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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旅日作家獲芥川獎
7月14日，日本文學最高榮譽的芥川龍之芥文學獎宣布：最新得獎者有兩人，一是日本仙台市出身、41歲的石澤麻依；另一位是台灣旅日作家、32歲的李琴峰，她以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獲獎。李琴峰在台灣讀完大學才去日本留學，母語是中文，她以非母語的日文寫文學作品，而取得這個最高文學獎，實在很了不起。此外，她已有兩本日文小說由她自己譯寫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分別是2017年獲日本群像新人文學獎的《獨舞》，和2019年入圍芥川獎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中文讀者直接讀她用中文書寫，比由他人翻譯會更好。

日本的文學獎，與香港、台灣的不同。香港較為人知的只有青年文學獎，台灣的文學獎較多，每個獎都分小說、新詩、散文等組別，獲獎之後也不見得可以寫專欄，出書，當作家。日本的文學獎得獎作品的體裁只限小說，一些著名文學獎不是公開徵稿，而是只要寫作者在雜誌或書籍上發表新作品，便會自動列入評選名單，然後評判再從中挑選。通常選出的得獎作品只是一篇，最多兩篇。獲獎作者基本上已獲得雜誌或出版社取用他稿件的機會，可以說已經出道，當以寫作為生的作家了。

日本各文學獎中，以創辦《文藝春秋》雜誌的日本小說家菊池寬在1935年設立的芥川龍之芥獎和直木三十五獎的歷史最悠久和公信力最佳。芥川獎是頒發給「典雅小說（雅文學）」新人作家的一個獎項，直木獎是頒發給通俗小說作家的獎項。

日本許多名作家，都因獲芥川獎而成名，如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
為什麼日語學得這麼好？
李琴峰不是第一個用非母語的日文寫小說而獲芥川獎的作家，在2008年，出生於哈爾濱到日本留學並已經歸化日籍的楊逸，憑小說《浸著時光的早晨》獲當年的芥川獎，故事講述1980年代一個青年在中國20年轉型期中的經歷。但這本書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楊逸也未見有其他著作繼續問世。

用日文寫作的台灣人，之前還有作家東山彰良，以小說《流》獲直木賞，他原名王震緒，家族移居日本，自幼在日本長大，並改了日本名，及繼續發表作品。

李琴峰至今未入籍日本。她1989年生於台灣，15歲開始自習日文，並創作中文小說。她大學時雙主修日文系與中文系， 2013年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日語科碩士課程。畢業後做了三年上班族，現在是專業作家。

為什麼會想學日語？她說：其實沒什麼契機。15歲的某天，不知為何突然有個念頭，「不然來學個日語吧」，從此開啟了日語學習之路。她說，剛開始只是某種沒來由的念頭，但學了以後，便為日文之美所迷惑，從此欲罷不能。

日語之美在哪裡？她說，首先是文字，日文字夾雜漢字與假名，密度不均看來像是某種斑點花紋，這就有一種美感，彷彿是漢字的花瓣點綴在平假名的樹梢上，風一吹過，櫻瓣紛紛飄落。

接著是音韻，日語的音節基本上是「子音+母音」的組合，極富節奏與韻律感，使人不由得想出聲朗誦。

問李琴峰為何能把日語學得這麼好，她說，「因為我愛上日語了」。
《彼岸花盛開之島》
母語是中文，又愛上日語的李琴峰，在獲獎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中，把中文、日文、台語，還有某些琉球語混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她知道在宜蘭的原住民中，有一種和日語混合而成的語言，於是她就做個語言實驗，把3種語言混合使用，這是個新嘗試。

有評審認為《彼岸花盛開之島》這小說的內容融入多種語言做安排，突顯日語是在變化的，因此得芥川獎對日本文學的意義很大。這可能是評審給李琴峰得獎的原因之一。

「彼岸花盛開之島」描寫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開的島嶼海邊、失去記憶的少女宇實（umi）來到陌生的島嶼，接觸島上人們的生活文化，島民操的語言是相當獨特的「日本（nihon）語」，但另外有一種稱為「女語」的語言，只有上了年紀的女性才能學習，作為歷史傳承之用。

這座島嶼只有女性才能傳承歷史，擔任所謂的島嶼領導人，領導人稱為noro，暫譯為「祝女」（祝福的祝），最高領導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寫到，大祝女下令宇實要與同齡的游娜（yona）一同成為祝女。和宇實、游娜同齡的男孩拓慈（tatsu），不得學習女語，但他偷偷地學習，女語學得比游娜還好。拓慈不懂為何男生不得學女語、無法當祝女。宇實與游娜承諾拓慈，倆人若當上祝女就改變男生不能當祝女的規則，並承諾也會教導拓慈歷史。

為何島上男性無法當領導人、沒有權力？這是作者幻想的烏托邦，它要突破人類自農耕社會以來的男權社會。但烏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世界。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陰影的一面。
彼岸花的雙重隱喻
《彼岸花盛開之島》想寫的是對人類歷史的一種反思。

作者李琴峰認為，幾千年來，透過男人的視野、男人的文字書寫的所謂歷史，其實都是經過男性視點解釋的東西，即使是性別較平等的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思維、邏輯、科學乃至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都是男人建構出來的。

於是她思考，有沒有可能跳脫歷史脈絡，幻想出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由女性的邏輯、由女性司掌的世界。

烏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國的概念來講，就是桃花源。因此她構思，有沒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個桃花源。她讀了琉球的神話，神話中有一個位於海洋彼端的神仙居住的樂園。她將這神話引用到小說中。

烏托邦是人類幻想出來、不可能存在的。對某些人而言，烏托邦可能是理想，但對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見得是理想。

書名《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是植物「石蒜」的別名，它可以作麻醉劑，也可以在加工後變成毒品，因此是雙重隱喻。同樣的道理，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將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體制這一點就是陰暗面。

她說：「歷史不可能完美、人類所建構出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都不斷地在尋求改善或變革的契機，這座島嶼也走在變革的路上，雖然現在不那麼完美。」

這小說結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說，由讀者自由想像這座島嶼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李琴峰的小說都貫穿著「逃離」的主題。《彼岸花盛開之島》是幻想可以逃往的不太完美的理想之國。
逃離與理想國
李琴峰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她十幾歲到二十前半段，「在台灣承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暴力，度過許多與世界孤絕的黑暗夜晚，忍受毫無道理被強加於身的生之形式，──當二十前半那尚未成熟的我為了逃離而來到日本，終於獲得那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時，天曉得我受到了多大的救贖。」但在日本，雖然「窺見過人類的溫暖光輝，也曾承受過令人憤怒甚而落淚的歧視」。

李琴峰談到在日本租房子，儘管有永久居留權，儘管日語流利，但仍然多次被謝絕入住──就因為她仍是外國籍。管理房產的不動產公司規定，日本人的保證公司費用為房租的50%，而外國人則是100%。

在她2017年獲獎的《獨舞》中，主角趙紀惠為了擺脫舊日傷痕，從台灣前來日本，卻仍無法從「自己」逃離，於是便決心從人生舞台逃離，嘗試死亡的跳躍。趙紀惠說：「出生並非出於自身意志，是遭人強加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

在2019年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裡，在日本工作的台灣女子林妤梅，以及在台灣工作並結婚的日本女子淺羽實櫻，曾是研究所時期的好友，卻有著說不出來的同性情感。研究所畢業後兩人分隔汪洋，彼此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五年之後，兩人終於在東京久別重逢，共度漫長而又短暫的一天。

逃離與留下，都需要勇氣，因為都要面對不同的問題。於是，在《彼岸花盛開之島》，李琴峰就夢想有一個世界，能夠接受人的不同屬性，卻不為其定義，這樣人類才能回歸單純的存在，並獲得些許自由。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5633&year=2021&list=1&lang=zh-CN

《Negotiating Opportunities ：How the Middle Class Secures Advantages in School 》（Calarco,2018）書中，作者 Jessica McCrory Calarco研究美國小學裡，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分別採取哪些策略和學校老師及教育體制互動。

同時，老師對策略與孩子的期待，如何沿著階級界線而變化，產生不同的回應。作者認為「階級」才是影響孩子學習成績最主要的因素，而「種族」與「性別」相對較不明顯。換句話說，作者同意過往研究，認為相同階級擁有類似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慣習，就會採用相似的實踐策略。

近一步透過在家裡基於課堂文化需要的教導，讓孩子繼承這些資本。學校標準向來被認為與中產階級文化緊密相關，此場域剛好讓中產階級的孩子大展身手，將老師當成可使用的資本與工具，透過尋求協助、挑戰權威、吸引注意力、發揮創意、更改規定、要求方便及表現各種才藝等「影響力策略」（strategies of influence），再搭配家長威脅老師、後勤與金錢支援、解決學校及老師問題等手段，讓中產階級的孩子持續保有學業成績的優勢，進而鞏固自身階級的優越地位。

這樣的結果不僅存在小學，而是一路擴展到中學、大學，甚至就業市場上，中產階級都能應用這些自小在家中學習的策略，不斷獲取好處滿足自我實現的目的。相對而言，勞工階級則因各種資本的不足，且從小生活場域培養出的慣習，其邏輯相悖於學校場域，導致勞工階級的孩子採用「尊敬策略」（strategies of deference），自己解決問題或被動等待老師發現，他們在學習與校園生活上陷入掙扎。勞工階級父母在家的教養腳本，更重視孩子的品格遠勝於學業成績。

但這也導致，他們尊重老師權威及服從學校規矩，即便不公平的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他們大多選擇默默承受。這樣的慣習常導致他們學習上的障礙，進而造成成績表現不如中產階級的孩童。勞工階級父母以消極被動的方式參與孩子的學習過程，他們希望孩子在校不要被懲罰就好，能順其自然地快樂成長。即使在收入有限的狀況下，讓孩子學習才藝的前提是他們快樂，而非中產階級以功能為導向。

這本書的研究關懷與結論，並非淪為階級或結構決定論，且強調其中有不少階級裡的異例。同時，也補充經歷階級流動的人的慣習，相互滲透中產與勞動階級的既有邊界。但作者的論證仍堅持「階級」超越性別、種族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原因。尤其透過教育體制複製上一代的階級，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裡又採取自身肯認的策略，持續鞏固自己的階級位置與未來的社會成就。

但我好奇這樣的結論是否適用於台灣或是其他國家，地理位置、教育制度、婚姻制度、文化風俗、教養腳本不同的場域，「階級」是否仍就如作者所言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中產階級在學校就是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以及勞工階級都只能消極被動地被結構宰制，無法展現專屬於勞動階級的能動性？

當勞工階級越努力想藉由教育制度達到階級向上流動，就得越用力否定自己的階級、父母、家庭與出身——這過程無疑是勞動階級異化的開始。但對於成功與美滿人生定義，在如此單一的主流敘事中，卻仍箝制著生活在裡頭的每個人。

唯有，當結構因為一次又一次的事件發生，才能轉變文化與圖示，進而回過頭改變結構中能動者的意識形態，這也是我們社會學家為何聚集在此的原因。先發現學校的標準加深階級鴻溝與社會不平等，進而提出革新的辦法。

這些研究中（我的文獻回顧報告）發現勞工階級可以透過努力讀書考上好學校，就有機會贏得中產階級才享有的紅利。雖然這樣的能動性只是對結構短暫的抵抗，終究，我們應該回到偏見的最源頭：「為何從事勞力、長工時又危險的工作，反而收入與地位最低。」現階段，這篇只是要鼓勵更多勞工階級的家長與孩子，透過上述的研究發現採取可行的策略，讓孩子在學校取得好成績，並擁有漂亮的學歷及證照以利未來就業。

一分鐘閱讀：美國的危機
美國的種族危機
一個月前，在介紹美國經典著作《聯邦黨人文集》，和王建勳教授的通俗闡釋《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提到王建勳的一篇長文《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上次主要講了憲政危機，現在且談一下這篇文章講到的其他幾項由於平等壓倒自由、民主壓倒共和而衍生的危機。

其一是種族危機。過去一年，「black live matter」，簡稱BLM，中譯為「黑命貴」運動，發展到打砸搶燒的地步。美國真的有種族歧視嗎？ 從法律制度上來講，美國現在沒有種族歧視，沒有任何不利於黑人的法律條文。 相反，美國現在是白人和亞裔受到歧視——由於反歧視的極化而成為逆向歧視。 在政府招聘、企業招工時，要給少數族裔特殊照顧。大學招生，要對黑人學生降低分數、預留配額。有研究表明，白人學生考大學的難度是黑人的6倍，亞裔更高。 黑人可以降低分數入學，其實正是反映了對黑人智商的歧視，也是對其他人的不公平。有人會說：這不是歧視，而是糾正他們曾經遭受的不公。 奴隸制當然是罪惡，但是一種新的罪惡並不能消弭此前的罪惡。正義原則講究罰當其罪、誰犯法誰擔責——你不能說「你的祖宗殺人犯法，所以判你坐監」。

規則上沒有歧視，歧視存在於文化與心理中，存在於不同膚色、種族或群體之間，貧富之間，城鄉之間，美醜之間。種族歧視是人性中固有的惡。可以通過教育、輿論抵制它，但絕不是靠喊口號或違反人們的自由意志就可以消除的。過度聚焦在反歧視，只會增加人們心中的歧視，或衍生出逆向歧視，引發損毀自由的災難。

政治正確的危機
《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中的另一個危機，是「政治正確的危機」。
今天的美國，一個科學家如果膽敢發表「某種族智力偏高或低」的研究成果，一定會被辱駡、失業，哪怕你拿出「嚴謹的科學研究」資料。 膚色、種族、信仰、性別……這些可能涉及歧視的描述，統統不能說。發展到最後，就連矮、胖、老、同性戀……這些事實描述的詞句，都成了徹底的禁忌。 政治正確淹沒了事實正確，對言論自由、規則公正造成了巨大衝擊。 大學裡選拔人才要講政治正確，要有一定的黑人、女性比例等等，體現所謂多樣性。 儘管這種一味追求「多樣性」的理念，一直在破壞自由學風、消滅價值觀的多樣性，絕大多數大學還是把它奉為辦學思路。

美國大學流行攻擊保守派學者。一些左翼人士，肆無忌憚地破壞教學活動和學術交流。 2017年，保守主義學者查理斯‧莫瑞（Charles Murray），受邀請到一所大學發表演講，遭到大批學生的吵鬧抵制，不得不改為視頻演講。演講結束後，學生又暴力阻撓他離開，導致一名保護他的教授受傷入院。

近年來，全美很多地方甚至把華盛頓、林肯、傑佛遜的雕塑摧毀。因為他們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政治正確已經到了要否定歷史的地步。
就連一貫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也難逃政治正確的侵擾。 納斯達克對三千多家上市公司提出荒唐要求——董事會成員裡必須至少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數族裔，或者一位LGBTQ（性少數群體）。這種用配額而不是用才能的準則，表面上是反歧視，實質上卻正正是對強行分配名額的族類的歧視。

移民和社會保障問題
美國現在有至少1100萬非法移民，有人主張讓他們一夜之間拿到綠卡、成為美國公民。這等於認可非法入境，是要放棄法治嗎？

這些非法入境者，可以無條件吃福利嗎？還有就業、治安、教育、醫療……如何解決？ 這些都需要納稅人付出巨大代價。

有人說：美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嗎？本來就應該歡迎移民啊。

的確早期的移民大多來自歐洲，特別是基督教國家，他們價值觀與美國人高度相似。他們接受美國「大熔爐」的觀念，主動拋棄原先的身份認同，願意被同化吸收。 但是今天很多人對大熔爐持反對態度，認為美國應該是一個大拼盤、價值系統也要多元化。尤其是二戰後湧入美國的亞非拉移民，在語言、文化、價值觀上都和美國人差異巨大。多元主義興起後，他們更是頑固地拒絕融入美國。這導致美國出現了部落化的傾向，各種各樣的群體對國家認同、道德法律都形成嚴重衝擊。自內戰以來，美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巨大的社會撕裂。

有機構預測，在不遠的將來，歐洲白人的後裔將成為少數。沒有清教徒為主體的民情，美國的憲法、制度就不能有效實施——美國恐怕會變成另一個墨西哥。

社會保障過大是美國另一個危機。 現在聯邦的醫保花費已達1.2萬億美元，佔整個聯邦支出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社保，佔聯邦支出的一半有多。錢從哪裡來？聯邦政府除了借債、印鈔，就是加稅，加稅會導致企業大量倒閉——本來你想幫助弱勢群體，結果是讓他們沒了工作，再無脫貧希望。

貧富和跨性別問題
美國人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後果缺乏認識。

反資本主義人士，動不動就會說企業家的財富過多。他們不關心企業家創造了多少財富、解決了多少就業，為消費者帶來了多少商品和服務。他們就盯著富人的財產，覺得掙這麼多錢肯定是不公平的。從前的平等，是權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天人們卻要實現所謂的經濟平等。 如果政府強拆你的房子，你會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如果讓政府通過稅收剝奪富人的財產，這就合理嗎？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如果連富人都保護不了，它還能保護窮人嗎？在那樣的社會，除了手裡有權的人，沒有人能致富，窮人永無出頭之日。

一百多年來，人們嘗試用分配平等去取代「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但沒一個成功的。相反，那些相信烏托邦畫餅的國家，無一不是貧窮落後，通往奴役之路。

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是美國社會撕裂的另一危機。

保守主義者從捍衛美國基督教傳統的角度，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而民主黨人認為時代不一樣了，應該允許自由墮胎、自主定義性別。 隨著宗教傳統的式微，婚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地位越來越低。
2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平等法案》。這項法案明確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場所歧視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士（LGBTQ）。這項立法將允許男性的變性者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比賽，和允許跨性別者使用與其身份相符的設施，即根據本人的性別認知使用廁所。

這讓信仰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認為對女子運動不公平，對女性使用廁所帶來威脅。
進步主義的氾濫
美國學者域陀‧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2月時發表一篇文章《為何進步派如此放縱？》（Why Are Progressives So Illiberal？）開頭說：「在過去12個月的悲慘瘋狂和悲劇中，進步意識形態滲透到我們幾乎所有的主要機構。……就像1930年代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沁入所有的俄羅斯機構一樣。要成為一個矽谷高管、一個華爾街玩家、著名出版社的領導、大學校長、網路或廣播公司的主播、主要的荷理活女星、進入公司董事會的退休將軍、或NBA超級明星，都需要有進步主義的標記或小心抑制所有政治傾向。資料顯示，2020年，98%的大型科技政治捐款流向了民主黨。Twitter、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的審查顯示致命的單向性。」

說美國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抗，是左派和右派的對抗，都不夠準確。這幾十年逐漸上升為主流的進步主義思潮，滲透到所有校園、機構的不是自由派，而是「進步派」。

矽谷的社交媒體大公司肆意刪除和取消保守派的平台，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既不相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也不相信它的精神。在大學校園裡，保守派的演講者會被取消邀請，有時還會受到粗暴對待，而行為粗暴者幾乎不害怕因此受到懲罰。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關於任何人都應該得到法律權利的規定，也被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挑戰，被控「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學生通常被剝奪了與原告面對面、盤問證人或提出反證據的權利。他們通常只能在法庭上面對停學或開除尋求輕判。

域陀‧漢森認為，進步主義的氾濫，已經產生損毀公平與自由的危機。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

【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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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0年代瓊瑤式愛情的健康寫實延續，90年代台灣新電影借用愛情重建台灣性。但進入2000年後，一切開始慢慢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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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藍色大門》（2002）、《盛夏光年》（2006）、《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一個人咖啡》（2014）、《我的少女時代》（2015）、《六弄咖啡館》（2016）、《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大量的青春愛情電影成為了台灣純愛想像的視野，他們以「青春」、「少男」、「少女」為名，表現出台灣人的情感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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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偽學術 | 認真聽」，就來談談這20年來的粉紅泡泡。這廣大的戀愛流行文化是甚麼模樣？它們反映了怎樣的愛情轉向？從不同作品中又可以解讀出哪些文本隱藏的敘事？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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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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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 我的《藍色大門》與青春
▶ 「青春」的形構
▶ 「少男」、「少女」的理念型
▶ 純愛不純—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 情感先於政治
▶ 愛情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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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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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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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談「愛情電影」，那勢必是要做個「#類型電影」操作型定義，儘管近年台灣電影的類型化飽受批評，但其的確是招喚大眾的一個方便途徑。或許我們可以幫愛情電影分類為：羅曼史（romance film）、通俗劇（melodrama）與文藝片。目前2000年後的青春愛情電影來看，則較多傾向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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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電影類型化的緣故，其可以更清楚地連帶成一套系統、原則與期待。當「#愛情電影」正式成為一種培養台灣人觀賞電影的習慣，除了公式化的內部敘事外，向外延伸後，便足以展開各種文化工業的制度性生成，例如偶像明星的打造、週邊商品販售、主題曲的流傳等（Illou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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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透過類型電影的集體觀看，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是文化模式。好比《#為甚麼愛讓人受傷》中，Eva Illouz（2012）藉由《傲慢與偏見》來理解西方個體主義的浪漫生態，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這20年來的青春愛情電影裡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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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藍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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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色大門》張士豪的那個年紀，夏天的午后是連續補習戰鬥的人生，週一、三、五是何明數學，週二與週四是徐薇英文，當然以我不學無術的青春，大部份都是呈現偷懶蹺課的狀態。那時候究竟能夠有甚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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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藍色大門》第一次開啟了我對愛情與性別的思考。導演易智言當年拒絕了參加金馬獎，不然，這部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肯定有不錯的成績。片中孟克柔（桂綸鎂）、張士豪（陳柏霖）、林月珍（梁又琳）三人的關係，呈現了00年代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行動與市民生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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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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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後會成為甚麼樣的大人，變成00年代後市民社會中年輕男女的煩惱。在後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中，這些都市裡的小事件，個人選擇的養成遊戲，成為我們最需要煩惱的自由，一種集體規則與個人自由的協調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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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過程（過渡），無論是《藍色大門》或是《盛夏光年》，都試圖描繪這種秩序建構中的過渡，五月天同名歌曲的日文名稱就叫「#青春の彼方」-- 放棄規則，放縱去愛，放肆自己，放空未來。也是因為這樣的「#失序」，青春才讓人懷念。最終，沈佳宜說「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徒勞無功的」，的確，我們正在腐敗，但我寧可選擇相信《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結局的協調與釋懷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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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也帶著台灣觀眾走出90年代的悲情。早期的青春愛情電影帶著濃厚的陰鬱，一直到《藍色大門》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同志情感、性別認同、家庭關係、三角戀愛等情感議題，青春變得多元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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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裡，反映著情感的真實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Illouz, 2012），非常強烈地要求內在性感作為行動與選擇的基礎。青春中的人們，因為初次面臨社會化規範，人們會認真審視自己與對方的情感（愛情、親情、友情），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與強烈程度。這大量的自我情感檢視，一見鍾情的強烈情感暗示，時常就是「青春」的情感面貌。這也是青春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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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男與少女的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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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少男與少女，帶給觀眾對性別角色的論述形構，一方面文本建立起一種戲劇性、典範式的形象，隨著故事的開展，加深觀影者的情感投射，另方面一起作用的是，少男少女的面貌外表的特質，也形成觀眾的欲望對象，產生明星化的作用，成為性別操演的模仿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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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中的少男比少女更加倍重視，除了《藍色大門》與《我的少女時代》外，其它全部的愛情電影幾乎都圍繞著少男，少女通常則作為是推動劇情的力量。少男的姣好面貌，成為電影世界裡的耽美重心，隨便舉例就一堆，陳柏霖、張孝全、柯鎮東、陳昊森、曾敬驊，「#大男孩」的對純樸、憨直、大笨蛋的要求，他們表現忠誠、可受控制，並且，他們不會對（男性）觀眾產生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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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主角則以「#熱情開朗大方」為形象，如《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桂綸鎂），就如同前述，她起了連結兩位男主角陳忠良（張孝全）與王心仁（鳳小岳）的作用，確實地帶動敘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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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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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的台灣青春愛情，某個程度上融合了日本和美國的純愛視野，前者展現了「#物哀」的精神，後者則更多在表現西方個體主義的追求。當然，不同的作品也有各自主題脈絡的側重，像是性別認同、性別麻煩（Butler, 1990）、青春成長、描繪時代精神、國家與社會變遷的隱喻、情感抉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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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的作品更擅長挪用青春的反叛結構，去對應、甚至逆返「#國家體制的規訓」，這個台灣電影本土化的大主題。2000年後的新導演，以90年代前後為基礎，自然而然流露出了導演本身的「懷舊」情感，想是一個包含了情慾、戀愛、政治、社會、經濟裝況的「情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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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先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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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朋友．男朋友》為例，其為一部愛情電影，也是一部歷史電影。該片採用序列式的線性時空，將台灣的多重現代性再現。許多文化學者會討論國族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大時代下兒女情長，微小的愛情被鑲嵌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但實際進入電影文本，才會發現，楊雅喆並不是要說明這種台灣性的社會—歷史時空，反而，他進行一種「#逆反」，讓情感能量來主導政治的場景。根本沒人真正在鳥民主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非常後現代的後現代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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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喆幾乎總結了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裏頭所有的多元主體：女性、情慾、學生、社會運動、娘娘腔、同志、小三、本土、鄉下人、都市人等等，運用了諸多遊戲般的情節將這些概念構成一個皺摺，裏頭緊密扎實情慾流動，展開又可以觀看台灣自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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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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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還是成為一種類型了，也不是壞事，也許是必然，這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大眾流行文化市場，引導著戀情與自由的話題，反映著純粹親密關係的渴望。在電影裡，人們才可以淡化成人愛情經驗的功利性、功能性。如果能夠再有一首好聽的情歌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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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在腦中烙印電影裡的青春記憶，就一定要有一首讓人感動的歌曲，當旋律響起時，瞬間喚起洶湧的刻骨銘心，像是《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我的少女時代》的「#小幸運」等。盧廣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首獲獎歌曲，編曲十分令我動心，第一聲，每次聽到小號與歌手聲線對唱，與法國號的穿梭交疊，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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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起了關鍵的宣傳作用，五月天、魏如萱、周興哲、蔡依林、田馥甄、梁靜茹、李千娜、韋禮安、曾沛慈、徐佳瑩等歌手的cover版傳唱參與，更加豐富了電影文本與影迷/歌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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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該約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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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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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louz, E. (1997).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3.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