的濕地的發展地積比,亦打算向發展商視為「豬頭骨」的祖堂地開刀,鬆綁出售限制,預期發展商將能在新界加速囤地。
今次全方位的發展鬆綁,亦劍指市區土儲。自2010年起林鄭將強拍條件由9成收購門檻放寬到8成,十年後,今日有放風林鄭政府將舊樓強拍條件再降至7成。強拍底線似乎容許「無限後退」,在法例上不斷合理化發展商壟斷式收樓行為,相信「田牲式」收樓手法會更加放肆,而舊樓小業主及租戶的議價空間卻退無可退。
有趣的是,早前外投行的數據分析,在今次中央施壓下,估計恒基的地產謀財策略(農地王及私人市區收樓)將受最大影響。然而,今次放風的強拍放寬卻令市區舊樓最多土儲的恒基最受惠。政府跟發展商之間捆綁利益關係,在現時中央針對發展商壟斷行為下,更顯弔詭及複雜。
◾散播土地「荒」言
由2002年「孫九招」起,政府將香港房屋政策「定性」為集中土地供應,減少公營房屋供應,將私人房屋供應交由市場決定,是其後樓價飆升的重要因素。歷經20年,政府房屋大方針卻不見有大改變,繼續盲目催谷覓地,甚至不斷提倡天價人工島開,只為「做大個餅」,卻不全面收回棕地、發展商土儲及潛在違規丁地等其他土地選項。只講土地供應的政策論調背後,正配合著發展商動員打手發功,聯手在公眾輿論上背書式輸入「土地荒」的幻象,最後發展商圈地囤地等壟斷行為卻以「公共利益」之名變得合情合理。
林薪最近轉口風表示香港短期「搵夠地」,但劍指官僚「卡關」要加速審批,跟現時發展商指控回應香港房屋問題源自覓地到建屋速度「唔夠快」,明顯口徑一致,更顯政府貫徹親發展商的立場,不斷為發展商釋放土儲,助長由發展商主導香港土地供應。
◾「土地共享」度身訂做兼送基建
作為政府近年重點推銷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本身已被詬病為發展商「度身訂做」。政府以提供基建為由,幫助發展商釋放其偏遠、或有客觀條件限制(如位於濕地旁)而不適合發展的土儲,而公眾因而額外獲得的單位,往往只佔整個發展小部分(*額外*樓面面積的六成作公營房屋用途),發展商甚至能申請將官地納入發展範圍,將計劃稱為「共享」,實在是一個搵笨的公關表演,最後只會助長發展商繼續壟斷香港規劃主導權。
由發展商決定土地共享的選址,會否出現規劃錯配的社區?單從最新一宗共享申請中,恒基建議在林村杜山村鄉郊地區興建近40層高「公屋」,足見其潛在規劃災難。
可能發展商政府觀望政府會否進一步放寬發展限制,亦正與政府討價還價中,過去兩年土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只接到三宗申請,就土地供應速度而言,又是另一種「搵笨」。而昨天有發展商接受文匯報專訪就表示,在土地供應方面發展商可扮演更積極角色,表示可以提供多個「公營房屋單位」,參與「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可能是發展商心目中應酬北京施壓的其中一個成績表,能否真的解決房屋問題或壟斷問題只是一個大問號。
◾傾向避開發展商土儲收地
若政府真的動真格應付發展商壟斷及囤積行為,運用過去數十年在法院未嘗一敗的《收回土地條例》(土收)就最適合,將高度集中的業權復歸公有作公共用途,亦能夠增加租住公營房屋供應,舒緩基層居住困境。
政府亦會在收地政策上處處配合發展商。近數年有無數案例顯示,政府會選擇性利用土收針對一般農民、非原居民村甚至小地主,如橫洲、馬屎埔等,而巧妙地被避開發展商土儲,例如屏山北的棕地發展選址,以維護發展商的「私人業權」。「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亦容許政府利用土收收回選址內小業主的業權,為大業主的土地共享申請開路,位於林村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正屬此例,申請文件建議政府利用土收收回申請範圍內某些道路的業權,為發展項目興建接駁道路。
單單看林鄭於2019年提出收回十組私人地興建公屋,兩年後現時只能夠收回三組地塊,另外有三組地塊因屬發展商而放棄收回。而宣布收回的三組地塊中,其中一組更是新鴻基地產無法獲得當中位置關鍵的「祖堂地」業權而未能發展,屬「豬頭骨」地,政府收地屬收拾殘局。而發展商和政府亦能分別在收取「壯士斷臂」及「果斷收地」的公關之效,但諸如此類選擇性收地的做法只是在助長發展商壟斷市場的行為。
◾助長囤地自肥兼送發展權
過往新市鎮發展模式,主要是政府收回土地並重新規劃,部分土地再行公開拍賣,沙田新市鎮便是一例。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卻開始加入「原址換地」等概念,(「加強版」的新市鎮發展模式),逐漸將規劃主導權拱手相讓予發展商-發展商可以保留土地的發展權,早年聞風而一湧囤地的發展商大有斬獲,亦能夠決定能在那個位置起樓。
在新界東北發展公佈前,現任財政司陳茂波被涉嫌利益衝突,搶閘新界東北囤地,最後更逃過廉署起訴。連政府官員亦「其身不正」參與囤地等壟斷操作,怎能期望政府會大力遏止囤積堆奇?「加強版」新市鎮發展模式為發展商度身訂造,「獎勵」囤地行為,誰囤地囤得最多,誰就更能有能力壟斷市場。
◾批准無底線開則
回歸早年的發水樓、屏風樓,到近年納米樓,卻是一直導致香港房屋「貴、細、擠、焗」的一大推手。往往政府給予發展商樓面面積的優惠豁免,放寬這些建築物法規時,卻縱容發展商鑽政策空子,可以「無底線」開則,賺盡每一呎,而政府一向少有適時作出管制,卻稱將問題交予市場決定及解決,造就一個個三尖八角的「怪則」單位。除了樓價貴生活成本高,連市民的居住空間也被收縮及改造。今日,上有夏寶龍聲稱要解決劏房問題,下有繼續造就恒基成為「納米地產王」,更顯政府無心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放任樓市縱火
面對發展商囤樓囤地以及熱錢流入炒賣樓市,政府只講土地供應,將需求管理置於不顧,更故意忽視壓抑樓市炒賣的房稅政策改革,才是香港房屋問題「貴、細、擠」多年來一直未能妥善改善的關鍵。
上年年頭大肆宣揚的一手樓空置稅,林鄭已經不敢再提,資產增值稅亦再不考慮。而早幾年政府為「應對」熱錢炒賣物業投資樓價飆升而推出的買家及特別印花稅(「辣招」),原來可以透過公司股權轉讓業權形式避開, 所以公眾不時驚訝某高官、富商或明星竟能夠「首置」買樓,才猛然醒覺這些「辣招」實質上只係用來「做下樣」,向公眾顯示已經「做咗嘢」,實質上繼續「馬照跑、舞照跳、樓照炒」。
◾卸膊公營房屋予私人參建
除了政府每年公營房屋供應長期不足外,現時林鄭自稱「重建置業階梯」一大措施首置樓,更是政府將公營房屋供應責任交予私人參建的「卸膊」發展模式。在首置樓的官方定義上卻一直彈出彈入,一時形容為「公」,一時又「私」,變相可以「捽數」,成為林鄭公私營「七三比例」達標的最大「公因數」,根本地影響原作公營房屋(公屋/居屋)的潛在土地供應數目。
當政府推銷土地共享計劃的前身「以公私合營釋放發展商農地土儲」時,強調需要在地皮提供公營房屋,但沒有明言是是哪一種(公屋/居屋),時至今日,公營房屋部分成為了「公營房屋/首置樓」。首置樓「名公實私」,作為私人發展商作出「社會貢獻」的一大賣點,讓夾心階層可以首置「可負擔」的單位,但定價上所價不菲,舉例說最新由長實發展的安達臣首置樓,定價已不考慮申請者負擔能力,而是重新與市價掛鈎,往往比居屋更加昂貴,這正是政府卸膊公營房屋的必然後果。
從「公營房屋」定義的變樣,明顯見到政府房屋供應政策放軟手腳,鬆章於發展商。如日後首置樓恆常化為公營房屋供應的話,將延續香港房屋供應由私人發展商主導的命運。
◾讓地產利益滲入城規會
董建華時期,首次委任過半數有發展商背景的人進入城規會,將城規會審批土地發展的把關角色,慢慢被日益摻雜的發展商利益弱化。現時單靠城規會本身利益申報機制以及避席做法,已經未足夠釋取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質疑,例如現時城規會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已有五個委員有發展商背景,公眾對於城規會能否發揮公正審議發展申請的觀感已經大打折扣。
◾增加發展商土儲的「活化」政策
除了慣常賣地強拍舊樓,近年的活化工廈政策亦給予發展商增加土儲的機會。由初時2010年的整幢工廠改建優惠、2018年第二輪工廈重建免補地價,再到近日的工廠改契標準補地價,除了很有可能為發展商日後農地改契補地價標準化試水溫外,一連串加快重建工廠措施,據傳媒報導亦助長發展商過往十年囤積甚至炒賣工廠單位,直接導致工廠區的呎價急升。
所謂「活化」,不止助長發展商的壟斷行為由土地房屋重建,延伸至平民工廠區,在加快重建同時,卻少有安置及補償小租戶的措施,租戶愈搬愈遠/細。單是靠虛有其表的劏房租管,根本不足以解決香港中低層生活工作空間日漸收縮的問題。
◾小結
回顧過往十多年政府縱容史,縱使近日中央點名發展商壟斷行為,然而,最新一份施政報告,香港政府很有可能進行土地發展鬆綁大手術,短期內繼續甚至加劇這場壟斷遊戲。而未來這個利益纏繞的聯盟究竟會不會被清算/替代?或是中央施壓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長遠仍需繼續觀望香港土地利益版圖變動、未來中央施政方針以及下一任政府班底之間如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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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政府面對經濟衰退,急着削減開支,於是向福利制度下手,改革綜援。社署指綜援金額太高,要削減約百分之五。市民隨即認同。顧汝德點出其中一個政府的把戲,即政府用綜援住戶入息中位數跟總體個人入息中位數比較(兩者相若),而非跟高得多的總體住戶入息中位數比較,造成「領綜援較工作好」的錯覺。可惜,負面標籤已深陷社會。作者引用統計處數據,指有七萬三千一百人有經濟需要而沒有申領綜援,當中有四萬四千七百人聲稱不願意申領。他認為在市民生活有困難時,政府應該提供更多援助,而非削減。
工人福利力量弱勢
對,貧窮不只是缺錢,還有社會力量太弱。這是其他學者少有評論的一樣東西。捍衛福利制度力量較醫療和教育不濟,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香港在金融風暴前幾十年,經濟大漲小回,充分就業,工人容易尋找工作應付生活(即使薪金不高),間接認同自力更生的原則,發動工人和福利運動的力量有限。而香港的工會陣營分成親北京和支持民主兩派,本來較強勢的親北京工會,在六七暴動後退潮。到了金融風暴,工會未能回應經濟衰退和失業,難以得到工人支持。
另外,七八十年代,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行業專業化,高學歷而關懷社會的人士走進這些行業,認同並爭取更公義的社會。這種趨勢在九十年代消減,政府抓着資源,社會服務機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最後,在回歸前後,政治和經濟佔據香港最重要的議題,福利和民生措施只是次要。
寄望國策?
貧窮線有助界定貧窮人口,但扶貧不只在劃線及派錢。顧汝德建議政府在增加現有教育、醫療、房屋和福利開支外,還要加強勞工保障,推出多方供款的社會保險,字裏行間也表達不反對加稅。
政商攜手締結新貧階級
文:易汶健
香港的貧窮線終於面世。用住戶入息中位數排列,香港有約一百三十一萬窮人,佔總人口五分之一。即使加入福利轉移,貧窮人口也有近一百零二萬。特首梁振英說,扶貧不能只着眼金錢援助,又強調自己不是要搞福利主義社會。是的,直接派錢給窮人,也不見得是好事。投放資源在公共服務,讓基層(以至所有市民)容易取得,才令他們免於匱乏。
我相信顧汝德也會認同。他同情本地的窮人。相對於過往在物質匱乏生活,今天的窮人是生活在富裕及有能力滿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社會,因此稱他們為新貧(NewPoor)。具體來說,新貧是指失業者、低薪工人、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欠缺足夠教育機會的兒童、怕被標籤而不領取綜援的長者、收入足夠但未能應付昂貴藥物的人士、在惡劣地方居住的家庭等。
由顧汝德和他的新書《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道盡當今貧窮狀况,為窮人說話,足夠令我詫異。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顧汝德是港英時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過往的工作也跟宏觀的政治財經有關,著作圍繞政商精英的結連,本地銀行體系在二戰前後如何在東西冷戰的夾縫冒起,以及香港的銀行業有嚴謹的監管制度,安然渡過金融海嘯。今天,他用歷史文獻,加上過往的官場商場經驗,論證貧窮是港英和特區政府政策失效,以及偏袒商界,不願承擔社會福利的惡果。他多番引用數據,力證香港有這麼多的窮人,並非是懶惰、不事生產、或者是政府福利太優厚所致。當然,這個詫異是預期之內的。今年他在不同場合分享以上見解,而他的太太曾任社會福利署副署長,多少也有點影響。不知道選擇本月出版,是否特意來湊熱鬧。
香港缺錢是神話
香港幾十年來從不缺錢。葛量洪和彭勵治分別跟英國政府和立法局表示不乏財政儲備。即使面對金融風暴,首屆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足以維持二十二個月開支。所謂的不夠資源,是政府和商界的神話。郭柏偉在一九六四年批評免費教育,稱此舉會加稅一倍。同期,他領導的一個小組,批評社署執意引入西方福利模型,破壞華人家庭文化,令香港破產。顧汝德猜測,商界近年抗拒保障工人的政策,是因為他們在八九十年代北上營商後,地方政府要提升工資及加強環保政策,令港商開支增加,甚至倒閉離場。商界有前車之鑑,在回歸後大力阻止政府擴張福利。
政商關係緊密,在回歸後愈來愈受重視,數碼港事件和反對落實公平競爭法是主要例子。顧汝德還提醒我們,現時房屋用地不足,是政府把土地控制權讓給地產界。在二○○一年八月,早餐派議員跟政府會面,反對政府在三十八幅土地興建房屋,議員稱該批地皮價值四百六十八點三億元。同年九月,房委會停售居屋。到了二○○二年三月,房委會撤銷二十五幅原本用作興建居屋土地的計劃,將其中十七幅地交還政府作私營房屋發展,包括北角邨。該批土地本來預計興建的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個居屋單位。政府相信私人市場才是處理住屋需要的理想。結果,不受控制的私人市場,造就一群負擔不起樓價租金的家庭。
當然,並非所有官員也抗拒社會保障。我們會舉出麥理浩是個例外。大部分人認為他有決心加強社會福利開支。這也是事實。不過,顧汝德指出,其上任港督戴麟趾已經提議推行社會保險、最低工資、清拆寮屋等,只是下屬們不接納。在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認為社會和勞工問題是動亂原因,官員們以求社會穩定,再沒有理據反對增加開支。一九七一年推出公共援助計劃,即綜援的前身。
麥理浩再強,也敵不過商界和下屬。他再推銷社會保險,但面對政府內部和商界巨大阻力而告吹,只能擴充公共援助計劃至失業人士。其中一位反對者,是當年任立法局議員譚惠珠,她抱怨勞工保障的責任放在僱主身上。再者,正如呂大樂指出,麥理浩致力改善市民生活,最終目標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增加英方的籌碼。
政府採納商界思維
政商關係的緊密,同時在於政府接納商界的思維。顧汝德認為,新貧在九十年代冒起,一個原因是來自那時政府推動私營化、外判工作,帶頭製造低薪工人。經過工會多番爭取後,才不情願地實施最低工資。
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仿效外地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社署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要吸收商業運作,終止按需要撥款的政策,轉為向受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推行整筆過撥款,加強競爭和和控制成本。社工為了爭取外間資源,減少花時間幫助弱勢社群。顧汝德質疑政府體系改革的效用,他用的指標,是弱勢社群得到的服務有否改善。在二○○七至二○一一年間,長者在輪候長者院舍平均時間要兩至三年,有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人在輪候期間死亡。在二○○七至二○一二年間,輪候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時間維持約七年,同期輪候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由四十個月減至三十一個月,仍然超過兩年半。昨天的扶貧高峰會指出,領取綜援(也許是以失業或單親人士為主)者不一定在貧窮線之上,反映制度需要檢討。
顧汝德用了整整一章討論綜援制度。一九九八年政府面對經濟衰退,急着削減開支,於是向福利制度下手,改革綜援。社署指綜援金額太高,要削減約百分之五。市民隨即認同。顧汝德點出其中一個政府的把戲,即政府用綜援住戶入息中位數跟總體個人入息中位數比較(兩者相若),而非跟高得多的總體住戶入息中位數比較,造成「領綜援較工作好」的錯覺。可惜,負面標籤已深陷社會。作者引用統計處數據,指有七萬三千一百人有經濟需要而沒有申領綜援,當中有四萬四千七百人聲稱不願意申領。他認為在市民生活有困難時,政府應該提供更多援助,而非削減。
工人福利力量弱勢
對,貧窮不只是缺錢,還有社會力量太弱。這是其他學者少有評論的一樣東西。捍衛福利制度力量較醫療和教育不濟,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香港在金融風暴前幾十年,經濟大漲小回,充分就業,工人容易尋找工作應付生活(即使薪金不高),間接認同自力更生的原則,發動工人和福利運動的力量有限。而香港的工會陣營分成親北京和支持民主兩派,本來較強勢的親北京工會,在六七暴動後退潮。到了金融風暴,工會未能回應經濟衰退和失業,難以得到工人支持。
另外,七八十年代,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行業專業化,高學歷而關懷社會的人士走進這些行業,認同並爭取更公義的社會。這種趨勢在九十年代消減,政府抓着資源,社會服務機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最後,在回歸前後,政治和經濟佔據香港最重要的議題,福利和民生措施只是次要。
寄望國策?
貧窮線有助界定貧窮人口,但扶貧不只在劃線及派錢。顧汝德建議政府在增加現有教育、醫療、房屋和福利開支外,還要加強勞工保障,推出多方供款的社會保險,字裏行間也表達不反對加稅。
回歸之後,董建華強調儒家精神和孝道,香港應維護自由經濟體制,審慎理財和小政府方針,限制政府開支。曾蔭權認為香港的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梁振英昨天也指出資源應集中「最有需要的人」,以及財富差異必然存在。有趣的是,他估計特區政府未來會投放更多資源,因為中央政府在努力改革醫療和社會保障,減少貧窮人口。特區政府大抵會跟從國策,提高社會福祉優次,而並非首要顧及商界。為了追求經濟增長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內地已認定這是「政治不正確」。顧汝德這樣想有點過分樂觀(或者有點諷刺)。縱使中央政府政策方針轉變,地方政府未必跟從。在民間福利運動未成氣候前,政府推出更多扶貧和福利措施,大抵是為了挽救民望,維持社會穩定而已。
明報 | 2013-09-29 | P01 | 星期日生活
附註:
Leo F. Goodstadt 顧汝德
《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http://www.hkupress.org/Co…/Reader/Products/ShowProduct.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