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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Fight Club 鬥陣俱樂部》的20歲生日。20年後這部仰賴DVD成為邪典的電影還直挺挺地站在經典的殿堂，但DVD這個一度統治地球的媒介卻已經是迎向夕陽的牛仔，來日不多了......

#冷飯熱炒

#葉郎電影徵信社
【Fight Club: 立足原爆點回顧DVD生與死】

事隔近二十年，記性不好的影迷或許已經很難相信被X世代視作經典的David Fincher電影《Fight Club 鬥陣俱樂部》其實在1999年上映時是票房、評論兩失意的滑鐵盧之作。奇妙的是這部強力攻擊消費主義的「失敗」之作稍後藉以谷底翻身甚至直接躍昇邪典（Cult）的神奇道具，居然還是消費史上普及最快的電子娛樂消費產品——DVD。

二十年來DVD產業劇烈撼動電影這個產業，也強佔你我家中書櫃空間許多年，即使現時已經日薄西山也算是轟轟烈烈活過一場。是時候打破Rule No. 1，談談DVD大爆發的原爆點：《鬥陣俱樂部》。


▇ 都是廣告惹的禍

導演David Fincher本身也是另外一個日薄西山的消費產品——MTV音樂頻道——的「遺產」。憑藉快速、直接、精確控制的鏡頭語言，同輩音樂錄影帶導演中他是極少數進入殿堂得到廣泛、持續認同的作者。

當他看中作家Chuck Palahniuk這本同名小說《鬥陣俱樂部》來改編電影時，這本賣得普普通通的書大約只賣出了5000本左右。「誰不想看信用卡公司被炸掉！」David Fincher如此形容他對這個故事的狂熱。

但包含Rupert Murdoch在內的Fox高層對於David Fincher熱衷的社會議題不太有感，最後斷然決定在電影宣傳期把這些資訊都先隱藏起來，集中火力宣傳電影的暴力畫面和動作橋段。

歷史證明這個錯誤的宣傳策略最後讓他們徹底灰頭土臉。夏天還沒到就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錯愕的Fox即便把電影從暑假熱門檔期延後到十月上映，仍然抵擋不了美國輿論對於《鬥陣俱樂部》中暴力內容的強烈質疑。氣憤的電視名嘴Rosie O’Donell甚至不惜在節目中直接爆雷公佈結局，企圖摧毀觀眾樂趣以求徹底毀滅這部電影。

耗資6,300萬美元的《鬥陣俱樂部》在爭議聲中只賣得3,700萬的北美票房，在全球也只有差強人意的1億美元。雖不致血本無歸，但這個慘烈成績間接促使Rupert Murdoch幾個月後毅然開除帶領Fox創造好幾年空前榮景的執行長 Bill Mechanic。


▇ 所有權的消費革命

這時候我們故事的主角——DVD還不滿三歲。

少為人知的是，跟早年的VHS vs Betamax以及後來的Blu-ray vs HD-DVD一樣，DVD原來也有Sony和Warner為首的兩大陣營規格戰。不同的是這一回的規格戰在正式上市前就達成和解，預先替1996年上市後的成長之路掃除障礙。

但真正促使這片薄薄的光碟片化身成為好萊塢自動印鈔機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所有權」消費革命：

電影產業跟音樂產業有一個根本差異，音樂產業過去百年以來都以賣斷實體消費端產品給消費者做為最主要商業模式（直到近年），鼓勵消費者擁有音樂的「所有權」。

發明人愛迪生一開始對留聲機和電影放映機的設想都是成為仰賴消費者投幣使用的個人娛樂機器，不過留聲機跟唱片（其實是一種臘筒）很快就出現個人買家，進入競相購買「所有權」的消費時代。

電影產業在錄影帶時代雖然已有高單價、小規模的發行，但一直到DVD出現才真正有賣斷權利給消費者的規模化市場。一開始各家片商還處在觀望階段，不太相信自己說服（誘騙）得了影迷花大錢把很可能早就看過的電影收藏在自家的櫃子上。連原本在兩大DVD技術陣營中領軍也擁有最大片庫的Warner，頭幾年都只是把少量片庫拿出來發行DVD試試水溫。

1996年12月20日Warner在日本發行的歷史上第一批電影DVD：分別是《Point of No Return 雙面女蠍星》、《Blade Runner 銀翼殺手》、《Eraser 魔鬼毀滅者》和《The Fugitive 絕命追殺令》。DVD大爆發自是日引爆。


▇ 英雄出場神救援

兩年多後，《鬥陣俱樂部》在1999年11月11日發行了那張改變命運的DVD，幾個月後還發行了收藏版的DVD。根據2014年David Fincher自己在Comic-Con大會上的說法：「《鬥陣俱樂部》已經賣掉1,300萬張DVD。老早就回本了！」

因為DVD的實體店面銷售數據不如戲院票房這麼透明，各種銷售量統計的出入頗大。但數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鬥陣俱樂部》透過DVD真正贏回了觀眾的喜愛，不只成為這個載具上第一個Blockbuster賣座影片，更是史上第一個與戲院大銀幕無關、專屬DVD這個載具自己的文化現象。

《鬥陣俱樂部》這張DVD最終得以和電影裡那些消費文化要素（如星巴克、Ikea、DKNY）並列大眾文化的神明廳裡，因為你、我、他分別都乖乖地用Visa卡刷了一張DVD，虔誠供在發音困難的Ikea書櫃上、星巴克馬克杯旁。

另外一個被DVD即刻救援的，是已經在唱片市場崩解中被震得七暈八素的唱片行。尤其對Tower Records、HMV等大型連鎖通路來說，DVD這劑強心針至少讓他們多活了好幾年，因為DVD很快就取代百年歷史的唱片，成為家庭娛樂消費產品的龍頭。

三年後，才問世六年的DVD已經超越戲院放映，變成好萊塢片商最大宗的收入來源。後來的巔峰時期，DVD的收益甚至是戲院收益的兩倍多，也就是說當時許多電影的製作費用根本都是DVD買單的。

同樣也有百年歷史的戲院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一天，讓本來最隆重的「戲院上映」儀式淪為一種代價高昂、不求回本的「事件行銷」，以換得日後可以在DVD上貼上「全美賣座冠軍」的促銷貼紙。片商愛DVD多於戲院的理由之一是他們可以從一張DVD收到六到七成的收益，卻只能從一張電影票收到五成多一點的收益，而且這個比例還會隨著在戲院上映的週數增加而快速遞減。更別提DVD的產品生命週期長過戲院上映百倍以上。

在DVD的輝煌時期，一度戲院放映前播的不是電影預告，而是DVD發售的廣告。戲院跟電視對抗了數十年也都沒出現過在戲院播放電視節目廣告的局面，誰預料得到DVD才問世不到十年戲院就已經淪為替一張8.5GB容量的光碟片打工的淒涼情景。

不只有自己的廣告，這時候DVD有自己的行銷策略、自己的海報（以適應空間有限的大賣場貨架）。DVD甚至回頭影響電影企劃的開端和選角，並且左右續集的開拍與否。業界盛傳Warner就是看到《The Matrix駭客任務》的DVD銷售報表，才罕見地同意一口氣開拍兩部續集。


▇ DVD自己的小宇宙

DVD產業創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宇宙，給了像《鬥陣俱樂部》這樣的小眾電影或是票房失敗的電影第二次機會。類似的命運也發生在《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王牌冤家》、《Donnie Darko觸目驚魂28天》等電影上。

David Fincher當年堅持要替《鬥陣俱樂部》加上Edward Norton快速而且量大的碎碎念旁白，甚至開除掉企圖拿掉旁白的製片。電影在威尼斯影展首映時他就知道戲院的票房會完蛋了，因為成堆的義大利文字幕佔據了畫面的將近一半，沒有戲院觀眾會願意看這麼多字幕、消化這麼多資訊。

小眾、多元、更具包容性的DVD觀眾願意。事實上DVD的觀眾還享有特權可以看到那些戲院觀眾看不到的線索：比如慢速放映或是定格才找得到David Fincher在Brad Pitt角色正式登場前就不斷插入、在戲院根本就不可能看到的Brad Pitt畫格。

DVD也成為導演的第二次創作機會，讓他們有機會補正錯誤或是延伸創作。比方《鬥陣俱樂部》DVD播放前仿效FBI反盜版警語的畫面，其實是出自精心設計的一段Brad Pitt角色Tyler給觀眾的警語。

關於二次創作更極致的案例或許是2005年Ridley Scott的《Kingdom of Heaven 王者天下》。電影上映的版本是不忍卒睹的災難，但Ridley Scott爭取到了重新剪輯一個DVD專屬的Director’s Cut導演版的機會，透過DVD的發行得到了起死回生的好評。

Ridley Scott本人也貢獻了DVD產業最重要的商業模式之一：用英文來說叫做Milking擠奶，用中文來說就是一條牛扒好幾層皮。

二十年來他的邪典名作《銀翼殺手》（同時也是歷史上第一張DVD）發行過各種版本的DVD，其中2007年發行的五碟終極收藏版甚至包含了五個剪輯版本的電影正片：包含1982年美國戲院版、1982年國際戲院版、1989年出土的Workprint原始初剪版、1991年導演未認可（！）的導演版以及2007年導演認可的Final Cut終極版。收藏版、特別版、限量版、加長版、修復版、導演版、終極版、重生版…..等等眼花撩亂名詞背後，是殺到眼紅的片商想盡辦法在末日來臨（影迷的DVD櫃再也放不下）前搾乾你荷包的緊繃情緒。

各大片商甚至競相在市場上搶購原本剩餘價值不多的舊片版權，以便在神奇DVD市場上變現。2004年Sony領軍的金主耗資50億美元的豪賭，買下虧損連連的老片廠MGM，打的如意算盤就是把整家MGM的片庫放進DVD自動印鈔機裡提款。


▇ 迎向夕陽的牛仔

Sony的人算不如天算，結果影迷的櫃子真的滿了。

兩年後那種市場倍數成長的神奇魔法終於消退，2006年DVD市場最後一次正成長之後，就是漫長死亡的軟著陸。Sony領軍的MGM Holdings也不得不在2010年申請破產。

原先大家預期DVD會像錄影帶一樣死於下一世代的載具手上，比如Blu-ray藍光。

結果DVD大爆發的奇蹟沒有發生在藍光身上。對比賣出1,300萬張的《鬥陣俱樂部》，目前只有四部藍光電影跨過500萬張的門檻。它們分別是《Frozen 冰雪奇緣》、《Avatar 阿凡達》、《Despicable Me 2 神偷奶爸2》和《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原力覺醒》。David Fincher導演備受好評的近作《Gone Girl 控制》藍光銷售量甚至連百萬都跨不過。

DVD的成敗都來自影迷難以滿足的求知慾。一開始影迷著迷於那些正片以外的花絮、訪談、刪減片段、導演講評，但2005年成立的YouTube網站取代了DVD供給了更多、更生猛、更即時而且免費的花絮影片，讓DVD看起來既過時又不划算，即便容量加大數倍的藍光都無力可回天。

壓垮DVD的最後一根稻草是2007年從錄影帶出租轉向線上串流的Netflix。2017年底為止該公司已經有1.18億用戶，創造117億美元年營收，市值也突破1300億美元。就像音樂串流服務Spotify一樣，Netflix預告的是DVD這個所有權革命的終點站。喜新厭舊的消費者已經陸續到站下車，把他們對「擁有」的愛轉移到了「隨選隨看」的自由。

電視、戲院、DVD多年的糾纏爭戰，最後讓他們投降的大魔王全是「網路」。網路不只清空了大家的CD櫃，連DVD櫃也一併騰空。根據Digital Entertainment Group發佈的2017年美國市場統計數據：線上串流訂閱制產值95.5億，DVD和藍光加總起來已經只剩下4.5億美元，而且還在以每年近20%的速度萎縮中。

不用等到《鬥陣俱樂部》中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攻擊，二十年後這場光碟片消費狂熱已經就地自爆，人去樓空。而DVD就像任務完結的老牛仔一樣，正搖搖晃晃地騎著馬邁向銀幕遠方的夕陽。The End.

#電影冷知識by葉郎

本文原載於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517-culture-dvdstories/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