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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錢穆拒簽由唐君毅起草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其後，宣言是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名義發表。
錢穆為甚麼不肯簽？余英時後來寫了一篇〈錢穆與新儒家〉解釋，文章收錄在《猶記風吹水上鱗》。圖中是舊版封面，新版封面相當核突（圖是網上找的）。
余英時的學術文章，是出了名好看，加上他專攻思想史，我當年讀歷史時，論文又例牌寫思想史（最憎治亂興衰和制度），所以一定會大量參考他的文章，令寫論文時倍添快感。當年畢業論文，也是寫唐君毅和新儒家（題目就不便公開，而家諗番都覺得亂嚟）。
就算畢業後多年，依然會看他的書——就算回味，亦覺精彩。
補：徐復觀也好看，牟宗三就夠辣，唐君毅就一句可以寫五十個字，不過當年睇得多，睇慣咗，自然拆到。
（失敗者回憶錄0707）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1981年，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在接受我訪問時，談到「愛國」，他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
最後這句，很可能是舊時代許多人「愛國」的感情基礎，因為國家困窮，因為受外敵欺凌，因為在國難中見到人民受苦，因為在內亂中見到人民顛沛流離，因而「愛國」之情油然而生。我小時生活在淪陷區，又在逃難時見到人們潦倒、窮困、流徙、無依，甚或死在路邊。常想起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1948年來香港之前經過上海，見到許多市民因為瘋狂的通貨膨脹而無助。在香港閱報又知悉國民黨在大陸垮台前的亂象。1949年10月，中共解放軍進佔廣州，晚上士兵們都就地在馬路上睡覺，不侵擾任何民居。於是，愛國感情又與對中共新政權的期待融合在一起了。
無論是從《大眾哲學》中學到的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還是受《鋼鐵怎樣煉成的》所激勵的人生觀，其實基礎都是出自從小就產生的愛國感情。而這感情亦由當時的時勢和我見到的種種現象，使我和許多人一樣，將「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意識，與共產黨的領導連結起來，變成黨國不分，愛國就等於要愛黨也。
除了個人成長經歷和形勢之外，愛中共領導的新中國，也與我和同學們當時的個人前途有關。我們讀「愛國學校」，大家都認同最光明的出路，就是回到「祖國」升大學，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全國各個崗位，為建設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沒有什麼比這個理想更清楚、更光明、更現實了。
1951年《歌唱祖國》這首歌出現時，愛國學校各班級就都熱情地唱了起來。
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談哲學，大概許多人都會覺得高深莫測，但從血緣出發，從鄉土出發，從文化傳統出發，很容易讓同一種族的人找到共同點。因此，中共在建政後，一直強調「愛國主義」，用「愛國」來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和統治的合法性。
我在進入愛國學校的時候，正值韓戰的後期，當時最紅的愛國文學讀物，是作家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它是作者在朝鮮戰場採訪數月後寫成的散文合集。稱道在朝鮮流血犧牲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戰士，是「歷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戰士，第一流的人！他們是世界上一切偉大人民的優秀之花！——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其中一篇《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全軍」，以後進入朝鮮的志願軍就被冠以「最可愛的人」的雅號。
這本書煽情地歌頌「祖國」，其中被我寫進筆記本的句子是：「祖國呵，可見你是一切神聖美麗的東西的總稱！ 你不能不讓人樂於為你而生，勇於為你而死， 為了你而奮發前進！」
怎可能相信有一樣東西是「一切神聖美麗的東西的總稱」呢？但在愛國熱情下，就囫圇吞棗地接受了。
1988年，中國軍事文學作家于勁在她的報告文學作品《厄運》中，真人實事地寫了一大批「最可愛的人」，在朝鮮戰爭中被美軍俘虜，在戰俘營中為遣返中國或自願去台灣而展開殘酷與複雜的鬥爭，而最愛國、堅持要遣返中國的戰俘，回國後都受到審查，打壓，失業，無助，政治歧視，沒有人有好下場。在黨國體制中，為國流血的戰士，戰死是「英雄」，不死而淪為戰俘就是投降派，地位接近敵人。
作家魏巍一直是忠誠的毛派。2001年與其他左派人士聯署批評江澤民「七一講話」中提出的「允許企業家入黨」，指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這位熱情謳歌祖國的作家因而一度被囚禁。2001年美國讓中國進入世貿，中美關係趨密切，中國就將《誰是最可愛的人》排除於中學課本之外。2020年中美關係破裂，中國隆重舉行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儀式，這篇文章又收進中學課本了。已經在2008年去世的魏巍又再次被中共捧起。一切都是政治計算，沒有所謂「神聖美麗的東西」。
在黨國體制下，熱情謳歌「最可愛的人」，以及被愛國主義麻醉的青少年，都被黨國戲弄成為「最可笑的人」。
蘇聯有一個政治笑話——問：一共有多少種變態愛情？答：有虐待狂、被虐狂、人獸戀、孌童癖、雙性戀，還有對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愛。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愛國主義有令人酒醉的性能，不但對自己的國土危險，對世界也是危險的。」又說： 「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拋棄愛國主義思想，是我心路歷程中最大的轉變，其中經過許多理念的拷問。以後再詳談。（33）
舊作選篇（之33）
清明節懷念哲人勞思光
（清明節，深切懷念兩位對我後半生有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一位是1982年4月1日去世的徐復觀先生，幾天前是他逝世39週年，另一位是勞思光先生，他於2012年10月21日逝世。2012年12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勞思光教授追思會，我應邀在會上致辭，講話全文收錄在2015年出版的《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一書中。謹以此文作為清明節對這兩位大師的懷念，並向讀友們重溫我人生關鍵轉折時期的點滴。）
我在1981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1981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勞教授生於1927年，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而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勞教授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數，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的古籍。因精於此道，熟朋友中有「鬼谷子」綽號。不過他平時很少露這一手。他堅守義與命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他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給我第三個印象，是他一生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和國是、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不僅在言論上，而且身體力行。他在台灣因主張民主自由引起情治當局注意，被迫離台來港任教。他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表示，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但勞教授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徐在1982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1981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教授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教授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我在其後三十年的歲月，秉承徐教授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教授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儘管成績極有限，總算盡了自己的本份。如今，徐勞二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已不多見，唯望中大勞教授的幾位高足，能繼承他的香火，作育英才，開枝散葉。勞教授，長在我心，深念之深念之。（中大勞思光追思會獻文）
本集主題：「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介紹
訪問作者： 黃光國
內容簡介：
長期受日本殖民與知識份子將西方文化崇尚化，
被殖民的台灣人，
是否錯亂了民族情結與自我認同？
你無法想像：
‧為何有5千個台灣知識菁英要跑去日本扶植的滿州國，其中竟有1千個是醫生？
‧為何抗戰勝利後，大後方竟比汪精衛政府統治的地區還落後，成為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敗的主因之一？
‧為何蔡英文執政後在琉球樹立的「台灣之碑」，是刻意扭曲歷史，是屈辱台灣的表現？
日本之覬覦台灣，為期甚早。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路線擘劃藍圖，便已經將「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列為國家目標。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之後，先人奮起反抗，賽德克巴萊不是電影，是歷史。
然而，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為了追求「現代性」，不惜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盲目推崇殖民主所提倡的價值觀，逐漸形成所謂「自我殖民」的現象。
更清楚地說，從一九○五年清廷廢止科舉以來，所謂「大學」的一切建制，都是外來的。在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欠缺相應理解的情況下，他們很容易將西方大學的建制加以神聖化，盲目崇拜，而產生「自我殖民」的心態。
尤其二次大戰之後，來自「大後方」的「勝利者」，雖然大權在握，但他們歧視「淪陷區」的大學，將他們貶抑為「敵偽」大學，卻不敢貶抑其殖民母國的大學，因為後者隱含有較高的「現代性」或「進步性」。
本書從國民政府特工楊鵬與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復觀，探討為何國民政府在短短四年失掉大陸，敗走台灣。如何從「文化中國」的史觀，看出儒家文化中的國家興衰之理。
作者簡介：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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