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民主行动党的马来人领袖,从未提什么“马来人的不安”。阿末诺,阿末顿,法兹兰,他们都旗帜鲜明地弘扬“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只有矫情的模特儿,才会鹦鹉学舌,和巫伊联盟一起讲“马来人的不安”。
民主行动党霹雳州元老法兹兰(Fadzlan Yahya),2016年与世长辞,享年66岁。法兹兰是霹雳州3届州议员,1982年赢得安顺巴硕伯打马州议席,1986年蝉联该选区,1990年转战拿乞区州议席,成功中选。同时,他也是是民主行动党中委(1980年-1992年)、期间曾经担任副主席和社青团总团长。在那个时代,法兹兰被誉为演讲台上的狮子!
以下是《火箭报》团队前往法兹兰怡保住家,采访他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一起追忆伟人,传承精神。
法兹兰在太平完成中学课程,1973年,远赴印尼北苏门答腊大学攻读政治社会学。那时候,本地大学还没有开办这个课程呢。最后,法兹兰在雅加达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完成大学学位。
毕业自政治社会学系的法兹兰,一直都很关心政治时事。1974年,马来西亚迎来第4届全国大选,执政团队再也不是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三头马车出击,而是把伊斯兰党、民政党、进步党等大大小小的反对党收编在内,成立国阵所面对的第一场全国选举。根据法兹兰的说法,那时候的老师,不会被视为仅仅是在教室内的工作者,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他,已有好几个政党邀请他出山。
“首个献议来自阿德南老师(Cikgu Adnan Yusof),他是霹雳州伊斯兰党的强人,也是不认同伊斯兰党加入国阵的派系领导之一。他邀请我成为独立候选人,上阵对抗加入国阵的伊斯兰党候选人。”
同一时间,民主行动党吉辇堡勿区州议员,林英全(Lim Eng Chuan)也力邀法兹兰加入火箭的斗争行列。
“他是太平区的州议员,有时候他遇到问题会询问我的意见,我若去到太平镇也会在他的家留宿,我们很久以前就相识了,彼此时常针对政治时事交换意见。”
“他本来是民政党党员,后来不满民政党加入国阵,故退党并加入行动党。他提议我代表行动党对阵民政党在章卡遮冷州议席。我就是在那一年加入行动党的。”
1974年全国大选,法兹兰代表行动党,出战章卡遮冷区州议席,败给了国阵属意的内定候选人。1978年全国大选,法兹兰卷土重来,出战珠宝州议席(Chemor),再次败北。
虽然连续两届在选举受挫,但法兹兰作为行动党马来人代表的名气如日中天,敌友皆敬。同时,李霖泰刚卸任社青团总团长,法兹兰被选为新一任总团长。
法兹兰后来转至行动党全国总部工作,除了替林吉祥和其他领袖翻译文告,他也常接受本地大学生的邀请,主讲有关时政、行动党及政府政策的议题。
随后,总部委派法兹兰前往霹雳州怡保整顿当地的支部,负责协调和主办行动党的地方政治活动及筹款晚宴。
在1982年的第6届全国大选,时任行动党霹雳州主席的林子鹤,宣布法兹兰上阵安顺巴硕伯打马州议席,尽管他获得怡保社青团的全力协助,这仍是一场硬仗。
这场仗,不仅是法兹兰个人荣辱成败,更是行动党全党上下的尊严之战。事关马华曾经通过马化控股(Multi-Purpose Holdings Berhad)收买行动党的州议员。行动党的原任州议员,不只是退党及跳槽去马华,应届大选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搅局,导致法兹兰面对一场艰巨的三角战。
虽然法兹兰面对一个比他更有经验的对手,但是仍以2千多张多数票胜选。不但如此,巴硕伯打马的胜利,仿佛给行动党打了一针镇定剂,因为那一届大选,行动党在霹雳州遭受重折,从1978年的9个州议席,到1982年只赢得4个州议席,这不仅仅是“马化控股”为国阵带来的优势,也是因为马哈迪当时的“新首相效应”。
涉足政治之前,法兹兰已经活跃于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学生运动,这始于他在印尼深造时期。他也活跃于一个叫Sinaran Sukma的文化组织。从中,他学习如何面对群众演讲。法兹兰是1980-1990年代行动党的演讲重炮手,被群众誉为大马版苏卡诺(Sukarno,前印尼总统)。
“从小,我就常听苏卡诺激励人心,极具鼓动性的演讲。年少气盛的时候,我常研发各种各样的演讲技巧,包括跳上桌子演讲等。现在年纪大了,跳不动了(大家哄堂大笑)。”
退休之后,法兹兰一直都在霹雳居住。《火箭报》记者前往拜访时,其住家非常宁静,只有他的妻子陪伴在旁,为我们准备一顿美味的下午茶。
如果他加入的是巫统,前州议员的身份一定不会疏离他与亲友的关系,甚至会让他成为族群中的大人物,大英雄。
其长女是一名律师,现在定居于伦敦;小儿子则在求学。他们俩都没有从政的意愿,也许是不想拥有像父亲一样繁忙的政治生活。
“他们时常生气我很少在家,没有留下时间陪伴他们。现在偶尔也会提起,我很少带他们出去逛街、公园走走……”
这也许就是反对党领袖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成为不断被巫统污蔑的行动党领袖。没有荣华富贵,妻儿时常因为自己繁忙的政务被忽略一旁,也被亲友疏远。
尽管如此,法兹兰从不为此退缩。
法兹兰引用行动党首任秘书长蒂凡纳的言论,人民需要建造一个以“文化民主”为主的社会,资源应以绩效制进行分配,而不是如今的固打制。
“巫统为了合理化固打制,不断污蔑行动党是信奉共产主义。大部分马来人都相信这一套,这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于马来社会,我们能做的就是对马来社会采取更多的亲密接触(Personal Touch),长期做才能消除这层误会和隔阂。”
“社区服务也许非常繁琐,但是政治领袖不能逃避,马来社会更注重社区服务,这是他们近距离观察我们的机会。”
法兹兰认为,行动党有很多的改变,越来越多马来领袖被提拔,这是健康的趋势,以落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宏愿。
“马来社会开始对我们打开门户,我们需要持续这项工作,让党员种族比例更平衡。”
对法兹兰而言,改变不能忘记初衷,提倡族群平等及多元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被忘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接班的年轻人,一定要继续强调公平、公正及民主的斗争,以摆脱仍受种族主义政治梦魇的社会。
战国策翻译 在 顏艾琳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收到天津寄來的《南開詩學》第二輯。這本是由葉嘉瑩老師跟知名學者謝冕,吳思敬擔任顧問;羅振亞,陳仲義等擔任編委,李潤霞教授等人主編。
我這篇放在壓軸,前面還有編輯頁,實在令我驚訝。
不過本人一向說實話,不怕得罪人。這篇文章提出兩岸詩歌研究不足之處,還請大家參考。
《两岸诗人的创作与发展差异》 @颜艾琳
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碰撞融合的多元艺术文化环境,生活美学与生活理念的传播,滋养出台湾丰富多样的文创产业形态。中国新诗的发展在台湾的语境下没有断裂过,李金发、戴望舒等开辟出的现代诗歌轨迹在台湾一直没有断档,这一点跟大陆不同,中国现代诗歌在台湾有着自然的延续,非常完整。作为女性诗人的我,由于近年常跑大陆交流,提出一些两岸的观察与大家分享。
*谈所谓活动家
我出身南台湾小农村,从小爱诗、13岁创作发表第一首诗作,国中时存钱买诗集跟文艺书籍,从小喜爱读书、绘画、音乐,长大做编辑出版、策划文化活动…大家比较看到我活泼的那一面,还一度获得“文学太妹”谑称,但我对诗歌的修练、私下的专注、执着,对自我女性主体和身体的表达意识,亦获得学界的关注。我从事以诗作为跨界的核心,演绎了诗文的丰富,企图达到艺术的高峰。在台湾,诗人作为活动主持、策画执行、总监擘划、或挤身音乐、摄影、绘画、影像、表演等相关工作,其实非常普遍。不若大陆有些人只以写诗发表多寡、不看质地,以为台湾诗人如我等,是以活动家为主,写诗为辅。
那真是很不一样的观念。在台湾,你要能跨界,表示对相关艺术、表演等知识有一定水平,甚至能够邀请到大咖来与诗共舞、与诗同盟,不仅个人诗要写好,拥有人脉、方方面面都得达到高度,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跨业诗人、好的策划人。否则一个活动只靠亲友相挺,互相吹捧,来参与诗歌活动的人都是些半调子,发发新闻稿曝个光,大家晾一下爽一下,把钱花完了,这样的活动策画我反而觉得是分赃。因此要冠上台湾人为诗歌活动家的同时,是否该先去看看这位诗人的作品跟呈现出来的意识呢?
台湾很多诗人都做一部分文创或策展活动,老前辈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我最自豪的是,1995年洛夫先生还没去温哥华的时候,《创世纪》诗刊在诚品办“诗的星期五”讲座,后来洛老去了温哥华停止,2005年由我跟诚品信义店、元智大学结合资源,复活了“诗的星期五”,龙应台担任文化部长办的“齐东诗舍”诗的复兴基地,我被找去筹备跟执行了一年至少60场的诗歌活动。从年少起,文字便深植于我的生活,通过书写与企划主持活动,我认为是在回馈我的缪思女神。
*谈先锋,要综观整个华文书写的时间先后
我常被论述为台湾中生代女诗人的情欲代表,部分诗作以女性觉醒和身体为题材,且形式上具有先锋色彩。可一旦牵扯到下半身、浪荡、性别与情欲,大陆都以伊蕾、翟永明、沈浩波跟尹丽川等为先锋。却不知台湾早在1970年代的白萩《香颂》 1972初版,写的是结婚后对妻子、生活的情欲悲歌。而杨光中著名的诗集《好色赋》被认为是两岸第一本 色情诗集,出版于1978年,诠释令人脸红心跳的异色主题,以致于出版就遭到查禁。杨光中称自己是「肉体派」:「对女人的肉体做虔诚的颂赞与讴歌,我也不畏缩,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性,加以毫无保留的赞美!」诗人向明认为杨光中的作品笔触大胆,却保持诗的艺术性,「用意象处理,不会直捅捅的真刀真抢。」 杨光中那时就有「下半身诗人」之称。 1980年即有利玉芳、陈克华、颜艾琳、夏宇,1990年代江文瑜等人。所以讨论到女性和身体这类些话题,就质地与书写数量、年代、表现的手法、诗人书写的年代环境,从来没放在一起好好比较过。
其他如后现代、乡土、打工、古诗新写、自动书写等议题,几乎很少看到能综观两岸相关诗作的论述。感觉大陆诗人太会喊口号、 立山头,忘了写诗的目的并非是要出风头。台湾写所谓的下半身大多从生活感悟出发,有时读来还蛮沉重的。
再来就是因为台湾没有传承的失落期,前辈们从1930年代至今仍不断修练文字艺技,给我们晚辈很大的激励。以纪弦、痖弦、洛夫、郑愁予为例,这些人在动荡的时代是如何成为大师的?
纪弦1980年代去美之前是成功中学的老师。他们那一代到了台湾之后大多担任公职、军职、要不就是老师。那时到台湾的都是大学问家;清华大学、交大、成功大学等名校,最精英的人在那个年纪都念了大学或是留洋。他们都是经过战争颠簸的,如郑愁予老师大学就念了5年,从幼儿园读到大学,大陆到台湾到美国,一共念了30个学校,这都是普遍的,他们就是生命的迁徙和奔波的一代人。而且那时候的诗人,都懂得要好好自修英文。为什么要学好英文呢?他们为了可以接触外面的空气,故想把英文学好,看更多的外文诗集。他们怎么练习英文诗?在没有影印机和打印机的情况下,他们整本整本抄写波德莱尔、艾略特,逃难路上轮流抄写,商禽,痖弦,张默等,对他们这些军中诗人来说,就是那样学习的。
而他们到了台湾,和一群背景相同的人交往,因为文学变成好朋友。台湾已有多位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或是口袋名单 : 洛夫、杨牧、李魁贤、商禽、夏宇等。而商禽、夏宇的瑞典文诗集是马悦然亲自翻译的,杨牧已经得到了欧洲的骑士奖,周梦蝶,商禽等也早就被翻译成瑞典文法文等。另外在引进翻译上,辛波斯卡、索因卡 、莒哈丝、捷克总统诗人哈维尔、策兰等等在二十来年前就引进了。木心更是在1980年代于台湾副刊上发表作品、1990年代在台湾出版系列书籍。台湾小归小,出版信息比较早开放,也没像大陆对诺贝尔文学奖那么热衷。也许出于一种自信?
台湾是小岛,但胸怀很大。大陆一些在国外长期生活的诗人,认为外语对母语写作会形成合并某种负面的影响。比如北岛跟多多的外文能力并不好,若对台湾诗人来看,简直浪费了在海外面向多元文化的吸收机会。但诗歌本是无国界的艺术,不同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魅力,台湾老一辈对外语的态度、对传统诗词文学的传习,将东西文化练成吸星大法;洛夫跟余光中老师到了80几岁都有新作跟锐意的作品出版、这种精神让台湾后辈想超越他们,只能更加用功努力。
*以诗为文创打太极
台湾的观光传播局和当地文化局常常联手合作,除了办很多文学奖,找我们这些诗人写短诗或小品文,放在捷运(地铁)跟公交车上,满城满街跑。台湾还有很多诗路、楼梯、公园、墙面也放诗句: 阿里山诗路、盐水诗路、松江路诗公园、博爱特区诗句人行道、高雄女诗人石鼓灯、台东都兰诗碑公园、文学馆的诗展览、诗行楼梯。台湾各地文化局也办国际诗歌节,把诗歌和当地特色文化结合,邀约各国诗人在地,期许他们写下只字片语藉以传传。较有名的有台北国际诗歌节、花莲太平洋国际诗歌节、文化部办的亚洲诗歌节、淡水国际诗歌节等。
近年在文创产业的活耀运用下,优秀诗人的作品、在地文学奖的得奖诗作也做为跨界授权来演绎。比如本人规划的文学唱台南、公共电视台将诗歌改编成微电影并请诗人入镜演出,音乐人谱曲、舞蹈家编舞演出、艺术家变成共艺术品、书画家画诗…用各种方法深化表演诗、让它以五感进入到生活层面。台湾金曲歌后罗思容本身也是画家诗人,她挑选了台湾12个女诗人的诗,谱成曲乐,融合客语、台语、普通话、京剧、英文等,非常精彩。罗思容将这张音乐专辑取为《多一个》,意即每首歌都是两个女人的作品,「用艺文的子宫生出一个新的作品」。
还有我跟观光界、料理界、饭店把诗歌做成旅游项目、餐饮菜单。,比如将郑愁予的《野店》做成一道高粱炙烧羊排,《错误》则是一碗呈现江南鱼荷的面疙瘩。让文学走进衣食住行,在台湾搞创意的诗人,尽可能把诗歌与民众生活结合。
而所谓跨界的本事,也可让执行企划的诗人、因为以诗为文创工作,可以营生乃至抽版税,不论企划者跟授权的诗人,皆能以诗人身分去尊荣诗艺。
*结语
两岸诗歌创作环境、 诗人自我培成的教育途径、文创授权、活动规划,也许因为大时代环境变迁而有异,但逐年的交流沟通,华语诗的研究跟市场,私以为只会越来连结越强,越紧密。
2018.11.30定稿
战国策翻译 在 婷婷看世界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朱振明:向中国取经,让越南少走了很多弯路】
人们猜测,越南可能将成为美国在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之后下一个加征关税的国家。越南为何引起特朗普的注意?暂且不说越南究竟占了美国的什么便宜,越南亮眼的经济增速应是一个因素。
越南的经济基础较差。作为大米的重要出产国,越南却一度连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的进程,越南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越南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越南的GDP增速多年来都在6%以上,2018年达到7.08%,是过去10年来最高的一年,高出年初越南政府提出的增速6.7%的目标。根据越南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经济总体增长中,农林渔业增长3.76%、工业和建筑业增长8.85%、服务业增长7.03%。2018年,越南的贫困家庭率估计为6.8%,比2017年下降1.1个百分点。越南正在摆脱贫困,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
越南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什么?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越南政府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1996年越共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到2020 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工业国的目标。2016年越共十二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又提出在2016-2020年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5%—7%,至2020年人均GDP达到3200-3500美元的目标。由于目标明确,又有越南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以及从上至下的执行力,保证了政府目标的实现。
其次,注重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结合越南实际加以灵活运用。每当中国的党代会召开,重大经济政策发布和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立即被越南翻译成越文并加以深入研究。同时,越南不断派出各类人员到中国考察、学习,委托中国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越南通过“取经”,避免了原来有可能发生的失误,经济发展少走了弯路,实现“弯道超车”。今日我们看到的越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保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建立市场经济的配套管理体制,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一系列改革大政方针,无不反射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最后,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越南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多样化、多方化的政策,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越南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已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等自贸协定,这些自贸协定促进了越南经济的高度开放。越南注意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在这方面越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越南的优势则在于吸引外资的一些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低,越南本国的工业原料相对便宜等。目前,以英特尔、三星等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引进越南市场。外资带来了资金和先进技术,也为越南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外资的流入又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总而言之,越南经济经过数年的努力,跨过了一个阶段。但接下来面临的任务要更为艰巨。越南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随着越南经济迈入新的阶段时,可能更加突出,越南能否予以克服还有待观察。
(作者是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