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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一百年

張愛玲以華麗而蒼涼的小說風格引人矚目，奠定文壇的地位。可是，坦白說我最喜歡她的作品卻不是小說，而是散文。以及，散文背後顯露出來的這個女人。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很多人總愛問「漂流到荒島上，你會帶哪些書？」這樣的問題。2008年，我帶著兩口皮箱，隻身來到舉目無親的日本，雖然不是到荒島，但回想起來最初的生活，在心境上倒也有點這樣的況味。拉來的皮箱，有限而可貴的空間裡，應當是以最急切的家用品為主吧，可是我卻硬留了得以塞進兩、三本書的空間。其中的一本，正是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

我就這樣把張愛玲帶來了東京。一本喜歡的散文書，跟前奏才滑出幾個音就知道的老歌一樣，倒不是一天到晚都會想去聽，卻總在某些特殊的時候，就忍不住要重溫一下。大約是圖一種現世未變的安心感。於是，偶爾在深夜睡前，一時興起就會抽出《流言》來。亂序地翻開一篇，細細重讀起來。

又有幾次，我帶著書出門。走進表參道、裏原宿、神樂坂或銀座巷弄的咖啡館，在日光斜照中翻開張愛玲。常常讀完了一個段落時，就放下書本來。啜飲咖啡，眺望窗外的人來人往，回想張愛玲筆下勾勒的世界。

我奇怪當我在二十一世紀，繁華的東京街頭，閱讀著《流言》這本集子時，竟然不覺得這其實已是一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書了。時至今日讀著她對人情世故的透澈解析，仍然沒有與時代脫節之感。

不僅跨越了時間，還跨越城國的邊界。幾個段落，只要稍微更換掉地點，我常以為那些文字在隱喻或諷刺的，其實是當下。都會人的小資情調，眾生百態的人性輪迴，迄今依然適用。無論上海、香港或台北，甚至是東京。

有時候，我穿梭在東京許多有趣的街坊和商店裡，不禁揣想，張愛玲會喜歡這間店嗎？或者該問的是，張愛玲她不討厭日本嗎？她生命中種種與日本牽扯的歷史，照道理說很應讓張愛玲對日本反感的吧？

張愛玲曾在1952年11月來過一趟日本。因為她的好友炎櫻人在日本，準備赴美。她去找炎櫻，以為可以透過炎櫻在日本找到工作，或是獲得赴美的快捷方式，但三個月後她就回去香港。張愛玲對那三個月的事情隻字未提，即使在她給宋淇夫婦和夏志清的信上也沒記載。許多「張學」的研究者，都說那是張愛玲空白的三個月。

我非常好奇當張愛玲親自踏上日本的土地，什麼東西會吸引她的目光？她會做些什麼事呢？散文不曾提及，即使《惘然記》收錄的小說〈浮花浪蕊〉故事舞台設定在前往日本的渡輪上，也沒寫到上岸後的事。直到2010年《張愛玲私語錄》出版，公開了她寫給宋淇夫婦的信件，雖然還是不知道那三個月的事，但卻從另一個時間點，獲得了我想知道的答案。

1955年張愛玲赴美國定居，在郵輪上寫給宋淇夫婦的書信中，說她在途中船舶暫停時去了神戶、橫濱和東京。在這封長信中，張愛玲分享了她在日本看見了什麼，遇到怎樣的日本人，以及做過哪些事。

倘若張愛玲具備穿越時空的超能力，此時此刻來東京，我真想為她嚮導一趟東京半日行。

或許，就從一大清早的早餐開始吧！可惜日本人的早餐種類貧乏，沒有張愛玲喜歡的燒餅油條。不過，她曾在〈談吃與畫餅充飢〉一文中說過日本人對米飯特別講究，又說她喜歡海藻（海帶），覺得中國菜裡的海帶毫無植物的清氣，是失敗的。她推崇日本味噌湯裡的海帶。那麼就領她到築地市場吃早餐吧！市場裡有間「丸豐」飯糰，彈牙的米飯，保證她喜歡。場內有很多賣海帶的食材店，她可以在一旁的海產店現喝一碗海帶味噌湯，更可以把海菜買回家自己熬湯。

如果她真的愛日本米飯的話，我要帶她從築地一路散步到銀座去。銀座後巷有一間叫作「AKOMEYA」的潮流米店，專賣各地精選的日本米，而一旁的物產店有賣佐賀縣的嬉野豆腐，恰好也能推薦給她。她曾在文中寫過日本豆腐有種「清新的氣息」，好像本來光是看，不覺得有啥特別，但一吃就「一整塊都是我一個人吃了」的回憶。
愛流行的張愛玲肯定是喜歡銀座的。事實上在1955年的那封書信上，她就寫到郵輪停靠在橫濱港，翌日她抓緊了開船前僅剩的幾個小時，搭火車衝去了銀座。這麼拚命是為什麼呢？只為了買一個她想要的旅行用保溫水瓶！

銀座散策，張愛玲必然欣喜。她曾描述走在滿街楊柳的銀座，注意建築「常是全部玻璃，看上去非常輕快」，最近銀座又新蓋了幾棟大樓，玻璃帷幕的設計更是徹底。帶她逛逛銀座，想必光是散步也會讓她的心情輕快。

她喜歡衣服，也愛觀察路上的女人。她曾寫到在她眼中的銀座有「許許多多打扮得很漂亮的洋裝女人，都像是很刻意地蹓躂著」的風景。說歸說，如果她看見銀座迄今仍保有不少手工訂製服的店家，應該也會自己畫張設計圖裁縫一套，示範一次什麼叫自然的蹓躂吧？我還想帶她去文具天國「伊東屋」，但不是要她挑卡片。因為她曾在語錄中透露自己「不喜歡賀卡」這件事。但她是愛給摯友寫信的，這裡有許多信紙可任她挑選。最重要的是這裡販賣著許多美麗的和紙，她可以買了去裁切做書套。她曾寫道：「我喜歡的書，看時特別小心，外面另外用紙包著，以免汙損封面。」這不就是日本人現在還會做的事嗎？為每一本書，用紙書套再包著。她絕對會在東京找到很多愛不釋手的美麗書衣。

銀座和日本橋這一帶有許多做和服的百年布莊，也要列入導遊張愛玲的行程。張愛玲曾形容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還未裁縫前，常忍不住攤開來鑑賞。這裡的布店，夠令她眼花撩亂。

張愛玲喜歡看櫥窗。她曾說最羨慕的幾種職業是影評人、時裝業及布置櫥窗。所以，逛完銀座的三越百貨，我們要驅車前往新宿伊勢丹，看一看那裡最能代表日本時尚的百貨櫥窗。當然，樓下的糕點天堂也不可錯過。這裡有賣她愛吃的Scone和Muffin，一定也會令她看了食指大動。

有時間的話，想安排她搭一段路面電車都電荒川線之旅。因為張愛玲曾在〈公寓生活記趣〉文中描述過她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人。她喜歡聽見電車行馳的聲音，也看電車在路上跑。要是恰好她趕上春天櫻花的季節，匡啷啷行走的荒川線電車穿越櫻花雨，也許會帶給她新的城市體驗。

半天下來走累了，最後找間店歇歇腳，順便吃點東西吧。但千萬別安排日本拉麵的行程，因為張愛玲曾透露「有些作家寫吃的只揀自己喜歡的。我故意寫自己不喜歡的，如麵、茶葉蛋、蹄膀」。她不愛吃麵，但愛輕食。於是準備安排她去人形町的一間老派喫茶店「快生軒」。

這是被台灣讀者暱稱為「大和民族的張愛玲」向田邦子生前的愛店。我當然沒膽子在張愛玲面前這麼說，因為她對於拿她去比擬他人，曾冷冷地說「像看見別人穿下照自己樣做的衣服」，萬一她不喜歡對方的文章，就會犀利地說「看了簡直當是自己一時神智不清寫的呢」，不過，在「快生軒」裡向田邦子酷愛的蜂蜜奶油烤土司，肯定會讓愛輕食、愛麵包又愛甜品的她回味無窮。

走回市街上，張愛玲或許會被某樣東西拉住目光而駐足。她曾在書信中描述在東京跟神戶看見上班族下班後，舉國若狂就去玩著一種吃角子老虎的小賭博。對他們臉色神態，說像打字員又繼續工作了，形容得很逗趣。我猜想她說的那東西，應該就是小鋼珠柏青哥吧？總有冒險性格又好奇的她，會想試試嗎？我也沒玩過。但如果她想去玩玩看，我願意陪她一起去。

戀物的，熱愛美食的，心思細膩又獨具審美觀的張愛玲，要是她身在這個時代來到了東京，肯定將會荷包大失血，行李超重吧！離開以後，大概馬上又想翻開行事曆，預定下一趟的東京之旅。

導遊結束，道別時，我想要告訴她，如今我們面對的日子，依然像是她筆下「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的亂世般，有時甚至也「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呢。她會說什麼來回應嗎？我想，我不會等她開口回答就會說再見的。因為她要說的，一定都在文字裡了。

所以，就讓我們再重翻一次張愛玲的書吧。看一看你我又該如何還像是她多年前寫下的市井小民一樣，努力摸索出苦中作樂的本事。

#張愛玲生日快樂

——〈帶張愛玲遊東京〉創作於2016年，收錄於張維中散文集《東京模樣》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1130

●張愛玲作品 https://activity.books.com.tw/crosscat/show/A00000014428

五、六十年代，港大校外課程部（今之 SPACE），常常開文化講座。講者很多是南來文人，來自各省各地，雖然都講國語，但口音或濃或淡，總之是各有不同。例如：錢穆（無錫口音國語）、劉百閔（上海口音）、左舜生（湖南口音）、羅香林（客家口音）、牟宗三（山東口音）、饒宗頤（潮州口音）。講座內容文情並茂，趣味盎然；後來他們不少雜著，深受讀者喜愛，其實來自這些講座的講稿。眾人之中，國語最標準，只有極輕微山東口音的，就是林仰山，而他是一位鬼佬。

這批學者，經常聚會打牌，牌腳通常是錢穆、劉百閔、左舜生等；若有人事忙，則會找地位稍低但也談得來的人「戥腳」，例如牟宗三。打牌時，由他們的學生充當雜務，斟茶遞水，但那些年輕人都甘之如飴，因為會聽到很多秘聞掌故、讀書要訣、學術線索。這叫做「親炙」，師生關係不但在講堂、課堂、辦公室、圖書館，更在老師的生活中耳濡目染。這種關係，承繼了華夏的文化傳統。

錢穆弟子之中，來港之前已經拜師的，最重要是嚴耕望。新亞書院時期，當然是余英時。他是錢穆在新亞的二弟子。（大弟子是何佑森，但名氣遠遠不及。）余英時在新亞畢業，只有一張畢業證書，沒有學位，因為當年英殖不承認。但他憑這張證書，直接入了哈佛，讀博士，跟隨楊聯陞教授。

楊聯陞，清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但親炙過陳寅恪。後來前往哈佛任教，可能也有這關係。他在哈佛教的是歷史，包括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所以，余英時除了是錢穆弟子，也是陳寅恪的徒孫。我首次閱讀余英時，正正就是他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當年我這類戇直青年，給這本書害得非常慘烈，因為余英時經常有新發現，於是經常發表新的文章；然後，每十年八年，甚至更快，《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就會刊行新版；每次出新版，中港台三地就會有一堆自詡品味超凡但其實八卦依舊的戇直青年一起排隊購買。1958年，余英時發表〈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點燃了當今叫作「陳學」的第一篝火；到了《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破解了陳寅恪詩文的「暗碼系統」，讀舊體詩文好像在看偵探小説一樣。

2008年，新一輩學者胡文輝在大陸發表《陳寅恪詩箋釋》，把解碼更推進一層，從余英時手上接過這頂級學術花生的火棒，又令中港台三地的大群過氣文青再度大破慳囊。胡文輝也承繼了余英時的賣書方程式，在2013年發表增訂本，多所潤飾，而且改排正體字，於是大家又不得不排隊進貢。端著這兩巨冊，就像把嬌豔欲滴的二八姑娘一抱入懷（注意：是二八，不是廿八），心中春意滿載，仿佛回到懶惰故無匹的夢幻歲月，非把書一讀到尾不可。

這種風流倜儻，是兩代南來文人的風流倜儻，我得預其中，不覺飄然，至今神往。當年的南來文人，非常非常多。美國肯定有注意並且幫助；幫助主要在檯底，但後來浮面的，都分散在種種回憶錄之類的書策，集中講述這段故事的，始終不多。

美國當年幫助香港，一是培植人才，依賴華人以華夏論述反抗共產黨，所以南來文人非常重要。二是宣傳西方（當然主要是美國）的文化、價值，例如60年代辦了中文版《讀者文摘》（今已收皮），而當時的總編輯就是董橋。我非常非常喜歡看董橋的文字，但觀察他的行為蹤跡，他大概很早已經做了美國的文化間諜。

美國在台灣也有類似布置，而御用的文化間諜就是夏濟安。他對台灣文學界影響極深遠。簡單一個小傳記，你看到他在新亞書院停留過，然後1959年已經過了美國做研究，而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史」！他大概在1959年到達美國之後才嘗試溝張愛玲，但張愛玲不受溝。我估計他可能暗付，「胡蘭成是間諜，我也是間諜，大家文化修養也相差不遠，妳幹嘛不受溝呢？」

然後，弟弟夏志清也嘗試溝張愛玲，而溝的方法就是寫一本現代文學史，將張愛玲捧到天上。結果，夏志清一舉成名，而張愛玲到了今時今日的地位依然居高不下。不過，最重要的任務，到底失敗了：張愛玲始終不為所動。

陰謀論一點，甚至可以這樣看：當年夏志清發表《中國現代小説史》之後，火速由一間雞校的副教授，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挖角，聘為正教授，有終身職。而《中國現代小説史》的影響，就是到了今時今日，最受崇拜的現代小説家，不是魯迅，不是老舍，不是巴金，而是張愛玲、沈從文。張愛玲文風格局深而窄，只佔華夏文明極小部份。背後有否深層國家操作？惹人遐想。

另外一位當年跟美國很有關係的，相信就是金庸。他本來在《大公報》，屬於親共系統，但1959年離開，創辦《明報》，文革時大力鞭撻共產黨。期間，維持《明報》高銷量的手法，是連載武俠小說。可以説：他因此而發了大財。發財之後，他在明在暗用各種方法幫助文化人，特別是南來文人。70年代，香港翻譯學會成立，創辦人膽粗粗找金庸幫幫手，金庸一口應承，並且親自出席開幕式。當時在九龍塘某處，金庸駕駛一輛開篷跑車瀟灑到達，雄姿英發，亦顯示他當時財政上已經很充裕。八、九十年代，他投共之後，仍然沒停止幫助支持南來文人，包括大陸異見者。

金庸幫助南來文人，不單包括來港定居者，連路過的也會幫忙。最直接的就是有人拜訪，傾談一個下午，金庸就會自動自覺，很含蓄地將一個有點厚的紙皮包交給南來文人。而紙皮包裡面，當然就是鈔票。不久前，金庸逝世，《明報月刊》有懷念專號，撰文的人包括李澤厚。那篇文章就是公開揭露金庸有這個動作的第一次。最諷刺的是：李澤厚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他覺得很侮辱，而「很侮辱」的原因，是嫌錢少！

90年代，《蘋果》很快就在自詡為「有識之士」的港人之間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其中一個關鍵就是肥佬黎重金邀得董橋、陶傑由《明報》過檔《蘋果》。當中有否深層操作？同樣是惹人遐想。董橋、陶傑過檔《蘋果》之時，大約就是金庸將《明報》出售給于品海之時。金庸和于品海，根本就不對稱：一個是武俠小説大師；一個是歷史最後證明，屬完全沒文化的廢柴。好明顯，接收《明報》的是共產黨；亦因此可見，董橋、陶傑也是美帝的人。

按：三月時，因緣際會，寫了點筆記，但忘了撮成文章。今日心情舒泰閑懶，漫成一策，以饗同好。

#夜坐樓説

【柏青書評】潮流的海水退了才知道村上春樹沒有褲子穿以及張愛玲賣輸誰



「日常生活中，一條藍牛仔褲一件毛衣足矣。不過我有我自己的一點點哲學。」村上春樹《國境之南 太陽之西》中主人翁這樣一段自述該也適用於他自己，我們對這位作家的想像似乎就擺盪在兩條褲子之間，要不是短跑運動褲（那同樣適用於馬英九），否則就是牛仔褲（村上春樹的中國譯者林少華談到村上春樹印象，「總是藍色T恤，藍牛仔褲，梳著小男孩的髮型」），我好奇的則是，為什麼每逢慾升，想起薇閣，思及村上，腦中便浮現牛仔褲？村上春樹的牛仔褲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呢？再進一步提問，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穿牛仔褲？又如果文學界要代言牛仔褲，多的是候選人，村上春樹如何讓評審把椅子轉過來？你瞧若讓無賴派的太宰治穿洗白破褲多慵懶，越破越貴才好意思說「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三島由紀夫練起肌肉可不就是直筒Levis501尋尋覓覓硬漢風格代表。


看了W.大衛・馬克思的著作《洋風和魂》我才知道，牛仔褲在日本流行是上世紀很晚才開始的事情。他考據到，二次戰後隨著美軍進駐日本的，就是這種張力甚大洗到褪色的褲子，他穿在美國大兵身上，通常你只能在黑市或是阿美橫丁的二手市場買到，卻非常搶手。要到六零年代，日本商人才開始想要「國艦國造」，自己做牛仔褲，1965年終於進口大量丹寧布，卻發現自家三菱牌縫紉機連一針都挺不進這頑強的合眾國藍色布料。


好不容易盼到第一件印上MAKE IN JAPAN的牛仔褲誕生，但自己人不買帳，調查原因，原來民眾想要的，不是這種深藍色、硬巴巴的全新牛仔褲，六零年代日本人心中所謂的「牛仔褲」的形狀，是二手市場所流通，被洗白了、因為長期穿著變得柔軟有延展性的那一種，於是「美國進口的二手貨要一千四百日圓，這些新牛仔褲只賣八百日圓，但二手褲的銷售量還是全新牛仔褲的十倍」，賣得很差啊，沒有辦法，這批商人只好把牛仔褲拿去機洗，試著讓布料變軟，並呈現刷色（「但操作一週後，洗衣工廠的機器竟全數損毀」，你瞧，美帝豈止船尖炮利，連布料都不戰而屈人之兵）。但這樣作卻又被百貨公司退件，西武百貨與伊勢丹百貨的採購人員對牛仔褲廠商說道：「你們先洗過？我們只賣全新商品，你們到底想什麼？」


是這樣的年代。與其問牛仔褲怎麼在日本被發現，不如問它如何在民眾印象中被重新發明，當刷白取代深藍色，柔軟與皺摺勝過硬挺，舊的反而是新的，曾經戰敗的國家連針尖都打不進戰勝者的一條褲子上，但誰知道有一天，日本會成為輸出牛仔褲精品的大國，你敢說衣櫃裡沒有一條Big John或EdWIN？


要到六零年代後期，馬克思主義者和警察在街上窄路相逢、學生革命、全共鬥…..那就是村上春樹小說沒寫到的風景，而這一切反抗、虛無，叛逆都集中在一條牛仔褲上。這富有延展性的單寧布成為眾多瘋癲族、日本嬉皮、反抗學生身上的共同點，「政治與反叛的擴大了牛仔褲市場，銷售量從1966年的兩百萬件增加到1969年的七百萬件。」，日本製牛仔褲產量也跟著逐漸提高，牛仔褲正要風行全日本，這年剛從大學離開的村上春樹終於可以套上那將成為他後半生形象的牛仔褲。


潮流的海水退了才知道村上春樹一開始沒有褲子穿──至少不是穿牛仔褲，我們現在召喚出「藍色T恤，藍牛仔褲」的村上春樹形象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可服裝確實提供辨認的體系，借用村上春樹小說標題〈起司蛋糕的形狀和我的貧窮〉，對六零年代日本年輕人而言，牛仔褲是一個叛逆的表情，他不只是一件褲子，他成為〈牛仔褲的形狀和我的反抗〉。而在六零年代之後，則成為詮釋村上春樹風格的一個詞彙──無論它代表是隨性？自然？低調？硬漢？──終究成為「牛仔褲的形狀和我的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用運動短褲寫小說（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而用牛仔褲穿出自己的臉。



這是看W.大衛・馬克思的著作《洋風和魂》讓我思考的事情。


2.
1952年海明威寫出《老人與海》，美新處以高價公開徵求中文譯者，譯者「範思平」則要到第三版再刷後才正名：「張愛玲」。華文世界首度遭遇《老人與海》，祖師奶奶相逢老硬漢。考究起來，祖師奶奶替美新處翻譯不少作品，作為推廣美國價值並在文藝上反共，美新處這個龐大的文化翻譯計畫成效如何？那有待台灣文學史研究，但如果只是論業績，單純看台灣人因此有多愛美國？美新處倒可以考慮請教東京美國大使館美國旅遊服務處


《洋風和魂》談到七零年代《POPEYE》創刊。作為一本潮流雜誌，創刊號聚焦滑板運動、加州，不但在推波助瀾再日本創造一波滑板文化，「《POPEYE》開始關注衝浪文化後，日本衝浪人口躍升全球第三大」，「美國又酷起來了」，NHK民調顯示喜歡美國的日本人，「於1974年，僅有百分之之十八」、「一九七六年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七」，《POPEYE》雜誌版權頁上一行短短的「本刊承蒙東京美國大使館美國旅遊服務處協助」曾引發一波陰謀論，臆測這是否又是美國中情局策劃的一次強大心理戰，要從時尚層面藉由一本推廣Nike和橄欖球衫的雜誌遙控日本年輕人的心。《Men's Club》雜誌插畫家小林彥泰便打趣說：「美國政府應該在駐日大使館前樹立紀念碑，感謝平凡出版社和《POPEYE》雜誌」。
祖師奶奶根本不在乎美國有沒有因為他的譯筆受歡迎吧，她自寫《秧歌》


《赤地之戀》去了。他有他的搭配，講「參差對照」，「讓蔥綠配桃紅」，這是張愛玲的美學風格，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他的穿衣風格。其實村上春樹寫過一篇散文叫作〈隆美爾將軍和餐車〉：「我為什麼會清楚地記得這無關緊要的一句話呢？是因為顏色搭配得鮮豔。首先是隆美爾將軍穿著筆挺的藏青色綾織毛料軍服、白色桌布、剛剛炸好的狐狸色牛排、薄薄掛幾道奶油的麵條，而車窗外延展的是法國北部遼闊的綠色的田園風光——實際上也許不是這樣，但閱讀時，浮上腦海的，便是如此鮮艷的顏色的搭配。正因為這一點，那些本來沒有特殊意味可言的文章，才會久久留在記憶庫的一隅。我想這不妨稱之為『文章之德』」，這是村上的配色風格，其實也就成為他的寫作風格。他們用寫作穿衣，人們用穿衣寫自己，可就算衝浪風穿得很飄撇，滑板風多寬鬆，其實裡頭層層疊疊，是歷史與文化的內搭。這也是看W.大衛・馬克思的著作《洋風和魂》讓我思考的事情。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621cul001/

孫中山史蹟徑是一條位於香港中西區的步行徑，由中西區區議會在1996年設立，藉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30週年。由於一直沒有統一的識別系統，遊人難以穿梭其中。為配合於2006年落成的孫中山紀念館，中西區區議會連同建築署、旅遊事務署斥資四百萬元修葺史蹟徑。翻新後的史蹟徑以香港大學為起點，沿般咸道至德己立街為終點，全長共3.3公里，行畢全程需時120分鐘。景點則由13個增至15個，新增景點分別是第一景點的香港大學，它前身為香港西醫書院，是孫中山來港時學醫的地方，大學正門設立展板，介紹孫中山與港大的關係。將孫中山生前在香港活動過的地點串連起來，包括他在香港讀書、做禮拜、居住及與革命黨人聚會的地方，以突出他與香港的密切關係。目的使公眾緬懷孫中山的足跡之餘，能對他的革命思想及愛國情操有更多認識，從而亦加深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史蹟徑原名「中山史蹟徑」，為配合孫中山紀念館啟用而更名。
香港大學前身爲倫敦傳道會創辦的香港西醫學堂，當年商人摩地籌款一百三十萬港元，聘請李•柯倫治建築事務所設計，奠基於1910年3月16日，1912年創校，盧押港督主持掲幕，並作首任監督。共收學生七十二人，工科卅一人，醫科廿一人，文科廿人。「陸佑堂」主樓爲「文藝復興式」設計，樓高三層，頂樓部左右各有小塔，中爲鐘樓。中間有四個院子，U字形迴廊環繞着課室及辦公室。「陸佑堂」本是指大禮堂，並不是主樓全部。現大學部除了「陸佑堂」還保留外，其他很多舊式建築物都已一一拆卸，擴建新的校舍。梅堂及儀禮堂 位於香港大學內，是香港的歷史建築物，屬愛德華式建築風格，本來有三幢，作為宿舍。於1969年，此三幢樓，盧迦翼、梅翼及儀禮翼宿舍，合併名為「明原堂」。現存只餘兩幢建築物，改稱「梅堂」及「儀禮堂」，用作「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通識教育及寫字樓等。此宿舍門前，設有「月明泉」噴水池，是由李嘉誠為紀念其夫人莊月明而捐款設立。小說家張愛玲寄宿港大時，曾生活於此。日治時期被日軍佔用。台灣作家龍應台也曾居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