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獎券之真假富翁糊塗死？（上）】 #曲折離奇堪比連續劇
對我們來說，鬼月不是農曆七月，還有每年五月，報稅季一來，絕對讓你的鈔票有去無回，全民哀爸叫母，嘆聲連連。
但是，不管什麼時代，政府也總有辦法，要你心甘情願地笑著把錢交出來。
還記得台灣彩券剛剛發行的那一年嗎？那時候，街上每一家彩券行都是門庭若市，劃選號碼和買彩券的人，開獎時，只要有電視的地方，前面一定都擠滿了拿著彩券緊盯螢幕的人，人人仰望著電視，嗷嗷待哺地等待螢幕上餵出那幾個數字能和自己手上的重合。這期槓龜，下期再來，有夢果然最美。
其實，彩券不是一九九九年才問世的新產物，早在一九○六年台灣就曾發行過彩券，那時台灣仍受日本統治，政府的財源不足，為了籌措經費，曾經參酌各國發行彩票的經驗，特別成立彩票局來發行台灣的彩票。沒想到彩票的銷售好得嚇死人，連帶造成偽造彩券、違法轉售等亂象，讓政府一下子hold不住，只好在一九○七年終止發行，短命的台灣彩票只發行了五期，連開獎用的彩票局都還沒蓋好，彩票就再見了。
＃愛國公債到愛國獎券
沒想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彩券竟然捲土重來！戰後百廢待舉，同樣是財政困難的年代，政府左支右絀之下為錢想破頭，不知道要從哪裡變出錢來才好。一開始先於一九四九年發行「愛國公債」，算是向民眾借款，希望大家把錢拿出來共體時艱，相忍為國。這項在蔣介石日記中寫著「只許超募，不得短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募資計畫，一推出之後卻不如預期，眾人購債冷淡，逼得當局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地募購愛國，像是要求代理商必須先購買一定數量的愛國公債才能提取存放於海關的進口西藥等等，（〈提取海關西藥 須購愛國公債〉，《聯合報》1951年10年24日，第6版）這下藥商也急了，台灣省西藥公會召開緊急會議，建請政府手下留情，不要硬性規定購債的百分比，而由西藥商自動認購。（〈藥商認購公債 請勿硬性規定〉，《聯合報》1952年02年13日，第3版）
購債和還本都明明白白的「愛國公債」沒人要買，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政府於是又想到一招：發行「愛國獎券」。
＃勸購獎券歌
「愛國獎券」從一九五一年四月開始發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停止發行，對獎方式和獎金歷經幾次改變，不同時期的券面設計也不一樣，曾經榮登券面的有國寶奇器、忠孝節義的故事、中國各地山川名勝等，藏有「打回大陸」、「重整河山」、「消滅共匪」、「反共復國」、「確保金馬」、「驅逐俄寇」等政宣標語，或是「獎忠勸孝」、「厲行節約」等品德訓詞，提醒我們「發財不忘愛國」、「致富仍須忠孝」。不過，「愛國」是其次，「獎券」才是真的，和獎號比起來，什麼反共抗俄、教忠教孝，都不再重要了。
愛國獎券的熱銷，和券商的積極勸購有很大的關係，一九五五年，本名夏承楹的作家何凡在《聯合報》副刊「玻璃墊上」專欄中寫了一篇〈勸購獎券歌〉，描寫當時愛國獎券的紅封套背面，為促銷獎券的台語歌詞：
阮是十八愛國花 為國心和齊
手提獎券出來賣 站在十字街
一張五元無賴多 每月開獎有二回
獎券啊！買獎券 先生緊來買 太太緊來買
愛國發財好機會 福氣的人來交倍
青年的人不可慢 先買心先安
第一特獎二十萬 結婚兼買田
不免煩惱家貧散 變成富翁無為難
獎券啊！買獎券 哥哥請你等 妹妹請你等
開獎日到著有按 愛國發財偶然間
無論男女或老幼 上流或下流
愛國心肝同一樣 一人買一張
請你節約著煙酒 買著獎券助歲收
獎券啊！買獎券 獎券買入手 福到免憂愁
祝你愛國的朋友 有財有福的新秋
－〈玻璃墊上／勸購獎券歌〉
當時常有年輕貌美的「獎券西施」在各處推銷愛國獎券，何凡還建議發行獎券的台銀應徵求華語版的「勸購獎券歌」，增加傳唱度。
另一種行銷方式是透過傳佈中獎訊息，營造一種「愛券很好中，致富不是夢」的氛圍，當時報紙上時不時的就會出現平凡無奇的老百姓因彩券中獎而一夜致富（〈女生神女均屬無緣 貧農獨佔萬人鰲頭〉，《聯合報》1952年01月09日，第6版聯合副刊、〈糖廠小職員 欣慶中特獎〉，《聯合報》1953年06月23日，第4版、〈工人中特獎 親友賀財神〉，《聯合報》1953年11月07日，第4版），或是家貧卻忠義的孝寒之士感動財神，中獎之後祭祖修屋、造橋鋪路等（〈孝義寒士中獎 買牲祭祖捐資修橋〉，《聯合報》1953年01月12日，第4版聯合副刊），看完這些報導，人人都會相信只要獎券在手，「我的未來不是夢」。
直到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為止，報紙和廣播是民眾獲取訊息的主要管道，愛國獎券開獎後的獎號；得獎人的姓名、職業，甚至是詳細的地址，都鉅細靡遺地刊登在報紙上，我們就曾在報紙上讀到這一系列的報導。
＃樂悲同生的獎券命案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早晨，家住屏東縣滿州鄉的二十二歲男子陳清順，和他二十一歲的女友（報初載姘婦，後為女友、未婚妻）賴金里雙雙被家人發現躺臥家中，被發覺時已回天乏術，相驗後發現兩人是在前一晚夜裡七時五十分吞服老鼠藥自殺。
陳清順和賴金里兩人都還年輕，為什麼要自殺呢？
為了一張獎券，為了二十萬。
讓我們把時光倒轉一點，原來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日，第一五一期愛國獎券開獎了，第一特獎獎號是「六五七七四九」，獨得獎金二十萬。
陳清順不可思議地看著自己手上這張繪著「錢塘大橋」的獎券，他腦中一片空白，心跳好快。
這張獎券上面的號碼，就是「六五七七四九」，換句話說，他中了第一特獎。
陳清順本來就有購買愛國獎券的習慣，開獎的前一天，清順到省立屏東醫院探望因病就醫中的父親陳萬福，順手在第一商業銀行屏東分行附近的一家獎券攤買了四張隔天開獎的第一五一期愛國獎券。二十一日早上，清順在路上遇到換帖的友人黃庚古，交情不錯的兩人，過去經常合買彩券，「我買了四張獎券，袂公家否？」這次清順也順口問了庚古要不要一起分攤彩金，合買這些獎券。庚古答應了，拿錢給清順，兩人協議由清順保管獎券，而清順寫下四張獎券的獎號給庚古。
然而這時候，兩人並不知道財神爺已經來到滿州，第一特獎就在他們手上。前一日開獎以後，中獎號碼刊登在報上，但是因為滿州地處偏遠，當日的報紙通常得等到下午才能配送過來，於是這天下午，拿著獎號回到家的庚古，向鄰居借來一份報紙，翻開一看……
是第一特獎！
庚古把報紙緊緊抓著，三步併作兩步地衝到清順家。「清順！清順！中啦！中啦！」一人可以分得十萬元！當時《聯合報》零售一份才七角，十萬元簡直就天文數字！直到深夜，清順與庚古仍共睡一床，繼續開心地暢談領獎以後的計畫。
沒想到隔天一早，庚古醒來後，身旁的清順卻不見了。他起初不以為意，原以為清順像往常一般做田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卻仍找不到他。庚古開始懷疑，清順是不是見財忘義地獨自跑去台北領獎了？庚古越想越著急，匆忙跑到恆春警察局報案，控告清順侵佔，警方見事涉鉅款，連忙要陳萬福出面，把清順找回來。
就在一夥人忙著東奔西走尋人時，清順回來了。清順先是否認自己去台北領獎，又解釋獎券被妹妹洗衣時弄破了，根本沒有侵佔獎金的企圖。
可是，清順私底下卻又找村長和民代來喬，要和庚古和解。清順說，庚古當時只給了三元當購券資金，「說好的十元呢？」當兩人達成了清順得十三萬獎金、庚古取七萬的協議和解後，清順遂拿出來所謂中了第一特獎的獎券，卻是一張數字模糊不清、僅剩下「FG」兩個英文字和「5xxx49」三個數字的破紙。
庚古拿出早先清順抄寫給他的獎號單質疑清順，上面寫的明明就是第一特獎的獎號，但陳清順卻說抄錯號碼了，其實沒有中。對清順已完全失去信任的庚古不禁懷疑，清順失蹤的那段時間，是不是專程到外地尋找頭尾是五和四九的獎券，在將它洗破來魚目混珠？於是又到了屏東警局告狀。
這時候，屏東刑警隊的吳組長眉頭一皺，發現案情並不單純，陳清順明明說沒有藏匿彩券，但是開獎以來已經月餘，卻又沒有人前去領獎，能夠注意到本案的細節，真不愧是辦案豐富的老刑警。當時警察的辦案方式，就是「不分畫夜加以盤問」，最後陳清順「經不起刑警人員的追究和乃父陳萬福的苦苦哀求」，終於承認將獎券藏匿在家裡正廳左側大房的屋頂茅草內。
得到消息後，刑警隊大隊人馬立刻前往陳家進行搜索，然而眾人大費周章地翻遍茅草屋頂，直到深夜卻找不到獎券，無功而返，再次訊問陳清順。沒想到陳清順卻說自己只是隨便講講的。把刑警們整得翻過來倒過去的，真是狡猾！
就在刑警們被耍得團團轉的同時，竟然收到台銀的通知，說第一特獎的二十萬元獎金已在九月二十日被一名新竹的婦人憑券領去了！
憑「券」領去？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敬請期待下回分解）
文 ︱ 蔡蕙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圖 ︱ 聯合報系資料照
#報時光專題 #報時光UDNtime
愛國獎券最後一期開獎號碼 在 追查大家樂次文化的前聲－《台灣百年樂透》讀後感 的推薦與評價
書名：《台灣百年樂透》
作者：張敦智
出版社：博揚文化
出版時間：2006年三月
頁數：250頁
一、 人類的原罪
賭博，是人類自古的原罪。所謂的賭博，就是事先約定好某種方式，藉此分出勝負，使得
投注者的金錢或其他抵押品在彼此之間轉移。它所帶來的樂趣極大，危害亦深。每到農曆
年節，台灣人總不免與親朋好友小賭一把，藉此溝通情感，打發無聊的漫漫年假。正所謂
小賭怡情，勝者雖不免眉開眼笑，輸者也不至於捶心頓足。但是若賭金過大，則可能互相
呲牙咧嘴、怒目相視。更別說那些在職業賭場上揮金如土，導致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人
倫慘劇。
鑑於賭博的危害，許多國家的政府皆採取禁絕的方式。中國在戰國時期，魏國李悝所著的
《法經》即記載：「博戲罰金三幣；太子賭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
這段話是說魏國對於普通老百姓，犯了賭罪則予以罰金，太子則需更為嚴厲，就算更換太
子也在所不惜。類似的禁令從戰國到延續中華文化的台灣皆有，只是在漫長的兩千多年裡
，賭博從未真正根絕過。
根據戈春源的研究，會參與賭博的人有以下幾種類型：
1. 消遣娛樂型；這種完全是為了好玩或消磨時間而進行的賭博，前面提到台灣人
過年過節的賭博行為，如打打衛生麻將，即是此類。
2. 炫耀型；為了表現自己有錢，下再多賭注都無所謂。香港上層社會以參與「馬
會」為榮，即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3. 消愁解悶型；利用緊張的賭戲來使心靈上獲得抒解，如梁慶通在《我的妻子》
裡，描寫當他寫完一份稿後，他的老婆便會為他安排一場麻將，讓梁把「滿腦子的文字符
號、人物形象全拋之九霄雲外」。
4. 別有用心型；參與賭博不是為了錢、或是當作消遣用，而是做為交流感情之用
。
5. 好奇型；顧名思義，單純為了好奇而嘗試。
6. 上癮型；這類型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這種人的自制力較差，輸了就想翻本，
贏了還想再贏。原本只是想找個刺激，或是當作消遣，亦或好奇使然，結果卻越陷越深，
甚至不惜變賣家產。有一句中國的賭徒順口溜挺有意思的：「上班不如擺攤，做小生意不
如愛司老K」說明了這種類型的賭徒之心態。[1]
上述六種類型中，以上癮型最引人注目，報章雜誌上也常披露類似的社會事件。如果賭博
能夠以政府統一管理，那不僅能增加稅收，更能減輕社會治安的壓力。如中國的澳門、美
國的拉斯維加斯等。台灣雖然沒有開放賭博，但是其發行的彩券亦是賭戲的一種。它除了
能提供購買者一絲中獎的希望，也能增加政府的財政上的收入，或是用於國家建設、民間
公益之上。台灣彩券風潮從清治時期即有，菲律賓馬尼拉的「天財票」、「呂宋洋票」以
及中國兩廣地區的「白鴿票」等都在台灣島上流通過。正式由統治者發行是從日治時期開
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的歷史。從日治到戰後的彩券雖爭議不斷，對社會造成許多影響，但
仍是政府增加收入的良方。
《台灣百年樂透》為作者張敦智的碩士畢業論文改編而成，是一篇敘述台灣彩券發行的編
年史。作者首先描述了台灣移民社會「趨利、冒險」的性格；再談到日治初期，總督府為
了發行增加收入開始發行彩券，卻因有太多不良影響，以致於發行五期即告終。直到日本
對華戰爭開打，才又發行公債支付戰爭開銷。戰後的國民政府在1950年發行了愛國獎券，
卻在1987年因為「大家樂」的風靡而停辦。之後除了台北市銀行在1989年發行三個月的刮
刮樂獎券，以及1999年發行的台灣銀行公益彩券，其他並沒有辦連續數期的彩券[2]。
2002年才開始由台北富邦銀行發行樂透彩[3]。這本書不僅介紹台灣彩券發行的歷史，也
敘述從台灣彩券衍生出來的文化，以下純就彩券帶來的次文化討論。
二、 台灣人的社會性格
台灣戰後所發行的愛國獎券共1171期，為期37年。它除了帶給政府極大的收益之外，也影
響社會的治安。根據民族學者胡台麗的研究，「大家樂」一詞最早在1985年出現在報紙上
，之前稱為第八獎。這種賭博方式由「愛國獎券」的獎券行發行，並且引發了瘋狂的鬼神
祭拜求「明牌」的活動。大家樂並沒有隨著愛國獎券的停辦而消失，反而轉為「六合彩」
繼續運作，追求明牌的方式也持續存在，從愛國獎券到大家樂，直到現在的樂透彩，民間
追求明牌持續不歇，從傳統的求神問卜，亦或電腦、特異功能者、紫微斗數，可說是無所
不用其極。這即是我想要探討的次文化，但是是彩券本身即會造成次文化的發展呢？還是
台灣固有文化驅使彩券發展次文化？這是個大哉問，也值得吾人深思。
或許這樣的文化源自於台灣多數人的原鄉－中國福建與兩廣地區。張敦智認為16世紀中葉
（1632－1566年）35年之間，閩南地區平均每一、二年就有一次亂事，動亂的頻繁造成經
濟的惡化，天災亦頻傳。到了明中葉後，國內商業發達，葡萄人與日本人也來到閩浙沿海
地區試圖與明帝國貿易。閩南地區的困苦農民就常無視明帝國的禁海令與日人、葡人貿易
，當地的富豪更不能放過這種機會。因此明嘉靖以後，漳州海澄縣的月港成為富饒的走私
中心。從農業到商業，福建的經濟系統起了很大的變化。明鄭若曾的《籌海圖編》記載：
「沿海地方，人趨重利…漳泉為甚」說明了這個現象。
這樣冒險與趨利的精神隨著閩南移民到了台灣仍持續發展，成為台灣社會的主要性格。張
敦智在書裡描寫了台灣在清治時期的社會，並引述康熙年間巡台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
》「赤嵌筆談」中的句子：
…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瞻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
戶鮮蓋藏。
這段話說明了當時台灣島內農產豐富，不僅能讓島內居民食用，還可供給中國大陸，居民
皆為了利潤奔走，即使是要給自己食用的稻米也拿去賣了。如此的風俗讓台灣成為了「台
灣錢淹腳目」的寶島，錢財累積的過快，也讓住民產生奢侈的風氣，賭風盛行。清帝國朱
景英的《海東札記》裡，海東札記券三的記氣習裡談到：
無男女老少，群然好博。有壓寶、壓字、漫抓攤、簸錢諸戲。洋錢，大者一博動以千計。
日本開始在台灣進行殖民統治後也對台灣盛行賭風的問題感到棘手。張敦智指出，台灣人
民對呂宋洋票情有獨鍾，鉅額的資金屢屢向海外流出，雖然總督府始政時制止，但私底下
買賣彩票的情況依然嚴重。張根據鶴見佑輔的《後藤新平傳》認為，台灣總督府決定「使
賭博合法化，防止資金流失」，決定自行發行彩票，這項決策出自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
生物學政治」，後藤新平認為「處在競爭的社會中，如果要展開個人的前程，唯有遵循生
物進化的原則。它的要件有二：一是順應或同化周遭的事務；二是保持自我，發揮個人特
長。」
因為抱著這樣的理念，1900年8月總督府派遣淡水稅關長官宮尾舜治到南洋群島及印度考
察西班牙、英國與荷蘭的殖民成果，順便調查菲律賓馬尼拉的「富簽」[4]，1906年9月28
日正式發行，名稱就叫「台灣彩票」。
台灣彩票發行之初反而是台灣島內的日本人較為狂熱，連日本內地的人都為之著迷，紛紛
發函向台灣銀行訂購彩票，可是在日本此屬違法行為，銀行只好回寄刑罰規定（明治十五
年五月第二十五號佈告），信件之多差點台灣銀行癱瘓。台灣人起初多持觀望心態，第二
期之後才漸漸風靡。因為關於彩票的犯罪行為頻頻發生，諸如變造彩券、侵佔、日本內地
的違法購買與持有等等，台灣總督府遂在1907年，彩券發行第五期後宣布終止發行彩票。
照這歷史看來，彩票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仍過於前衛，台灣島上的人對於彩票帶來
的利益趨之若鶩，也似乎證明了台灣人的社會性格。
台灣人的社會性格到了1980年代，台灣的經濟起飛後更加凸顯。根據張敦智的調查，1980
年愛國獎券的銷售量逐年成長，到1985年達到最高峰，經建會預估當年的經濟成長目標，
成長率為8.25％，外貿將突破六百億美元，國民生產毛額到達3389美元，社會上到處游資
充斥。張敦智以為，「大家樂」的形成最早是在萬華地區[5]，彩金的比例高達90％，遠
多於愛國彩券的45％。從台灣經濟發展面來看，1985正是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之時，國民所
得快速攀升，台灣人也有閒錢能更參與「大家樂」，滿足以小搏大的慾望。在這樣的背景
之下，大家樂的次文化焉然而生。
三、 彩券帶來的「明牌」次文化
討論「明牌」次文化之前，先為次文化做個定義。次文化是指在一個較大的母文化中，與
母文化有不同行為或信仰的文化。次文化的社會團體與主流意識不同，他們對自己的服裝
、興趣、音樂喜好等都有自己的取向。次文化追求的是一種小眾的風格，如地下搖滾樂團
即是一例[6]。至於大家樂的次文化，即是指追求「明牌」的行為。其中如看香灰、神明
的「賜圖」、算機率等。
胡台麗以信仰為主，研究大家樂帶來的「瘋狂」行為，以中部報紙為研究方向，但考慮到
新聞多喜好強調奇特的事例，且缺乏社會心理層面，另外在台中市南屯區做田野調查的研
究。在她的《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係反映之民俗信仰》中，列舉了1986年部分關
於大家樂的新聞，茲摘錄如下：
（10）「七壙古墓午夜人鬼同樂，八方賭迷排山倒海而來，萬人祭拜裸舞助興瘋狂至極」
：彰化市的「七壙」古墓的大家樂迷昨日凌晨瘋狂程度達到頂點，至少一萬人擠在墓前祭
拜，全裸脫衣舞康樂節目在旁助興，飲食攤販排滿，自用車近千輛，包括高雄賭徒包乘的
二輛遊覽車，場面熱鬧，交通堵塞，令人咋舌（《台灣日報》，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略）
「大家樂」賭徒祭拜孤魂野鬼的新聞共出現二十五則，以七十五年五月及八月最多，由例
七～十可見盛況之一般。其中以彰化七壙墓聚集了上萬人最為驚人。…自從傳出「大家樂
」賭徒在該處拜求靈驗的消息，連續數月吸引大批人潮，甚至有商人在該處搭建啤酒屋（
《台灣日報》，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日）。農曆七月十五（鬼節）之夜則有成
千上萬台中市民前往市郊各處公墓祭拜無主荒墳及萬善祠中的孤魂野鬼。有的拿沙盤、米
盤仔細觀察，有的膜拜求籤，有的靜坐觀四方景象希望悟出號碼…[7]
大家樂帶動了民間祭拜鬼神以求明牌的文化，甚至迷信新聞事件中的數字。張敦智即舉一
例說明幸運號碼的迷思：
追求明牌及幸運號碼早在愛國獎券時期就有了，人們會針對某幾個號碼而遍訪全省各地的
獎券行，購買有類似號碼的彩票，但這也只是少數人的行為。直到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
）「大家樂」興起之後這種追求「明牌」的行為，以逐漸成為全民運動。大家樂的樂迷們
為了求明牌，求神、拜佛、祈夢、尋求生活有關數字暗示的號碼，幸運簽中者，則酬神演
戲、送金牌、捐香油錢，不一而足…
明牌發熱的效應發展到最後為省議員牌、立委牌、臺銀牌，最後甚至懷疑定期開獎的愛國
獎券之公信力…在省議會公報中，當時任省會議議員的廖泉裕，在省議會質詢報告中就說
出議員牌的由來：「…愛國獎券從1166期開始，很湊巧（台灣銀行）通知我的公文，很多
人跑來要看我的字號，我說你看這個管用嗎？他說廖議員這管用、管用，他們就抄下來了
…」[8]
大家樂除了這些看似瘋狂的行為，也帶來一些商機。當賭徒求得明牌，碰巧讓他簽中了之
後，賭徒高興之餘「還願」給神明，因此諸如脫衣舞、布袋戲、歌仔戲業者皆受益。亦有
未簽中者，憤而遷怒於神明。如《台灣日報》在1986年9月22日的報紙上便報導一位住在
員林的賭徒，因向土地公求得一支明牌後，將所有財產簽賭，結果未如所願，氣憤之餘買
了除草劑去祭拜土地公，還說：「你既然要讓我死，我就讓你去死。」令在後頭跟蹤的親
友啼笑皆非。
求明牌的行為從愛國獎券時期到大家樂時到達高峰，然而並沒有隨著大家樂的消失而停止
，六合彩接續了這樣的次文化，明牌文化雖然較低迷，但從未消失過。到了2002年的樂透
彩，又開始了另一波求明牌的熱潮。明牌文化的表徵以「明牌報」最能清楚表現。這種只
在個人經營的雜貨店（或超商）才買得到的明牌報[9]，裡頭有近幾期的樂透（或六合彩
）開獎數字，還會把下一期可能產生的數字「算」出。除此之外，還有某某宮、廟的乩童
以神明之名畫一些圖來讓信徒自己「參悟」，看起來真是讓人非常不可置信。雖然只是少
數人的行為，然而就筆者到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與新泰路交叉口一家雜貨店觀察的結果，
一份要價三、四十元的明牌報仍有一二十種。雖然只是小眾文化，但仍是台灣整體文化中
的一環。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有其研究的必要。
四、 結論
大家樂時引發的數字迷思是否只有台灣才有？還是為普遍現象？撇開求明牌時的瘋狂行為
不談，數字的迷思應是世界上普遍行為，如歐美國家忌諱的數字「十三」，以及華人社會
忌諱的「四」、以及國人喜歡的「一六八」。至於是否是民族性格造成台灣人趨利，甚至
迷信鬼神及生活周遭的數字，目前還未看到學者對此研究。胡台麗也思考過相關的問題，
她認為許多國家都有類似大家樂的彩券測號賭戲，但並沒有如同台灣這樣發展成與鬼神祭
拜關係密切的活動。是不是台灣民眾特別不理性，特別迷信鬼神？她曾經詢問過住在馬來
西亞的朋友，馬來西往政府發行「萬字券」，猜四個字，結果只有在華人社會裡才產生問
鬼神求字的情形，是否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還有待調查。
然而，大家樂瘋狂追求「明牌」的迷思真的只有台灣才有嗎？根據筆者詢問張敦智的結果
，他認為在西班牙這個國家應該也有類似的行為。西班牙在地的天主教不同於傳統，非常
重視有關「宗教過渡儀式」，如驅魔或占星術等。尤其是在十五、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
西班牙艦隊外出開疆僻土之時，每一條船上都會有傳教士。而傳教士在船上不外乎有兩個
功能：一是跟隨艦隊到外地傳教、二是當需要祈福禱告求平安時，傳教士在船上就會進行
「宗教過渡儀式」，以求船隻航行及船員的平安，之後荷蘭、英國等國家都比同辦理。也
因此西班牙人對於占星術、卜卦之類的迷信程度非常的熱衷。張敦智之前曾經收集到美國
彩票發行單位的統計數字，當電腦彩票在世上開賣時（以美國本土為例），西班牙裔的人
雖然不是中特獎最多的種族，但卻是整個中獎比例最高的民族。西班牙人對於這種占卜彩
票號碼的儀式十分熱衷，這種情況跟臺灣大家樂風靡時求神問卜的情形很類似。
筆者預計在這學期的寒假開始進行《大家樂背後的次文化－以1985～1987的中國時報與聯
合報為主》的研究，雖然以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為主，但仍不放棄找尋1985至1987年間的明
牌報，畢竟這才是明牌文化的具體表現。希望這樣的研究能夠讓我們瞭解「為什麼人會追
求幸運號碼」，以及台灣人求神拜佛為明牌的瘋狂行為。
--------------------------------------------------------------------------------
[1] 戈春源，《賭博史》（台北：華成圖書，2004年出版），頁22～26。
[2] 作者雖有提到謝長廷市長在1999年6月15日力推的高雄市銀行愛心彩券，但因為與中
央無法達成共識，只發行一期就結束。
[3] 至2007年時，改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發行至今。
[4] 指彩券
[5] 胡台麗則認為「大家樂」發源地在台中。見其論文〈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
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401。
[6] 此定義根據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1%E6%96%87%E5%8C%96&variant=zh-tw
搜尋時間：2007年12月18日下午兩點。
[7] 胡台麗，〈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屆國際漢學會
議論文集》，頁406～408。
[8] 張敦智，《台灣百年樂透》（台北：博揚文化，2006年出版），頁207。
[9] 至今筆者尚未看過任何一家連鎖超商，如7-11、全家、萊爾富販賣過明牌報。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03.77.60.247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