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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

【發光發熱的楚門世界】

「你問我為什麼創業嗎？這問我也許不準，當時只知道想做自己的事，一腳，就踏入這圈子了。

記得畢業時，實在不知道往哪裡去才好。大三時候聽到學長姐的職涯講座，分享如何支身前往異地成為鑽石級淘寶賣家、如何把新創中心產出的專題成為網路熱賣產品⋯⋯記憶中的他們，就是那樣閃亮亮地，接著，“創業”、“當自己的老闆”就成為我日思夜想的目標了。但，如果現在要我回母校分享創業，我想我絕對不會是那閃亮亮的學長；因為，對我來說的創業，完全是人生階段中的越級打怪，身體上的不辛苦，心理上的最辛苦，這才是，我想說的。

堅持這件事，有點討厭，因為它總愛突然變得虛無飄渺，甚至有些痛苦。創業，對我來說，不像工作那樣隨時能拋開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如果放棄了，就像是捨棄了自己的身份般。創業蜜月期後的每天，都像在挑戰自我的精神邊界般；走進辦公室，看著員工期待我什麼都知道的眼神；會議時，心照不宣地猜測夥伴堅持下去的心情；活動時，面對外界總認為我應該做什麼的眼光。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好像存活在一種，把夢想發光發熱的楚門世界中⋯⋯漸漸的，連能吐苦水的對象變少了，連被問到一句：最近好嗎？內心，都慌亂地尷尬。

Lynn，身為CEO，這樣講是不是有些懦弱呢？以前啊，我常覺得創業是為了獲得：獲得自由、獲得金錢、獲得認可，但現在的我卻覺得一個人的成就和偉大，不是他獲得了很多，而是他放棄了很多，因為，放棄比獲得要更加困難，像是放棄了那些陪伴重要人的時光、與好友一起耍廢的充電飯局⋯⋯愛賴床的我，甚至成為了不需鬧鐘叫醒的六點鐘人，也成了巷口那家小酒吧的十一點常客，只是通常，筆電配啤酒的⋯⋯直到重複了2190次，才理解到，原來這條路，沒有所謂閃亮亮成功與灰濛濛失敗的二分法，而是必須經歷了第一次失敗、再一次失敗、很多次失敗，才能找到創業攝影棚的出口，然後：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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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看到的東西，來換夢想的東西，他是這麼開始踏上創業的。我們的會面也不是為了介紹機會，而是要幫他的公司找人才。這個年輕老闆，後來，沒有選擇放棄，而是選擇如何不放棄。算算到現在，應該是他創業的第八年了，在太多工作經驗的階段，踏入了Startup這條路，而創業對他來說一直都不是避風港，因而加倍努力，只是，沒想到要經歷好多未知，實現理想而落實現實，轉眼間變成職涯、變成人生。

最後，我們的話題停在矽谷流行的創業新趨勢，當我同他搭電梯下樓，正思索著他後腦勺的幾根白髮是如何出現時，他與我聊起了他的父親是如何獨自從家鄉離開到台北，當起了木工學徒，一直到為了養家而成了統包工程公司；現在，為了支持小妹的夢想，遲遲不肯退休。而他，卻是先遇見了志業，想分享給他人理念而成了事業，進而鑽研成了一種職業，這職業生涯的順序像是反了過來。但也慶幸這反過來，讓他能夠提前理解，原來小時候難得出現在餐桌上的爸爸，不是因為不喜歡與孩子相處時光而沈默，而是養成了獨自消化所有壓力，不自覺地成了這樣的習慣。

我從沒告訴過他，在我心中他仍是閃閃發亮的。到底該選擇冒險、或是該選擇穩定，就像要選擇當Truman還是Trueman一樣，但，卻沒有二分法。只有讓生活不斷啟動，慢慢長征過許多痛苦，才能體悟酸甜苦辣的箇中滋味，就像電影說的：『你是一個聰明人，應該走出去。人應該享受這個世界，而不是企圖理解這個世界。』然後，成為帶得走的人生。

http://www.lynncareers.com/2017/06/thetrumansho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