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德國商學院研究所米莉的德國日常生活指南 - 職場生存。心情照顧。家人相處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前兩週休假的時間我除了重拾德文練習，我還花了部分時間加緊學習Life coaching的課程。

我一直都很喜歡自我探索的課題，不管在開心或難過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現在我有這樣的感覺？

課程的章節來到了【探索信念系統】，在後面的練習題中問到：你是否能夠識別和描述任何信念是在兒童時期形成的，這些信念如今不再適合你生活？

這題讓我非常有感！

我從小就是不夠聰明的孩子，會說不夠聰明，是因為我在升學的路上總是用擦邊球的成績達成旁人眼中尚可接受的目標，國中學測年代幸運的躲過最弱的數理，用較突出的國文與英文考上理想高中。上高中以後，每次考試都擔心自己在高二時無法通過能力分班考試，後來好險擠進文組資優班，雖然一度感到非常開心，卻開始了接下來兩年永遠吊車尾的夢魘。

我努力跟同學一樣讀到很晚，但是成績一直沒有起色，老師常常關心我，問我讀書讀到幾點，我說讀到十一點半，老師嘆了口氣，說：別的同學成績比妳好的都讀到一點鐘，老師希望妳努力看看，妳試著晚點睡，讀多一點書吧。

我是晨型人，早起對我來說不是問題，現在回頭來想，如果我早點睡、早點起來讀書，也許我高中會過得比較開心一點。

大學我考上了中字輩的中文系，我自己還算滿意，但是就班上榜單來看，我考上的大學排名算是後段班的後段班。讓家人感到欣慰的是大二我成功轉系的英文系，其實當時我沒有想轉系，我在中文系讀得很不錯，讀得也很有興趣，但是爸媽擔心中文系未來工作市場比較侷限。

也許抱著一個想證明自己能力的心態，我嘗試了轉系。到了英文系我的表現很普通，在升大四那年很多人都去報名研究所補習班，我也選了一個專業來讀，後來我考上翻譯所，但是我沒有太開心，當下我的想法是，因為報考的人不多，所以我才考上了。

後來我沒去讀研究所，因為我不太愛讀書，我也不太會讀書，還好畢業隔天我就有了工作，我就開開心心上班去了。

工作三年以後，我嘗試找新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過程我發現自己專業能力很有限，我想我應該讀研究所來加強學歷背景。我雖然一直都對自己的頭腦很沒信心，但是我做事情卻很有行動力，好幾個月下來努力準備資料，我考上很有名氣的商學院的IMBA，這一次我確實感到很高興。

可惜這種高興的心情沒有發酵太久。開學以後我馬上發現自己格格不入，每個同學都是各領域的專業人才，大家侃侃而談自己的意見，每個人對於教授拋出的議題都能發表發人深省的回應，我當然又開始懷疑世界，為什麼我會是班上的其中一員？

最搞笑的是我在讀書期間的倒數第二個學期跟馬克先生相遇，他當時到我們學校交換學生，好幾堂課跟我一起修。我們常坐在前後排。有一次在課堂上教授出了一個計算題，我雙眼放空，我相信自己解不出來，連嘗試解答都省了。

可能我一臉不在意，教授發現我在到處張望，對著我說：Emily, you finished? 我緊張的回答說：沒有沒有，我還在想….結果教授居然說：if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it, ask the German friends in front of you。前面有三個德國同學，當時的曖昧對象馬克就馬上轉頭過來說，要幫忙嗎？我當下真的超級尷尬，到現在每碰到什麼困難，他還會用這個笑話取笑我，Do you need some help from your German friend?

我的求學經驗就是不斷差強人意的經過，雖然我從來不是後段班，但我認為自己卻處在一個最痛苦的位置，在前段班裡面當永遠的後段班，生活中總是自我懷疑，即使偶爾有還不錯的表現，還是忍不住想問這是哪裡掉下來的禮物。

這樣隱隱約約的自卑從來沒有消失過。但是到了兩年前我開始學習架設部落格，我才驚訝的發現，我沒有想像中的遲鈍。在短短幾週內我就完成了部落格網站，我甚至在架站討論的團體中很活躍，許多新手發問我雖然本來也不懂，但是因為某些觸點卻讓我很快找到解答，順利幫忙回答問題。

再來是目前正在學習的life coaching課程，我感覺到自己有一股超載的熱情想要瞭解所有關生活教練的一切。週末的時刻我不需要出門找娛樂，如果可以獲得一整個下午的安靜，我會很高興、而且心甘情願的坐在電腦前好好的上課。

因為在學校種種挫折的經驗，造成我離開學校以後始終相信自己的大腦就只有那麼一丁點好使。一直到這個年紀我才發現，求學階段那個反應很慢、學習能力很差的我，其實只存在那些我不擅長的領域。我很感謝自己找到有熱情的事物，我才有機會從這個錯誤的信念跳脫出來，重新認識自己。

沒想到只是life coaching的一個小小練習題，卻讓我忍不住滔滔不絕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我想要告訴你，如果你正處在困境，你正在否定自己的價值，或者你正在懷疑自己的能力，試著換個角度想，這些負面的想法是不是來自過於往不愉快的經驗？因為那個曾經很挫折的自己始終潛藏你的大腦裡，隨著時間過去，你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但事實上當你再次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時，那個挫折的你就會突然出現，告訴你：喔天呀，這個情況又發生了，這就是我最討厭的事、這個我肯定處理不來！

這樣的信念就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們一起透過不斷的練習，把這個看不見的敵人趕出我們的腦袋，希望我們都能夠活的更有自信、活得更肯定自己。
　
　　
歡迎跟米莉私下聊聊，「你認為什麼樣舊有的信念導致你的生活無法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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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2

德國商學院研究所粘拔的幸福碎碎念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值得多閱讀幾次一文論破習總書記跟底下那幫子義和團，給中國人帶來的困境，　＃中國內部還是不少明白人的，＃實現民主法治才是強國唯一的路 （幫各位轉繁體了） 魏加寧教授，現任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和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還兼任著西南財經大學博導，長江商學院兼職教授等多項職務，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近年來還承擔了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礎課題《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研究》。下面就請魏老師介紹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對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看法。 1、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謬論 謬論一：“中美關系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系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麽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系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麽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謬論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麽，需要什麽，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麽“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謬論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麽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那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墻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台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麽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謬論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盡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发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系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的。 2、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发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幹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台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台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发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系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麽事都做不了。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但是為什麽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借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麽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回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台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台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台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台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盡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謬論。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发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系，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系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麽要這麽重視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的答覆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系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回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系。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麽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发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麽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划算，那麽就只有合作。 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麽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麽?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里;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等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為什麽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系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麽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麽?——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系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3、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麽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幸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发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发金融危機，等等。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发生金融危機。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发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系”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发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8ybFt2i7bB2fNemhq_VElA…

Question 3

德國商學院研究所Joe's investment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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