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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With Destiny: Winton Churchill 丘吉爾傳：與命運同行》

另一本關於丘吉爾的傳記出版了，作者為英國人，Andrew Roberts. 在這麼多丘吉爾的傳記之後，他再撰寫的動力是什麼？

在此書的序言中，作者如此敍述：

* 過去113年裡，溫斯頓·丘吉爾（1940至1945年間的英國戰時領袖）的傳記已經多達1009種。還有必要寫一本新的丘吉爾傳記嗎？我相信有必要，並且剛剛在倫敦推出了《丘吉爾：與命運同行》。

*如今網路上有一種針對丘吉爾的新的、惡毒的陰謀論，脫離事實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丘吉爾犯了很多錯誤，但從來不是他們指控的事實，因為心懷惡意。我審視了針對丘吉爾的所有指控，並根據歷史證據對其一一駁斥。我希望讀者感受到，在如今這樣一個乖張、充滿戾氣而心胸狹隘的世界裏，仍然存在榮譽和英雄主義。並且，不管你在人生中犯了多少錯誤（丘吉爾就犯了很多錯誤），只要能像丘吉爾一樣吸取教訓，仍然有可能成就偉業。丘吉爾對愛妻克萊門汀說：「我若不犯錯誤，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他說得很對。

* 寫作本書對我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丘吉爾生平的其餘部分平衡起來。最後我選擇讓這兩方面各佔一半篇幅，因為我認識到丘吉爾1940年5月就任首相時說的那句話是多麼正確：「我覺得自己的整個人生都是為了這個時刻、這種考驗所做的準備。」

* 閱讀喬治六世國王日記時，最讓作者意外的地方是，丘吉爾向國王表達了極大的挫折感，有時甚至是憤怒，因為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人對參戰沒什麼興趣。丘吉爾向國王說了一些關於小羅斯福及其政府的話，而這些話是丘吉爾永遠不會公開表達的。

* 寫作過程中，作者比過去寫作時（目前他一共寫了19種書）需要更多地濃縮史實。丘吉爾的著作和文章長達600萬字，他的公開演說長達500萬字。

他幾乎從來沒有寫過或說過重復的話，也幾乎從來沒有寫過或說過一句沈悶無趣的話。作者已經寫了十幾本書，但要把關於丘吉爾的史實全面地濃縮到一卷本中，比之前做過的工作都困難。但當時納粹德國對英國的威脅是壓倒性的，所以特別吸歷史學家的注意力。

* 丘吉爾很喜歡英國之外的許多國家。他特別喜歡加拿大，經常去訪問；戰後他去過古巴；他在法國南部和義大利的科莫湖作過很多畫，還在摩納哥賭過錢。他待在馬拉喀什的馬穆尼亞（Mamounia）酒店寫作和繪畫，當然還去了美國16次，去了28個州。

* 作者最喜歡的一句丘吉爾的話出自1940年11月他在西敏寺教堂為內張伯倫所作的悼文（張伯倫當首相時窮盡一生的力氣阻擋丘吉爾的政治前途及入閣，直到希特勒揮軍入侵比利時，即將攻佔法國，他下台，丘吉爾才在衆望所歸中當上首相）。

丘吉爾是個心胸開闊的人，在張伯倫過世時他的悼詞：「歷史端著忽隱忽現的燈，沿著往昔的小徑跌跌撞撞地前行，努力重建它的場景，恢復它的回音，用昏暗的燈光照亮舊日的激情。」這句話非常詩意地概括了歷史學家努力做的工作，以及這工作是多麼困難。

他完全沒有提及任何私人恩怨。

* 關於丘吉爾的神話有幾十個，尤其是網上流傳的。他不是酒鬼，也不是抑鬱症患者。他喝酒很多，確實有時也會鬱悶，但他的狀況絕不是業餘醫生和心理學家說的醫學意義上的酗酒和抑鬱症。他也絕對不是躁郁症患者。孟加拉大飢荒不是他造成的，他也沒有延長飢荒。恰恰相反，他縮短了飢荒。他沒有主張用毒氣對付叛亂的伊拉克部落族民，只是建議用催淚彈對付他們。達爾朗海軍上將、西科爾斯基將軍、希臘首相等人的死亡不是丘吉爾的責任。關於丘吉爾的荒唐神話實在太多了，這本傳記作了批駁。最近甚至有報紙文章的標題說：「丘吉爾從不抽煙。」

太荒唐了，丘吉爾一輩子抽了16萬根雪茄。

* 為這本傳記做研究的時候，作者去過古巴的叢林，丘吉爾二十歲生日前不久在那裡第一次聽到實戰的槍聲；作者也去了土耳其的加里波利戰場，他的聲譽在那裡受到沈重打擊；作者去了1915—1916年間他在比利時作戰的戰壕；去過1945年他渡過萊茵河的地方。去過他出生的房間和他去世的房間（其他歷史學家沒有機會去）。作者去過他心愛的鄉間別墅查特維爾莊園。參觀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住的倫敦公寓、唐寧街10號、契克斯莊園（Chequers）和皇家空軍在阿克斯橋的那個房間，他就是在那裡觀看不列顛空戰的。至於倫敦的丘吉爾戰時辦公室，作者去過幾十次。作者還重新審視了自己的過去，整理和修訂了三十年前我寫第一本書時採訪一百多人留下的筆記。那些人都認識丘吉爾，曾在他身邊工作。這讓我清晰地回憶起了那些早已辭世的巨人和英雄，我非常榮幸，曾經認識他們。

閲讀此傳記讀者會驚訝地發現，他是個滿懷激情和同情心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五十次在公開場合哭泣，比同時代的其他政治家都更容易受自己情感的驅動。他同情普通百姓，畢生都低調地扶助平民，這是他的「貴族理應行事高尚」信念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貴族既然享有特權，就對社會的其餘部分負有義務。這是他的人生哲學的一個主要部分。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爵士經常當面被丘吉爾怒斥。但布魯克在日記中寫道：「感謝上帝，我有機會在這樣一個人身邊工作。感謝上帝讓我看到，有的時候地球上真的有超人。」丘吉爾為了打敗希特勒、從法西斯主義魔爪下挽救英國的超人努力，英國人應該永遠愛戴他。

這問題其實我已經看到了，簡單來說，很多人沒看到人性必然的趨勢，就是一個和尚有水喝，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現在兩個和尚在挑水，問題是其中一個死禿驢，只會躺著宿醉等別人挑水來喝，於是搞得認真挑水那一個，總是被人抱怨挑的慢，水缸不怎麼沒滿？

台灣人若想要過得輕鬆一點，應該是集中火力把讓那個還會挑水的人繼續挑，把混吃等死的禿驢淘汰出去，換一個會正常輪值挑水的和尚就好，這樣政局才能穩定，國家也能繼續前行，而政局穩定下，經濟才能發展，這是不變的道理。

國家的穩定，禁得起全面騰籠換鳥，禁得起破罐子破摔嗎？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傾聽
＃妥協
＃折衷

昨晚的直播講到中國現在在香港進行的，就是要分化香港社會。挑播香港民眾的分裂，用仇恨讓香港人無法團結。

反過來說，台灣現在最大的危機，也是出在我們還不需要中國的挑播就彼此裂解自己，互相區分敵我結仇。

昨晚有朋友問直播有沒有逐字稿？雖然沒有，不過我今日在關鍵評論網刊出的一篇文章，便是在談台灣內部裂解問題的嚴重性。大家如果想的話可以分享這篇，正文如下：

《各方堅持「做對的事」，正是撕裂台灣社會最強大的力量》

這幾天社運圈最熱門的爭議，便是地球公民基金會選在蔡英文競選總部造勢活動的當天，從自家辦公室的窗戶垂下了一幅抗議的旗幟。好巧不巧，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辦公室就正好在蔡英文造勢大會舞台的上方。造勢會場上情緒高昂的蔡英文支持者，氣到打電話叫警察破門進入基金會收起抗議旗幟。

地球公民基金會抗議的，是民進黨不肯在這個會期通過礦業法。環保團體認為這個會期明明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足以趁大選前通過這些保護環境的重大法案，民進黨卻因為害怕激起保守陣營反彈的選舉考量而讓法案擱置。

民進黨的支持者則認為韓國瑜來勢洶洶，香港的情況也顯示中國威權統治的可怕。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抗議行動，足以在這個關鍵時刻影響蔡英文的選情，危及民進黨支持者在意的國家安全。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雙方的支持者在網路上互相攻訐。社運圈的人士認為，地球公民基金會打從馬英九政府的時代就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在318學運中也有出力，這樣為台灣長期付出的社運團體有權利爭取自己重視的議題。民進黨支持者則認為地球公民基金會不識大體，大敵當前還製造會影響選情的爭議。

這場爭議突顯了台灣這一屆（2020）的大選中，除了蔡英文與韓國瑜的對決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無處不在的重大特徵，那就是台灣社會越來越嚴重的撕裂。

過去台灣社會因為國家認同上的差異，大致分成偏向「統一」跟偏向「獨立」的兩大陣營。但在今年的選舉中，兩大陣營彼此之間都出現了進一步的分裂。像是國民黨支持者中，就出現了「韓粉」跟「知識藍」的對立。

「進步勢力」的裂解

不過這篇文章想聚焦的，是所謂的「進步勢力」在這屆選舉中裂解成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派系，彼此之間相互攻擊。這些相互攻擊激烈的程度，甚至更勝於他們對彼此間共通敵人的攻擊。隨著時序的推進，這些派系還在進一步裂解成更小的群體互轟。

這裡講的「進步勢力」如果以台灣這十年的脈絡來看，大概是從2012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集結，到2014年的318學運趨於成熟，2016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算是進步勢力團結的高峰。

這股力量促使2014年柯文哲靠素人參政的身份選上首都市長，2016年民進黨第一次在國會過半，也促使了以時代力量為首的「第三勢力」成型。

但是隨著民進黨的全面執政，這股「進步勢力」也開始隨著各種政策上的衝突開始裂解。第一次比較大型的分裂是柯文哲提出「兩岸一家親」的中國政策，開始跟民進黨政府分道揚鑣。

隨著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提名姚文智與柯文哲競爭，更讓兩邊的支持者出現嚴重對立。柯文哲也在這次大選中組建「台灣民眾黨」，直言在這次大選中的目標就是要促成「藍綠不過半」。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也從「一例一休」的爭議開始出現裂痕，這個裂痕到了今年（2019）年中，黃國昌爆料蔡英文總統專機上有國安人員夾帶私菸後檯面化，最後導致以林昶佐為首，主張親民進黨路線的時代力量黨員紛紛退黨。

除此之外，過去被歸類在「泛綠陣營」鐵票的「台派」（舊稱獨派）也出現裂解。隨著今年初民進黨初選賴清德的失利，一部分賴清德的支持者在選後開始緊咬所謂的「論文問題」不斷質疑蔡英文的學歷與道德操守，進一步組織了「喜樂島聯盟」嘗試推出呂秀蓮角逐總統，最後因為連署人數不足門檻提名失敗。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是檯面上比較大的裂解，除此之外在過去進步力量的「同溫層」中，還發生更多小規模的裂解。像是針對「中國對台灣發動資訊戰是不是假議題？」在今年年中就有兩派立場上都擁護台灣主權的人馬在一陣廝殺後化友為敵。

特別有趣的是作者近日觀察到，針對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中出現的衝突，就連立場同為「右派自由主義者」的同溫層都出現分歧。一部分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反對威權的立場譴責香港警方，但另一部分則基於右派反對社會動亂的保守性格譴責抗爭群眾。

同樣的裂解也在「左派」發生，支持台灣獨立的左獨派認為香港的抗爭是對中共極權政治的反撲，但支持兩岸統一的左統則認為香港抗爭是歐美帝國主義煽動的陰謀。近日甚至有過去長期耕耘性別議題的左統派大學教授，出言譏刺香港遭受警方強暴的年輕受害者，引發性別議題同溫層的一陣論戰。

雖然左統派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與大部分的「進步勢力」並不相同，但過去在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上雙方都會合作，甚至就連318學運的場子裡，都可以看到左統派主辦的街頭論壇。但左統派過去和其他進步勢力點滴累積的合作基礎，在今年也迅速地流失。

隨著各種分裂，「英粉」、「柯粉」、「昌粉」等等亂七八糟的分類名詞也應運而生，隨之而起的「英癡」、「柯屁」、「加蔥力量」種種五花八門的罵人名詞也紛紛出籠。從這些現象，都可以看到今年幾乎可以稱為進步勢力的「裂解年」。

這種神秘的現象如果我們從神秘主義的角度，或許可以用土星與冥王星合相帶來裂解的力量加以解釋。但如果我們站在世俗的角度，又要怎麼解釋過去站在同一陣線的戰友，今年卻紛紛反目成仇，互相撕破臉的奇妙現象呢？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過去曾有一篇分析英國在脫歐之後政治陷入迷走狀態的文章。認為英國脫歐的困境主要是因為各個脫歐勢力對英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各有各的遠景規劃，各派之間只有在「脫歐」這件事情上有共識。

所以在脫歐公投過關後，各派互相牽制，導致英國無法凝聚出一個有共識的脫歐方案，讓英國政治空轉至今。

台灣進步勢力近年來面對的困境，其實也近似於英國的脫歐派。在2016年進步勢力之所以能夠上演大團結的高潮，原因是出在當時各派面對馬英九推動的政策都有所不滿。這也讓國民黨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成為了進步勢力跨派系的共通敵人。

當時一句流行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正好可以作為那個時空背景的最佳註解。

但是在國民黨真的被打垮之後，進步勢力的每一個成員，都夢想可以在嶄新的政治環境中大施拳腳。這股對「新政治」的期望，便是後來造成進步勢力裂解的動力。

以支持喜樂島的台派為例，他們認為民進黨既然全面執政，理應透過行政跟立法對國民黨在威權時期的作為進行全面清算。同時還給在他們眼中是由於「司法迫害」而入獄的前總統陳水扁清白。甚至是更進一步推動正名制憲，直接把國號改為台灣，廢除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啟動建國程序。

因為蔡英文都沒有做到上述提到的任何一點，因此在這些台派的社群中，不乏認定蔡英文已經被中共收買的陰謀論在私下流傳。至於後面引爆的論文案，便是這股不滿在找尋一個借題發揮的突破口。

至於立場偏向左翼的進步勢力，則是不滿民進黨政府在社會議題上不夠「進步」

。像是勞權支持者抨擊蔡英文無法堅持「一例一休」保障勞工權益；環團認為政府在空汙等環境議題上做得不夠多；又或是黃國昌的支持者認為，蔡英文上台後沒有大刀闊斧的剷除國安單位裡的黨國官僚，所以概括承受私菸案帶來的政治損傷也只是剛好而已。

而偏向右翼自由主義的人則認為政府在掃除市場障礙、開放創新上做得不夠。不滿政府壓抑房市，管制共乘平台、外送平台。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政府在「改革」上做得不夠，所以都口徑一致地批評民進黨政府。

原本這在民主國家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妙就妙在政府也不是真的沒有在改革。年金改革、轉型正義、推動同婚還有功敗垂成的一例一修，都激起了不同的保守勢力相互團結。

保守勢力的團結跟進步勢力的裂解，在去年年底形成了所謂「反民進黨」成為全民最大黨，不只讓民進黨輸掉了縣市長大選，也讓進步勢力提出的公投全軍覆沒。

一朝權在手，就能令來行？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被民意監督批評是正常的現象。有趣的是這些「批評」的基準，是各個派系將自己理想中的政策「願望」投射到現實的政策上，再去批評願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又由於每個派系的願望都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於是在罵完民進黨後，各派系間就開始互罵。隨著互罵逐步累積彼此間的仇恨值，最後開始刪臉友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我們認真思考，其實這些爭吵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

完全執政，就能「徹底執行」某個立場的政策。

但是我們仔細想想，就可以明白這樣的觀念太過於一廂情願。我們前面說過民進黨在2016年全面執政，是因為進步勢力的整合，但組成進步勢力各派眼中的「進步」完全不同。像是左翼跟右翼主張的「進步」政策，其實都是對方眼中的「反動」政策。

又像是關注性別議題的人，不忍心看到有同志等不到修法就過世；然而關注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同樣也不忍心看到台獨運動的前輩看不到台灣獨立就過世。就算我們不看改革訴求彼此矛盾的情況，在改革能量有限的狀況下，推動某個領域的改革，也一定會排擠到可以用在另一項改革的政治資源，影響另一項改革實行的速度。

有人或許會覺得，改革不就是一聲令下，其他人照做就完成了？既然蔡英文選上總統，民進黨也是國會多數黨，改革理應不會遭遇任何阻力，怎麼需要耗費政治資源？但真的是這樣嗎？

不要忘記，就算民進黨在2016年勝選，台灣還是有接近一半的民眾，是支持跟進步勢力相對立的主張。難道我們能夠直接無視這些人的政治立場？或是換個角度想，如果為了「做對的事情」忽視反對改革的聲音硬幹，改革就能成功嗎？

改革靠「做對的事」就能成功？

恐怕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來舉個唐朝改革的例子就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歷史課本都有教，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最大的問題在於「藩鎮割據」。所以對唐朝來說「對的事情」指的當然就是政府要想辦法從藩鎮手中收回權力。在安史之亂後，唯一達成過這個目標的改革只有唐憲宗時期的「元和中興」。

唐憲宗是依靠政府權力強行硬幹達成這個目標的嗎？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唐憲宗的爺爺唐德宗在繼位初期，也曾經想用強硬的政策要求藩鎮交出權力，最後激發了「涇原兵變」叛軍攻入長安，唐德宗險些被殺，從此之後對藩鎮只能採取消極姑息的態度。

唐憲宗的爸爸唐順宗也曾經重用王叔文，還有國文課本上常出現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以「揭弊」的方式推動「永貞革新」，但只推行了146天就在藩鎮跟宦官裡應外合的政變下被推翻。

唐憲宗一開始的改革也是採取強硬政策派軍隊硬幹，順利解決掉西川跟鎮海兩個比較弱的節度使。但硬幹政策用在真正有實力的「河朔三鎮」時就吃土了。西元809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造反，唐憲宗動員全天下各地的兵馬剿了兩年，卻怎麼都剿不平。

這個謎團後來被白居易揭開，白居易在西元810年上呈唐憲宗的奏章裡，揭露其他藩鎮其實都不想看到造反的藩鎮被消滅，因為大家都是利害關係一致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最後效忠中央的藩鎮都叫自己派去的將軍只要打幾場勝戰意思意思應付就好。

而且大家發現戰爭拖長可以騙到中央分發的軍餉之後，更讓打假戰爭成了一門「生意」大家一起造假發大財。

這時唐憲宗也發現如果繼續硬幹，最後反而會把更多節度使都逼去王承宗的陣營，最後重演爺爺唐德宗被叛軍趕出長安的慘劇。於是唐憲宗決定暫時裝孫子，替王承宗「昭雪」冤屈，說是政府誤會他了。

但唐憲宗並非放棄改革，而是暗中累積資源，並且跟心腹智囊李絳研究藩鎮間的利害關係。終於在西元812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時，成功利用藩鎮內部權力結構的矛盾，策反魏博大將田弘正（田興）轉而效忠中央。

2015年的《刺客聶隱娘》，故事就是以唐憲宗時期魏博鎮田季安、田弘正等人的恩怨為背景。

這次策反破壞了河朔三鎮間的利益共生，魏博的位置正好位於當時野心最大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平盧節度使「李師道」還有淮西節度使「吳元濟」三者的中間。

田弘正在日後的戰爭中，派軍支援中央政府力攻這三個節度使。最後吳元濟被捕後送長安斬首，李師道戰敗後被叛變的部下殺死，王承宗嚇得自動跟中央請降。

唐憲宗終於真正平定各地節度使，成就唐朝最後一次大一統。但這次改革前後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還經歷數次向既得利益者屈辱性的退讓（皇帝承認討伐造反的叛軍是「冤枉」他們）。

其中最重要的策反田弘正這步棋，源自於唐憲宗的智囊李絳發現每個節度使死後，麾下部將都會為了「權力」跟「保命」這兩個核心價值而互相爭奪節度使的寶座。而中央改革的核心價值則是希望節度使能夠擁護中央的「權威」。李絳認為只要能用中央的權威，保障某個部將既得到權力又能保命，他就會轉而擁護中央。

李絳的謀略便是用計調和雙方的核心價值，促使田弘正擁護中央，讓改革成功。

可能有人會說：

唐朝的節度使有軍權啊，現在台灣反對改革的人又不會舉兵造反，改革硬幹就硬幹有什麼好怕的？

但我必須說，以現在台灣面對的內外形勢，政府如果為了改革硬幹，情勢將會比當年的唐朝更加危險。首先，我們是民主社會，不可能像過去威權時代白色恐怖那樣，把抗拒改革的人通通綁去淡水河槍斃；也無法像唐朝那樣派軍鎮壓後，把帶頭的人拖到長安的獨柳斬首示眾。

再來，唐憲宗當時只要面對反改革人士的互利共生，台灣不只要面對同樣的情況，還要面對強大的外敵「中共」的見縫插針。

藉機見縫插針的「統戰」

這裡就要再稍微講解一下，什麼叫做「統戰」。

大家雖然很常聽到統戰這個詞，但不一定真的了解他的意思。如果望文生義亂解，「統戰」很容易被理解成「中國為了統一台灣所進行的作戰」。但這樣的解釋是錯的，統戰是源自蘇聯的一種革命策略，意思是：

把一切政府的敵人「統一」起來推翻政府。

這也是毛澤東常說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現在中國「政協」的前身「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在國共戰爭時期中共的統戰組織。中共利用這個組織拉攏所有反對南京政府的人士，包括被國民黨打垮的前軍閥、國民黨內鬥落敗的失意政客、甚至是追求民主的自由派人士。中共先利用他們一起打垮南京政府，之後再藉著「鎮壓反革命」、「反對右派」、「文化大革命」種種名目分批處理掉這些利用完的人士。

這一套具體應用在現在的台灣，就是中共會試圖拉攏所有對政府不滿的勢力。用虛幻的承諾跟一些資源，結合他們一起擊潰中央政府，讓台灣政局陷入混亂。這時在政府改革中吃虧的人，很自然會變成中共攏絡的對象。

像是因為親共而備受爭議的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被提名人吳斯懷，就是反對年金改革組織「八百壯士」的副指揮官，代表的就是不滿年金改革的勢力。其他像農會跟漁會這些政府改革的重點目標，同樣也成為中國統戰的重要對象。

2018年有週刊揭露，統促黨積極佈局宮廟作為統戰據點，在這件事被揭發的一年前，民進黨在2017年為了改善空污問題推動的「減香運動」幾乎得罪了全台灣所有宮廟。

雖然我們還無法證實某些宮廟接受中國統戰，是因為減香運動帶來的不滿。但從共產黨一貫的統戰戰略，卻完全可以解釋統促黨為何會選擇以宮廟作為統戰目標。

但你要把中共滲透的問題，完全怪到那些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人身上嗎？這個想法恐怕也有問題。如果我們今天期望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難道不應該讓每個「國民」都覺得自己的願望跟理想有被實現的機會嗎？

如果一個國家內的某個族群，他認同的所有理想跟價值觀都被其他人否定。這時境外的敵國對他伸出援手，承諾會協助他實現他的價值跟理想，這時能不動搖的人又有多少？

不能硬幹要怎麼改革？

談到這邊，有人可能會覺得難道因為這樣，我們未來就都不推動改革了？

當然不是這樣。而是在推動改革前，我們要真正面對台灣社會「價值多元」的事實。所謂的價值多元，就是承認這個社會就是同時有進步跟保守、左翼跟右翼、甚至是不同的國家認同。

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往單一的價值方向硬幹，不留任何餘地給不同價值的人，不只是撕裂這個社會，也是在幫中共之類的境外勢力製造潛在的合作對象。

社會每個群裡都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與次要價值，雖核心價值無法放棄，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核心價值之外，我們可以放棄次要的價值，讓社會不同群體彼此間有可以合作、交換的空間。

以之前為了空汙問題推動的「減香運動」為例，環保團體的核心價值是「降低空汙」，宮廟的核心價值是「維護信仰」。

更好的改革方式不是用行政命令硬要宮廟放棄拿香拜拜，而是尊重各宮廟的信仰，以傳統儀式請示神明。如果神明指示願意配合政策改採其他方式接受信徒膜拜自然很好，如果神明不允，那可以再研議用補助增設空污設備等其他方式處理。

上述的方式，可能會引發某些人的不滿。這些人會想「宗教」只是一種人文活動，空汙卻是有科學證明的全球問題，為什麼推動空汙政策要遷就「神明指示」。

問題在於，會這樣想的人本身就不相信傳統信仰，而這樣的想法等於是把不信傳統信仰者的價值觀，強硬要求相信傳統信仰的人全盤接受。

如果「改革」是像上面這麼一個改法，也難怪改革會遍地荊棘，人民會撕裂崩解。就連唐朝有無上權力的專制君主，都要想辦法摸透他想改革的對象，爭取他們的「擁護」才能讓改革成功。

就算你的價值觀是萬世不移的真理，你要怎麼寄望沒有無上權力的政府可以靠硬幹，強力的要不同的群體全面地接受你的價值觀。

不只是空汙跟信仰的衝突，包括左派右派、獨立統一、進步保守等各種衝突也都是如此。擺出「漢賊不兩立」、「除惡務盡」的強硬態度彼此攻擊無助於推動改革，只會讓不同價值觀的人因為仇恨而彼此牽制。更會削弱台灣社會面對外來勢力挑戰的抵抗能力。

以星座神秘學來說，今年的撕裂只是因為土星跟冥王星合相，到了明年就會過去。但真正要重新凝聚台灣社會不能寄託星座，必須要靠我們彼此願意放下「勝者全拿」的觀念，真正給不同價值觀的人合作的空間。

原刊登於《綠主張》月刊，2018年5月，174期。因字數有限，故把全文刋於此。

【共同閱讀：《理想的告別》、《在我告別之前》、《雪花漂落之前》】

【善終權】正視死亡，是生命的指南針，尊重「善終權」。

我有一個早夭的姪女因血癌化療引發感染死於加護病房。住院時全身水腫插滿各種管子，鼻側有大塊感染漫延臉部。做為有護理背景的家屬，台大醫院讓我為她執行臨終護理：拔管、沐浴、更換壽衣。她忍受所有的治療從未哭鬧，治療約莫半年後還是死了。我常在想躺在加護病房裡乖巧的她，死去時是怎樣的心情?

我在加護病房實習時見到許多瀕死的病人，意識不清無法拒絕加護病房各種治療與急救，歷經磨難後不久撒手人世，旁觀這種死前痛苦為我帶來深沈的無力感，是我後來選擇走精神科護理的原因之一。在醫院，我們不討論死亡，只討論治療。每當醫院「盡其所能」延續生命卻與病患意願相違背時，做決定的主體是誰？人的生命真是由自己負責的嗎？

《理想的告別》安・紐曼書中提到1960至1970年間發明了各種延長生命的方式，但人類反而陷於過度治療或病人痛苦的延長。『無效治療』是對於無法挽回的瀕死病患繼續給予治療，但這對他們生理情況毫無助益，也無法帶來任何希望，是非必要行為。無效照護概念不難理解，但怎樣的照護才算無效往往很難決定，要考慮許多因素，這也是《雪花漂落之前》作家瓊瑤書中「插鼻胃管」爭議，最後和兒女鬧上媒體引發五十年恩怨情仇的重要原因。

《理想的告別》這本書呈現尊嚴死亡立法的艱辛過程，指出如何死亡已是無法自主的現實。從眾多案例所呈現的法律、醫療、宗教、道德多方拉鋸可知，原本應自然死亡的人們裝上「維生系統」後，想要移除「維生系統」非常複雜，需要經過家屬同意及法律允許，而後者又受到道德與宗教對死亡看法的影響。

另一本書《在我告別之前》的作者柯瑞.泰勒在得到不治之症後擁有一顆能讓他隨時了結生命的毒藥卻沒有服用。因為他想要用剩餘的生命促成臨終的政策，以能讓人們能合法自殺而不用擔心對其他人造成創傷或困擾。他說：「它讓我覺得我的自主依然完整，我依然有可能影響自己的命運。就算我永遠不會服下這仙丹，它還是能消除隨時壓垮我的無助感。」。多年前我妹曾陷入嚴重憂鬱、恐慌泥淖，總是擔心別人會嘲笑排斥她，外出和人互動對她來說就像走在地雷區般困難。她曾渴望找到一種毒藥好隨身攜帶。這樣她就算面對離婚、失業、生病與可能孤獨老死的弱勢處境，仍有決定何時結束生命的自主權，能讓她有一種安心感。我當時安撫的騙她有辨法幫她拿到藥，因為這個想法對當時的她是一根浮木，以渡過生命最黑暗的時期。

《在我告別之前》是一本對自身死亡探問的遺書，和《理想的告別》一樣大量提到我們真正怕的，是死亡，還是不得善終? 死亡終究無可避免，不得善終才是最可怕的。但為何整個醫療與社會所共同致力的，是延長存活而不是讓人善終?

《雪花漂落之前》有一半篇幅描寫瓊瑤和鑫濤的恩愛生活，一半篇幅描寫即便有錢、有條件、有愛人無微不至的呵護，衰敗無法避免而且善終不易。每個人都會死，但你有想過你能善終嗎? 如同《理想的告別》這本書作者安.紐曼發現她再努力也無法實現父親想在家過世善終的心願。父親死後她不斷思索何謂「善終」？我們能不能「有尊嚴」的死去？但她發現根本沒有「善終」這件事，過程永遠煎熬，我們只能正視死亡、知道死亡如何到來，及接受死亡終不可免。

閱讀這三本書，讓我回顧做為護理人員面對死亡，與做為家屬面對死亡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人該怎樣面對自己的死亡，而死亡是身為人類的共同命運，這三本書很值得大家靜下心來好好閱讀。對我來說：正視死亡，是對生命的指南，醫護面對死亡是必然，醫護專業應維護生存權，更該尊重善終的死亡權。

女工二號書寫，感謝《綠主張》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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