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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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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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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名將生死錄】馬陵之戰：一個強權的殞落

作為戰國歷史往事的開篇(雖然在粉絲團的朋友，你們應該是從末期的起翦頗牧、中期的濟西之戰，看到如今的初期文章，所以觀看順序反而是顛倒狀態。其實這不是失誤，這個觀看順序是為了致敬諾蘭導演的「天能」，我佈這個局很久了，大家有注意到嗎......好吧，以上都是我垃圾話，我純粹是因為初期文章最晚完成，所以現在才貼上)，我們有必要先好好了解：何謂戰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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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端？

首先，不同史家對戰國時代的開端都有各自的看法，老ㄕ則採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版本，也就是以「三家分晉」作為開始。那何為三家分晉？這又要從「晉國」的歷史背景開始說起。
話說周朝建立時，由於自身實力不足，所以將土地分給諸侯，讓諸侯去管理基礎不穩的地區。晉國就是封建的諸侯國之一，他的首任君主是周成王的弟弟，與周王室關係相當親密。時間來到東周時代的前期，也就是大家較熟悉的「春秋」，此時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許多強大的諸侯國在實際地位開始凌駕於周王室之上；不過，此時因為外族入侵嚴重，諸侯們會公推一個「霸主」，透過尊崇周王室的表面行為去團結諸侯，之後領導各國對抗外族的威脅。而晉國在春秋時代長期居霸主地位，其中最著名的事蹟，莫過於晉文公擊敗挑戰周王室權威的楚國。
可到了春秋中後期，許多國家的「大夫」開始凌駕「諸侯」。
所謂大夫，本來是諸侯的臣子，但隨著大夫深耕地方並長期執政，他們的影響力開始超越上司，甚至是上司的上司，也就是周天子。
例如：孔子有一次看到魯國的大夫─季孫氏，在自家庭院擺出「八佾舞」，讓重視禮制的孔子憤怒大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來按《周禮》規定，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也就是8X8，共64人舞蹈)、諸侯為六佾、卿大夫四佾、士用二佾。結果身為大夫的季孫氏用周天子禮儀(這概念可以想像成市議員擺出總統級國宴)，可見他超級藐視禮制。
昔日強大的晉國也沒躲過大勢所趨，最終被原本侍奉的韓、趙、魏三家大夫瓜分了土地及人民。隨後，周天子追認三家分晉的合理性。
為何老ㄕ以三家分晉作為戰國開端？因為此事代表周朝禮樂制度的進一步崩壞。
春秋時代，雖然諸侯國已經藐視周天子，但仍會把作為立國基礎的禮儀拿出來做樣子。比如做為春秋首霸的齊桓公，當年他率領各國聯軍對抗楚國，楚國派人去問：「老兄，你幹嘛派大軍逼近我國？」齊桓公回答：「我要打你，原因之一是你竟然沒給周天子貢品！」這話看實際層面其實非常搞笑，因為齊桓公跟周天子並不親密，這很像一個學校孩子王，領著一大群同伴去堵其他學校的熊孩子，然後說原因是：「因為你沒還我隔壁班阿明的橡皮擦！」
但從齊桓公凡事都要使用周天子的名義，就知道這人多少是講規矩的。所以有次，齊桓公跟魯國談判，結果一個叫曹沫的魯國將領突然就在會議上脅持齊桓公：「把你侵占魯國還來，不然我要你命。」齊桓公無奈之下，只能接受。結果等到曹沫放走了齊桓公，齊桓公立刻跟他手下表示：「把曹沫給我抓過來剁了！」此時，輔佐齊桓公的超級政治家─管仲，立刻說：「算了吧，與其出爾反爾，不如就守信用的歸還魯國土地，各國看您這麼守規矩，一定聽您的號令，這樣能獲得的好處一定更多。」之後形勢的發展果然如管仲所料，可見春秋時代，大家還講表面文章也有基本底線。
但三家分晉，卻是直接把上下尊卑的規矩打破，重點是：身為規矩的名義老大─周天子，對此卻是一點異議都沒有。可見此時是真正的禮崩樂壞，凡事只講拳頭而不講道理。如果說戰國時代是以背叛、霸凌、壞規矩做為開端，那用一個字就可以定調這個時代的氛圍，那就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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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認知的誤區

再來，戰國時代何時結束？我採用司馬遷的說法，也就是西元前221年，秦滅六國。這時我們就要提到一個名詞：戰國七雄。
拜舊課綱的教科書內容所賜，不少人對秦、楚、韓、趙、魏、齊、燕，這七個戰國強權有些記憶，而教科書通常還附贈一張戰國七雄的形勢圖去強化心心學子們的印象。但其實教科書提供的，通常是戰國晚期的形勢圖，雖然沒錯，但容易造成兩個錯覺。
第一就是：國家數目很少。
實際上，戰國初期仍有不少中小型國家，像是老牌諸侯國：魯、衛、宋，或是邊疆民族建立的國家：越、中山、巴、蜀，甚至是一些有功之臣的私有土地也可成為一個國家，代表有：戰國四公子的孟嘗君領地─薛國、商鞅因改革有功而獲得的封地─商。這些名不經傳的國家，有些實力不容小覷，像是越國曾屢敗楚國及齊國，所以當時的天下大勢其實尚未明朗化，戰國七雄更是尚未成形。
第二就是：用土地面積衡量國家實力。
乍看戰國七雄地圖，楚最大、秦次之，接下來是燕、趙兩國，而韓國土地小的可憐。這一方面容易讓人覺得土地越大的國家實力就越強，另一方面也會讓人疑惑：就韓國這個份量，怎麼也能被稱為七雄之一？
實際上，對於古代國家，國土面積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因素有二……地力及人口。
試想你擁有一望無際的土地，可卻是一片荒漠，那有價值嗎？就算土地資源很多，但沒半個人居住，那這塊土地能夠有效開發嗎？所以燕、趙、秦三國看起來土地雖大，但很多地區土地貧脊又靠近邊疆民族，對國家的GDP貢獻也就難以期待，而生活條件這麼惡劣的地方，自然無法期待有大量人口定居。
韓國雖小，但它的國土全是高度開發地區，人口密集且經濟上量小質精的搭配，甚至讓韓國在科技表現上居於各國的前段班，像是遠程武器的弩，當時人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的評價，近戰武器的劍也是「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所以韓國在初期還是擁有一定競爭力。
而燕國雖大，但位置偏僻又大多土地資源匱乏，導致這個國家的國力長時間處於弱勢。史記紀錄燕國，提到該國的第一代君主是燕召公，然後是「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啥意思？就是開國第一代君主掛掉後，接下來有好幾代君主連名字都不知道，簡直邊緣到了極點，若是強國，又豈會淪落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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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權的崛起

那有沒有土地大、資源好、人口多的國家呢？其實是有的，那就是魏國與齊國。
先說齊國，背靠大海擁有漁鹽之力，尤其是鹽，這是人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在漢朝以後還被列為國家專賣品好斂財，可見齊國佔有不小的天然優勢。另外齊國的開發歷史很早，是西周最初建立幾個諸侯國之一，歷經數百年的經營，此地的人口發展極具規模，當時人形容齊國首都臨淄「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白話翻譯：人多到展開衣袖可以遮住太陽，每人揮一把汗就像下雨，走路時彼此會肩碰肩、腳挨腳)。」
相比之下，魏國是個年輕的國家。魏國本屬於春秋大國─晉國的一部分，後來三家分晉，魏國就以今日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陝西、河北的部分地區立足，而這些地區很多是周朝時代高度開發的蛋黃區，按電玩術語，魏國就是開局即土豪的優勢狀態。

不過凡事有一好無兩好，齊、魏兩國也有各自的毛病。
先說齊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軍事能力很菜。生活在戰國時代的荀子曾這麼評價：「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就是齊軍比魏軍爛，魏軍又打不贏秦軍。就連在齊國訓練部隊的軍事家─孫臏，都曾說：「齊軍以怯戰聞名。」
再說魏國，翻看地圖，不難發現該國位處中央地帶。好處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壞處是：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有方便的通交隨時來胖揍你！

或許是位處四戰之地的危機，魏國在所有國家當中最先做出革新的行動。
魏國的開國君主─魏文侯聘起李悝為相，按《法經》的內容治國。法經的具體內容可以先不用理會，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核心意義─使用成文法。
前面提到，周朝的統治基礎是禮樂制度，也就是規矩。但很弔詭的，《禮記》卻又提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就是平民老百姓是不知道規矩怎麼玩的。之所以如此，其實是周初的統治者很刻意的要做初社會階級的差別，這本來沒毛病，因為平民跟貴族的資源不一樣，自然無法讓兩者享受相同待遇。可隨著時間發展，上層人士已經不遵守禮樂制度，這時如果還不置定新規矩將平民階級動員起來，那整個國家將毫無動力，更無法在亂世中競爭。
所以李悝用《法經》，就是告訴極具潛力的平民老百姓以後怎麼跟著國家玩。同時，也制定出升遷制度，認有新發展的人才看到具體清楚的努力方向。所以在魏文侯時代，武有吳起、樂羊，文有孔子的弟子─子夏、技術官員有治水達人─西門豹，堪稱是面面俱到的豪華人才團隊。
另外魏文侯本人也十分聰明的運用外交手段，減少自己四面受敵的處境。曾經韓、趙兩國發生戰爭，然後兩國都派使者拉攏魏國，結果魏文侯沒有趁人之危或坐地起價，反而調解兩國紛爭。此舉讓韓、趙兩國與魏國組成同盟，魏文侯得以解除南北兩面的軍事壓力。
隨後魏文侯憑藉著改革的國力，加上韓趙聯軍的支持；東破齊國，甚至把齊國君主都給俘虜；西攻秦國，取得河西之地，讓秦國只能龜縮一隅；南敗楚國，攻掠下不少土地；另外由異族建立的中山國，也被魏文侯消滅，魏國自此成為率先崛起的戰國首強。

但這一切在魏惠王的時代，完全變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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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無信義

魏惠王的名字叫魏罃，是魏文侯的接班人─魏武侯的兒子。當初武侯死前並未確立繼承人，結果造成魏罃與魏緩互相爭奪領導權，起初魏罃佔優勢，魏緩於是逃到趙國，結果韓國君主卻覺得：「現在魏罃只掌握一半的國土，所趁這時候侵略一地能撈到好處。」於是慫恿趙國，聯合進攻魏國。
根基不穩的魏罃很快被聯軍擊敗並被包圍，眼看就是等死的局面，沒想到韓趙兩國卻起了內鬨，因為趙國主張「殺死魏罃、擁立魏緩後，就讓魏國割地，我們就退兵吧」，韓國卻認為「乾脆分裂魏國，魏罃、魏緩個治理一半，如此就永遠消除魏國的威脅」，在各持己見的狀況下，兩國都選擇退兵，魏罃這才殺了魏緩，成為新的魏國君主。
回想文侯時代，魏國對韓趙的矛盾盡心調解，可韓趙兩國卻在多年後趁魏國內亂興風作浪，搞的魏國差點滅亡。如此恩將仇報的舉動完全證明：「戰國是亂世，沒有什麼仁義道德，更沒有永遠的盟友。」這也徹底點燃魏惠王向韓、趙兩國報復的念頭。
西元前354年，趙國攻打魏國的附庸衛國，魏國因此攻趙，並在隔年攻破趙國首都─邯鄲。這次的進攻，可以視為魏惠王復仇的成功，問題是有那麼一句話：「出來混，遲早要還。」韓趙兩國攻魏因此種下仇恨，那魏國以前就沒有攻打過其他國家而結下樑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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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業崩壞

在魏國大肆擴張時，齊、秦兩國正在蓄力改革並等待反擊的時刻。
如今魏國因攻趙，造成國內多個地區防務空虛。齊國以救趙的名義，派軍攻打魏國，而齊軍在田忌、孫臏的領導下速攻魏國首都─大梁，造成魏軍回救本國時，被齊軍在桂陵打埋伏。同時間的秦國，則趁魏國注意力被東方齊國吸引時，攻取河西地區的城市，甚至還進一步打下魏國核心重鎮─安邑。就連楚國都趁機攻打魏國南部，造成魏國被三面圍毆的窘境。
但戰國首強的實力非同小可，在重整態勢後，魏惠王先在東線戰場重挫齊軍，使齊國趕緊聯合楚國向魏請求和休兵。然後魏惠王在調動大軍，並聯合12個小諸侯國兵臨西方的秦國，嚇得秦孝公認聳求和。

從桂陵之戰後的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出魏惠王頗有手腕，而魏國依舊生猛。對此，其他諸侯國表示：「一次不成功，還可以來第二次呀。」
公元前343年，魏國攻打韓國，然後就是一樣的劇本發展，齊國以救韓的名義攻打魏國，結果在馬陵打埋伏，殲滅10萬魏軍。同一時間，秦國又搞背刺，並且一口氣打下大部份河西地區。
馬陵之戰後，魏國因為損失相當比例的青壯年人口，開始走向衰弱而難以挽救，這當中最悲情的，莫過於魏惠王。除了他葬送父輩們建立的優勢，另一個折磨人的，是他遠超同時代平均的長壽。惠王一直活到81歲，統治魏國50年，是戰國史上統治期第二長的君主(第一名是統治56年的秦昭王)，但在他統治中後期，眼睜睜看著各國相繼崛起，自己還必須一再承認他國的權威，比如：統治的第36年尊稱齊國君主為王、統治第47年一口氣承認韓、趙、燕、中山為王(是的，連曾經被打到滅國的中山，魏國都必須和它平起平坐，可見當時的魏國已經是多麼無力)，這日薄西山的趨勢，對一生都在奮戰的人來說，那是何等的悲涼。

本來我想就魏惠王喪失霸業的往事總結出一些道理，可我寫到最後卻發現：魏惠王大致上也沒犯什麼致命性錯誤呀。
你若說他窮兵黷武，在亂世中又怎能不大動干戈？你若說他四處結怨，可是有很多敵人不是他主動招惹，而是主動趁火打劫。身處一個隨時變動、充滿背叛、人才流動極大的領導位置，我自認絕對做不來，那我有什麼資格評論魏惠王？真要我說，那就是：不是惠王不努力，也不是惠王沒實力，只是他的競爭者做的比他更好。

經由惠王以及魏國的興衰，我們大致了解戰國的形勢轉變以及時代氛圍，此後，透過不同時期、地區、出身的名將，去更多了解個人在時代下究竟會活出什麼樣的際遇了。所以接下來，歡迎踏進入金老ㄕ建構的戰國歷史，也請大家踏出戰國時代思考模式的第一步吧。

圖片：馬陵之戰示意圖

【戰國名將生死錄】樂毅：留有餘地的境界

「喔喔喔~~~」
「阿亮你又來了！沒事幹嘛突然亂叫呀！」
被朋友唸叨的少年，只是笑笑地看著眼前的朋友，然後牛頭不對馬嘴的說：「大家有想過自己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嗎？」
「又來了……」
除了少數幾位，大部分少年都覺得阿亮平時就愛故作神秘，實在有點莫名呀。
「阿亮你自己要不要先說說？」
一位龐姓少年趕緊發言，一方面是打圓場，另一方面是讓自己的朋友有台階下。
阿亮仰起頭，慢悠悠的說：
「我要成為像管仲，或是樂毅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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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將之後

在以前的教科書(現在被刪減了)，常提到戰國七雄，感覺戰國就是七國鼎立，但實際上，七雄之間也有不小的實力差距。
七雄各自的實力消長隨時間有所不同，不過有兩個國家倒是穩居後段班的位置。這其中的吊車尾當屬韓國，這只能怪它先天不良，原先土地就小，還身處容易被圍毆的中央之地。而排名倒數第二的，應該就是燕國。
燕國其實也是超老牌國家，甚至是周天子的親戚。但在春秋時代，就曾經有過被異族打爆而需要向齊桓公求救的紀錄，到了戰國時代，燕國還差點被齊國吞併。但如此弱國，也曾有一度稱霸東方，這多虧一位強大的名將─樂毅，為燕國締造為數不多的輝煌。

樂毅，魏國名將樂羊後代。
古人寫歷史通常追求言簡意賅，因此能留在史冊的紀錄往往具有特別之處，司馬遷特地說「樂羊」是「樂毅」的先祖，所以這裡我想先特別聊一下樂羊的經歷。

樂羊是中山國人，後來轉投置魏國擔任將領。中山國後來率兵攻打魏國，樂羊則領軍對抗，這激怒了中山國君主，於是他把樂羊留在國內的兒子烹殺，並煮成肉羹送給樂羊示威。
同一時間，樂羊因為出身，遭到魏國朝臣們的猜疑指責，於是樂羊把兒子的肉羹一口氣吞下肚，表示自己對魏國的忠誠；隨後樂羊大敗中山國，並與名將吳起搭檔反攻，直接把中山國給滅了。
事後，魏文侯對底下大臣說：「看看樂羊對我多忠心？為了我，連自己兒子被殺都不在乎，甚至肯吃自己兒子的肉。」結果大臣卻一句話反堵回去：「是呀，這人連兒子都肯吃，他還有誰不能吃？」
這段對話後，魏文侯從此猜忌樂羊，雖然仍論功行賞，但也從此對樂羊冷處理，使樂羊一生再也沒有獲得發展的機會。

希望大家記住樂羊的故事，因為他對樂毅的一生經歷有重大影響；其一，就是樂羊在家族裡傳承他對於戰爭的經驗，這使樂毅自小就喜好研究兵法，為他後來的事業打好基礎：其二……先賣個關子，之後再提。

投奔燕國

樂毅早年職涯並不順遂，他首先在趙國任官，結果趙國卻爆發政變，導致樂毅出走避難到魏國，可到了魏國，樂毅卻又不被重視(《史記》的樂毅列傳中，首先描寫「趙人舉之」，表示趙國頗為器重樂毅，但對樂毅的魏國時期卻是隻字未提，可見樂毅在魏國的冷板凳坐得有多穩固)，導致他無法證明自己的價值。
幸好，當時燕國君主─燕昭王，由於怨恨齊國曾經趁亂入侵，正砸重本大舉招募人才準備復仇。其撒幣程度，甚至直接為一位叫郭隗的大臣專門蓋一座宮殿居住，如此大動作，讓燕王招賢的名聲傳遍各國。樂毅聽到燕國有發展機會，連忙想辦法成為出使燕國的魏國使者，如此不但讓自己在燕王面前有好的能見度，而且也能當面測試燕王是否真的是自己可以為之效力的明君。事實證明，燕昭王與樂毅可謂一拍即合，於是樂毅開始在燕國擔任高級顧問。

破齊方略

時間來到齊湣王主政時期，他四面出擊的行為得罪所有國家，這個矛盾在齊王吞滅戰略要衝的宋國後，終於來到爆發臨界點。同時，長年的征戰使齊國百姓負擔沉重，非但人多有怨言，在經濟上齊國也呈現強弩之末的疲軟狀態。
樂毅此時建議：
「燕國弱小，而齊國在稱霸崛起中，軍隊是精於用兵、熟習攻守。所以大王若想攻打齊國，就一定要聯合天下諸侯共同對付。
此時齊國佔有淮北和宋國故地，這是楚國和魏國也想獲得的土地，所以楚魏兩國一定願意加入伐齊行列，自己再去聯繫趙國，屆時就能集結四國聯合攻齊，如此就一定能大敗齊國！」
事實證明，齊國的顧人怨程度遠超樂毅想像，最終他成功集結趙、秦、韓、魏、燕的五國聯軍伐齊(楚國則是名義上說要援助齊國，但實際上卻準備趁虛而入)。當時燕昭王拜樂毅為上將軍，趙王加封樂毅為相國，樂毅於是成為聯軍統帥並再濟西之戰大破齊軍主力。之後，樂毅獨率燕軍追逐敗逃的齊軍，並攻陷齊都臨淄，將齊國財物祭器全部擄掠為燕國，完成燕昭王的復仇野望。燕昭王在欣喜之餘，封賞樂毅為昌國君。
觀看樂毅的伐齊方略，他固然展現能統御大軍的優秀指揮能力，但我覺得他真正厲害的，還是準確的戰略分析眼光，以及能夠勸說各國合作的超強談判能力。也就是說，樂毅不單純是戰場上的將軍，他更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所以能盡可能的調動資源，在未開戰前就先獲得巨大的戰略優勢。

對答的智慧

攻下齊國首都並不是樂毅行動的結束，他請求燕王讓他留在齊國繼續作戰，於是樂毅留在齊地5年，接連攻下齊國70餘城。昔日東方霸主的齊國僅剩莒和即墨兩座城市仍在堅守，眼看就要被徹底亡國，而燕國即將掌握擁有魚鹽之利且土地豐饒的齊國之地，成為另一個東方霸主。
可惜，還沒等到齊國完全淪陷，燕昭王就過世，換燕惠王繼位。而這個惠王在王子時期就常與樂毅起衝突，其矛盾程度連齊國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齊國大肆宣揚假消息：「樂毅之所以遲遲不攻下剩下的兩座城池，是因為他跟燕國新王有嫌隙，所以這才擁兵自重，意圖自己在齊地建立獨立王國呀。」
燕惠王本來就看不順眼樂毅，又聽到風聲，於是任命其他將領去取代樂毅的統帥地位。而接到這圖謀不軌的人事命令，樂毅立刻逃往聯軍中給予他最高待遇並且早有淵源的趙國，趙國也立刻賜與樂毅封地，厚待這位曾經統御五國聯軍的名將。
後來，齊將田單領導齊軍上演戰國史上最傳奇的絕地大反攻，燕軍最終被打爆並丟失所有齊國佔領區。這下讓當初僅憑個人好惡而強硬換將的燕惠王後悔莫及，但事實證明：這人性格依舊有毛病！因為他認為燕軍敗北的原因之一，是樂毅轉投趙國。按照宴會王的邏輯，他是這麼思考：「如果樂毅還在燕國，就有機會阻止齊國反撲，結果樂毅不在，導致我無法更換將領阻止頹勢，所以樂毅不用為此負責嗎？」

懷著超級自我中心的神邏輯，加上害怕樂毅挾怨報復去鼓動趙國進攻剛逢大敗的燕國，燕惠王派人向樂毅傳遞訊息：
「先王把整個燕國托付給將軍，而將軍不負重托的擊敗齊國替先王報仇，我怎敢忘記將軍的功勞呢？後來先王不幸離開人世，我被其他人蒙蔽，這才臨陣換將，可我當初的意思，是覺得將軍長期在外奔波辛勞，於是請您回來休息並商議國家大事。然而，您卻誤解我，認為和我有隔閡，就丟下燕國歸附了趙國。您這樣要怎麼報答先王的知遇之恩呀？」

看看這封信，自己基本沒錯，然後沒事就拿老爸的威望綁架他人。敢問各位：如果是您，您會作何感想？又會有什麼樣的回覆呢？

樂毅的回覆是：
「我庸碌無能，不能遵行先王教誨去調和與朝中同事的關係，我怕若是遭殺身之禍，既損傷先王用人的英明，又使大王蒙受不義的名聲，所以才逃到趙國。大王如今派使者列舉我的罪過，我擔心大王不能明察先王任用我的理由，以及我事奉先王的心志，所以回信告訴您。
我聽說賢惠聖明的君主，不把爵祿送給自己親近之人，而是賜給有功之人；官職也不隨便授給自己喜愛之人，而是給稱職之人。先王正是賢惠聖明的君主，所以吸引我為之效力。而先王也極為厚待我，並聽取我的建議，最終聯合各國破齊成功，滿足先王復仇的心願。我因沒有辜負使命，所以獲得先王封賞的土地，使我的地位能夠比得上小國的諸侯。
我聽說，善於開創的不一定善於完成，有好的開端未必有好的結局。
就像昔日伍子胥投奔吳國並被吳王闔閭重用，所以最終吳國攻破楚國首都；但後繼的吳王夫差卻對伍子胥的意見不以為然，甚至最後賜死伍子胥。可嘆的是，吳王夫差不明白賢人的主張對吳國的重要性，而伍子胥也未能及早預見自己和君主的見識不同。
免遭殺戮，保全功名，以此彰明先王的業績，這是我的上策。讓先王名聲被毀壞，則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另外從從道義上講，慫恿趙國去圖謀燕國，是我所不能做的。
我聽說，古代的君子在交情斷絕時也不說對方的壞話；忠臣離開本國時，也不為自己的名節辯白。我雖不才，也曾多次接受有德之人的教誨，我擔心大王聽信左右的話，而不體察我這個被疏遠人的行為。所以才斗膽以書信作答，只請大王您三思。」

雖然讀文言文是頗為痛苦的事，但老ㄕ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去看樂毅答覆燕惠王的書信原文，因為我發現樂毅的用字遣詞不但流暢易懂，排比及類疊筆法更是使用的華麗又具有內涵。如果樂毅不是請人代筆，而是親自寫成，那這個人當真是文武雙全的強大通才。
但真正讓我震撼的，是樂毅的回覆方式。從表面上來看，樂毅的回覆極為恭謙有禮，不過這當中的立場卻非常強悍又有彈性。我用自己的理解為各位解讀一下信件內容。
首先，樂毅一開始先說自己是為了保全性命並顧及兩代燕王的面子，姿態擺得很低並釋出自己的善意。
接下來樂毅開始稱讚前任的燕昭王，我想樂毅是在告訴燕惠王：「你不是說我對不起你老爸嗎？看看你老爸是如何對我？又是多麼有能力？你這小渾蛋有繼承到你老爸的氣魄才能嗎？你好意思在我面前提你老爸？」
後來樂毅引用了伍子胥的故事，這表達的內涵可深了。其一，表達自己是像伍子胥一樣能強國興邦的人才；其二，表達伍子胥與自己的成功，都是有賴於君王的信任及支持(我猜寫到此處，樂毅應該非常懷念曾經合作無間的燕昭王呀)；其三，表達伍子胥跟自己都遇到理念不合的新王，只是我樂毅並非伍子胥，不會傻傻地為你這渾小子犧牲自己性命！
最後，樂毅直接說穿了燕惠王的來信重點，強調自己感念先王，所以絕對不會攻打燕國。但燕惠王的種種行為，樂毅是絕不想與之共事，不過「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自己已經很講情分，以後相敬如賓便是，可別把自己逼急了，到時可就一拍兩散呀！

收到回信的燕惠王，後來把樂毅留在燕國的兒子─樂間，封為昌國君。樂毅則在之後的日子，負責燕趙兩國的聯繫工作，因此在兩國都獲得頗高的地位，最後樂毅在趙國去世。

老ㄕ一己之見

還記得我前面提到，樂毅的祖先─樂羊，給他的後代帶來兩個啟發嗎？我覺得扣除軍事學問，樂毅從祖先身上得出一個結論：凡事留有餘地。
誠然，自己的祖先在斷絕後路、不計代價後，獲得了成功，但代價卻是：家人慘死，自己也不被眾人接納。與此相對，樂毅雖然當機立斷，但他總會在原先的單位中留有空間；所以燕國待不下去他還能去趙國，所以燕國雞掰的質問時，他以謙和又不失立場的態度答覆，卻表明裡子，又給對方面子，最終使留在燕國的家人也享受殊榮，自己也安然無事。
至於樂毅能夠留有餘地的關鍵，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利益共享」。那怕是自己面對曾臨時跳槽的老東家─魏國，在樂毅提出伐齊分地的建議時，完全不計較曾經的不辭而別；對於有宿怨的新任燕王，樂毅則提出燕趙聯合的外交戰略，使燕國面對西邊強鄰可以高枕無憂之際，和緩與燕惠王的私人關係。

這就是樂毅，全方面的通才，戰國史上絕對耀眼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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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大家以後別叫我阿亮了，明天我就要受冠禮(古代成年禮)，到時就有『字』了。」
「哼！難怪你今天特別跩。你有先知道自己的『字』了嗎？」

那個被稱作阿亮的少年故作輕鬆的看著友人，然後說：「你們以後，要叫我孔明了。」

附圖：三國志14中的樂毅能力圖，完全是當之無愧的頂級強者

一個酷愛歷史的UP主以獨特視角帶大家讀歷史，看奇聞。創作不易，感謝每一位朋友的支持，不要忘記點訂閱和小鈴鐺哦

向27部隊的每位勇者致意

1947年2月27日晚間台北市發生緝菸血案，隔日2月28日駐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布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3月2日，台中地區民眾收到楊逵和鍾逸人廣泛印製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的傳單，於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共同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中強烈抨擊國民黨暴政。參加群眾決定遊行示威，利用消防車鳴響警笛呼籲市民響應起義。3月3日，謝雪紅在台中市參議會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組織「人民大隊」，簡稱「民軍」。霧社地區一百多名原住民泰雅族人下山參與台中作戰本部。民軍的隊伍計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東勢隊、埔里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獨立治安隊等等[7]。3月3日上午八時許，國軍於教化會館（空軍後勤部供應分站）出動武裝卡車在台中市區分途進行沿路掃射，採取兩面包抄，與民軍展開激烈槍戰，雙方皆有死傷。當日下午，各地民軍自電台廣播中獲悉消息，紛紛趕赴台中並支援作戰，與台灣中部地區多處國軍的軍事據點進行交戰，自下午四時激戰至晚上，夜雨中，槍砲聲震動全台中市，國軍部隊陷入重重包圍，試圖突圍失敗，國軍部隊於當日晚間十時許繳械投降。至3月4日，民軍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軍械庫六處、台中廣播電臺、台中電信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機構。3月4日上午10時，台中水湳「空軍三廠」（第三飛機製造廠）少將廠長雲鐸與民軍談和並交出武器，此時台中市區以及近郊悉數為民軍控制。3月5日上午，虎尾、嘉義、高雄、台北各地的民軍都向台中作戰本部求援，作戰本部乃將彈藥交付支援作戰。3月5日下午，謝雪紅另組「特別志願隊」支援虎尾機場的戰鬥。3月6日，作戰本部將在地八部隊，及四百餘名青年、學生，與二戰後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組為「二七部隊」，由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


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烏牛欄吊橋明信片，此處即為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戰場，圖中可見烏牛欄吊橋上面有汽車在行駛。

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中，二七部隊警備隊與國軍廿一師交戰戰場現在的模樣。
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包含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與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林大宜從農村招募當過日軍的農民、延平學院學生、吳振武的民主保衛隊離隊隊員，以及包含霧社地區泰雅族原住民青年的陳明忠的突襲隊等等。職務分配以鍾逸人為隊長、古瑞雲為副官、蔡鐵城為宣傳部長、黃信卿為參謀長、石朝耀為聯絡官、何集淮負責祕書處、吳崇雄為救護軍醫。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隊的埔里隊成功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份子四十多名，並將之拘禁於台中監獄。3月7日，二七部隊正式成軍，並駐紮於台中「干城營區」、進駐干城營房，同時修理戰車、高射砲、機關砲、迫擊砲，並整修機場。3月8日，二七部隊馳援嘉義的戰鬥。3月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大批增援部隊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實力有限，以及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正面的戰鬥因而波及台中市民，於是部隊轉往南投埔里，並改稱「台灣民主聯軍」。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七部隊除攻佔台中各政府機關之外，亦武裝支援嘉義、南投民眾反抗國軍的戰鬥。

二七部隊因得知國軍二十一師於3月12日已進逼台中。而當時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軍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於台中市區戰鬥而波及市民，毅然決定於3月12日下午三時起撤出台中，並將部隊，以及武器、彈藥、糧食、車輛等物資暫時集結於埔里國民學校，台中至埔里間卡車來往不絕，沿途民眾紛紛向民軍戰士致意。3月13日上午，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派出宣傳隊，分乘兩輛卡車到埔里鎮內各地進行宣傳；宣傳部長蔡鐵城（《和平日報》台中總社採訪主任）於車上演講，說明該部隊遷入埔里的任務，並號召埔里鎮民同心協力抵抗國軍21師。3月13日中午，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本部進駐埔里武德殿（現埔里鎮公所位置）。3月13日下午三時許，國軍21師先遣部隊開抵台中，並侵占民間店鋪與住宅以為營舍。3月14日，國軍21師146旅436團之一部（兵力800人）進駐草屯，並繼續前進至水里龜子頭地方，企圖向埔里推進，二七部隊分隊於下午五時獲悉後在中途截擊，迫使國軍退回草屯。3月15日，另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營）由二水經集集前進至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並佔領日月潭與門牌潭兩發電廠。又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連）試圖經由魚池地方包圍埔里。國軍分路夾擊二七部隊，並縮小包圍圈，此時埔里對外通道均為國軍封鎖。當時身為台中農學院學生的突襲隊隊長陳明忠於晚上十時率部夜襲，兵分三路，包圍魚池警察所，16日凌晨二時，與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第4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潰退水裡坑。3月16日，增援國軍進攻埔里，警備隊指揮官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西南邊600公尺處的南、北兩側小山巒迎戰，乘地利之便，由上午十一時激戰至黃昏，戰場上槍聲與爆炸聲持續不斷，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傷亡逾200人，此役重創國軍，史稱「烏牛欄之役」。不久後因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又兩軍兵力火力差距過大、腹背受敵，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遂行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