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講出來的負能量 #當我目睹了有個孩子叫Jivan滾......
前幾天發生了一件事,到現在還是耿耿於懷,不知道自己是否處理得恰當。
我認為,自己是個不怕孩子去碰撞的母親,過去我寫過文章,在公共遊樂空間,若是孩子不覺得他人的行為對他造成了負面影響,譬如在插隊、拿走玩具,而能夠迅速轉換自己的焦點和心情,不一般見識,去找其它讓他快樂的事物的話,只要沒有動手,那麼我是沒有必要介入孩子的遊戲天地的。硬要孩子去「面對」,去為自己伸張正義,對某些內向的孩子,反而會製造他更多心理上的壓力。
畢竟,在玩的是孩子,倘若孩子真的感覺不好了,他也要學著反抗,生性害羞不敢替自己出頭的話,至少要體悟到自己已被侵犯,試著和信任的大人說明,尋求幫助。這是我相信的,不需要強迫孩子在「大人劃定的界線」上作出反應,他必須在引導與規範的學習中,慢慢建立自己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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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這樣的,那天傍晚,我帶Jivan和Mira在遊樂區玩,那裡有一艘超大的海盜船,船身是一個開放無門的房間,約是一個車庫的大小,還有三個圓形的洞作為窗。因為我們來過多次,所以我坐在草地上,保持距離地看著孩子。
「媽媽!」Jivan已經鑽進船身,從洞口開心地向我揮手,笑很甜。我投以微笑說聲哈嘍,然後視線轉走,看向爬著繩索的Mira。一會兒,Jivan哭著跑回來我身邊。
「媽媽……那個哥哥說我不能進去船的裡面」,他說。
「但是你不一定要聽他的啊,這裡是屬於大家的,大家都能玩」,我回。
「可是他很兇說『最後一次機會,出去』,然後就把我推出來」,他重說一次時,聽起來好傷心,還說了有另外一個小女生也被趕出來。
這時候,我肯定Jivan會求助,和皺眉對方推人之外,心境上沒有太大的起伏,確認Jivan沒有做出不當的行為後,我問他:「那裡面有其他人了,你為什麼還想要在裡面玩?」他說:「因為我也喜歡在船裡啊!」我又問他:「那,現在還想進去玩嗎?」他點點頭,我說:「那就去吧,我跟你一起去看看怎麼回事。」
那個哥哥(給他起個G吧)和其他兩個同夥,大約是九歲十歲的年紀,已經出了船身,靠在一旁玩沙。Jivan先是指認推他的人,然後我示意他「沒事,進去吧」。我站在約一公尺半的距離看,他們沒有注意到我。
G發現了「自己的基地」又被同一個男孩進入,直接從窗戶做出不舒服的聲音和瞪大眼睛,「恐嚇」地要Jivan離開,Jivan僵住在裡頭沒動,接著,G就把頭貼至窗口,伸出指頭,除了比劃「weg(滾)!」的手勢外,我清楚地聽到他同時也兇狠地說了這個字。
這個舉止,瞬間點爆了我……又氣又想哭,憑什麼我的孩子要被這樣對待!如果我放任不管,我的孩子就有可能會成為在非母語國家的被霸凌者!當時我是這樣擔心受怕的,我自己沒關係,對於他人的輕蔑態度,我可以視為是對方的不成熟和心理狀態問題,但是對於會在這個國家受教交友的孩子而言,他是否能心態健全地成長、未來在班上群體生活的應對,我是萬萬不樂見孩子忍氣吞聲,被迫地要「消化」他人的不公平對待,甚至逐漸失去快樂的能力。
我沒有多想,一句「為什麼!」就脫口而出,很大聲。一方面氣憤填膺,一方面是腦袋理智地意識到接下來我要用不熟稔地德文替自己的孩子辯駁。手幾乎是顫抖的。
G和夥伴們抬頭看見我站在一旁。我再問了一次:「Warum muss er weg gehen? (為什麼他需要離開?)」我想起了自己教學時氣起來的模樣,是很難得很難得的板起臉孔了。說得如此大聲,我也很希望G的父母「聽聲現身」,至少來看看怎麼回事,然後我們可以談開來,機會教育之類的,因為,我完、完、全、全不想直接面對他人的孩子,這是權力的不對等,就像在教學時處理孩子們的衝突,是絕對不會讓孩子單獨面對另一個孩子的家長的。
好的,這幾個孩子是沒有父母看管的……。我等了幾秒鐘,G收起幫派氣息的臉色,扯謊說:「我沒有說」,我說:「我就站在這裡,我全部都看到也聽到了,你叫『我兒子』離開。」他不說話,意識到原來我是「the mother」,夥伴們趕緊澄清:「我沒說」,我說:「我知道你們沒有,是他(G)。」
我看著G嚴肅地說:「這裡是屬於大家的遊戲空間,我們都能夠『一起』享用,不是嗎?」天殺的,我頭腦當時超忙的,要說明立場,又要想單字想句型,還不能詞窮卡彈……G還是沒說話,夥伴們則是點點頭,最後我說了一句:「Sei nett, bitte(請善待他人), Dank!(謝謝)」
謝謝孩子們的理解與合作後,我便離開了現場,對於剛剛發生的一切既尷尬(因為周圍也有不少人,然後還聽到我的破德文),又感到氣憤(自己孩子被欺負,對方家長放縱)。沈澱下來之後,我甚至很矛盾地覺得,自己既勇敢(總算挺身而出),卻又太不理性(怎麼腎上腺素突然飆那麼高地大聲說話)……我為我的情緒而糾結著,怎麼到了德國,會慌了剛剛好的教養。
如果我當時真的好聲好氣地走到G旁邊,蹲下和他說明,他是否能意識到他的行為已經過分而停止對比他小的孩子「霸凌」?他對於這個膚色不同、德文說起來怪怪的女子又有幾分不以為意?又或者,我如果直接「說服」Jivan別進去船裡頭玩,不也是在助長G的霸道?然而,以G熟練地手勢和角頭老大式的口吻,我想這不是他第一次對他人無禮。
晚上我和Ra說時,Ra安慰我說他覺得我處理的很好了,這樣父母不管的孩子,只能由社會來教育,但問題就是,現在的社會,許多人已經不想插手去管他人的孩子,因為在荷蘭,就曾經發生過多起,父母因為保護自己的孩子而訓斥他人孩子,然後被他人孩子的親友圍毆的事件……(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會霸凌人的孩子原生家庭就已有狀況)(另外,指出他人錯誤時的態度和說話方法也不易控制得宜)。所以,Ra最後是跟我說,他也怕我必須承擔風險,對於面對不理智的、無法做好家教的父母來說,這很有可能是惹禍上身。
Jivan睡前,我特別把他叫來,跟他再說了一次傍晚發生的事:「媽媽跟你說,無論如何,千萬不能像G那樣對其他小孩說話,還有,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和爸爸都會保護你,但是,你也要記得,要保護你自己,懂嗎?」
說這句「媽媽會保護你」的話時,我也是在安頓自己的身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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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鄉生活容不容易就不用多說了,為了另一半的職涯發展願意放下過去的自己,為了孩子也願意勇敢,更願意為了未來而虛心學習。文化上的差異,語言上的隔閡,和風土民情衍伸的社交障礙,即便到了德國快兩年了(一年全關在家就是了……),我還是會心灰意冷,有時就是不免會陷入「為什麼要到這裡被別人當次等公民呢?」「就因為語言問題所以要被狗眼看人低?」「我的孩子怎會跟著傻傻的媽媽一起吃虧」的情緒裡……
即便這次事件並非歸因於「歧視」,但很多時候遇到類似事件,我是那種會想要避開衝突,而把苦往心裡吞的人。這樣,孩子將來該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不被人軟土深掘呢......
我很少動怒或失望的,相信只要努力總會豁然開朗的,而那些沒說出口的難受,也真的只有在一次又一次對自己的信心喊話中,能稍微掩飾掉一些些。我不避諱地給孩子看到我的恐懼、不知所措和眼淚,但只要孩子求援了,做母親的,當然也就堅毅地捍衛這個家。比起學科上知識的學習,更期許自己,能扶植孩子的道德素養,使他們的小小心靈,長成一顆柔軟卻又強韌的麥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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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的最後一個秋天
The Last Autumn in Washington
一段時間沒有更新《州警夫人》的專頁,實在是這陣子發生了太多事。一直以來,克萊兒最喜歡分享的是生活中各種有趣的事。無奈世事豈能盡如人意,這次克萊兒要宣布的是一件壞消息。
先提醒大家,這篇發文應該會很長,因為我心煩意亂,有好多好多話想說。雖然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也不做,盡情大哭一場。不過,我會試著把內心的煩惱、憤怒和淚水化為文字。我也會強迫自己站在中立的角度看待不斷發生在我們周遭的事。
在正式開始之前,我想請求大家,在看完今天《州警夫人》的發文後,請將這篇文章分享出去,分享給愈多人看到愈好。這幾天媒體不斷播放美軍倉徨從阿富汗撤軍的畫面,令人想起 1973 年美軍撤出越南的慘況。拜登執政未滿一年,就捅了這麼個大簍子,視人命為草芥的行為讓美國成為眾矢之的。民主黨完全執政後的美國,處理國際事務時懦弱無能,面對國內執法人員卻極盡欺壓迫害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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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兒之前一直沒告訴大家,不過,我們一家人在去年十月就搬家了,因為 Olympia 的治安敗壞,而原本住的社區很明顯的有所改變。為了更好的生活品質,我們暫時搬到月租公寓。公寓空間雖小,但克萊兒十分滿意。後方是消防局、樓下就是警察局及圖書館,Whole foods 及 Trader Joe's 等超市都在步行五分鐘可到的範圍。
今年順利賣了舊房後,我們開始積極找房子,希望能再度擁有屬於自己的家。雖然近期美國房市熱絡,買房不易,但運氣不錯的我們在六月出價成功。七月交屋後,我們就興高采烈忙著搬家、添購新家具。
就在上星期一,我們依然沉浸在買房的喜悅中,卻一道晴天霹靂。我們發現,我們所擁有的新房子、車子、州警大人的職業規劃、州寶的學區,華盛頓州的生活,都將畫下句點,我們即將失去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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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長在 8 月 9 日宣布所有州級雇員必須強制施打新冠疫苗,若在十月中尚未接種完全,就會被開除。雖然克萊兒在六月就接種 Moderna 疫苗,但州警大人從一開始就對疫苗保持著觀望的態度。他認為新冠疫苗尚在實驗階段,連美國 FDA(食品藥物管理局)都未批准,在 FDA 批准之前,他沒有接種疫苗的打算。
我並須申明,州警大人並非是什麼瘋狂的 anti-vaxxer(反疫苗人士),他從小到大接種了所有該打的預防針,每年流感季節也按時施打流感疫苗。州警大人僅是對迅速研發並大量生產的新冠疫苗有所疑慮。他看到接種第二劑 Moderna 疫苗後,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的克萊兒,又看到克萊兒手臂對疫苗產生的腫痛及過敏反應。他決定,在 FDA 正式批准前,他不願意將疫苗注入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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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兒對他的決定雖然不甚滿意,依然尊重,因為那是他的身體,他有權作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誰知道,華盛頓州長在上星期為所有州級雇員作出了強制施打疫苗的決定。這項政策,州長聲稱是為了守護所有華盛頓州州民的健康。實際上,卻讓人不得不懷疑是利用新冠疫苗,趁機剷除異己的政治手段。大家知道,執法機構的警察是華盛頓州相對保守的一群人,原因很簡單,民主黨政府從不關心基層員警,他們向來都把執法人員當成隨時可利用、隨地可犧牲的棋子。
而利用強制接種疫苗的手段,正好可以打壓、甚至一舉剷除不乖乖配合的員警,而這些不聽話的員警,大多都是中立或偏向保守的不受歡迎人物。荒謬的是,就算州長宣布所有市、郡、州級雇員都必須接種疫苗,但這項命令卻並非一視同仁,因為疫苗接種令並不包括立法官員及其辦公室人員(也就是市政府、州政府的自己人),甚至學校老師也不需強制打疫苗。這項命令擺明著就是衝著執法機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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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在新冠疫情肆虐時,沒有給予員警們足夠的裝備,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在街頭維持治安。當時州警大人的 N95 口罩、消毒用酒精、護目鏡都是克萊兒準備的。而在 BLM、Antifa 盡情打劫搶燒的同時,州政府急著表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上街遊行甚至暴動的民眾會有傳播新冠病毒的疑慮。在警方分身乏術,忙著處理各地暴動的同時,州政府下令禁止警方使用催淚瓦斯,原因是催淚瓦斯會加劇新冠病毒的傳播。
州警大人及同僚冒著自身安危任勞任怨執勤,而現在州政府卻想將 Delta 變種病毒肆虐的責任歸在沒有接種疫苗的執法人員身上?他們明明知道,已經接種疫苗的民眾照樣能夠感染甚至傳染病毒給別人。因此,州警大人表示就算會失去警徽,他也絕對不會被逼著去注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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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關注克萊兒專頁的朋友一定知道,州警大人一向言出必行,對於他的信念及道德良心,向來沒有妥協空間。有人可能會說,不過就是打疫苗嘛,乖乖打了,就可以保住工作,留在華盛頓州啊!不過,若是一再退讓、一再妥協,下一步又會是什麼?
果不其然,不用等太久,州長再次出手。在宣布強制接種疫苗的隔天(8 月 10 日),州政府又宣布:所有執法機構的雇員,必須在十月底,自願簽下授權書,交出自身所有社群網站及電子郵件的帳號和密碼。不從者,一律吊銷警察執照。
你能夠相信嗎?我們的州政府可以隨時登入所有執法人員的私人社群網站及 email,任意監視、查看他們的私人信件及留言。也就是說,如果州警大人的政治傾向不正確,如果他在臉書批評拜登、反對民主黨、質疑我們偉大的州長領導人,他們就能隨意編織罪名,開除州警大人,毫不在乎他還有車貸房貸要付,還有老婆孩子要養。
不要覺得這種事不可能發生。西雅圖市警局日前才開除兩名員警,原因是他們被發現參加了支持川普的暴動集會。想一想,同樣都是暴動,如果這兩名員警參加的是支持 BLM 的遊行,你覺得,他們會被開除嗎?
華盛頓州政府打算明目張膽侵犯員警的隱私,並試圖威脅操控執法人員。員警若不服從,就有可能被扣上行為不當、種族歧視、恐同、仇女的帽子,直接踢出警局。當州政府徹底消滅中立及保守的聲音後,下一步會是什麼呢?住在華盛頓州的我們是不是要開始宣誓永久效忠偉大的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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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罷,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只是,像州警大人這樣的州警在被迫離職後,最吃虧的恐怕是一般民眾,因為我們即將失去至少一位盡責的州警。我常說,州警大人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更算不上什麼英雄。但是,若今天你碰到危及生命安全的狀況,你絕對會希望,趕到現場支援的人是像州警大人這樣的警察。
當然了,他是人,他也會害怕,但他的恐懼不會阻止他做正確的事。他不會退縮、不怕事、也不會推卸責任。他會想辦法、盡全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因為他衷心相信「to pretect and to serve(保衛並服務人民)」是所有執法機構的宗旨。他希望,若有一天他的家人需要幫助,會有和他一樣的人站出來保護他的家人,而不是冷眼旁觀,事不關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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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也許不知道,但身為警眷,我可以告訴你,華盛頓州(尤其是西雅圖)的狀況已經壞到無以復加。州警大人自己都承認執法十年來,從沒看過治安如此惡劣。現在罪犯根本不怕警察,反倒是警察時時刻刻膽戰心驚。
西雅圖市中心天天有重大犯罪案件,前幾天才發生懷孕七個月的女辯護律師在西雅圖法院的洗手間被遊民強暴。孩童與父母在街上卻差點被綁架;攝影師在路上拍照卻毫無理由被攻擊成重傷;謀殺、搶劫、強暴、尋仇、販毒屢見不鮮;甚至你開車在公路上,都會有人惡意丟棄腳踏車、木板鐵棍,意圖使人重傷。
現在夜晚走在西雅圖街頭,可沒有什麼浪漫的夜未眠,反倒更像陰屍路。你覺得再過多久,我們就能看到瘋狂麥斯的情節在市中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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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情況雪上加霜的是,華盛頓州已經將一級毒品除罪化。前陣子我們看到奧勒岡州通過公投,持有海洛因、古柯鹼等一級毒品的民眾不會再遭逮捕,也無須面臨任何刑責。
華盛頓州目前全面跟進,如果你住在華盛頓州,你可能會疑惑:「什麼時候?我不記得有公投啊?」沒錯,沒有公投,州政府自行決議,早早就通知州警局,以後在華盛頓州持有一級毒品沒什麼大不了的,警察沒有權力進行逮捕。
更可笑的是,華盛頓州日前通過一連串令人匪夷所思的執法改革。其中之一就是:警方不能追捕逃犯/嫌疑犯,除非警方親眼目睹犯人使用暴力傷害他人。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的車被搶了,而你旁邊剛好是警察,請不要期待警方幫你追車。因為警察無法追捕犯人,你只能看著你的車被開走,而警方能做的就是幫你寫份報告,並試著在事後幫你把車找回來。如果你運氣不錯,警方找到贓車,而你(車主)請求警方查看車裡是否有嫌犯遺留的武器和毒品。抱歉,依法警方要先徵求偷車嫌犯的准許。如果嫌犯不允許,那警方必須申請搜索票,才能合法查看你的車裡是否有武器及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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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警大人自從加入州警局以來,在他所屬轄區好幾年獲得「追捕犯人次數最多」的記錄。十年來,酒駕、毒駕、偷車、販毒、家暴被他追捕到案的犯人可不少。你說他究竟救了多少人的命?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這些改革並不會讓民眾更加安全,只會讓罪犯愈發肆無忌憚。
至於那些忙著安撫民眾,不斷對大眾保證:「我們警方的工作不會改變,民眾依舊安全」的警方發言人,雖然身穿同款制服,但他們大部份時間都待在辦公室,擔任媒體跟警方之間的媒介。發言人的工作十分重要,但性質卻與天天在街頭執法的員警天差地遠。說句不中聽的話,對警方發言人來說,他們的工作的確不會改變。就像西雅圖市長信誓旦旦的保證:「西雅圖很安全。」這種話你聽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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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強制施打疫苗、到強行侵犯執法人員隱私、再到一級毒品除罪化,這些決議都沒有經過華盛頓州民的同意。沒有公投,沒有任何討論,完全由州政府全權決定。從前,民主黨最愛將川普與希特勒兩相比較,如今看來真諷刺,究竟誰的行為更像是獨裁者?
如果你覺得這些事情跟你無關,沒錯,這些事對你沒什麼影響。你住在治安良好的郊區,你已經打了疫苗,你家人不是警察,你希望治安能好一點,但你沒必要為警方說話,因為 Blue Lives Matter 政治不正確。你不真正了解黑人社群,但你支持 BLM,不過你不認同打砸搶。雖然正在毀滅華盛頓州的是民主黨,但你真的很討厭川普。你覺得州政府似乎變得有點極端,不過,在政治正確至上的氛圍下,你寧願保持沉默。但你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政府總有一天會踩到你的底線,荒謬的政策會逐漸影響到你愜意的生活。當那一天來臨,你會發現自己孤立無援,因為其他人會跟你一樣選擇沉默。
我相信,二戰時期縱容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德國民眾也有相同的想法。在那個時期,有多少德國民眾察覺到事情不對勁,卻沒有勇氣站出來反抗黨衛軍?又有多少德國士兵百般不願,卻被迫做出違反他們良知的惡行?當然,受到脅迫時,每個人都有逼不得已的無奈。連克萊兒自己都無法做到的事,又豈能站在高處批判他人!但對州警大人這種少數的異類來說,他們不願向惡勢力屈服,他們有勇氣拒絕成為惡霸的幫兇,就算要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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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目前態勢來看,你覺得華盛頓州州長有沒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頒布命令,以維護人類健康為由,將不願施打疫苗的州民隔離,送進集中營?先別急著嗤之以鼻,這樣的事情真的完全不可能發生嗎?
相信我,我知道新冠病毒的嚴重性。我也怕死,所以我毫不猶豫選擇打疫苗,但這跟戴口罩不同,疫苗是侵入性的。如果有人對疫苗感到不放心、或有所疑慮,他不應該被威脅強迫施打疫苗。而我雖然選擇相信疫苗,但我拒絕任由政客以恐懼之名操控我的判斷力。我相信打疫苗這件事只能是、也必須是個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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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州警大人,他真的不打疫苗嗎?他已經說了,只要 FDA 批准新冠疫苗,他自然會打。在那之前,他不會屈服於州政府的威脅利誘。
我承認一開始,我為他的頑固感到惱怒不耐。但我要說句實話,我同樣為他感到不捨,我知道這十年來他對州警局的付出。他的名聲及責任感大家有目共睹。不論哪裡出狀況,只要州警局需要他,他就立刻趕去。他可以在輪值十五個小時的班後,回家換衣服,趕去為殉職員警的告別式扛旗,只為了能給予警眷一點點安慰及尊嚴。他可以在即將下班時,自願開著三、四小時的車,前往隔了好幾個郡的的轄區支援,只因為那裡的轄區小隊長有急事無法執勤。
他不是一個只會待在辦公室處理報告的上司,他會與隊員一起在公路上巡邏。碰到讓其他州警躊躇不前的案件時,他二話不說鳴笛趕往現場。不論再危險、再繁瑣的案件,他都不曾敷衍了事。
我記不清有多少次,當州警大人凌晨回家準備睡覺時,卻接到州警局來電請求支援。調度中心的人員都知道,若要請求小隊長支援,第一個一定要找州警大人,因為他決不會找藉口推託。
州警大人唯一一次惹得上級不高興,是因為他的制服太髒了,那一天州警大人剛處理完幾起重大車禍。他的制服沾上一大片身亡車主的血跡,褲管皮鞋全是爛泥。回到總部正準備進辦公室寫報告,就碰上中隊長,中隊長踩著光可鑑人的皮鞋,不悅地盯著州警大人說:「你的制服怎麼回事?你代表州警局,你的制服是州警局的門面,趕快把衣服換掉。」
只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州政府需要的並不是像他這樣的州警。他的努力及心血,都將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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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千萬個不捨,但我們決定,一旦州警大人被開除,我們就離開華盛頓州。這幾天,我看著他毫不猶豫賣掉心愛的《魔鬼剋星》抓鬼車、還有他車庫裡的街機大型電玩。我知道他看起來堅強,但內心還是捨不得離開這個他用心耕耘了十年的地方。
對於未來,我感到憂心忡忡。但是面對這樣的老公,我怎能逼他施打疫苗?就算知道會失去我們在這裡共同打造的一切,就算知道我們即將面臨一段艱難、充滿未知數的日子。我只能選擇尊重他的想法,並以他為榮。只是,我他媽的愛死了我們新買的房子,我喜歡這個處處可見國旗飄揚的保守小鎮。我還沒有準備好離開蒼鬱多雨的華盛頓州,我在美國的第一個家。
《州警夫人FUN英文》
We must always take sides. Neutrality helps the oppressor, never the victim. Silence encourages the tormentor, never the tormented
我們永遠都必須選邊站。保持中立只會助長壓迫者的氣焰,對受害者無益;沉默只會鼓舞施暴者,而不是受迫害的人。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大屠殺倖存者
Elie Wiesel 埃利‧維瑟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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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夫婦與他們的孩子
舒曼夫婦共有過八個孩子:大女兒瑪麗,往下依次是愛麗絲,朱莉,路德維希,埃米爾,費迪南德,尤金妮,以及最小的兒子菲利克斯。其中埃米爾Emil (1846–1847)十八個月夭折,剩下七個活到了成年的,每個人都付出了沉重代價。
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精神病症狀嚴重之後,克拉拉(Clara Schumann)成為全家的經濟支柱。為了養活七個孩子,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以及舒曼的療養院費用,(晚年還承擔了費迪南德的六個孩子的撫養任務),她承擔了極其繁重的演出和教學工作,每年有十個月在外旅行演出,幾乎不著家,極少見到孩子,有一次甚至持續巡演兩年未回家。而她的家,也是四分五裂的:羅伯特在精神病人的修養院裡,最小的兩個孩子在家跟著保姆和大女兒瑪麗,剩下的孩子被分別送往分散在德國各地的寄宿學校和親戚家,其中路德維希和費迪南德離家時才分別八歲和七歲。
大女兒瑪麗Marie (1841–1929)是唯一一個與母親克拉拉親近的孩子。作為長女,她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最長,受到的關愛也最多。克拉拉對她最為信任和依賴,她是唯一能跟著克拉拉外出演出與度假的孩子。瑪麗終身未婚,一直陪伴母親,成為她的全職秘書,幫她打理各種日常與職業事務,當她的鋼琴助教,幫她回信,代表母親去看望自己的弟妹。她一生心甘情願為母親做出犧牲,這算幸運還是不幸外人難於置喙。不過與母親和弟妹相比,瑪麗的一生波瀾不驚,沒有太多撕心裂肺的痛苦。
二女兒愛麗絲Elise (1843–1928)性格比較獨立反叛,從小就受到母親的諸多批評貶抑,從外貌性格到音樂才華。這使得她與母親關係緊張,二十歲就離家自謀生路,與一個美國商人結婚後,一度移居美國,生兒育女,而後又重返德國定居,以教鋼琴為職業。然而在克拉拉的晚年,愛麗絲搬到了同一城市,母女間重塑了關係。
三女兒朱莉Julie (1845–1872)是個病弱的美人,只活到二十七歲,勃拉姆斯曾一度愛上她,並將《舒曼主題變奏》題獻給她,她與一位義大利貴族的訂婚(得到了克拉拉的首肯)甚至影響了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關係。克拉拉雖然在信中表達對女兒的愛,卻極少出現在她身邊,哪怕在她病重渴望母親的時刻,克拉拉仍然在外演出。朱莉從小被送往柏林與外婆同住,節假日也無法與家人團聚,各種成人儀式均由姐姐代替母親參加,甚至死時也是姐姐守在身邊,而克拉拉接到死亡電報後,誰也沒有告訴,當晚照常演出。
小女兒尤金妮Eugenie (1851–1938)在人生發展上相對最為順利。由於年齡小,她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常年在外演出的母親也只是個遙遠抽象的存在,她幾乎是被保姆和姐姐們帶大的,這使得她對母親的情感依賴相對較少。而她是唯一被克拉拉認為有音樂天賦的孩子,因此也受到了最好的音樂教育以及博雅教育。雖然給每個孩子準備一些音樂學習的條件,但克拉拉幾乎從不鼓勵自己的孩子從事演奏事業,且對孩子的才能總持貶抑態度,害怕他們出頭露面配不上舒曼家的名聲。在尤金妮這裡算是個例外。尤金妮後來成為一個成功的鋼琴教師,克拉拉年老後,她也搬回同住。有趣的是,儘管幼年時與母親接觸甚少,她仍狂熱地崇拜母親,在母親去世後,她與姐姐瑪麗一起整理編輯母親的作品,撰寫回憶錄以及父親的傳記,並與各種詆毀母親的輿論公開筆戰。
如果說克拉拉與女兒們的關係尚可,在面對兒子時她就完全束手無策了。
路德維希Ludwig (1848–1899)性格極其溫柔,卻遺傳了父親的精神疾病,十幾歲即顯出跡象,二十二歲確診後被送往瘋人院,從此與家人甚至正常世界徹底隔絕。他在信中多次苦苦懇求母親接他出去,但都遭到克拉拉的拒絕,因為她認為他「情況很糟」,完全無法在家生活。克拉拉很少去看望他,除了因為忙,也由於每次看望都帶給她極大刺激和難以平復的痛苦。最後一次看望在路德維希二十八歲那年,之後母子再也沒有見面,而此後克拉拉還活了二十年,路德維希則在瘋人院中孤獨地度過了二十一年,於母親去世後一年離開世界。
英俊瀟灑的費迪南德Ferdinand (1849–1891)的生活也同樣不幸。由於在普法戰爭服役時期染上嚴重的風濕病,用過量嗎啡止痛後上了癮,費迪南德的餘生便在癮症發作傾家蕩產和戒癮治療的震盪中度過。克拉拉雖然見孩子面不多,但總是試圖通過信件來控制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職業、婚姻選擇,並毫不諱忌對他們才能的低估。這些都在費迪南德身上實施得最甚,她不鼓勵他學習音樂,催他選擇一份普通工作,甚至寫信給自己的音樂家朋友,(其中有些主動教授費迪南德),請他們不必「白費功夫」。她試圖阻撓他的婚姻,未果後勉強首肯。(總的說來克拉拉還是個開明的人。)費迪南德戒毒無效,窮困潦倒,最後一些年完全依賴母親的接濟,並死於母親之前七年,克拉拉則迅速接管了他的六個孩子。
幼子菲利克斯Felix (1854–1879)敏感多愁,富於藝術氣質,像父親一樣熱愛音樂和詩歌,極度渴望母愛,但也與哥哥姐姐一樣情感受挫,才能遭到母親懷疑和貶低。勃拉姆斯曾為菲利克斯的詩譜曲,作為對他詩歌才能的肯定。但當菲利克斯要出版自己的詩集時,克拉拉要求他用筆名以免辱沒舒曼家族的名聲。和朱莉一樣,菲利克斯身體嬌弱,只活了二十五歲,死在大姐瑪麗的懷裡,當時克拉拉正在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