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航空母艦與危險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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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日，教育部的成語辭典詞條「航空母艦」引發爭論。國教院在官網的回覆是：「根據當時的語料，航空母艦除有船艦義，也用在形容女性身材，屬客觀記錄當時存在的語言用法」。但是，誰的客觀？哪個當時？又如何存在？國教院的回覆把其應該解釋的內容當成前提，而忽略了兩個自身所製造的問題：賦予一個非有性生殖的對象一個性範疇會起到什麼作用？ 這種對社會可能生產特定效應的分類範疇又為我們揭示了什麼東西？
馬克吐溫在學德文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可怕的德語》(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他抱怨道：「在德文裡，一個小女孩沒有性別，大頭菜卻有。」(In German,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while a turnip has.)，因此用代名詞指稱一個小女孩時必須用「它」，指稱大頭菜時卻是用「她」。這是學過印歐語系語言的人常會遇見的困擾。
然而，我們要談的不是陰陽性詞彙在語言系統中分類的任意性（儘管這也很重要），畢竟，中國古代雖然同樣有賦予萬物陰陽屬性的分類系統，但卻沒有反映在漢語的語言形態上，「她」作為區別「他」的發明已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事了（黃興濤曾寫過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專談這個字的系譜學）。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拿航空母艦來隱喻女人，這裡面語言跟性別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知道，在法語、德語中，陰性時常以陽性的後綴形式出現，如在法語字尾加上-e，在德語字尾加上-keit,-schaft，同樣地，佛洛伊德在探討兩性性心理的發展過程時，在解剖學上假定所有小孩都以為自己有陰莖，而女孩是以失去陰莖的形式與家庭產生關係，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心理歷程，在這裡，語言跟性別具有某種隱喻性的關聯，在法語的例子中，陰性是後綴，不是原形。在佛洛伊德的例子中，男孩是存在，女孩是存在的缺失。在航空母艦的例子中，女人是被定義者，不是定義者。我們同樣可以在英語中找到相似的例子，如policeman預設了男性的存在，而在社會變遷的情況下才將其改為中性的police officer。這正是為什麼社會語言學家Suzanne Romaine會說文法中的性別是一個女性主義應該關注的議題。
但是這些例子能告訴我們什麼？認知語言學家Goerge Lakoff曾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中指出，不是先有認知才去認識範疇，相反的，範疇是認知的基礎。在澳大利亞原住民Dyirbal族的語言系統中，女人、火與危險事物都被歸類為同一種陰性範疇(balan)，他們必須藉此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認知世界才有辦法順利地生活。別忘了另一個事實，就算是說德語、法語的小朋友也是在錯誤中學習語言系統的陰陽性以及自身性別的陰陽性，這些錯誤，反映的不是孩子的無知，而是分類範疇的霸道。19世紀曾有一派的語言學家(Grimm&Lepsius)認為，透過生物性別的延伸隱喻來認識世界萬物，是文明化的標誌。然而，這裡的認識是誰在認識？語言不會自己去認識。相反的，我們看到一直掌握社會權力與被認為有知識的人在透過語言去認識。最有名的例子當然是James Lovelock，把生態系統想像成神話中的蓋亞母親，以達成其假說中的基礎。那麼，進一步要問的是，在教育部的例子中，把女性隱喻成「航空母艦」是為了達到什麼的基礎？那個基礎又是誰的？
如果「航空母艦」事件真的有告訴我們什麼東西的話，那大概是，一個人在社會上被指派的性別就跟教育部指派給航空母艦的性別一樣總是透過語言跟隱喻的代理，社會群體持續透過範疇的代理認知世界，但有權操作這些代理功能的卻總不是被代理的社會群體。航空母艦是一個意識得到的症狀，真正的問題總是那些意識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