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撤銷權舉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好過日podcast特別節目：黃捷罷免案大解析】

■ 何時投票？
2/6（週六）0800-1600

■ 何處投票？
鳳山區228個投票所，可投票人數逾29萬。

■ 誰倡議與支持罷免？
主要分為 #統派勢力 以及 #韓國瑜勢力，前者包含黃復興黨部黨代表、自稱「中華天朝」的極統派團體等；後者包含罷韓期間利用市府機器打壓罷韓的韓市府前民政局長曹桓榮、前新聞局長鄭照新等人。

■ 罷免理由？
1. 翻白眼：讓韓國瑜跳針「高雄發大財」的醜態畢露。
2.擦口紅：韓粉覺得沒禮貌。（但是沒有比中國黨參加喪禮的阿桑紅，也沒有拍照打卡比讚）
3.推動性平：反同方會不爽。
4.聲援港人：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1條，觸怒「中華天朝」皇帝習大大。

■ 誰才應該被罷免？

黃捷議員為高督盟評鑑「#連續三屆問政優質議員」，中國國民黨無任何一人有同等表現，反倒被列入「#待觀察名單」的劣質議員不少，簡單舉例（不只這幾人）如下：

【李眉蓁議員】（中國黨）
競選高雄市長補選時，遭媒體踢爆中山大學碩士論文涉抄襲，但在面對媒體訪問時卻選擇避而不答；之後經中山大學認定抄襲成立，並正式公告撤銷李眉蓁學位，但李眉蓁議員卻批評中山大學政治追殺她。

【黃紹庭議員】（中國黨）
本屆第1、3會期因疏於問政而被高督盟列入「待觀察名單」。本屆第 1會期議員評鑑--- 2、3讀預算審查發言 0 次，法案審查發言 0 次，提案 0 件。第3會期法案審查發言 0 次，委員會發言 0 次，提案 0 次，部門（業務）質詢3次。

【劉德林議員】（中國黨）
2019年10月市長韓國瑜落跑未出席總預算案交付審查，引發藍綠議員激烈推擠衝突，劉德林涉以左手從林宛蓉議員背後推擠，造成她摔下導致腦震盪等傷勢，依傷害罪起訴劉。

【蔡金晏議員】（中國黨）
中國國民黨高雄市議員蔡金晏公開受訪時，誣指時任秘書處長的陳瓊華「請回教徒吃豬肉」，陳瓊華不滿自提告訴，高雄地院判蔡金晏 25 天，得易科罰金。

【賴文德議員】（中國黨）
連續2個會期因嚴重疏於問政而被列入「待觀察名單」。因曾任桃源區公所主祕任內，涉嫌向工程廠商索賄，於2019 年 7 月 12 日下午遭橋頭地方法院裁定聲押(目前本案未結)
因而無法履行職務，在議會開會期間，法案審查 0 次，委員會發言 0 次，提案 0 次。

如果黃捷的問政表現應該被罷免，則所有中國黨議員都應該被罷免。

■ 我們的建議：
請鳳山區有投票權的市民站出來，2月6號，投下「不同意罷免」！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國民黨團嚴審2兆總預算 為民把關 為所當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高達2兆1615億元，國民黨團今(25)上午召開記者會，說明整體公務總預算在野黨提出統刪新台幣255億元，列舉統刪科目包括：包括通案減列委辦費5%、大陸地區旅費40%、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5%、房屋建築養護費5%、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5%、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軍事裝備及設施3%、政令宣導費20%、設備及投資6%、對國內團體捐助與政府機關間補助5%、對地方政府補助5%、一般事務費刪5%。國民黨團為人民看緊荷包，監督行政部門預算，凍刪減預算是手段，要求行政部門做好相關工作，民進黨過去在野時亦是如此。國民黨團呼籲民進黨請克制網軍攻擊在野黨，監督政府是立法委員的天職，請綠委莫自降為行政院的立法局橡皮圖章，好好為民眾看緊荷包。

總召林為洲表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經過朝野協商之後，統刪225億元是歷年來最高，根據《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委員可以刪減預算，不得增加預算，身為最大在野黨，有義務為民眾看緊荷包，這也是身為立法委員的天職。林為洲指出，執政黨基本上不會刪減行政部門預算，民進黨68位立法委員，只提出49案，其中包括10案撤回委員會決議案，超過一半的綠委完全沒有提案，倒是針對國民黨所提出的凍結或刪減案頻頻發動網軍攻擊，令人匪夷所思，不看緊人民荷包也就算了，還自降為行政院的立法局橡皮圖章，反過頭來「監督」國民黨委員提案內容。

林為洲表示，國民黨團統刪的255億元中，羅列了12個項目，凍結或刪減提案內容，包括了國內外疫情嚴峻當下，部會還在編列來台觀光業務調查、出國旅費等項目；內政部數位身分證(eID)換發已經暫緩，卻還在編列8.74億元換發經費；司法院的「石木欽案」到現在還調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司法威信已經蕩然無存，現在還要編列1.2億元的「國民參審制宣傳預算」做大內宣。林為洲指出，國民黨團所羅列出的凍結刪減案都是經過通盤考量，有無必要性、正當性、執行力不佳的預算項目，總共可以幫國家省下255億元，可以提供在防疫需求上，包括疫苗購買、振興紓困等等，等同於幫國家預留255億元準備抗疫準備。林為洲表示，統刪255億元同時，國民黨團也提出主決議，在統刪255億元之後，今年不得調漲勞保費用，精準用在民眾身上，讓人民真正有感。

書記長林奕華表示，國民黨團凍結或刪減行政部門預算秉持著5大原則：拒絕萊豬侵台、嚴懲萊豬隊友、捍衛言論自由、杜絕網軍亂象還有減少浮濫浪費。相對於民進黨在野時對總預算刪除項目與幅度的力道之狠，國民黨團已經算是相當溫和，民進黨在野時間也不短，非常明白審查預算的時候，在野黨一定會透過提出預算案來凸顯訴求。例如過去民進黨在野時也曾對外交部的一般事務費、工作維持費建議都曾提出3分之1、3分之2予以凍結；駐美代表駐刪減2億4000多萬元；駐外單位國慶酒會刪減1000多萬元預算等，甚至要求全數刪減、全數凍結。

林奕華指出，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面對預算審查不提案，反過來監督國民黨的提案，甚至選擇性忘記自己在野時是怎麼提案的。林奕華進一步指出，民進黨團68席立委的提案數量總共49案，其中主決議就佔28案、凍結案11案、撤銷委員會決議案10案、刪減案0案，2兆1615億元這麼大規模的預算數，民進黨刪減數是0案。林奕華質疑，就算是執政黨委員，難道就不需要幫民眾看緊荷包嗎？不監督行政院也就罷了，還當行政院的打手，在野黨提出預算凍結或刪減案，目的在於表達在野黨的立場，要求行政單位正視，並與委員們進行相關溝通，之後也不一定會刪減或凍結到預算，民進黨卻利用民眾對預算審查的不瞭解，發動網軍攻擊在野黨，這樣的心態真的非常不可取。

藍委陳玉珍表示，這次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搞不清楚綠委們是不知道怎樣監督政府？還是存心放水？抑或是又犯了雙標的症頭？陳玉珍舉例，資深綠委管碧玲針對駐印度代表處因為教育部駐外人員不足，希望教育部能夠重視這個問題，儘速補足人員，提出凍結教育部5千萬元預算，補足人員後始可動用。陳玉珍指出，管碧玲作法就是立法委員最常見的手段，要求行政部門必須重視，國民黨團無論提出凍結海軍伙食預算、防檢局執行預算，其目的、手段其實跟管碧玲相同，對外界批評國民黨的綠委、網軍，是不是也該譴責綠委管碧玲呢？請民進黨不要再雙標了！

藍委翁重鈞表示，民進黨利用媒體羞辱國民黨立委提案的做法，相當不以為然，如果身為立法委員連凍結刪減預算都會被羞辱，那乾脆就不要立法委員。翁重鈞指出，在疫情嚴峻的當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國民黨團經過多方考量之下，提出相對通融的凍結刪減項目，預算審查照理應該是在「款、項、目、節」下逐筆審查，經過朝野協商後的通刪預算，雖不滿意，但也會接受。翁重鈞表示，國民黨團審查預算原則，是根據預算的政策性、合法性、適法性、績效性和執行率，是否有包裹在其他預算項目中濫編，這是作為中央民意代表必須嚴格為人民的荷包把關，不容綠委、網軍羞辱。

副書記長葉毓蘭表示，國民黨團凍結勞動部長許銘春機關首長特別費、國發會績效管理業務預算，目的在於去年爆發勞動基金炒股弊案，勞動部、國發會未能針對弊案提出檢討報告、改善精進計畫，相較於蔡內閣動輒砍掉軍公教勞退的「效率」，國民黨團要求相關單位提出檢討報告後解凍相關預算，何錯之有？

歡迎收看范琪斐的寰宇漫遊，今天的琪斐大放送我們要來談談，美國自由派大法官RBG病逝，會掀起政治風暴嗎？大家好，我是范琪斐。上個週末我想趁著美國大選前，週末還能休息，就到屏東去玩了一趟，結果就收到這個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18日因為胰臟癌併發症過世，享壽87歲。

RBG是媒體給美國大法官金斯伯格取的外號，台灣觀眾對她可能比較陌生，但知道她的人，我相信不少都是透過電影認識她的，這兩年剛好有兩部片以RBG為原型，一部是紀錄片《RBG不恐龍大法官》，另一部是《法律女王》，我自己非常喜歡，而且RBG一直都是美國大法官裡我最欣賞的一位。但RBG的逝世，不單只是美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明星大法官，還有可能撼動美國總統大選，甚至牽動整個世界的局勢！真的那麼嚴重嗎？我們就先來看看RBG這位法官是什麼來頭，她到底有多「不恐龍」。

RBG出生於1933年的紐約布魯克林區，1956年進入哈佛法學院，是當屆500個學生中，僅有的9名女學生之一，她的表現一直都非常亮眼，是歷史上第一位通過激烈同儕競爭、擔任哈佛知名法學研究期刊《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編輯的女性。不是我要一直強調女性就多了不起，實在是因為美國雖然1920年代就讓女性獲得投票權，但當時的社會氛圍依然是覺得，女生就是男人的附屬品，應該畢業後就找個男人嫁了，乖乖待在家相夫教子，1970年代時候的總統尼克森，甚至認為女人不該受教育。

就是這樣的社會氛圍，RBG當時在公務員考試中拿到高分，最後卻只能找到打字員的工作，還因為懷孕而丟了飯碗，後來她懷二寶的時候就學聰明了，故意穿得很寬鬆，這才成功保住教職工作。而且就算RBG成績那麼優異，還獲得哈佛法學院院長強力推薦，當時的一位大法官依舊斷然拒絕她的實習機會，只因為她出生就「不帶把」。或許就是因為自己處處遭到性別歧視的經歷，讓她幾十年來致力於推動性別平權。

1980年，RBG被指派為聯邦上訴法院法官；1993年獲得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並且獲得高票通過，是美國史上第2位女性大法官。這樣聽起來好像沒什麼，但其實截至2018年10月，美國歷史上一共誕生114位大法官，女性竟然只有4位，而且其中兩位還是歐巴馬時代任命的。她在任期間最被津津樂道的，就是「維吉尼亞軍校案」。1839年創校以來，從來不招收女學生的維吉尼亞軍校，被想就讀的女學生一狀告上法院，校方後來因為外界壓力，在校外設立「女子學院」，但最後還是被RBG判違憲，因為設女校就跟種族隔離措施沒兩樣，此案成為了美國女性平權的重要一步。

這位老太太雖然生活傳統，但思想開明，在兩性同工同酬、女性墮胎權、同志議題上，都秉持平等自由。左派傾向加上不斷衝撞體制，讓她成為高院的「頑固反對派」，2016年甚至曾經公然砲轟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川普，結果讓她人氣爆衝，瘋狂圈粉，有粉絲就以饒舌歌手「The Notorious B.I.G」為靈感，幫她取暱稱叫「The Notorious R.B.G」也就是「聲名狼藉的RBG」。有多少大法官可以被拿去比饒舌歌手？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RBG很受年輕人歡迎，曾被診斷出罹患大腸癌、肺癌、胰腺癌，但她一直不願意向病魔低頭，80幾歲的老太太還可以上健身房、舉啞鈴、做伏地挺身，她能做的可能比我還多啊!她去世前幾天還跟孫女說，希望能撐到川普下台，可惜最後未能如願，在選前不到七週過世了。不過她的離開跟川貴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其實美國的大法官任命，比宮鬥劇還精彩啊！

我們先解釋一下，根據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同意而任命，一旦任命就是終身職，除非是去世、辭職、自願退休，或是遭到彈劾，才會被撤銷職務，所以新任命的大法官很可能一當就是二三十年，目前平均任期是16年。因為流動性不高，有的美國總統在位期間都不見得有機會任命一位大法官，結果川普就職以來已經任命了兩位，現在又出現第三個難得的機會。

大家可想而知，川普當然會任命「自己人」，也就是理念跟他相近的保守右派，目前高院的保守派佔據了9席中的5席，已經使得高院略為右傾，如果再找一名保守派法官，就會變成6比3，恐怕讓高院變成一個深度保守的機構，美國未來幾十年，無論政治、司法或文化，都會受到影響。先不談那麼遠，拿美國總統大選來說好了，2000年美國大選發生選票爭議，最後就是交由最高法院判決，才讓小布希勝選，所以有些選民就很不服氣啊，認為是當時保守派法官佔多數，才被小布希撈到一個總統寶座。那最近川貴人不是一直在吵郵寄選票會造成選舉不公嗎？萬一到時候出現爭議、開不出票、選不出總統，最後交由裡面多數是川普人馬的高院裁定，後續情況大家可想而知，球員兼裁判，人民服不服呢？

目前還不清楚提名程序會跑多久，但過去通常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來處理。民主黨主張等到大選結束，新總統上任後，再審查提名案，不過把持參議院的共和黨，已經講得很清楚，說「會儘速安排投票事宜」很明顯是打算趕在選前，趁川普還在任的時候闖關，鞏固保守派的優勢。其實四年前就有類似的情況，當時一名大法官過世，前總統歐巴馬想要提名，結果被共和黨杯葛程序，故意弄掉歐巴馬的人選，等川普上台後，才讓川普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不過這次共和黨強調，今年和四年前情況不同喔，他們說當年民主黨當總統，共和黨控制參議院，不適合在總統選舉年填補空缺，但是今年同一黨派同時掌管白宮和參院，就可以提名喔～好啦好啦！都是你在講！

雙標的這麼明顯，但我就不罵了，因為今天是我，我也這樣搞。川普已經表示，將會提名一位女性來繼任，而且預計在RBG告別式的隔天，也就是本週五或週六（9/25-26）公布人選，「以示尊重」。先前傳出華府內有人擔心，RBG還沒入土為安就急著公布繼任人選，恐怕被民主黨拿來作文章，現在初步時間表出爐，看來川普多等一天，已經是他對RBG最大的尊重了，不過這我也不罵，因為是我，我也這樣搞。如果民主黨想要把整個提名程序延到大選後，最少要讓4名共和黨參議員跑票才行，目前已經有幾位共和黨人表態倒戈，不支持川普選前提名。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關我們什麼事啊？美國那麼遠，我幹嘛一定要知道他們家高院長怎樣？雖然川貴人把全球政局搞到「併軌」，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目前仍是自由世界的領頭羊，各方面都是其它國家的榜樣。就司法方面來看，台灣如果想要取經，很大程度會參考美國高院的判決。透過司法學習比較，美國會把他們的價值觀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如果美國高院組成保守，將對全球司法產生深遠影響，進一步影響到各國的文化與社會風氣。

舉例來說，許多國家一直到近年才好不容易在人權、女權、同婚方面取得進展，例如我們台灣，美國老大哥萬一態度轉趨保守，恐怕會讓全世界跟著開倒車，大法官選誰難道不重要嗎？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惡名昭彰的RBG
#美高院恐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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