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愛的抽象派泰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今年金馬獎，陳玉勳導演憑著《消失的情人節》拿到最佳導演獎時，在上台的頒獎感言，提到此屆也憑《日子》入圍最佳導演獎的蔡明亮導演對他的影響：「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當蔡明亮導演的場記，當時看他拍片，一記雷打中我」，而他當年跟蔡明亮的戲，拍的是後來與陳玉勳合作《熱帶魚》的文英阿姨、她所主演的台語喜劇《快樂車行》。
　
陳玉勳說，當時蔡明亮「拍得很自由很三八，我非常驚訝他的天馬行空創作能力」，與現在作為世界影壇「緩慢電影」（Slow Cinema）的代表導演，風格差異甚大。陳玉勳形容蔡明亮，是畢卡索，「基本功非常強，到後來才轉變成抽象派，阿亮導演也是，他的劇本跟導戲都很厲害，通俗劇對他來講是一點困難也沒有、也滿足不了他的」。通俗與抽象，蔡明亮與陳玉勳的風格，正好是兩種方式，特別是《消失的情人節》這部電影。
　
《消失的情人節》這部電影，以我的觀點，我覺得陳玉勳著墨最深也最動人的，其實不是愛情（而且那其中也有我覺得再一步就太痴漢的要素），而是「孤獨」──這恰好也是蔡明亮電影裡非常重要的元素（《愛情萬歲》片尾九分鐘，楊貴媚在大安森林公園的那個獨處、那場哭戲，現在看來仍是跨世代）。
　
「消失的人」及「消失的情節」，節奏一快一慢（各種意義上的），前者是郵局女主角楊曉淇在大都市裡遇到愛情的可愛奮鬥記，後者是公車司機男主角阿泰在都市與城鄉海邊的美好暗戀記。他們的職業極其平凡，個性很單純，很可愛，但什麼都快一步的女主角，以及什麼都慢一拍的男主角，他們是普通社會裡，有著自我特質的「獨特」的平凡人，而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對愛情有著憧憬，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去追逐愛情，以及表達愛意，不精明，甚至有點笨拙。
　
這就是我喜歡《消失的情人節》的原因，因為陳玉勳用簡單不難懂的敘述方式，拍出了可愛的孤獨。但陳玉勳熟捻通俗，他了解在茫茫人群中的自我孤獨感，但他也懂得當人遇到愛情時那種心花怒放的可愛感，以及最後懂得了那份感情的感動，這都是陳玉勳通俗的功力。
　
而這種純粹，其實是會感染觀眾的，不只是看到男女主角終於修成正果這麼簡單，更是一種所有感情都恰到好處的滿足感，我想，那就是最動人的部份。
　
幾個月前在電影院看《消失的情人節》時，看到阿泰開著公車載著所有人去「秘密基地」時，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到陳玉勳二十年前替五月天拍過的一首MV──《心中無別人》。那支MV，有公車，有魔幻，有「平凡的世間」，有「神秘的力量」，我想這個大叔，很早很早就已經有這樣足以感染他人的溫柔了吧，他很懂這種溫柔，而他確實用通俗的方式，也拍出了這部《消失的情人節》這樣子的，可愛的孤獨。
　
　
是你給阮一個夢　未記人生的苦澀　
真正想要對你講　甘擱有別項
是你放阮一個人　走過風雨的思念　
真正想要對你講　心中無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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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手足」－香港的抗爭者
鄧小樺

「手足」，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運動，抗爭者就是這樣互相稱呼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語，在慣常蒙面，互不相識，即使以性命相護亦可能不通姓名的狀況下，「手足」這個聽來有古風、平常不見得十分流行的稱謂，竟可讓示威者能瞬間拉近距離，建立著一種共同體的信任。

開始時是怎樣的呢，七月二十一日在上環，我見到上一代的學運領袖L走近行動者群中磋商，他本是政治明星，但這一代的示威者反而對他產生質疑；本來生性孤傲的L說了一句：「師兄你不用那麼毛躁——」這麼一叫師兄，對方的火氣就下了不少，我頓覺L已成長了。

另有一次是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他同時是個暢銷愛情書作家）在立法會一帶，四處向散落並佔領狀態的數千示威群眾演說，他非常專業每次演講都一模一樣，開口就是「手足，我可不可以叫大家手足？」群眾便歡呼拍掌，因為他之前多次與示威者一起面對催淚彈，他可以使用這個稱呼。那天他叫大家要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群眾高聲和應。在我心目中，那是一個「手足」的定義性場景。

「手足」本以身體手腳之不可分離，借喻同胞兄弟之情；以前香港中學文學科要讀的，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又如《三國演義》十五回：「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句太出名了。再以兄弟姊妹的同胞之情，轉向比喻同伴、同袍之情的正面義，倒好像是粵語口語及近代文本所獨有，在古書中例證不多——有時是作「黨羽、爪牙」的負面義。

不過我們面對的「又唔做嘢，又唔讀書」（又不做事，又不讀書）的香港黑警，可能沒有足夠墨水去以此來進行詆譭……及至於看到文化研究學者汪民安說，手和腳可以用來觸摸自身及身體其它部分，因此更能象徵自由、表達意志——而我則想到，手腳觸摸自身時，所有的關愛憐惜，一旦對象超越自身，則呈溢出與漫衍狀態。

「手足我走了」

我喜歡叫喚「手足」，常常在現場，或張或弛，我有建議、詢問或者想提供物資，只要柔聲稱「手足」，都十分順利。有一次與百餘示威者在一個封閉了的商場內，我看著被索帶綁著的大門、濕滑的地板，火警鐘聲尖嘯刺耳，心中浮起災難片場景，於是馬上轉身去找出路，推開重重幾扇門，某火警出口，一望出去左方大批黑衣人在前方公園入口，心一安，回去奔走相告：「出門口轉左，我們的手足在那裡。」人們立即信任，迅速撤離。也有調侃的使用方式，我和相熟的示威者有句切口：「手足的心聲我已經聽到了」，以調侃對方口是心非的表達。前線衝組是不容易表達內心的。S沒有上過前線但一直在後方發揮巨大作用，他使用「手足」一詞則常是指一些遙距的同伴，但我心領神會，在他接送我離開戰場時會說「手足我走了」，好像我不知他姓名一樣。

手和腳可以觸碰自己的身體，但其實前線衝組不喜歡被人碰觸身體（而在和理非或傳統示威者來說這是表達親切無嫌隙的方式）。我試過拉住一個暴怒的前線手足，他抑制下來，但說「講歸講，不要碰我。」看來單純的好意可能還不足夠構成「手足」關係，必須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行動模式，「手足」的連結魔法才能生效。比如說，早期示威者以保鮮膜包裹手腳以防催淚彈，常有女示威者轉動大卷保鮮膜為前線包裹，一方溫柔，另一方默默領受，畫面動人。這個運動時常有羞澀抑制的真情。

一種救護員和傷者的親密關係。為輕傷者擦拭傷口，搽上蘆薈，貼膠布棉紗。傷者經常是沉默乖順的，那時會覺得他們是小動物，不知為何會落到這樣殘忍的世界裡來，單純天真，而被迫在傷害中成長。

香港警方其中一個殺著是水砲車，發射淺藍色混了胡椒成份的辣水，令本來像蝶豆花一樣美麗的淺藍色，在近日香港成為了一種恐嚇的顏色。藍色是為了在示威者身上留下印記便於追蹤抓捕，迫令他們馬上撤離。處理藍色水，一般最便捷的方式是以酒精加肥皂液清洗，醫療用酒精濕紙巾及卸粧濕紙巾可派用場。一次在大學裡，從前線換班回來的手足手腳染藍，虛脫攤著，我便送上食物，在他們休息時替他們擦拭手腳上的藍跡，聲稱在做實驗看哪個牌子的濕紙巾最好。這說法免除一切抗拒，手足在並不示弱的狀態下可以放鬆，發散柔和之氣，像一首小小的音樂，在苦難的空氣裡悠揚。

次日醒來走出中庭，大學裡的人數明顯減少。我心一驚，不見了的手足，包括我為他們擦過手腳的，是成功脫走了，還是被捕了？憑常識可以推斷，應該不可能全部成功脫逃了，也許被抓時會遭遇暴力，被打得很慘吧。腦中浮起示威者被壓在地上滿口鮮血的景象，當下即覺傷心劇痛，不可抑止。我們連姓名都不曾互通，此後也都可能不會再遇到，但已經完全稱得上是手足——對於手足的遭遇，我當時完全無能為力。只想我們倘真是兄弟親人，乃不至於此。

黃碧雲《媚行者》寫過失去身體手足肢體者，仍會有身體該部分存在的幻覺，那是幻肢，幻肢上仍感受到的痛楚感覺就是幻痛。對不知姓名、生命中只有一點相交，甚或只在熒幕上或新聞裡見過的手足之苦難，感覺到強烈的痛楚感，可被稱為一種幻痛嗎？我想這種幻痛，許多香港人都曾真實感受過。「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這微小的願望，如今竟然那麼難達到。你的年齡或預設的能力愈大，反可能遭遇愈大的痛苦。

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

在七月一日佔領立法會行動中，摘下面罩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的梁繼平說，「真正連結香港人的，在語言、價值之外，是痛苦。」他的訪問裡說，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共同體才得以形成；而要參與、維繫共同體，靠的是不懈行動。「痛苦反而令你活得更加真實：這份政治主體性，是對港人尊嚴的體認，是今次運動最深遠的特質，亦將形塑未來的反抗。」這其實是我一直秉持的信念，而它竟真的得以擁有一個舞台，去公開闡釋它的意義，讓大量的人自然地信靠，不必靠硬性理論教育灌輸，這斷乎是一種歷史的契機，我們如此幸福，不免時常淚流滿面。

粗淺讀過一些關於共同體的理論，乃說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劃界與分殊，沒有與外部及他者之對照區分，共同體難言穩固。而這區分劃界，也可能就是共同體的理想陷落之時，乃歸於國家的框架，具有封閉性質。但尚盧南希《解構的共通體》，還有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體》，卻指向一種不固定、在溝通中敞開、「綻出」、分享（分離）、變化的「與共」存在關係，一再溢出我們原來為共同體所劃的界限。這是不可能的溝通之奇蹟完成。

運動中，港人對居港少數族裔的手足之情，對被逐印尼作家Yuli的聲援，對穆斯林、加泰隆尼亞、智利、廣東示威民眾、維吾爾族的聲援，都可見一種在戰爭期間，出於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香港人與世界上其他的受打壓者「與共存在」，逾越自己原來的邊界，包括日夜追看直播為我們傷心憂煩的台灣朋友，見面或也可稱手足。

我在被捕期間，托朋友帶訊在網上報平安，只寫了：「無事，與手足感覺親密。奇妙的經歷。」 三句，可能令不少人都感覺大惑不解。回頭想來，或許我又下意識地不落註腳地引用了南希。董啟章笑問我是否與手足戀愛了，其實只是這種共通體的感覺，很接近布朗肖所說的，不可言明的「情人共通體」（他同時用來分析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的抗爭者群體之關係）。

很多前線衝組手足，與我或大部分和理非，很大程度上沒有共通性——手足的某些激進行為我們做不出來，因為不是抱有同樣的思維及生活背景，信仰和反應也截然不同。但當手足們被捕、被暴力對待，卻讓我們有錐心刺骨的手足之痛，覺得可以為他們付出一切；誠如布朗肖所言，沒有共通性，根本無法發展愛情關係的人，卻在某些瞬間，分享一種共同的感覺，超越一切功利主義的計較得失，如同不求回報的愛情，卻又不是愛情。「那不可共有之物的陌異性，恰恰奠定了這個永遠臨時的，總已荒棄的共通體」。這原本難以說明，但在整個香港逆權運動抗爭中，卻是被廣泛體驗著；許多人因此而改變，成為不再是自己的自己，用哲學的語言說，是否一種「存在的完全敞開」？

在迅速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實現

當我們被驅逐如野狗，或者高貴地上善若水Be Water，我們體驗著一種臨時、流離的共通體之感。最親密的感覺，可能是「街坊」、「家長」不動聲色地運走全身勁裝black bloc的示威者，帶他們脫離險境，還叮囑他們不要提自己姓名、不要提及行動細節，兇兇地吼著「沒人想知」，讓相遇在之後無跡可尋，並全然不理警方說「暴力份子不介意傷及無辜」的分化說辭，任何被捕者，都是我們的手足。這就是我們，流離的，痛楚的，親密的，不可言明的，共通體。

「在迅速地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了實現。它不得持續，它不得參與任何形式的持續。這在那個例外的日子裡得到了理解：沒有人必須下達解散的命令。但出於那把無數人聚集起來的相同必要性，人們分開了。人們瞬間分開了，沒有任何的殘留，沒有任何感傷的後續：那樣的後續會通過假裝保持戰鬥隊形，而讓真正的示威變質。人民不是這樣。他們在這裡，他們再也不在這裡：他們忽視任何能把他們固化的結構。在場和缺席，如果沒有混同，至少也發生了實質的互換。對那些不願承認它的掌權者而言，這正是其可畏之處：它不讓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會現狀，又倔強固執地用一種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來重新發明現狀，因為它在否認現狀的同時，也把自身維持為現狀的基礎。」——布朗肖，〈情人的共通體〉

書我沒有讀完，卻能在現實裡找到了完美的闡現；這既是抽象的激情，也是與具體的人的連結，我願以最大的慶幸提到它們，確感歷史乃是一種祝福。而運動尚未完結。一切仍在流動生長。緜繁的理論與知識，盡可歸於手足一詞，乃便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 作者為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主修文學）。大學時開始寫作，後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評論。著有詩集《眾音的反面》、散文集《若無其事》、《恍惚書》、訪問集《問道於民》等。另編有文學合集及個人著作數種，包括《自由如綠》、《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等。香港文學館總策人，文學及平台「虛詞」及刊物《無形》、《方圓》總編輯，文學節目「文學放得開」主持人。

#作者鄧小樺今早凌晨眼角中了催淚彈受傷

黃耀明、蔡德才《明曲晚唱》

六四、傘運、朱偉聰、李文足、抗爭者、低端人口，排名不分先後左右中港

「我會留喺香港繼續唱落去，直到佢地唔俾我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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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明在今年演唱會，與老拍檔蔡德才（圖右）合作，捨割所有首本名曲，專挑英文音樂的滄海遺珠，及他倆創作的冷門舊歌。儘管乏人問津，黃耀明卻拂拭珍重。

演藝學院劇場僅容六百人，黃重操八十年代主持商台《明曲晚唱》的 DJ 故業，連唱帶說，趁歌曲之間的空檔，向「聽眾」細說遇上每首歌的時代和因緣。

而中文歌多自 92 至 95 年，黃離開達明一派，獨自上路的日子。時值六四以降，時代蒼茫，創作總與政治牽連。

「其實呢個演出，係想輕輕鬆鬆唱下歌，」黃耀明笑言：「但係睇返啲舊歌，好多隻都係咁。。。」

其中一首〈舞吧舞吧舞吧〉，來自單飛後的首張專輯《信望愛》，寫於 1991 年。

89 年民主遭殘殺，大量政治犯下獄。人在香港，力不從心，欲救無從，唯有把鼓勵寄語歌中。

黃以此曲為引子，由八九六四談到香港抗爭者，特別提到部份人較激進，但仍望公眾勿忘記他們。

「好多人因為信念與國家唔同，所以要坐監。為理想要坐監嘅風氣，由 89 年吹到嚟而家香港。」

「其實舊年（達明）演唱會，好多想表達嘅嘢已經講咗，但時勢越嚟越壞：舊年好多人未被 DQ、未被拉去坐監，但今年已經有好多人坐緊監，有啲仲唔係坐幾個月，係以年計。」

「大家一定有爭論，佢哋做嘅嘢會唔會太激烈？但無論如何，國家機器用盡一切方法打擊我地，打擊每一個有理想嘅靈魂。」

「由六四到今時今日，無改變過，嗰種壓抑冇改變過。國家要每個政治家都變成舉手機器；要我地每個人都變成默不作聲嘅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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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四方竪立四座雕塑。黃耀明於首晚演出，邀請藝術家白雙全上台解畫。傘運後白雙全一直旁聽政治犯受審，原擬筆錄案情，不意在筆記畫出一系列作品。

黃耀明特別提到其中一座，乃白雙全旁聽「施 Sir」案所畫。傘運時督察施恒「起底」披露暗角七警的身份，隨即被控在電腦藏有兒童色情品，因「不誠實取用電腦」判囚 27 個月。

獄中施 Sir 輾轉看到白雙全創作，說在抽象的作品中看到一點光，獲得撐下去的力量。

當黃耀明重唱黃偉文填詞、謝安琪原唱的〈家明〉，則提起東北案最年輕的政治犯朱偉聰，引述他受訪說的感悟。傘運師老無功，有心人落泊疲倦，短期內難以逆轉，我們要學會與低潮共存。

黃提醒同輩，別做 old seafood 挫年輕人的銳氣；「藐」年輕人的熱情，「唔好潑佢地冷水。」

“ May you grow up to be righteous / May you grow up to be true ...May you have a strong foundation / When the winds of changes shift ... ”

身處四座雕塑中間，黃耀明唱起 Bob Dylan 為幼子所寫的〈Forever Young〉，盼望年輕人擇善固執，不易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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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怎樣的歌手，有怎樣的歌迷。台下互動環節，一樣火花四濺。

三年半禁足大陸，黃耀明的普通話明顯生疏。但哪怕遭中共封殺，泰半捧場者還是大陸歌迷。

一北京歌迷獲邀上台，問到國內再找不到偶像的歌怎麼辦。黃答：「靠你們啦。你們住在裏面，要向領導人說，你想聽黃耀明的歌。」

另一上海歌迷，則憑「明哥最帥」的燈牌而獲邀。她非一般粉絲，問題沉重：明知大陸市場龐大，但黃還是那麼英勇。敢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希望明哥能勉勵大陸歌迷。

黃淡淡的說，自己不欲與任何人對抗，只是要對得起自己，適時說對的話。「我也很喜歡回去，也很高興你們過來。希望你們將我們的歌，與香港的某種精神，帶回去。」

還有一歌迷每場必至，黃笑問對方是否「富二代」。她忙不迭解釋，是靠自己掙錢和儲假來港，全場鼓掌。

當黃唱罷《愛比死更冷》，問歌迷是哪齣電影配樂。觀眾席傳出響亮叫喊：「《飲食男女》！」1994 年由李安執導。

答中的大陸歌迷已移居澳洲，從事建築設計。黃笑言她是高級人才。但女生斂容正色，立即澄清：「我是低端人口」。

黃在眾人掌聲中喃喃自語：「喜歡黃耀明的，都是低端人口。」歌迷向黃耀明補充不止是她，不少人都不辭跋涉乘飛機來港。黃耀明微笑答：「我知道，我都知道。」

無論獲邀上台，還是主動獻花，幾無例外都來自大陸或台灣。惟最後一晚一名香港歌迷，藉獻花的機會，感激黃耀明無分溫和激進，惦記所有抗爭者的付出。當不少港人已遺忘之際，黃一再借演唱會的舞台，讓公眾與抗爭者同在。全場掌聲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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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晚，黃耀明坦承捨不得舞台。

他唱〈邊走邊唱〉前，憶述此曲寫於六四移民潮，嘗與林夕討論如何填詞，提到傷痕文學的名著，白樺的《苦戀》。去國的女兒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

蔡德才拿起手風琴，為此曲從幕後走到幕前。改編的曲風凌厲慷慨，不同往時。黃耀明的嗓音高亢嘹亮，穿透渾厚的配樂，是最為震撼的中文歌。

「是我對你不起／是我愛你不起／但放棄我的始終都是你／其實我太留戀這禁地／而必需出走都只因為你」

是去或留？港人面對的兩難，三十年後又再輪迴。然而時至今日，掙扎已與愛國無尤。

如果毅然留下，我們該如何面對「國家」？黃耀明談起失蹤千日的律師王全璋；不懈尋夫的妻子李文足，進而引述區家麟的文章《時代哀鳴》：

「記者圍著李文足採訪，鏡頭前『咪牌』所見，香港主流電子傳媒，沒有人缺席。」

「盛世中國，只剩化外之地香港一隅，記者仍有腕力，頂着風向，舉起那卑微的話筒，錄下時代的哀鳴。」

黃耀明憑歌明志，他不會離開。

「希望有權勢的人不要逼我們的年輕人，一係喺監倉入面，一係就遠走高飛，令社會剩低一堆無靈魂嘅人。」

「我會留喺香港繼續唱落去，直到佢地唔俾我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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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嘉賓是 14 歲獲黃耀明賞識，今已獨當一面的盧凱彤。

她讀出給「明仔」的信，回思黃提掖後進，除了指導她要聽什麼唱片，更教育她「做個有責任感嘅音樂人，用音樂感染聽眾。」

後來盧患上躁鬱症，黃從不見嫌，更勸她毋須擔心：「話人山人海會養我。呢句說話畀我好大力量，要快啲好返，因為我知道人山人海無乜錢。」

盧一路說到雨傘運動：「我從來冇見過一個歌手好似您咁，對社會有咁多憐愛。。。我唔明點解個社會對您特別苛刻。」

「你成日將 David Bowie 掛喺嘴邊，但我想話畀您聽，您就係我嘅 David Bowie。。。我好榮幸可以親口近距離同您講，世界再壞，你都係咁靚仔。同埋我預左會養埋您。」

盧凱彤曾作曲獻給黃耀明。經黃耀明與黃偉文譜詞，終成〈親愛的瑪嘉烈〉，送給主流之外特立獨行的盧凱彤；及所有在困境之中砥礪前行的年輕人。

兩人合唱到曲終。一如既往，黃耀明面向盧凱彤，獨唱最後一段。

「誠心／祝福你／捱得到／新天地。。。」

歌聲已帶硬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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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蕭雲合作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