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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記者節快樂

我從小熱愛剪報，書報刊物類的東西在家裏被我堆得滿坑滿谷，政治新聞是大宗，但最稀奇古怪的主題像是「魚肉好呷無？」這則怪談，還有鄧麗君氣喘的死訊，也佔了剪貼簿好大篇幅。我還熱衷模仿電視臺記者連線，對著空氣說「好的、好的、是的主播」，或是複製雅琴姐從camera 1跳camera 2的頓點節奏，不過我小時候最喜歡看方念華方老師播新聞。

國中是校刊小記者；高中是校刊社主編，做了一本《內高青年6：食衣祝行（型）》，被指導老師電爆，她以為我要做美食介紹＋時尚穿搭那種潮流（虛華）雜誌，但其實我是在紀錄有人味的故事。

像是「食」，是去訪問學校附近最忙碌、人潮最多的早餐店老闆、老闆娘的創業故事。大家每天匆匆忙忙點火腿蛋、燻雞堡配冰紅，拿了就走，沒有時間（可能也沒有興趣）好好跟他們聊天，但仔細想想，老闆、老闆娘其實「比家人還家人」，高中三年的早餐都出自他們的雙手，回想起來就覺得很溫馨。

「行（型）」，是去採訪學校附近的火車站站務人員，和一間以高中生為消費主力的髮廊髮型師，他們的工作甘苦談。這兩份職業和高中生息息相關，一個是決定上學會不會遲到，另一個則是「自信的來源」。印象中，當年還有基本的髮禁，如何在髮禁中展現帥氣和美感，凸顯髮型師是多麼重要的角色。

不論是早餐店老闆、老闆娘、火車站站務人員還是髮型師，都是我們生活中頻繁接觸的人，也許接觸久了，習慣有他們的存在，但他們不單單只是提供服務的「工具人」，而是有感情、有故事的朋友。

我還記得高中時，超愛去書局翻免錢雜誌，拿出自己的筆記本，看到喜歡的版型就畫下來（當時照相手機不流行）；高二暑假去參加政大新聞營，結果我只對後山的「夜教」留下深刻印象，因為真的超恐怖，草叢中被拉腳踝、山路上有逼真的女鬼，那一年還驚動員警關切，於是我就暗自決定要來拼一下政大新聞（？）。

高三學測成績出來後，有資格到政大新聞面試，依稀記得是馮建三教授、彭芸教授和翁秀琪教授擔任面試官，他們那時候問我最喜歡看什麼雜誌，我答「新新聞」。雖然相談甚歡，但筆試成績太慘，看到題目我就知道自己是來陪榜的，自此和指南山無緣。

大學唸歷史，也不忘對新聞的興趣，去輔修新聞系，當時系主任是張文強教授，師母是詹慶齡。有一回是師母授課，我根本是抱著「追星」的心情乖乖坐著聽她說話，只差沒拿出螢光棒。

出了社會後，在ETtoday和中國時報跑新聞，那幾年的臺灣好熱鬧，服貿協議闖關、太陽花運動、林義雄絕食、張志軍來臺、臺北市長大選、民進黨主席改選、小英訪美、總統大選，我總是精力充沛地衝來衝去，想看更多、學更多，這個過程中也得到很多前輩的指導，修正我跑新聞的態度和稿子的完整度。

不管是媒體工作還是政治工作，總是令人廢寢忘食，所以，今天除了祝福還在線上的媒體朋友記者節快樂，還是老話一句，身體健康要顧好、別忘了另一半總是cover你忙碌的生活節奏⋯。

未央宮殿名大揭秘 | 生活知史

西漢初年，劉邦平定天下後蕭何就極力建議建造一個豪華的宮殿。劉邦本來是相當反對的，因為秦代就是因為大興土木而失民心。但蕭何覺得建宮殿不但是立威，而且一次到位，建得盡可能豪華不也省卻了後代的麻煩嗎？於是在蕭何的主持下，未央宮正式開建。此後二百多年，西漢皇帝都居住在這裏，成為漢帝國政令中心。「未央」一詞就是源自，《詩經·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這首詩是描述宮廷早朝的景象，表現君王勤於政事。

前殿是未央宮最重要的建築，居全宮的正中，其它重要建築圍繞它的四周，凡皇帝登基，朝國群臣，皇家婚、喪大典大禮等均在此殿舉行。而前殿內有一處相當重要的建築，居於整個前殿最高處，那就是宣室殿。「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宣室殿是皇帝辦公的地方，是國家討論軍政大事的地方，更是整個皇宮最高的地方。而大家熟悉的椒房殿就是在前殿北側，這裡就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因其宮殿牆壁以花椒和泥塗抹，這樣既能讓室內有溫暖感覺，又可以使殿內中芳香襲人。以上所說的兩處，是整個皇室中最重要的兩處地方，也即所謂的「前朝後寢」。皇室主要的工作區和生活區就在這兩處

但未央宮內還有其他輔助皇室工作的地方，例如在未央宮的北側有中國最早的國家圖書館——天祿閣。這座圖書館全名為「天祿麒麟閣」，本來的作用是主要存放來自秦國宮廷所獲文史、典籍之所，後來逐步擴展成皇家圖書館。天祿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神獸，雖然具體形象仍待考究，但相信是頭上長角、獅身有翼的神獸。但未央宮內真正的圖書館確實在天祿閣正西方向的石渠閣，石渠閣因閣下建有石渠以導水而得名。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令諸儒於此講授五經，石渠閣成為了學術中心。

其實未央宮內有不少殿的名稱也是相當優雅的，例如后宮的殿名往往用花木命名，如蘭林、披香、椒風、蕙草、茞若；也有不少使用古代神獸命名的，如麒麟殿、朱鳥殿、金馬殿、白虎殿等等。要知道未央宮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皇宮建築，邊長為2150-2250米，總面積5平方公里，比紫禁城還要大上七倍。不過，經過西漢末年的戰亂，未央宮曾經被焚毀，後來的歷代皇帝也多加改建，已經頗難考證各個殿的實際作用。但是從漢代文人留下的描述中，未央宮的富麗堂皇確實彰顯出西漢盛世的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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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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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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