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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報導】聲優茅野愛衣，終於遭到《#碧藍航線》肅清了…看來以後愛衣是真的難以出現在中國手遊上了

繼《#明日方舟》其角色「白金」的聲優茅野愛衣遭從CV名單剃除後，今日根據網友回報，於陸服版本的《碧藍航線》愛宕、加賀、齊柏林伯爵、小齊柏林、聲望、小聲望全面下架聲優茅野愛衣的語音了，台、日、國際服尚未受到影響，還有玩的玩家可以密切留意。

以下是 #已發生的撤換名單
《陰陽師》小松丸
《崩壞學園2》蓬萊寺九霄
《明日方舟》白金
《永遠的七日之都》朝奈
《碧藍航線》愛宕、加賀、齊柏林伯爵、小齊柏林、聲望、小聲望
　
#尚未發生可能未來會發生的
《少女前線》KAR98K
《戰艦少女》維內托、白雪、曙光女神
《戰雙帕彌什》麗芙
《雙生視界》格蘭妮·德拉薩爾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3月

目錄

序言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四、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五、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六、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序言

“我無法呼吸！”

——喬治·弗洛伊德

美國國會大廈暴力事件亂象是政治高層散布重重謊言、蔑視民主、煽動仇恨和分裂導致的惡果。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戰勝疫情需要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團結合作。但一向自認例外和優越的美國，不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與之相伴的還有政治失序、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留下了“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侵犯人權的新紀錄。

——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導致失控，釀成人間悲劇。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2月底，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超過50萬美國民眾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民主制度失序引發政治亂象，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金錢政治扭曲壓制民意，選舉成為富人階層“獨角戲”，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政治極化日益嚴重，仇恨政治演變為全國性瘟疫，選後暴亂導致國會淪陷。

——少數族裔遭受系統性種族歧視，處境艱難。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的目標。

——槍支交易和槍擊事件創歷史新高，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在疫情失控、種族抗議和選舉沖突交織影響下，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美國社會怒火。50個州爆發廣泛持續的種族抗議浪潮，政府武力鎮壓示威民眾，1萬多人被逮捕，大批新聞記者頻遭無端攻擊和拘捕。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導致大規模失業潮，數千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六分之一美國人、四分之一美國兒童面臨饑餓威脅。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消極應對疫情的最大犧牲品。

面對如此糟糕的嚴重人權問題，美國政府不僅缺乏應有的反思，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虛偽性。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希望美方能夠懷謙卑之心、憫國人疾苦，放下虛偽、霸道、大棒和雙重標準，與國際社會相向而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應對疫情不力造成慘重後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800萬例，死亡病例總數超過50萬例。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20日報道，僅加利福尼亞州就已經報告了184.5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2599例死亡病例，相當於每10萬人中就有4669人確診、57人死亡，這還不包括許多未得到診斷的輕癥或無癥狀感染病例。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事情本不必如此。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領導人無視科學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風險。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20年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時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時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紮等衛生官員和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的危險。但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專註於控制信息傳播，甚至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肺炎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指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寧肯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相信科學，錯失時機，斷送了大量無辜的生命。

政府選擇不作為導致疫情失控。在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過30萬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教授戴維·哈耶斯-鮑提斯塔指出，美國其實不應死那麽多人，是政府選擇了不作為導致悲劇的發生。哥倫比亞大學疾病研究人員通過模型分析顯示，如果美國政府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夠提前兩星期，那麽約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5月17日罕有地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總是“著迷於”找到快速結束疫情的方式——疫苗、新藥，甚至指望病毒會就這麽消失了，但事實是只有依賴病毒檢測、感染追蹤及隔離等基本的公共衛生準則，才可能終結疫情。即便疫情已經在美國大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升至全球第一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出於政治私利，依然急於重啟經濟。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8月11日評論稱，一些州在4、5月份就忙於重啟，使得病毒傳播的重災區從最初的紐約地區向南部、西部擴散，並最終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盡管許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感染病毒，但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和一些州政府官員卻長期拒絕實施強制口罩令。

疫情防控指揮混亂使得民眾無所適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5月9日的評論指出，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混亂不堪，缺乏全國性的指導方針和組織領導，各州只能自行其是，甚至不得不相互競價爭搶醫療物資。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與公共衛生機構、醫學專家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信息相互抵牾、反復無常。專家們呼籲聯邦政府統籌全國病毒檢測和醫療物資供應，領導人卻讓各地政府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剛剛公布分階段重啟計劃，領導人卻接著呼籲各州加快重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強烈建議公眾佩戴口罩，領導人卻長達幾個月堅決拒絕佩戴口罩；更為荒誕的是，領導人竟提出讓民眾註射消毒劑治療新冠肺炎。

任性自負推卸責任。盡管在疫情應對中昏招叠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卻拒絕承認有任何失誤，反而用各種說辭自我美化、推脫責任，罔顧事實將美國確診病例全球居首歸因於做了更多的核酸檢測，聲稱自己對病毒檢測系統的混亂低效和死亡率的不斷攀升“沒有任何責任”。而白宮顧問、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指出，數據不會說謊，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老年人群體，在混亂不堪的疫情防控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面臨著生命貶值、尊嚴貶損。2020年3月23日和4月20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裏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寧願死也不願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聖叠戈工會論壇報》網站2020年8月18日報道，根據新冠肺炎病毒追蹤項目公布的數據，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華盛頓郵報》2020年5月9日的評論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研究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紐約州的基尼系數最高，同時其死亡人數也最高。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3月21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而低收入從業群體大多無法居家辦公且不享有帶薪病假，不得不為了維持生活使自己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8日報道，公共衛生官員指出，洛杉磯縣低收入社區居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是其鄰近富裕社區的3倍。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最嚴重的打擊，更容易感染病毒，死亡率更高，而一個混亂的、註重企業利潤的政府應對措施未能充分顧及他們的利益。

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維艱。非營利組織“公平健康”2020年11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14日報道，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使得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暴漲45%。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因人員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20年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

監獄疫情暴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美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12月19日報道，美國至少已有27.5萬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1700多名感染者死亡，監獄系統的感染率大大高於周邊社區。根據美聯社和非營利新聞組織“馬歇爾項目”共同收集的數據，在州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中，每5名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普通人感染率的4倍多；其中24個州監獄的感染率更高，堪薩斯州一半囚犯感染，是該州總人口感染率的8倍；阿肯色州每7名囚犯中就有4人感染。

疫情失控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對美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病毒本身，人們感到壓力重重、孤立無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出現心理健康問題，3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患有焦慮或抑郁癥，而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與此同時，13%的成年受訪者表示開始或增加使用藥物，11%的成年受訪者認真考慮過自殺。2020年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美國自殺救助熱線電話接聽數量上升了47%，某些危機幹預熱線電話接聽數量暴漲300%。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美國自詡為民主制度的“樣板”，動輒打著所謂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對許多國家指手畫腳、肆意打壓。然而，金錢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縱與謊言泛濫，美式民主不僅難以彌合日益極化的政治分歧，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導致美國民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名無實。

金錢支配下的政治選舉實質上成為“錢決”。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的金錢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費超過70億美元。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020年11月1日報道，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排在前10位的捐款者捐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大量秘密資金和“黑錢”充斥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分析，匿名捐款的“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創了新的紀錄，共為2020年的選舉投入7.5億多美元。

民眾對選舉的信任陷入危機。蓋洛普公司網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華爾街日報》網站2020年11月9日評論稱，在2020年的選舉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

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逐漸從政策之爭變為身份之爭，政治部落屬性日趨明顯，兩黨在諸多重大公共事項上僵持不下、無所作為，使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的泥淖。政客自甘墮落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攻訐纏鬥成為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各種醜陋攻擊和低俗抹黑競相上演。支持不同黨派的選民在極端政客的挑唆煽動之下勢不兩立，情緒日趨狂熱、溝通愈發艱難，仇恨政治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成為社會持續動蕩撕裂的根源。皮尤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分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在經濟、種族、氣候變化、執法、國際參與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日益鮮明。2020年的總統選舉使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進一步深化。選舉前一個月，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有約80%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與另一方的分歧不僅在於政治和政策上的不同，更在於核心價值觀上的對立，約90%的選民擔心對方的勝選會對美國造成“持久傷害”。

權力制衡異化為否決政治。兩黨分裂強化了美國體制中固有的否決現象，權力分割和權力制衡變異為相互否決。兩黨惡鬥不止，使國會陷入癱瘓，決策陷入僵局。在疫情暴發失控的危機局面下，兩黨不僅在諸多議題上一再纏鬥，還把應對疫情沖擊的第二輪紓困法案當作競選工具，為了撈取選票拉鋸扯皮拒不妥協，導致數百萬底層民眾生計艱難。否決政治造成國會和行政系統、聯邦和州的尖銳對立。疫情期間，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矛盾不斷，聯邦政府與民主黨執政的“藍州”沖突頻發，不僅同各州搶奪抗疫物資，還屢屢和“藍州”執行截然相反的疫情應對政策，導致民眾無所適從。馬薩諸塞州緊急購買的300萬個N95口罩在運抵紐約港後竟被聯邦政府攔截。

選後暴亂凸顯美式民主危機。選舉沒有解決美國政治分歧，反而使對立白熱化。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11月4日指出，無論誰贏得選舉，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憤怒和仇恨將成為政治遺產。敗選的共和黨陣營指控大選存在多項欺詐，不接受總統選舉結果，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等提出訴訟，並對當地選舉官員施壓和恐嚇，要求重新計票以推翻選舉結果。特朗普一再堅稱絕不接受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抗議國會確認選舉結果，選舉爭議最終演變為暴亂。

2021年1月6日，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上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拯救美國”示威集會，大批示威者隨後越過警衛線翻墻闖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沖突。警察發射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國會議員們戴著防護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領會場後肆意妄為。事件造成數人死亡，導致正在認證選舉結果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被迫中斷，華盛頓特區相繼進入宵禁和緊急狀態。美國國會警察局局長史蒂文·桑德2021年1月7日稱，成千上萬參與暴力騷亂的人用金屬管、化學刺激物和其他武器襲擊警察，華盛頓特區和國會大廈共有50多名警察受傷。警察總計逮捕了100多人。2021年1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表聲明稱，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領導人持續、蓄意歪曲事實以及煽動暴力和仇恨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華盛頓上演的政治亂象令世界震驚。美國媒體稱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第一次“在華盛頓權力走廊內演變成一場實體對抗”，“暴力、混亂和破壞動搖了美國民主的核心”，是“對美國民主燈塔形象的一記重擊”。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國社會不同陣營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國陷入新的政治危機。《外交政策》評論稱，美國已經變成了美國領導人經常譴責的樣子：無法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壞。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一現狀無奈地表示：“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是數百萬美國人悲劇性的、痛苦的、憤怒的‘常態’。”2020年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連發兩條媒體聲明，強調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不僅凸顯了美國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問題，也凸顯了美國在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問題。如果美國想要結束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悲慘歷史，就必須予以傾聽和解決。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次會議召開種族主義問題緊急辯論，這是人權理事會歷史上首次就美國人權問題召開緊急會議。11月9日，美國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因種族歧視問題遭致國際社會嚴厲批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等機構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令人震驚，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標語、口號，宣揚白人至上，煽動種族歧視和仇恨；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語言，試圖將種族、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邊緣化，等同於煽動和助長暴力、不容忍和偏執。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認為，對於非洲裔美國人來說，美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無法解決種族不公與歧視。

印第安人權利遭受侵犯。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系統性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行，美國印第安人今天仍然過著二等公民般的生活，權利飽受踐踏。美國許多低收入社區中的印第安人等土著人遭受核廢料等有毒環境影響，罹患癌癥、心臟病的比率非常高。很多土著人生活在危險廢物處置場附近，出生缺陷率畸高。2020年8月5日，聯合國危險物質及廢料的無害環境管理和處置對人權的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36/15號決議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土著人面臨采掘業、農業和制造業釋放或產生的有毒汙染物，包括遭受核廢料放射性影響，並且采礦廢物造成的土壤和鉛塵汙染對其健康造成的影響遠超其他群體。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聯大74/145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未經土著群體同意，或違反其傳統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將印第安“立巖”蘇族部落等的土地開放接受投資。聯合國適當生活水準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少數群體和土著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最具破壞性，美國土著人的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死亡率也遠超白人。

對亞裔群體的欺淩加劇。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6日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全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9月17日報道，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在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種族主義言論的推波助瀾下，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後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於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仇恨犯罪居高不下凸顯種族關系惡化。聯邦調查局202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9年執法部門報告的8302起單一偏見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種族族裔身份，其中高達48.4%是針對非洲裔，15.8%是針對白人，14.1%是針對拉美裔，4.3%是針對亞裔。在種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達2391人。《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余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頻發。2020年3月13日，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25日，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3日，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警察共槍殺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沒有殺人。非洲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被警察槍殺人數的28%，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2013年至2020年，約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有色人種受疫情危害更大。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20年5月15日報道稱，“沒有什麽比這場疫情下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7月10日報道，洛杉磯公共衛生總監芭芭拉·費雷爾指出，病毒對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造成的嚴重影響，根源在於“種族主義和歧視對獲得健康所需資源和機會的影響”。《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10月22日評論指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有色人種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4月28日評論稱，“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4月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飆升至16.7%和18.9%，創歷史最高紀錄。《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20年7月20日報道，工會領導者呼籲美國勞工在20多個城市罷工，以抗議在疫情期間加劇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

執法司法領域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信使》雜誌網2020年12月17日報道，在路易斯維爾市，盡管非洲裔美國人僅占當地駕齡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發現違禁品的比率遠低於白人，但警察對於非洲裔的搜查卻占搜查總次數的57%，近3年內被逮捕者中有43.5%是非洲裔。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6月1日報道，盡管非洲裔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監獄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美國全國州議會會議網站2020年7月15日發布的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艾奧瓦公共廣播新聞網2020年12月18日報道，在艾奧瓦州的監獄中，非洲裔的監禁率是白人的11倍。即使犯同一罪行，非洲裔也更可能被判更長的刑期。《洛杉磯時報》2020年9月15日報道，美國聯邦司法系統死刑適用中也存在著種族偏見，殺害非洲裔比殺害白人面臨死刑的可能性更低。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重罰有色人種犯罪嫌疑人的傾向更為明顯。《戴維斯先鋒報》網站2020年12月4日報道，自1976年以來，有色人種在美國的死刑執行中占比高達43%，目前等待執行的被告人中55%是有色人種。《邁阿密先驅報》網站2020年12月18日發表評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由妳的錢包和膚色來決定的。”

自治共同體@香港革新論

//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香港革新論文章】
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 鄺健銘(《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 何俊霆(《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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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1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香港「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歷史政治及憲制法律基礎】

學者Jorge M. Valedez在《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一文中所提出的「自治共同體」概念（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是我們討論香港「本土主義」思潮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所謂「自治共同體」，指一個能夠制定和實施決策的群體，而這些決策對其成員的「福祉發展」（Flourishing）至關重要4。一方面，「自治共同體」有著「實際的重要性」（Practical importance）—為了滿足生活所需，人類無可避免地要依存於某種集體制度，以進行經濟規劃與資源分配，在這個背境之下「自治共同體」便提供了穩定的社會、文化與法律框架，讓不同的政治經濟活動成為可能5，同時幾乎所有對個體至關重要的權利、自由、基本褔利，以至諸如社會公義等政治信念的實踐與保障，亦需要放在某種政治框架下運作；另一方面，這些政治框架如要獲得合法性，就必須建基於某種自治機制，以確保管治一方會向政治社群的成員「問責」（Accountable），這個政治過程自然離不開建構一個有效的「自治共同體」。在這個背景下，政治社群的自治，就是成員們作出集體決策及互相協作的過程7—換句話說，很多港人關心的「民主」的首要前提，是先劃清邊界、確立以「民」作為「主」的共同體；分配權力前，亦需要一個有特定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背景的群體作為主體，方能制定按這社群獨特需要、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道德標準。Jorge M. Valedez更強調，「自治共同體」並非單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像美國印第安保留區（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墨西哥恰帕斯州馬雅人社區（Maya communities in Chiapas）以及伊朗庫爾德人區（Kurdish political community in Iraq）等自治政體，也是「自治共同體」的例子。

根據Jorge M. Valedez的理論，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地位，可以說是無可爭議—港英時代，基於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已經在1980年代明確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確立，並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我城的憲制基礎。

從「歷史政治」（Historical-political）的角度看，香港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在港英時代經過長時間演變的結果。在大英帝國的體系下，殖民地政府並非單向地聽命於倫敦的代理人，因為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管治文化，是強調當地政府必須慎重照顧殖民地的本土情況，不能為了貫徹倫敦指令犧牲殖民地，以免影響整個大英帝國的長遠穩定性；而實踐上倫敦一般亦不大關注殖民地的日常事務，也欠缺對殖民地實際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建立了信任當地官員判斷（To trust the men on the spot）的「在地管治」傳統8。基於大英帝國的「在地管治」傳統，香港在殖民地時期一直保持頗高的自主性。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中更加指出，二戰後香港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包括在1958年起可自行制定週年預算案無需再由倫敦審批、1967年起取得權力自行設定港元匯率、1968年起取得自主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的權力、1972年起可完全自主管理外匯儲備等等。到了1970年代，倫敦已完全放手讓港英政府自行處理香港事務，香港因而建立了相當全面的政治及經濟自治權9。正是這種「在地管治」的傳統，加上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逐漸實施的港陸邊境控制10，令香港在英國人撤出之前，已經建立了「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從「法律憲制」（Legal-constitutional）的角度看，香港上述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更加在過渡時期由《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Codified），並且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其自治地位、獨立的公共財政、獨立的貨幣制度、獨立的關稅區、獨立的居民身分和入境管制權力、獨立處理對外事務權力，以及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全部透過憲制安排確立下來（附表）。至此，香港按港英「在地管治」傳統逐步建立起的「自治共同體」地位，已經正式成為香港憲制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香港至今尚未建立民主普選制度，無疑令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欠缺了最後一塊拼圖，未能真正形成在政治上反映港人意志的集體機制。儘管如此，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仍然是無可爭議。

附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的憲制保障
《中英聯合聲明》條文 《基本法》條文
香港的自治地位 附件一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附件一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 第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關規定組成。
第1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的獨立公共財政制度 附件一第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財政事務，包括支配財政資源，編製財政預算和決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預決算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
附件一第7條：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第10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第10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
第11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香港的獨立關稅區 附件一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取得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權根據當時的產地規則，對在當地製造的產品簽發產地來源證。 第11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和以前取得仍繼續有效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
香港的獨立貨幣制度 附件一第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並保障金融企業的經營自由以及資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流動和進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由。
附件一第7條：港元作為當地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自由兌換。港幣發行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是健全的以及有關發行的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情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香港貨幣。 第1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並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
第111條：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港幣的發行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港幣的發行須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港幣的發行制度和準備金制度，由法律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健全和發行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條件下，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
香港獨立的居民身分和入境管制權力 附件一第14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並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的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旅行證件。
附件一第14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第154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旅行證件。上述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
第154條：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第155條：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各國或各地區締結互免簽證協議。
香港獨立處理對外事務權力 附件一第11條：在外交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則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在經濟、貿易、 第15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
第15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
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並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對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 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第152條：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參加而香港也以某種形式參加了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採取必要措施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而香港已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需要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參加這些組織。
第15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香港政府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 附件一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在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貿易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經濟和貿易政策。
附件一第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及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承認學歷及技術資格等政策。 第11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
第13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第13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
第13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科學技術政策，以法律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專利和發明創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確定適用於香港的各類科學、技術標準和規格。
第14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以法律保護作者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所獲得的成果和合法權益。
第14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
第1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體育政策。
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第14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勞工的法律和政策。

總括而言，本文用上相當篇幅論證香港的「自治共同體」地位，目的是要指出「左翼論者」的基本盲點，在於忽略了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 因為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應是討論香港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邊界控制」】

「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個常見批評，是指任何對外來人所施加的限制（不論限制的對象是新移民、自由行旅客或走私客等等），都是「鼓吹歧視」（左翼21）11和「排斥外來人士」（林兆彬語）12，甚至將「本土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和「惡魔」（區龍宇語）13等相提並論。

我們認為「左翼論者」的基本盲點，在於忽略了「邊界控制」（Control of boundary）乃「自治共同體」有效運作的基礎。

事實上，近年引發港陸矛盾的政策議題，不論是新移民福利、自由行、走私客、雙非孕婦及雙非兒童等等，乃至一些所謂「本土優先」的政策例如限奶令，本質上都關乎「邊界控制」的問題，包括應否實施或加強某種「邊界控制」（包括、但不限於人及貨物）。從這個角度看，港陸矛盾的核心問題，在於「我們基於什麼原因證成群體對邊界的控制」。關於這點，「自治共同體」理論是整個討論的出發點。承接上述討論，學者Jorge M. Valedez定義的「自治共同體」，是一個能夠制定和實施決策的群體，包括經濟規劃與社會資源分配等決策的政治群體。然而，要履行上述功能與實踐自治，「自治共同體」就必須對其邊界有著實質的控制權—因為從「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的角度看，若然一個「自治共同體」沒法對人口或貨物流動進行準確的預測，它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長期規劃，而快速及不受控制的人口流動，只會令所有政策規劃淪為空談14。看看香港在實施「自由行」和「一簽多行」後，數以千萬計的大陸旅客來港購物，將香港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公共運輸系統遠超負荷，正正說明「邊界控制」是一個「自治共同體」得以有效運行的核心基礎。

讀者或許會質疑，我們為出入境人數定下限額（一如單程證的每日150人限額），是否就代表，缺乏有效「邊界控制」所帶來的問題會迎刃而解？事實上，「邊界控制」除了是關乎「外來人口數量」的實務問題，更加是「誰決定誰能加入群體成為成員」（Membership）的政治問題，而「社會互信」（Social trust）就是背後的關鍵。誠如David Miller所指出，「社會互信」對於一個有效運作的政治群體至關重要。政治群體所推行的社會政策，往往有賴於其成員的合作；而一定程度的互信，則是有效合作的基礎。由於履行政治群體的義務時，往往有著一定成本，因此人們在履行義務同時，必須相信群體內的其他成員亦會信守相應的義務，不然社會合作將無從說起。例如，若某群體需要通過稅項以進行財富再分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群體的其他成員在提供協助時，往往基於一個信念：日後當他們也需要尋求援助時，其他社會成員同樣會為他們提供「相互性援助」（Reciprocal support）15。即使每一個社群社會互信的來源基礎或有不同16；但幾近可以肯定的是，若然某社群無法為成員的加入設定某些條件限制，成員之間的信任將難以維繫，以致政策不但無法實施、就連社會公義、財富再分配等偉大理想，也將難以實踐。當下香港社會，其實特別需要這種「社會互信」，原因是很多人擔心香港社會已因各種議題紛爭變得「撕裂」。

2013年的綜援撤限案就是明顯例子。事實上，不少港人並非反對為窮人提供援助，但是在現行制度下，單程證的受理、審批及簽發均由中國大陸的公安機關按大陸法律、政策及行政法規所進行，香港人在整個過程中完全無權過問。換言之，大陸新移民的加入，沒有經過任何程序取得港人的認可。反對綜援撤限者的邏輯，就是大陸新移民既然從未被港人認可為香港一分子，就不應享用屬於香港的資源。即使「新移民騙綜援」等指控未必合理，但這爭議卻正正凸顯出「社會互信」喪失的後果，以及「社會互信」對於政策順利執行的重要性。可惜，「左翼論者」在討論移民、貧窮、社會褔利、財富再分配等問題時，卻忘記上述議題需要放在香港的實際背景進行討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建基於「邊界控制」這個核心問題。

【人權自由的行使並非毫無限制，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不是二元對立】

「左翼論者」不但未有意識到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必須實施某種的「邊界控制」的核心議題，他們甚至會高舉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並將之凌駕於「本土利益」，對種種實施「邊界控制」的意見加以攻擊。其中，港陸家庭團聚是「左翼論者」特別重視的一個議題，他們往往以「家庭團聚是國際基本人權」為道德基礎，嘗試論證大陸人來港的移民權17。

本文認為「左翼論者」的盲點，在於不恰當地把「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行使看成毫無限制，並將所有對行使這些權利的限制，都看成是不公義。這種認為人權自由不容受到任何限制的想法，恐怕也是一種對權利的誤解。

「人權」、「自由」無疑至關重要，但權利的行使，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家也非無所限制。事實上，絕大部份人權也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絕對」（Absolute）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程度的問題」（A matter of degree）18。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是保障人們能行使「足夠」（Sufficient）程度的自由、並免於不合理限制19；假如某一種自由的行使，會與其他自由或「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相左，某些對自由行使的限制也並非不合理20。例如，我們普遍接受私有產權與私穩對人們至關重要，所以我們不能未經業主的許可便移動到私人地方。這些規定無疑變相限制了他人行動自由的行使（可供自由行動的範圍減少），但我們不會簡單認為行動自由因此受到侵犯21。

同樣地，正如前述，一個「自治共同體」對邊界的控制權，對推行公共政策至關重要，因此假如該「自治共同體」在入出境上附加某種限制以保障其成員的福祉，只要理據合理充份，也不一定是有違人權。如此看來，所謂的「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並非不能調和；同時，他們對人類福祉亦各自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思考政策時，問題的核心並非「本土利益與普世原則誰比誰優先」，而是「有否對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同時給予合理且充份的考慮」。本土未必永遠優先，普世也不一定具凌駕性22。

【「世界主義」思潮值得商榷，思考「同等道德關注原則」】

至於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種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也不無商榷餘地，應該加以避免。跟自由主義一樣，世界主義以平等作為出發點，立場上卻比某些自由主義更進一步。世界主義者認為，基於「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每個人尋求「福祉發展」（Flourishing）的利益，亦應被給予同等重視。同時，生為不同國家的國民卻往往代表著不同的發展機會，他們遂認為世上所有人均應當能夠隨意跨越國界以實踐個人發展及享用地球資源的平等權利。部份世界主義者甚至認為，國民身份以及其附帶權利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不平等待遇23。因此，他們支持一種開放邊界（Open border）政策，認為所有邊境限制都不該的。然而，這種想法在理論層面也許說得動聽，在實際運作方面卻面臨種種問題。為此，Jorge M. Valedez在其文章中，就從「自治共同體」的理論出發，指出「世界主義者」的三大盲點24：

一、Jorge M. Valedez指出，在思考「自治共同體」對外人的義務時，「共同體」對現有成員的「固有承諾」（Promises that they have made to their members）必須納入考慮。任何「自治共同體」都必定有一定的運作歷史背景，而該歷史往往包含過去各成員就社會貢獻和分配所作的集體決定，甚至為此而作出的個人犧牲，其他成員亦會因而作出種種合理期望，甚至以此為背景制定人生目標。因此，這些承諾的履行對所有成員的個人發展和福祉至關重要。正如前述，若然共同體無法為人口流動加諸某種限制，隨著「制度能力」與「社會互信」的喪失，它亦難以再履行對現有成員的「固有承諾」（例如提供社會福利援助），亦必將令整個「自治共同體」變得「無法持續」（Unsustainable）。

二、此外，Jorge M. Valedez更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即使我們認同「移民權」，不同的移民之間在道德上也應有優次之分。而最應該有優先權的，乃受政治迫害或無處容身而逃離家園的國際難民，因為他們的福祉，比所有其他國家地區的固定居民，更得不到應有的保障25。同時，亦因為世上每個共同體都必不能容納所有希望移居到該處的移民。因此，當我們為國際難民給予優先性時，邏輯上亦必預設了某種邊境控制的機制。

三、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反對「開放政策」與支持「邊境控制」，既不代表認為「本土利益凌駕一切」，也不代表我們能夠無視外人的合理利益。相反，正如Jorge M. Valedez指出，「自治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在於其「實務優先性」（Pragmatic priority）—若然自治不能確保，一切其他具道德意義的價值亦將無法實踐。同時，亦因為國界、國民身份及每國天然資源數量的「隨機性」（Arbitrariness），「同等道德關注原則」亦預示了共同體成員對外人的某種道德責任。例如，共同體有道德責任為缺乏天然資源的地區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我們需要對歷史上被不公平對待的社群提供某種補償；以及確保各共同體在國際合作中有公平的參與權等。

事實上，「同等道德關注原則」對香港的新移民討論亦有一定的啟示。現時，在香港有關討論往往只著眼於移居者及其在港親友的褔祉，卻忽略了移民對「目的地」（Destination）及「原來國家」（Country of origin）居民可能產生的各種「正面和負面」（Positive and negative）影響。基於「同等道德關注原則」，我們理應對所有人的重要利益有同等的關顧。換言之，在思考問題時我們應該「全面考慮所有受移民影響的人的福祉」，其中移民的利益固然重要，但「目的地」及「原來國家」居民的褔祉也應給予同等重視。因此，我們在討論香港移民政策時，不論是「新移民」還是「香港人」，忽略其中一者在道德上也是說不過去。

【本土主義不是排外而是排中，是香港人最後的吼聲】

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 26，「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27。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28，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1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引文為作者所譯，原文為“People of liberal disposition are left unsure how they should react to such events. They are likely to sympathize with the idea that separate nationalities should be able to govern themselves in the way that they prefer; but they are repulsed by the strident, sometimes almost racist, form that nationalism often takes in practice, and they will throw up their hands in despair when asked to re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arise when populations are intermingled, or when two nationalities make claim to the same territory ... Some of these problems may indeed prove to be insoluble; but in other cases careful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national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laims that it throws up, may help us to reach a defensible verdict.”。
2 為方便討論，這裡的「本土主義」泛指以保存香港現行政治社群為出發點的理論與說法。
3 本文所指的「左翼論者」，泛指「左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我們明白兩者的分別，惟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兩者對「本土主義」的批評整合，並一併回應。
4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6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8 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頁110；有關殖民地管治的更深入討論，見鄺健銘：《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9 同上，頁115-128。
10 Abanti Bhattacharya, Chinese Nationalism Contested: The Rise of Hong Kong Identity. Issues & Studies 41（2) (2005), p. 37-74.
11 李峻嶸：〈略談左翼在香港的困局和使命〉，《香港獨立媒體》，2015年4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777。
12 林兆彬：〈追求「港人優先」的同時，不能夠違反「普世價值」〉，《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565 。
13 區龍宇：〈愈反惡魔，自己愈變惡魔〉，《香港獨立媒體》，2015年3月12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666 。
14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15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0-93.
16 「社會互信」的基礎，可以源自某種共同的身份認同，也可以源自共享的歷史、文化甚至宗教信仰。個別社群的互信起源或有不同，難以一概而論，由於篇幅有限，我們無意在此深入討論。本文重點在於強調，某種加入資格的控制，對於互信的維持有著關鍵的重要性。
17 獨媒轉載：〈團結社會．團聚家庭　爭取審批權，還港公義自治〉，《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6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317 。
18 Mill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p. 205-206.
19 例如，我們要確保社會上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以使個體能夠過一個合理的生活。這個程度可能很高，但絕非無所限制。
20 這些原因，可以是其他個人權利與自由，也可以基於某些道德判斷。
21 作者認同「人權」、「自由」等價值無可取代。同時，作者亦絕非認為「人權」、「自由」可以隨意置換、為利益而犧牲。作者只是指出，即使我們認同天賦人權與自由，我們在行使這些自由時，也需要將其他合理因素，例如對其他人的權利、自由、福祉的影響納入考慮，並權衡兩者。至於哪些權利與哪些褔祉比較重要，則需要基於實際情況再作考慮，不能一概而論。
22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無意在此深入討論新移民、自由行、走私客等議題。相反，我們只期望提出「對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同時給予合理且充份的考慮」作為思考港陸矛盾為大原則。而取回邊境控制權，則是香港人能夠「以香港為出發點思考港陸關係」的重要一步。
23 Joseph H. Carens, Alien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Review of Politics 49:3 (1987), p. 252.
24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把這個觀點套用在香港，那些來到香港對尋求庇護的國際難民和酷刑聲請者，其實比那些港陸家庭團聚的人，應該有更強的道德基礎得到優先居留的權利，但相比之下他們卻得不到與大陸新移民同等的「道德關注」。
26 黃國鉅：〈從悲劇看香港的命運〉，《思想》第26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75。
27 其中，喬寶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8 黃國鉅：〈從悲劇看香港的命運〉，《思想》第26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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